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在政府采購影響創新績效路徑中的效應探究

岳淑萍 張銳

-摘要：本文對國際貿易在政府采購影響創新績效路徑中的效應進行研究，立足于高質量發展導向的大環境之中，基于相關統計標準選取政府采購、技術創新、國際貿易相關變量建立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以期厘清國際貿易因素在政府采購提升創新績效的路徑中施加的影響。結果顯示國際貿易中該路徑呈現出消極影響。此外，本文對如何控制消極因素在該路徑中的影響提出建議，對政府采購提升創新績效的研究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國際貿易;政府采購;創新績效;GPA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14.009

0引言

自2001年我國正式加入WTO以來，中國對外開放便開始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在2007年，中國正式宣布開啟加入WTO框架下的GPA（政府采購協定）談判，到目前也獲得了巨大的突破。加入GPA將深刻影響我國“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實施。

自1996-2000年6月，我國開展了政府采購制度的研究探索與試點初創，實踐證明政府采購有明顯的節支效果，這標志我國政府采購將由試點階段向全面推行階段過渡。隨著政府采購范圍和規模的不斷擴大、政策體制的逐步完善，我國政府采購的功能目標也從初期單一的以節支、重效和反腐為重點目標逐步向政策目標轉變，其重要功能目標之一便是支持企業的自主創新。

近年來，我國堅持從法律建設、程序改進等方向入手，不斷完善政府采購促進企業自主創新的體系，但是仍存在著諸如近些年政府采購實踐沒有很好地落實支持自主創新目標、對自主創新支持力度有限和法律制度不夠完善等問題，因此，加大政府采購影響創新績效路徑的研究變得更為重要和急迫。

基于上述背景與現狀，本研究對政府采購影響創新績效的路徑進行了研究，立足于高質量發展導向的大環境之中，基于文獻和相關統計標準選取政府采購、技術創新、國際貿易的相關變量，利用回歸模型對政府采購影響創新績效的路徑進行實證分析，以期厘清國際貿易相關因素在政府采購影響創新績效的路徑中施加的影響。本文成果將對政府采購提升創新績效的政策功能提供理論依據和現實意義。

1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1.1政府采購對創新績效的研究

在政策績效評價方面，艾冰（2008）、孫磊超（2014）和桂黃寶（2017）分別從灰色關聯模型、協整分析和空間計量評估的視角研究了政府采購促進科技創新的績效;在作用機理方面，Correia（2013）從低碳政府采購角度研究了政府采購促進企業科技創新的作用機理;在問題與建議研究方面，Uyarra（2014）、宋河發（2011）和郭寶（2014）分別從加強信息流通、確認產品認證標準和全過程監督的角度探討了政府采購在促進企業科技創新的路徑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改進建議。因此，基于上述文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1：政府采購對企業創新績效有正向效應。

1.2國際貿易在政府采購影響創新路徑中的效應

SwatiDhingra經研究發現貿易自由化對擴展產品創新的市場具有直接效益，貿易自由化可以提供給企業在國外市場進行銷售的機會。這表明企業可以增加每種產品的總數量和邊際產品的數量。因此，為進入國外市場的公司提供了一個激勵，以促進產品和工藝的創新;賈明琪（2014）和徐進亮（2016）分別從開放程度和貿易自由化角度對政府采購的創新效應做出實證研究。因此，基于上述文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2：國際貿易可以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假設H3：國際貿易可以促進政府采購。

假設H4：國際貿易對政府采購促進技術創新的路徑具有積極作用。

2研究設計

2.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在現有體制下，關于企業技術創新的詳細數據主要由政府部門掌握，一般不對外進行公布，可獲取的數據大多集中在宏觀層面，獲取微觀層面數據難度大。因此本文通過檢索《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獲取到2009-2018年10年的面板數據，并以此數據為基礎展開實證研究。

2.2變量定義與度量

為了更準確地探究國際貿易對政府采購影響技術創新路徑中的效應，本文遵循科學性和可行性的原則進行指標的選擇，并被已有研究證實了其合理性，并且，本文為保證研究的真實性和可操作性，收集了具有可獲得性的客觀數據為研究基礎，并且挑選出具有代表性的相關變量。

（1）被解釋變量：技術創新（INNO）。一般情況下，測度技術創新水平所采用的指標體系一般包括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等相關指標，但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有限，現有的相關研究中多用專利數這一單一指標來衡量技術創新水平。作為衡量技術創新水平和科技研發潛力的重要指標，創新產出能力因為具有可獲得性與評價的可靠性，許多研究都會把它當作被解釋變量。因此，本文選擇采用專利申請授權數來衡量技術創新水平。

（2）解釋變量。①政府采購水平（GP）。本文采用政府采購總額為指標來衡量政府采購水平。②國際貿易水平（IT）。本文采用高技術產品進出口總額為指標來衡量國際貿易水平。

（3）控制變量集。①研發人力資本投入（Hum）。本文采用當年R&D人員全時當量為指標來衡量研發人力資本投入。②研發物力投入（R&D）。本文采用當年R&D經費支出為指標來衡量研發物力資本投入。

本文涉及的變量如表1。

2.3模型設定

模型主要探究政府采購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以及國際貿易在政府采購影響企業技術創新路徑中的效應，用研發人力資本投入和研發物力資本投入作為控制變量，基于OLS方法構建計量模型。

INNOi=β1GPi+β2ITi+β3Humi+β4R&Di+β5GPiITi+εi

式中，INNOi表示第i年專利申請授權數;GPi表示第i年政府采購總額;ITi表示第i年高技術產品進出口總額;本文通過引入的交叉項GPiITi來考察國際貿易在政府采購影響技術創新路徑中的效應;Humi表示第i年R&D人員全時當量;R&Di表示第i年R&D經費支出;εi表示隨機擾動項。

3實證分析與結果

3.1回歸分析

通過模型可以發現政府采購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且通過檢驗，政府采購對企業創新績效有積極的影響，假設H1成立;高技術產品進出口總額與技術創新為正相關關系，且通過檢驗，因此假設H2成立;在皮爾遜相關系數中高技術產品進出口額與政府采購呈明顯的正相關性，因此假設H3成立;引入的交叉項與技術創新為負相關關系（=-2.105），國際貿易對政府采購影響技術創新路徑并不具有積極效應，因此假設H4不成立，當然，結果也可能受到樣本容量過小和特殊值的影響。

3.2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模型的穩健性，一方面改用穩健回歸方法，基于原有變量對模型進行檢驗;另一方面，將因變量創新產出的操作化指標替代為專利申請數，仍使用OLS方法對模型進行檢驗?？紤]到篇幅限制，本文不做詳細列示。結果顯示，穩健性檢驗的結果與原有回歸分析中的結果相符，模型穩健性高。

4結論與討論

4.1研究結論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可以得出結論：政府采購與國際貿易會對企業技術創新績效產生正效應;但同時國際貿易又會對政府采購影響技術創新績效的路徑中產生負效應，在政府采購促進技術創新的過程中形成一定的擠出效應。

4.2對策建議

4.2.1調整健全中國政府采購相關法律法規以及制度

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我國政府采購法律法規的建立與完善應盡快提上日程。首先看美國的政府采購法律制度體系：整個政府采購法律體系的基石是《聯邦采購法》，之后根據進一步實踐探究，圍繞其制訂了近4000部相關法規及細則，詳細規定了政府采購各個環節的操作流程及規范。韓國作為亞洲實施政府采購政策較早的國家，于1995年頒布了《政府作為采購合同一方當事人的法令》，這部法律也成為韓國政府采購法律體系的基本法，在此之后，為了進一步優化此法并適應動蕩的國內外形式，韓國政府相繼頒布了《政府合同法》《地方財政法》等。

綜合上述國家實踐經驗，政府采購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均以一基本法為核心，圍繞其制訂和細化相關條例和實施細則，以推進完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建設。因此，我國也應盡快完善政府采購法律法規及制度。

4.2.2產學研結合

中國應該參考美國《拜杜法》的做法，爭取以專利政策來驅動產、學、研進行緊密合作。在《拜杜法》生效之前，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給大學等研發機構的研究項目，遵循“誰出資、誰擁有”政策，政府不僅要收回所有與研發成果相關的權益（包括專利權），而且后續性的一切研發都只能采用非獨占許可的方式。這可能導致研發人員辛苦的研發成果必須免費與他人分享，而導致許多研發項目被擱置，打擊研發人員繼續進行科研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形成嚴重浪費。鑒此，中國應該改變目前由政府主導或者控制政府資助研發項目下專利權運用的局面，因為這在相當程度上會阻礙科研成果的商品化。

4.2.3提前建設中國—東盟自貿區3.0升級版

中國—東盟自貿區2.0升級版議定書于2016年7月1日已經正式生效，但各成員國之間的政府采購市場仍然沒有開放，雖然這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暫時保護中國國內產業的作用，但是中國企業同樣也會遭受被外國政府采購市場拒之門外的命運。為此，中國應該在加入GPA之前，率先在自貿區中開放彼此的政府采購市場，及早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3.0升級版。

4.3局限與下一步研究

由于樣本容量的局限，結論的得出有可能存在偶然性，因此在下一步研究中應擴大樣本容量、延長時間序列，對與國際貿易及政府采購對技術創新績效的影響進一步研究。

在本研究中，由于企業層面的數據難以獲得，因此只停留在宏觀層面，在下一步研究中，可以利用數據挖掘技術收集微觀層面、中觀層面的數據，進行深入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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