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數據包絡分析的城市化發展質量測度與評價

張宛琳 任天陽

?摘 要：“中部崛起”戰略已提出多年，中部六省抓住機遇、創新發展，但仍與全國其他省份和地區存在較大差距。本文以中部六省2012—2019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運用數據包絡分析對中部六省城市化發展質量進行測度與評價，結果表明，中部六省城市化發展質量整體呈下降趨勢。山西省在分年度和整體城市化發展質量測度中相對有效，處于第一梯隊;江西省和安徽省處于第二梯隊，湖南省、河南省和湖北省緊隨其后。

關鍵詞：數據包絡;城市化;發展質量評價;研究方法;對策

本文索引：張宛琳，任天陽.<標題>[J].商展經濟，2022（11）：-035.

中圖分類號：F299.27 文獻標識碼：A

我國中部地區文化底蘊深厚、資源豐富，承東啟西、連南接北，屬于古代中國歷史上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但隨著沿海城市經濟迅猛發展、東北振興實現新突破，中部地區作為全國市場的空間樞紐，綜合實力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掘。

自中部崛起戰略實施以來，中部六省積極響應號召、開拓進取，但仍面臨新形勢下城鎮化水平偏低、經濟結構不合理的局面，需要下更大功夫實施創新發展，更加積極主動實踐國家戰略。

城市化，也稱為城鎮化，是指國家或地區隨著生產力發展、產業結構調整，社會逐步由農業為主轉向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歷史過程。研究中部崛起戰略實施后，中部六省的城市化發展質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時對中部地區未來的發展戰略的調整乃至全國的經濟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1 文獻綜述

20世紀90年代起，就有學者或媒體對城市化展開理論研究。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速度加快，由城市化引發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國內學者針對城市化的研究更加多元化。本文通過對國內文獻的梳理，將從城市化作用機理和多因素研究兩方面展開。

部分學者以某一特定區域為研究對象，深入分析當地城市化作用機制。萬子曼和陳習瓊（2021）[1]運用灰色關聯度分析，對云南各城市2018年城鎮化水平進行分析評價，提出綠色工業化發展等建議;馬品（2021）[2]則從動態分析角度，對武漢市2006年、2010年和2014年城市化水平采用熵值法，并分五個層次進行測度，得出加大教育投入、調整產業結構等結論;姚瑩瑩等（2021）[3]以江蘇省14個地級市為例，從人口、社會、經濟和空間四個方面運用因子分析法構建指標體系，并進一步進行了全局和局部自相關分析，研究表明空間集聚性正在不斷加強;張赟和張榮天（2020）[4]選取2011—2017年甘肅省10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類分析法實證研究城市化水平，結果顯示蘭州發展處于領先地位，處于陜甘寧交會處的慶陽市發展較為落后。

以提高城市化水平為目的，跨領域研究的文章不在少數。徐婷（2019）[5]通過對全國31個省市2007—2016年的研究發現，財政分權促進了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并且北方地區比南方地區在提升效果方面更為顯著;李肅（2016）[6]從能源消費強度這個角度出發，全面分析城市化的作用機制，得出了城市化發展抑制了能源消費強度，而西部地區抑制效果更為突出的結論;張利萍等（2020）[7]以新疆烏魯木齊市為研究對象，運用多種模型實證分析城市化與旅游業之間的響應程度，提出二者之間存在單向關系，而且城市化發展水平對旅游業具有顯著的影響;王麗萍和何太蓉（2020）[8]從重慶市沙坪壩區入手，利用物理耦合模型分析城市化水平與生態環境質量之間的協調關系，指出二者呈波動上升趨勢，并從基本不協調向高級協調過渡。

通過梳理上述文獻發現，城市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城市經濟本身，逐步向跨領域、跨專業發展，結合當下社會熱點，如低生育率、生態環境質量等，研究更加細化和專業化;區域化研究城市化的文章不多，并且多以某個具體省市為例，帶有一定的局限性。針對中部六省城市化發展質量的研究，不僅符合國家戰略要求，還能補充中部地區相關方向的研究。因此，本文以“中部崛起”戰略的中部六省為研究對象，分析評價六省城市化發展質量，以期找出制約和限制城市化的因素，為中部省份政策制定和實施提供有益參考。

2 研究方法

對于城市化的測度，當前的研究方法大致分為兩類：（1）以數據統計軟件為依托，采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等方法衡量和評價城市化水平;（2）運用跨專業模型，如物理耦合模型等數學工具進行分析和評價。本文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法對中部六省2012—2019年城市化發展質量進行測度。

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簡稱DEA）方法是一種非參數有效性評價方法。此種方法適用于多投入多產出的目標決策單元的績效評價，而且不需要各個決策單元輸入與輸出之間的關聯關系，并且不要求必須統一決策單元的單位，不直接對數據進行綜合，無需任何權重假設，只需要最終采用極值的方法，運用相對效益作為總體上的衡量標準。

數據包絡分析有多種模型，本文采用最基本的模型進行測度與評價。

假設有n個決策單元（ j =1，2，3，…，n），每個決策單元p項投入（i=1，2，…，p），每個決策單元q項產出（r=1，2，…，q）。作為效率指標，表示第個決策單元多指標投入和多指標產出所取得的經濟效率。

其中是第決策單元的第項投入;是第決策單元的第項產出。

適當地選取權系數、，使得，建立評價第個決策單元相對有效性的模型。

設第個決策單元的投入向量和產出向量分別為：

在效率評價指標（k=1，2，…，n）的約束條件下，選擇一組最優權重系數和，使得達到最大值，構造優化模型：B216F225-7544-4ACC-A9CB-09939424259D

上述規劃模型是一個分式規劃，使用變化，轉化為一個等價的線性規劃模型。

3 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3.1 變量選取

基于本文測度城市化發展質量，參照國內大多數學者選取的標準，選取年末城鎮人口比重作為衡量城市化程度的指標;而且因城市化為研究目標和需要測度的最終指標，作為數據包絡分析的唯一產出指標。

數據包絡分析不考慮投入、產出指標個數，原則上種類和數量應做到越多越好。但由于本文產出指標唯一，投入指標不宜過多，故基于之前學者的研究，從經濟發展、創新投入和社會保障三個方面各選取兩個指標，共六個投入指標。城市化發展質量測度投入、產出具體指標如表1所示。

3.2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2—2019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及湖南中部六省數據為樣本，年鑒則為2013—2020年對應年鑒。鑒于中部崛起戰略推動、發展和實施階段過程時間較長，選取2012年國務院大力推動戰略實施這個契機和時間點，也能準確反映中部六省近十年的發展情況，同時也為了滿足研究方法對數據的一致性要求，故選擇2012年及以后的數據為樣本。本文中的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4 城市化質量測度與分析

4.1 時間序列測度

根據表1中的指標，利用數據包絡分析軟件DEAP2.1，分別測算2012—2019年中部六省城市化質量，數據結果和圖表趨勢分別如表2、圖1所示。

從我國地圖來看，中部六省地緣相接，由具體經濟數據可知，各省經濟發展水平相差不遠。但由圖1可以得知，六省城市化發展質量之間存在差距且差距較大。由于數據包絡分析得出的結果屬于相對效益的衡量指標，數值為1表明相對有效;數值小于1則說明不是最佳效率，而且數值越低效率越低。

以山西省為例，2012—2019年城市化發展質量相對其他省份來說是較高的。連續八年數值為1，相較于其他五個省份，山西省城市化發展質量相對有效，換句話說，山西省的城市化發展質量比中部其他省份要高。由于未曾納入其他省份，因此只能在中部六省范圍內進行相對比較和評價。

緊隨其后城市化發展質量處于第二梯隊的是安徽和江西。江西省在2012年、2013年城市化發展質量與山西一樣，處于相對有效階段;但在之后的六年比較中，總體呈逐年下降的趨勢，有拐點和上升階段，但相對來說下降趨勢占主導，在2019年達到最低。安徽省城市化發展質量同樣有明顯的下降趨勢，下降幅度相對來說更大一些，最低點僅為0.732。

湖南、河南和湖北處于城市化發展質量的第三梯隊，總體均呈下降態勢，而且拐點一致，均出現在2016年，之后有短暫上升，2018年整體出現下滑趨勢。相較于第二梯隊，三省下降幅度大，下降趨勢更加顯著，最低點為0.621。其中湖南和河南相對湖北來說，下降幅度趨于一致，但湖南省城市化發展質量要稍高一些;湖北省城市化發展質量相比其他省份下降快一些、幅度更大。

4.2 城市化質量整體測度

根據表1中的指標體系，對中部六省2012—2019年城市化發展質量進行整體測度，運用DEAP2.1軟件運行，得出綜合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2012—2019年中部六省城市化發展質量結果與分年度測度結果相差不大，江西省雖然在分年度質量比較中處于第二梯隊，但整體質量與山西省一樣，屬于六省中相對有效的;安徽省城市化發展質量比山西、江西二省略低，但仍處于相對較高水平;湖北、湖南和河南省仍處于較低水平，相對效率排名有所變化，湖北超過湖南與河南，但絕對值相差無幾，因此三省城市化發展質量有區別，但區別不大。

5 結論與對策

5.1 結論

5.1.1 人均主要經濟指標相對落后

在考察期內，河南省經濟總量先后邁上4萬億元、5萬億元兩個大臺階，經濟實力大幅提升。第三產業比重穩步提升，但第三產業多以中小型企業為主，資源依賴較為嚴重;同時工業企業呈現粗放式發展，結構零散，相關產業鏈鏈條沒有形成，導致第二產業發展質量不高。城鎮農村收入占比雖有所改善，但在中部六省排第五名。

5.1.2 城鎮化率偏低

在考察期內，河南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7.39%），而且在中部六省排名倒數第一。鄭州市從鄭東新區設立開始，城鎮化發展進入了快車道，城鎮化水平直線提升，達到了74.6%，居河南第一。但兩個戶籍人口千萬的大市南陽市和周口市城鎮化率均不足50%，嚴重拉低河南城鎮化率。城鎮化質量不高也是制約河南省城鎮化進程的因素之一。

5.1.3 創新支撐能力不足

高?？蒲辛α勘∪?，河南省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洼地，高水平大學數量少，目前僅有鄭州大學和河南大學兩所雙一流高校，鄭州大學一所“211”高校，這也導致河南本科一批上線率全國倒數第二。長期以來河南省高新技術制造業占比一直在低水平徘徊，企業創新活躍度明顯低于其他省份。創新能力排名靠后，據《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19》，河南創新能力排全國第15位，中部地區第4位。

5.2 對策建議

（1）提高收入水平，完善分配機制。牢牢抓住發展第一要務，圍繞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項目為王”，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抓好項目建設，促進經濟快速發展。聚焦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強化戰略性新興產業引領、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協同驅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完善再分配機制，合理調節過高收入，扎實推動共同富裕。

（2）突出中心帶動，推進新型城鎮化。搶抓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加快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發揮鄭州國家中心城市龍頭帶動作用，提升洛陽副中心城市地位。推動鄭州都市圈、洛陽都市圈高質量發展，加快鄭許、鄭新、鄭焦一體化步伐。深入推進百城建設提質工程和文明城市創建，完善公共服務和便民設施，強化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B216F225-7544-4ACC-A9CB-09939424259D

（3）堅持創新驅動，打造創新高地。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高地，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科教興省、人才強省戰略。大力支持鄭州大學、河南大學“雙一流”建設，確定一批重點高校重點學科并給予支持，力爭進入“雙一流”行列。加大財政支持，大力發展天使、風投、創投基金等，對創新企業實施稅收抵扣、稅收優惠等政策，引導、撬動社會資本投入。創優人才政策，深入實施“中原英才計劃”，打造一流人才政策體系，用好現有人才、培養青年人才、引進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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