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多重中介模型

李驍天　馬笑妮　金媛媛　陳岐岳　和立新　楊宇航

摘? ? 要：基于《京津冀城市居民休閑健身參與和需求研究報告》的調查數據，運用統計學方法，采用“KHB”模型從不同城市和不同社區類型的角度探討多重中介變量（體育設施、體育組織、體育活動）對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機制。研究發現：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公共體育服務（體育設施、體育組織、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產生了積極的正向影響。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受公共體育服務的影響不相同，總體來說，受體育設施的影響最大，受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的影響次之。北京市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與河北省樣本城市社區居民和天津市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均有顯著差異;北京市經適廉租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與其他3種類型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有顯著差異?；诖颂岢鼋ㄗh：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應進一步平衡不同類型社區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京津冀地區如果城市社區體育設施建設用地嚴重不足，應從建設體育設施轉向培育體育組織和舉辦體育活動;京津冀三地政府可發動街道、社區和體育組織共同治理公共體育服務。

關鍵詞：體育鍛煉時長;城市;社區;體育設施;體育組織;體育活動;中介效應

中圖分類號：G 806? ? ? ?   學科代碼：040301? ? ? ? ? ?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Residents’ Sports， Fitnes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Survey， statistical method and the KHB model were mainly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mediating variables - sports facilities， organizations， and activities - on residents’ physical exercise dur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resident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cities and community typ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ublic sports services （sports facilities，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sports activities） in urban communitie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uration of physical exercise. The physical exercise dur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different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affected differently by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general， it is most affected by sports facilities， followed by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sports activities. The physical exercise duration of Beijing community resident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ebei sample city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ianjin community resident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hysical exercise duration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affordable low rent area and the other three type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different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hould further balance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ies. If the construction land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facil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seriously insufficient， we should turn from building sports facilities to cultivating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holding sports activities. The government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can make use of streets， communities and sports organizations to jointly manage public sports services.

Keywords： exercise time; city; community; sports facility; sports organizations; sports activities; mediation effect

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出現的一部分城市居民的住房商品化，逐漸改變了這部分住房非單位分配制的城市居民鄰里的地緣關系，并且這部分城市居民戶口類型的同質化和所居住的社區建設的異質化增強[1];與此同時不同城市的公共體育服務和不同社區的公共體育服務也呈現出差異化發展的趨勢，由此導致了不同地區的居民體育參與率迥異。而在我國公共體育服務體系中，對居民體育參與影響較大的當屬群眾體育工作中的“三邊”工程。國家體育總局原局長劉鵬提出：要建設群眾身邊的體育設施、開展群眾身邊的體育活動、建設群眾身邊的體育社會組織（以下簡稱“公共體育服務”）[2]。有研究認為，體育鍛煉是一種個人選擇行為，有兩類影響因素：一類是客觀因素（社會地位、經濟狀況等）;另一類是個人主觀因素[3]。同時，人具有社會屬性，如果忽視城市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受城市與社區類型影響而產生的差異，分析得出的體育鍛煉影響因素可能有失偏頗，只能解釋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的部分原因，甚至會出現無法對結果進行合理解釋的窘境[4]。對此，一些學者[1，4-6]從不同視角對居民的體育鍛煉行為進行了探討，證實了體育鍛煉行為受社區和家庭的顯著影響，但是對公共體育服務影響城市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的路徑探究稍顯不足，目前仍未解決以下問題：一是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是否對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及其時長有影響;二是如果有影響，不同城市的不同社區中的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及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的影響是否有差異;三是上述兩個問題對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有什么影響。解決上述問題不僅能進一步增強城市社區居民體育參與相關理論的研究深度，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研究的內容體系，而且對公共體育服務資源供給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基于此，本文使用首都體育學院“京津冀體育健身休閑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的抽樣調查數據，嘗試從城市和社區兩個方面探討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因素，在分析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如何影響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基礎上，采用一般線性模型和“KHB”模型著重探討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的中介因素（體育設施、體育組織、體育活動）如何影響其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本文的創新點在于： 一是通過分析公共體育服務對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可間接地體現出公共體育服務對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居民體育鍛煉產生的作用，為進一步落實《“十四五”體育發展規劃》提供理論依據;二是從不同城市與社區類型兩個方面探討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機制，有助于更精準地查找到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中存在的問題。

1? ?理論基礎

1.1? 居民體育鍛煉與城市社區因素相關的研究

1）關于體育鍛煉的概念。有外國學者將體育鍛煉界定為：以運動項目、舞蹈或戶外活動為手段進行有規律的、連續的和積極的身體活動[7-9]。國內有些學者認為，體育鍛煉是個體通過各種身體練習手段，以發展運動能力、提高體質健康水平及促進身心健康為主要目的的身體活動[10-13]。根據以上國內外學者對體育鍛煉的定義，本文將體育鍛煉界定為：參加某一項體育運動或者參與某種以健身為目的的體育活動。

2）關于城市與社區的多種因素對居民體育鍛煉的影響。其中：有研究表明，城市居民體育參與受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社區類型等因素的影響[1，5，14-18]。公共服務理論、社會生態理論和城市規劃理論是這類研究的理論工具。有學者從城市休閑體育空間的構成角度分析居民的體育參與認為，其影響因素可分為物質空間環境因素和社會文化環境因素[19]。還有中國學者用社會分層理論分析了城市不同類型的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的差異，并且發現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的體育鍛煉存在差異[6]。也有學者提出，城市社區公共體育服務均等化會改善與增強其居民公共體育服務的可得性[20-21]。例如：在我國一些直轄市的老舊社區中，對于某些個人經濟收入不高的居民而言，公共體育服務均等化能彌補這些居民因個人經濟收入不高而不進行體育鍛煉的不足[20]。彭大松認為，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市民的體育鍛煉參與率較高;而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市民的體育鍛煉參與率較低[5]。此外，有學者提出，社區環境也是影響居民體育鍛煉的重要環境因素[17]，居住在新建社區和單位社區的家庭的體育鍛煉參與率高，而居住在城鄉接合部社區和老舊社區的家庭的體育鍛煉受到制約。城市近郊、城市遠郊及鄉村的社區環境對居住其中的家庭的體育鍛煉尚未產生影響[17]。上述研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從城市與社區的建成環境研究居民的體育鍛煉特點;另一類是依據經濟發展水平對某地區的社區居民進行分層，分析不同區域中的公共體育服務均等化、可得性和可達性問題，以此分析社區居民的體育參與差異[1]。有外國學者將地區因素和社區因素歸納為地域性供給因素，認為這些因素會使個人的體育參與在地區和社區層面產生差異[7]，增加社區體育設施供給會明顯提高居民的體育參與率[22]。城市因素和社區因素對居民體育鍛煉的影響可以歸結為是公共體育資源在不同地區的可獲得性對居民體育鍛煉的綜合影響。

上述文獻多數從城市社區環境的角度分析居民體育參與的影響因素，是本文進一步分析城市與社區類型因素影響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理論參考，也是本文選擇城市社區類型作為關鍵變量的重要原因。

1.2? 居民體育鍛煉與公共體育服務相關的研究

一座城市或一個社區的公共體育資源供給水平與種類會對該城市或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產生影響。外國學者對體育鍛煉的研究早于中國學者，例如：在布迪厄的社會分層理論、吉登斯的行動與結構論以及韋伯的社會行動論的影響下出現了較多有學術影響力的研究成果[23-25]。有學者認為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是影響居民體育鍛煉的宏觀因素[9，26]。還有學者從供給的角度提出，相比有較低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的居民來說，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的居民對休閑體育設施更具有可得性[27]，所以加大公共體育設施供給力度對不同年齡段的居民和不同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的居民的體育鍛煉有促進作用[28]。又有學者分析了體育設施的可得性、參與體育組織與體育鍛煉之間的關系后認為，體育設施的可得性會影響居民的使用滿意度和體育鍛煉參與頻率;體育設施的可得性比參與體育組織更能促進居民的體育參與[9]。特別是在個人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及區域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增加社區體育設施供給會明顯提高社區居民體育參與率[22]。有多位學者[20，29-30]一致認為： 一要建設好群眾性健身場地， 便于居民就近參加體育活動; 二要健全群眾性體育組織; 三要經常性地舉辦群眾性體育活動。這3個方面在群眾體育工作中也稱為“三邊”工程。綜上可見，城市公共體育服務和社區公共體育服務并非單獨對居民體育鍛煉產生影響，而是可能與其他因素共同影響城市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也可能是單獨通過其他因素對城市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產生影響。

2? ?研究假設

已有文獻缺乏對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的公共體育服務影響居民體育鍛煉的路徑的分析，關于城市社區中的多重變量（體育設施、體育組織、體育活動）對居民體育鍛煉的影響差異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文將城市和社區類型作為關鍵自變量，將居民體育鍛煉時長作為因變量，分析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受不同類型社區公共體育服務影響的差異。同時，從醫學社會學中的個體行為論和結構環境論的視角將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及體育活動作為中介變量。據此，提出以下假設：1）城市社區類型影響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2）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可能通過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及體育活動影響其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3）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及體育活動對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存在差異。

3? ?研究框架

群眾體育工作中的“三邊”工程涉及到城市和社區的公共體育資源供給，其中包括群眾身邊的體育設施、群眾身邊的體育組織、群眾身邊的體育活動（此為本文中的公共體育服務的內涵）。而公共體育服務如何影響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特別是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有何差異還有待進一步探討。同時，有學者也提出，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機制非常復雜，既有宏觀的社會經濟因素，也有微觀的個體因素[31]，但是城市社區類型對城市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往往被忽視[5，14]。因此，本文構建了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影響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理論框架，并以此分析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及體育活動作為中介因素對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機制。由此，從城市、社區類型、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維度建立分析框架，通過控制人口學特征變量（例如：年齡、性別等）評估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的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及體育活動影響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凈效應（如圖1所示）。

4? ?研究過程

4.1? 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首都體育學院“京津冀體育健身休閑發展協同創新中心”開展的京津冀城市居民體育健身休閑活動狀況調查統計報告（2018年更新公布）[32]。該報告顯示，主要向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部分城市共計35個城市社區的戶籍居民發放了關于體育健身休閑活動參與和健康方面的調查問卷①。其中：北京市發放問卷為1 300份，有效問卷為1 093份，有效率約為84%;天津市發放問卷為1 200份，有效問卷為1 013份，有效率約為84%;河北省發放問卷為1 400份，有效問卷為1 057份，有效率約為76%;有效問卷總量為3 163份，問卷總有效率約為81%。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為17歲以上的非集體戶籍居民，平均年齡為41歲。其中：男性約占47%，女性約占53%。調查對象中約有33%的人為河北省居民，約有32%的人為天津市居民，約有35%的人為北京市居民（見表1）。

4.2? 變量及其操作化定義

1）因變量。本研究中的因變量是體育鍛煉時長，指的是居民平均每天實際體育鍛煉時長。該變量為連續性變量，并且在調查問卷中有相關題項，指的是以8個大類體育項目中的83個具體體育項目進行鍛煉的時長。

2）自變量。核心自變量為城市、社區類型。城市是指京津冀地區的抽樣城市。城市作為本研究自變量的依據在于：一是有相當數量的文獻是關于城市的研究;二是本研究的調查數據來源于社區，社區的同質性是調查問卷設計時的考量點[33-35]。本文對城市社區的分類結合了已有文獻中的社區類型，同時根據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建設發展史、社區分布特點、調查對象居住社區的數量及研究需要，采用了中國綜合社會調查和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兩類調查問卷中的社區分類，將社區類型劃分為：舊城區與商品房社區（簡稱“舊商社區”）、城鄉接合部社區（簡稱“城鄉社區”）、經濟適用房社區與廉租房社區（簡稱“經適廉租區”）、單位社區[1， 36-40]。社區類型中的參照變量為舊商社區。同時，筆者將調查問卷中的“拒答”和“說不清楚”的住址歸為城鄉社區（例如：北京樓梓莊村居委會、萬子營村委會;河北大陽西街村委會、元臺子社區居委會;天津同義莊社區等）。

3）中介變量。中介變量為過去一年中是否使用過公共體育設施（簡稱“體育設施”）;過去一年中是否參加過體育組織（簡稱“體育組織”）;過去一年中是否參加過當地的群眾性體育活動（簡稱“體育活動”）?？刂谱兞繛樾詣e、受教育程度、年齡及年齡的平方[41]、婚姻狀況。

4.3? 統計方法

本文使用的統計方法主要有2種：1）運用一般線性回歸模型評估京津冀地區不同類型社區的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對樣本城市被調查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通過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2）運用 “KHB” 模型[42]判斷中介變量是否具有顯著性效應。該模型可以分析不同的中介變量在多大程度上并且是正向還是負向影響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關系，即對不同中介變量的影響效應顯著性以及產生正向或負向影響進行分析[42]。本文使用“KHB”模型分析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機制。將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作為中介變量，分析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的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及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是否有中介效應，同時比較3個中介變量產生的間接效應和直接效應的顯著性和影響方向。

5? ?研究結果

5.1? 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因素回歸分析結果

由表2可知，以女性居民為參照組，男性居民體育鍛煉時長從模型1至模型4顯著縮短，特別是加入中介變量后變化明顯?；橐鰻顩r對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不顯著，受教育程度的部分學段對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顯著。在模型2中，以河北省樣本城市居民為參照組，北京市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顯著延長，并且北京市居民體育鍛煉時長比河北省樣本城市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長。在模型3中，以舊商社區為參照組，經適廉租區居民和單位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均顯著延長，城鄉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有所縮短。經適廉租區居民和單位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均比舊商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長。從模型2和模型3可知，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樣本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存在顯著性差異，即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有影響，假設1成立。模型4以不參加體育組織的居民為參照組，參加體育組織的居民體育鍛煉時長顯著延長。以不參加體育活動的居民為參照組，參加體育活動的居民體育鍛煉時長顯著延長。以不使用體育設施的居民為參照組，使用體育設施的居民體育鍛煉時長顯著延長。模型4同時增加3個中介變量后，R2值明顯增大，城市、社區類型這兩個自變量的系數變化較大，說明中介變量分解了部分系數。模型4的R2值最大，說明該模型最優，“KHB”模型則在該模型的基礎上進行分析。

5.2? 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中介效應分析結果

中介效應分析結果顯示，城市和社區類型并不直接影響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而是通過中介變量影響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為了進一步驗證城市和社區類型通過中介變量（體育組織、體育活動、體育設施）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作用機制，本研究運用“KHB”模型對其中介效應進行分析。

1）不同城市之間的差異。由表3可知，北京市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與河北省樣本城市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存在顯著性差異;天津市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與河北省樣本城市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沒有顯著性差異。天津市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影響的總效應和間接效應均不顯著。而北京市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總效應值、直接效應值和間接效應值均為正數，并且北京市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影響的直接效應顯著時，間接效應也顯著，說明北京市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有正向影響。其中：北京市的體育設施對其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最大，北京市的其他公共體育服務對其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從大到小依次是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

2）不同類型社區之間的差異。由表3可知，除了城鄉社區公共體育服務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影響的總效應數值、直接效應數值和間接效應數值為負數以外，經適廉租區和單位社區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總效應數值、直接效應數值和間接效應數值均為正數，說明城鄉社區、經適廉租區和單位社區的體育設施、體育活動及體育組織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影響的直接效應顯著時，間接效應也顯著。城鄉社區居民、經適廉租區居民和單位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相對于舊商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有顯著差異。假設2成立，即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的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及體育活動對其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有影響。

3）中介變量影響的差異。由表3可知，城鄉社區、經適廉租區和單位社區的體育設施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均與舊商社區體育設施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有顯著差異。經適廉租區和單位社區的中介變量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影響的間接效應數值均為正數，說明經適廉租區和單位社區的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正向影響均與舊商社區有差異。城鄉社區的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影響的直接效應顯著時，間接效應占比為負數，但是效應值均為負數，說明城鄉社區的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反向影響與舊商社區有顯著差異。城鄉社區、經適廉租區和單位社區的體育組織、體育活動及體育設施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均與舊商社區有顯著差異，但是僅有城鄉社區的體育組織、體育活動及體育設施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較小。

綜上可知，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的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是有差異的。其中：北京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受體育設施的影響最大，其次依次是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在京津冀地區不同樣本城市的不同社區中，城鄉社區居民、經適廉租區居民和單位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受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及體育活動的影響均與舊商社區有顯著差異，但是城鄉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受體育組織、體育活動和體育設施的影響較小。經適廉租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受體育組織的間接影響與舊商社區有顯著差異，受體育活動和體育設施的間接影響與舊商社區有顯著差異。單位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受體育活動、體育設施及體育組織的間接影響與舊商社區均有顯著差異?；谝陨?，假設3成立。

6? ?討論與分析

6.1? 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

1）不同城市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經常進行體育鍛煉的人口占比、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體育組織數量和社會體育指導員人數均高于天津市和河北省樣本城市 （見表4），京津冀地區的所有街道（鄉鎮）、所有行政村和有條件的社區均建有全民健身路徑，初步建成了城市社區居民15 min健身圈。北京市的上述情況可能與北京市近10余年的體育生活化社區相關政策有關，室內外健身設施在北京市全市街道的覆蓋率達到了97.14%，健身設施在北京市社區的覆蓋率達到了97.28%，97.4%的街道建有體育組織，100%的街道定期舉辦全民健身運動會和家庭趣味運動會[43]。北京市體育局僅在2017年就開展了各類全民健身活動二萬三千余次，參與活動的居民達千萬人次[44]。從本研究中的模型3可知，天津市與河北省的差異不顯著，也就是說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差異主要原因是社區存在差異，而北京市與河北省樣本城市的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差異則在控制了相關變量（社區類型、體育組織、體育活動、體育設施）后仍然顯著。如前所述，僅有北京市的社區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及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有影響，影響力從大到小依次是體育設施、體育組織、體育活動，其余樣本城市的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及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均不顯著，說明京津冀地區城市群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對城市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有差異。從分析結果可知，北京市與其他樣本城市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水平的差距較大，這種差距也體現在公共體育資源配置的不平衡上[45]。由表4可知，京津冀三地的體育場地數量、體育組織數量及社會體育指導員人數的統計結果反映出這種不平衡的存在，這可能導致體育鍛煉時長受不同人口學特征變量的影響未體現出顯著性差異。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北京市的公共體育服務相關政策及《全民健身條例》的落實縮小了北京市社區居民由于個人的社會地位及收入水平差異而在公共體育服務獲得性上的差距，增強了北京市社區居民在公共體育服務上的可獲得性;另一方面，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的公共體育服務均等化的同時，又加劇了不同城市社區之間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不平衡，這從居民人口學特征因素對其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小于社區公共體育服務的影響可見一斑。

2）不同類型社區的公共體育服務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由表2和表3可知，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受社區類型的影響更大。首先，在社區體育設施影響居民體育鍛煉時長方面，以舊商社區體育設施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為參照，單位社區體育設施的影響最大，經適廉租區體育設施的影響次之，最后是城鄉社區。其次，在體育活動影響居民體育鍛煉時長方面，經適廉租區居民和單位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受體育活動的影響相較于受體育設施和體育組織的影響均較小，說明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舉辦的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較小。最后，在社區公共體育服務影響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方面，經適廉租區公共體育服務的影響大于城鄉社區，但是小于單位社區。以上說明，京津冀地區城市中的不同類型社區的公共體育服務是有差異的，而且這種差異也會體現在不同類型社區擁有的公共體育資源方面。有學者曾從交通便利性、社區公共體育服務等方面對不同類型社區進行了排序，依次是單位社區、新型綜合社區（商業社區）、傳統社區（老舊社區）、城鄉接合部社區[1， 37]，并且不同類型社區具有的公共體育服務資源也基本可以按照以上順序排序。其中：①單位社區始建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建設時間集中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單位社區建設以利于社區居民的工作、日常生活、學習和娛樂為目的[54]。單位社區中的體育設施能體現出單位對體育設施資源的配置情況，主要以滿足單位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需求為主，單位社區居民對體育設施的可得性和可達性是單位社區體育設施建設時的重要影響因素[55-56]。因此，單位社區無論在社區環境還是在體育資源方面總體上優于其他幾類社區。②京津冀地區城市商業性社區建設起步時間較晚，社區環境較好，但是普遍缺乏體育場地及設施[57]，經濟因素是這類社區建設和公共資源配置的核心影響因素，這就造成大部分商業性社區沒有修建體育場地及設施，以至于無法滿足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需求[58]。③京津冀地區的城市老舊社區（傳統社區）多數分布在中心城區，樓群規模相對較小、配套設施及公共空間相對不足，公共服務資源可得性和可達性不如單位社區[37]。④經適廉租區中多數是由政府建設的保障性住房，京津冀地區城市經適廉租區一般建在城鄉接合部。政府是經適廉租區中的保障性住房的主要監管部門，這類社區在落實公共體育服務相關政策方面優于舊商社區?？傊?，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受各樣本城市不同類型社區的公共體育服務的影響大于受居民人口學特征因素的影響。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受社區類型的影響較大。此外，在京津冀地區，城市和社區類型并非是分別單一地對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產生影響，而是多重因素共同影響居民體育鍛煉時長。

6.2? 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對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

分析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對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必須要將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嵌于城市社區中，因為這3個因素對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并非是相同的，對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程度也不相同。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體育設施對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最大，體育活動對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最小。其中：北京市的單位社區體育設施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最大;北京市的經適廉租區的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最大;北京市的城鄉社區的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最小。

本研究的模型分析結果顯示，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的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會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產生影響，但是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體育設施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大于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全民健身計劃（2011—2015年）》《全民健身計劃（2016—2020年）》對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國家體育總局分別于2011年和2016年相繼發布了《全民健身計劃（2011—2015年）》和《全民健身計劃（2016—2020年）》，北京市體育局、天津市體育局和河北省體育局由此也分別制定了地方性的“全民健身計劃”（以下簡稱“2011年全民健身計劃”“2016年全民健身計劃”），以此推動《全民健身計劃（2011—2015年）》和《全民健身計劃（2016—2020年）》的落實?！?011年全民健身計劃”對體育設施和體育組織均設定了建設目標，而“2016年全民健身計劃”中則重點突出了全民健身活動和體育健身組織建設。另一方面，在“三邊”工程實施過程中，有些要求的不同以及京津冀地區城市不同類型社區建設程度的不同，使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對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產生了差異，并且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體育設施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顯著大于體育活動和體育組織產生的影響[59-60]。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的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間接影響較大，說明京津冀地區經過多年落實“全民健身計劃”和“三邊”工程，在公共體育服務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即對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產生了顯著性影響，尤其是在體育設施建設方面的成效最為顯著。

本研究的中介模型分析結果還表明，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的體育設施、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大于人口學特征因素的影響。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等因素對其體育鍛煉時長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十三五”期間的公共體育服務均等化相關政策增強了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的公共體育服務可獲得性，故而弱化了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響的顯著性。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的基本公共體育服務均等化是當前我國“全民健身計劃”實施中的一個新趨勢，這也是我國城鎮化建設與社區建設共同產生作用的結果。我國城鎮化建設對不同人群的體育參與的影響并非是單一的，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居民體育鍛煉時長受人口學特征因素影響不顯著的原因是，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的基本公共體育服務的均等化使其居民的體育參與機會均等化，避免了不同人群在體育參與機會上的不均等。

7? ?結論與建議

7.1? 結論

1）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公共體育服務（中介變量——體育設施、體育組織、體育活動）對其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產生了積極的正向影響。

2）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的不同類型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受其身邊的公共體育服務的影響存在差異，總體來說，受體育設施的影響最大，受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的影響次之。

3）北京市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與河北省樣本城市社區居民和天津市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均有顯著差異;北京市經適廉租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與其他3種類型社區居民的體育鍛煉時長也有顯著差異。

7.2? 建議

7.2.1? 本研究的政策建議

1）未來制定政策時，應充分考慮上述情況，京津冀地區不同城市應進一步平衡不同類型社區公共體育服務的供給。這有利于激發社區居民的體育參與積極性和提高社區居民體育參與率。

2）京津冀地區如果城市社區體育設施建設用地嚴重不足，應及時調整公共體育服務相關政策，從建設體育設施轉向培育體育組織和舉辦體育活動。當前，京津冀地區有些常住人口密度較大的舊商社區和單位社區存在無地建設體育設施的窘境。因此，京津冀三地的體育局應針對以上社區加強組織市內區域性體育活動和培育社區體育組織的力度，激發更多社區居民進行體育鍛煉。

3）京津冀三地政府可發動街道、社區和體育組織共同參與公共體育服務治理，并且可以運用稅收減免等政策工具，通過市場機制激發企業參與公共體育服務的積極性，以進一步加大公共體育服務供給力度和提高供給效率。

7.2.2? 本研究的局限

本文運用了新方法，并有了新發現，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的宏觀變量較少、對城市的分類不細，這可能導致結論不夠全面。

本文中的公共體育資源并非客觀意義上的體育資源，而是通過對京津冀地區城市社區參加體育組織和體育活動以及使用體育設施的居民進行調查而間接評估的，但是居民是否使用體育設施不一定是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問題。例如：城市社區居民并非一定要選擇居住地附近的體育場地和體育設施，也可能在工作地附近或家中進行體育鍛煉，從這個角度而言，本研究的結論有局限性。對此，構建城市類型和社區類型層面的多重因素影響居民體育鍛煉時長的模型將是下一步探討的問題。

此外，本研究的調查區域選擇京津冀的原因是：在目前的區域性全民健身與體育休閑方面的大規模調查中，京津冀地區是唯一公開發布公共體育服務調查數據的地區，調查數據的局限性也可能導致研究結論存在局限性。因此，筆者倡導建立公開的和全國性的全民健身抽樣調查數據庫，向學者或研究者公布我國群眾體育抽樣調查數據。

（本文數據分析的stata dofile可以復現，歡迎通過電子郵件向第一作者咨詢與索要）

注釋：

① 問卷和調查抽樣說明可詳見參考文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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