清代“小學老師”的日常

孔勇

清代的塾師，大多扮演著啟蒙導師的角色。他們教育孩童一些基本的知識和禮儀，但本質上還是延續了中國古人對培養“士”的一貫追求。

清代老師的朋友圈中，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家有半斗糧，不當孩子王?！焙⒆油?，就是小學老師。這話聽著有點露骨，即一個人但凡能吃上飯，就別去當教書先生。這就讓人納悶兒了，清代小學老師的日常是啥樣呢？

工資福利有點尷尬

中國古代的老師，根據學生受教育的不同程度而有相應的稱呼。比如，啟蒙老師叫做蒙師，傳授經學的老師稱為經師，科舉制確立以后還有舉業師。

在清代，蒙師通常便是指塾師。按照當時的學塾制度，小孩到了一定年齡（4到7歲），便要送去接受教育。條件較好的家庭，請教書先生到家中來教育本族子弟，此為家塾；條件一般者，把孩子送到有錢人出資開辦的學校中，此為義塾；還有一種是教書先生籌資辦校，學生自費前往學習，便是私塾。這些學塾的教書先生，統稱塾師，可以理解為今天的小學老師。

盡管各方都很肯定塾師的重要作用，但他們的工資福利實在有點尷尬。有人曾歸納，清代塾師的經濟來源主要有束修、膳食和節敬三項。束修，便是工資，又是三者之中的最主要一項。即便如此，塾師的工資卻并不怎么高?？滴鯐r期，徽州府婺源縣慶源村的塾師詹元祥，就在日記中記載過自己的年收入：1700年為1兩6錢，1701年為4錢5分，1702年為2錢，1703年為1兩7錢，1704年為8錢，1705年為1兩9錢7分。最高的時候還不到2兩，何況個別年份還有跌落。有些發達地區塾師的待遇要好一些。比如，光緒初年蘇州彭氏家塾發給老師的工資是每月六千文銅錢，約合4到6兩白銀。

義塾老師可以“吃轉飯”

除了工資，膳食也是塾師的一項重要經濟來源。有的家庭在聘請塾師時，會特別說明可以管吃管住，或者提供一日兩餐不管住?？傊?，只要能夠管飯，就會顯得誠心實意，條件優厚。還有的家庭，雖然不提供膳食，但可以折算成銀兩，變成工資的一部分發放。

而在義塾中任教的老師，就沒有這么好的條件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是，義塾的老師可以輪流到學校附近的學生家吃飯，時人稱為“吃轉飯”，有點吃百家飯的感覺。而且，伙食質量普遍不差。據記載，農民平常不易吃肉，但給老師做飯送飯時，每頓必有肉有魚有菜。菜是自己種的，魚到河里捉，肉則到街上買。

對那些離家較遠的老師，大家還商定讓老師在各家輪流吃住，或者吃在這家，住在那家。無論什么方式，塾師的吃飯問題總能夠得到解決，也就節省了相當一部分開支。

節敬就是在幾個重要節日向老師送點銀兩，比如清明、端午、七夕、重陽，俗稱四節禮。有的地方，還會加上夏至、冬至和中秋，湊成七節禮。節敬的數額多寡不一，從幾十文到幾千文，加起來基本不會超過全年的束修。當然，也免不了一些學塾實在囊中羞澀，基本工資之外沒有什么節敬，那塾師們也沒辦法，私下里面只能抱怨幾句“節禮包分文未見”。

單從收入上來說，塾師的生活無疑有些清苦。但在尊師重道的風氣下，塾師的尊嚴還是可以得到基本保障。

塾師各種苦

科舉體制下，讀書人的夢想是科考為官，出將入相。但現實很殘酷，能夠考中的人畢竟只是其中的少數，大部分讀書人還是回歸鄉里，謀得一職，聊以度日。當了塾師的人，更要承受這種心理落差。

蒲松齡就曾寫過四首打油詩，題為《塾師四苦》。每首開頭，都是“人言教書樂，我道教書苦”，可見確實比較苦。那么，怎么個苦法呢？歸結起來有：一是課時多，身體累?！扒宄勘憬虝?，口舌都干苦”?！伴_學不回家，清明到端午”。二是學堂破，硬件差?！佰犹脙扇g，東穿又西破。上漏并下濕，常在泥中坐”。三是住宿苦，難入睡?！半m有青麻帳，又被鼠穿破。夏間燈燼時，便受蚊蟲蠹”。四是食不精，飯難咽?！爸囡埐恢苋?，酒肴亦粗鹵。魚肉不周全，時常吃豆腐。非淡即是咸，有醬又沒醋”。

蒲松齡的描述，或許只是個別情況。尤其對照前面提到的各家輪流給塾師提供好吃好喝的情形，更能看到每個地方塾師的生活狀況真是千差萬別。但教學時間長、管理小孩費心力，則是各地區乃至從古至今小學老師的共通之苦。

愛崗敬業，教育有方

總體來說，清代的塾師是一批愛崗敬業、教育有方的群體。生活的苦悶、孩童的頑皮，并沒有影響他們盡職盡責地傳道授業。也正因為有了他們的啟蒙教育，才為這些小孩以后學習更高深的知識打下了基礎。而且，針對小孩多動愛玩的特點，塾師自有一套合理有效的管理和教學方式。

清代的黃六鴻，曾在《?；萑珪分杏涊d過塾師一天的教學流程。從早到晚，每一刻鐘都有規定的學習內容。每天早上小孩子來到學塾，先要背誦昨天學習過的知識。背完之后，才加一些新內容，爭取做到熟讀。早讀之后，留出時間吃早餐。吃過早餐，開始上午的課程，包括臨摹寫字、講解經書等。寫字的時候，要逐字仿寫。寫錯或寫得不工整，塾師都會拿筆勾掉，令其重寫，直到符合要求為止。塾師講經的時候，須先講大概意思，然后逐字講解，務必明白簡易，讓小孩胸中了然。下午的課程，先要背誦早上所學內容，然后學習作對子。等到次日上課時，第一步也是先將昨日所學知識溫習一遍，繼而學習新內容，這便是“溫故知新”。不僅如此，每過五日，塾師還要暫停教授新課程，讓學生背誦、默寫過去幾天的知識點。每隔十日，則要默寫過去十日的課程內容。

反復記憶的結果，便是學生能夠記住更多的知識，進而逐漸積累增多。而且，我們以往對學塾小孩“死記硬背”“不求甚解”的印象并不準確。靈活的教學方式，還表現在“因材施教”方面。清代嘉興姚氏的家塾，分為東塾和西塾，東塾的學生層次較高，西塾的學生層次較低。該學塾規定，十歲以內的孩童，或大于十歲但智力稍顯愚鈍的孩童，在西塾學習；等到讀書有所進步之后，則自動從西塾升入東塾。同樣道理，東塾的小孩如果讀書不夠努力，進步不大，那么就自動降到西塾。東塾和西塾的學習內容、師資力量都有所不同，正是針對兩邊不同程度的學生而專門配備。

清代的塾師，大多扮演著啟蒙導師的角色。他們教育孩童一些基本的知識和禮儀，雖然期待這些孩子當中能夠產生未來的國家棟梁，但本質上還是延續了中國古人對培養“士”的一貫追求。這里的“士”，更偏重于一個人在學術、道德上的成就。而他們的認真負責精神，也被以后中國的諸多幼初級教師代代延續和發揚。

摘編自《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