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視角下的現代城市問題

馮祉艾

摘要：南翔短篇小說集《伯爵貓》，通過調節文學與現實的審美關系來推動創作，加大了社會認知深度，透出一種學者或文人氣質，內中的非文化優越感和非訓誡說教方式，體現出知識分子的普適情懷和人文關切。小說多以生活小事觸發文學機杼，并能見微知著，揭示現代城市和人文情感的多個向度。就《伯爵貓》的文學表達來看，內在的很多因子，都隱約浮現出學者的態度、見識和關注重心，緣其在對社會問題的反思方面，更推重價值判斷，守住批判的立場，讓人的世界，也有萬靈萬物加入，凸顯了知識分子的善良與清趣。整體氣質，除溫暖柔和、深沉寬厚外，也有學者的剛直坦率與絕不敷衍。

關鍵詞：生態;多維;城市;學者;困境

一、萬物共生的觀照與反思

南翔小說對動物有著特別的關注，乃至于不少短篇直接以動物命名，如《珊瑚裸尾鼠》《烏鴉》《果蝠》等。以此三篇為例，雖然它們都以具體的動物貫穿整篇，但在表達的側重點上卻頗有不同，最終都指向關于萬物共生的生態反思?！笆篱g萬物”是一個宏大的命題，而“共生”則是相對帶著科學和哲學意味的考量，關乎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關乎自然命運與人類命運的羈絆與牽扯，其間包含未雨綢繆的憂患意識和積極思考的學者精神。

短篇小說《珊瑚裸尾鼠》在家庭關系的外殼之下，觸及了對瀕危和滅絕物種的關注與惋惜。事實上，其家庭情感的關系在觸及這一觀念時，已經不是簡單的父子、母子、夫妻之類的人與人的關系，而是上升到自然生態與人類便利之間的矛盾沖突。從讀者的角度來看，肖醫生和方設計師具有大多數環保主義者的普適共情能力，也不乏理想主義色彩。但這種理想主義在曹老師這類為人之妻的眼中，是可理解、可適當接受，但無法完全共情的。這與感性能力和濟世情懷無關，家務事會將人浸泡在生活世俗的柴米油鹽中，這些瑣碎又無法被量化價值的繁雜之事，如同生存必需的束縛把人禁錮在所謂世俗的反復輪回里。故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面對巨大的現實擠壓，理想主義的宣言多數只是無力的捶打，甚至是鼓吹，畢竟在瑣事之中，“人類便利”相比“萬物共生”，更能快速將人從煩瑣的生存苦海中予以短暫解脫。

因而，也便造就了肖醫生和曹老師婚姻問題的本質矛盾，亦是老生常談的、類似“科技是把雙刃劍”的兩方陣營的交鋒。雙方的博弈最終落點于反思，在完善的解決方法尚未出現之前，所有對理想、理念、理論的追求都稍顯無力。作者在《珊瑚裸尾鼠》的篇章中顯然還是傾向“萬物共生”這一和諧美好愿望的，在鋪陳矛盾的基礎上，給予“人類便利”以普世的理解，又賦予“萬物共生”以深刻的意義。在末尾完成相對而言稍顯無奈卻也算和諧的注腳，以肖曹之子的夢魘作結，為珊瑚裸尾鼠舉行的葬禮、“復活”的滅絕物種……不論是夢中所思，還是實際所為，皆是向著“萬物共生”目標前進的助推力道，細弱而具有魔幻主義色彩，樸直卻顯出對人類現實處境的深刻反觀與思考。其對自然生態損耗的深長惋嘆，其猶如夜暗時分星星之火的這類小說敘事，取態積極，底色斑駁。這樣的文學創作，足證其自身血脈就天然帶著濃重的理想主義成分，它觀照倫常、城市乃至萬物今昔，不避山林川澤，但也實錄槳聲燈影。洞察幽微，作家會從具象著手繪出隱于層閣之內的文化圖式，人和物以當下的面目出現，又對標歷史，通過不同的形象塑造，還原人事的變化邏輯，復現一種正在被逐漸消解破壞、棄置遺忘的時空景觀，像“一片灰白色的突兀的礁石”以及“海潮不斷涌動的灰白之上”的“點點深綠”，像“與天際一色，浩瀚而莊嚴”的“湛藍的大?！?，像“雪白一團的倉鼠”，像“體形龐大且不尋?！兄殴值?、隆起的鼻子和棕紅色的毛發”的“珊瑚裸尾鼠”。南翔目光所及，是“萬物共生”的現世觀照，也是更為寬闊的未來觀照。作為生態小說，南翔的這個作品，可以確認其“創造性”系于瀕危物種，但更重要的，還在于其對“人”的麻木不仁、鮮有行動或者恣意妄為所作反思。小說家可能并未特別舉出病例，令警號長鳴，而是將“珊瑚裸尾鼠”（其實也就是明天的“萬物”包括“人”）絕滅的事實沉痛擺在所有受眾面前，這無疑是闃寂無聲時突然爆發的尖利哨音。不外加任何裝飾的這類哨音，也許正是最高等級的示警：它明明白白地告訴大家，那些消亡的“它們”的今天，就是“人”的明天。這種觀照和反思，是更寬的雙重或多維視角，是知識分子的，是現代的，也是文學的，當然同樣是聚焦于歷史的（一切成為過往的，都是歷史的一部分，已絕滅的或正絕滅的，當然也在其中）;而肖醫生和方頭“在礁石縫隙里”“戳”下的那塊“白底之上鐫刻著一行黑字”的石碑，石碑上格外刺眼的那行“黑字”：“珊瑚裸尾鼠發現與終焉之地（1845-2019）”，無疑是一種憑吊，但這樣的憑吊，又何嘗不是在凝眸現實！小說所具有的挽悼不舍意味和警示喚醒性質，恰恰集合了作家的反思批判和守護寄望：至深的痛切和仁厚。所有這些，既是多維視角，也是透徹悟解，是由哲學抽象、文學具象、歷史成像與未來想象等攢積、聚變、爆燃而生成的有機體，是南翔筑壘于藝術理想之上的高壁緬然，也是讓人經歷“心靈轉折”的“小于一”。

這種“小于一”，其能指與所指，緊貼亨利·列斐伏爾所勾勒的、和社會構成等相關的場域（有時候甚至會顯示為空間形態）：既取決于歷史、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干預度，同時，它又和市井坊巷彼此形成符號性象征，各自對應文化、經濟或社會情境，既呈整體性，又含獨立性，為一個時代提供特殊的文本范式和話語系統。我們可以稍微逸出當前的設定，將目光從《珊瑚裸尾鼠》投射至整部《伯爵貓》，去追蹤別的映像輪廓或圖形細部，尤其是作為篇章基點的標志物。如此考察下來，我們幾乎可以隨處看到南翔作品中的這類“小于一”：“檀香插”“曹鐵匠的小尖刀”“車前草”“玄鳳”，甚至“苦櫧豆腐”和“伯爵貓”，其形其態，其旨其義，盡管各有其社會學、生物學或環境發生學特征，但它們作為邏輯自洽的小說行為體或意涵載體，語匯容有不同，但其傳達的物質性或精神性脈動，本質上卻根系相連。即如“鼠”字猥碎，卻仍迸發出星火雖微、足以亮眼的光芒。

在短篇小說《烏鴉》中，烏鴉的存在則伴隨著人的成長。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之下，人的命運浮沉往往不由自主。烏鴉的出現是一個契機，在那個如同橡皮泥可以隨時捏扁搓圓的年代，烏鴉在少年眼里象征著理性的智慧和自適的意志、自主的意識。在這個短篇中，烏鴉的形象顯然超出了原型意義。我們不妨看看其具有人類文化學特征的小說構型：以體現“烏鴉反哺”的《慈烏夜啼》契合中國傳統美德之孝道文化，又以日本烏鴉在馬路上借車輛破核桃的細節實例，展現了人與動物共生的可能性;借寫烏鴉之靈奇，道中心之期許，烏鴉來去、啄食等等意象，不完全是世間情景的精確再現，而是包孕了作家的觀照與反思，南翔是在用文字構筑一條雙向通道：他是在用高墻深禁，反襯綠籬、通途、遠山和輕云，是在用拘囚做參照系，找出人的復歸坐標。這樣的觀照、反思，已經比僅僅講一個好聽的故事，要深刻得多。作家在這里，是要探尋文學的、心靈的至潔境域，覓得一條更開放、更包容、更溫煦、更光明的去路，鼓舞自適之精神，宣言解放之新思。文中少年在智慧與仁德的修持中步步高升，從對烏鴉的態度推及對人類未來的展望，最后收束于小說的重巒高處：天羅地網的束縛于烏鴉及人都不美。萬物首先得有靈魂無憂無慮、不受捆縛的飛翔，然后才有可以盡情盡興的視覺展示，如此方能形成世界的多樣性、多元化?！稙貘f》的人鳥對視與交流，實際上就是一種隱喻，萬物都需要發生、成長、活動的空間，塵世的一切，不管它是什么樣的生命形態，都不能短其翅翎、絕其門徑。舉凡自然或人文結體，我們都必須善待。一句話，百鳥不能少和鳴，湍流不能少澹淡，只有守住“人”的底線，不斷提升、不忘初衷、不斷突破，才能脫離狹隘的偏安一隅，獲得與天地并生的心靈遼闊和自由。

與《烏鴉》一樣，短篇小說《果蝠》也有一個具特殊意義的時代背景——新冠疫情。自疫情發生以來，抗疫文學迅速成為此類書寫的一個新的方向，《果蝠》采取的是科學啟蒙小說的形式，不苛求紀實性與時效性，避開了抗疫文學的常用套路，選擇并立足于一種富有浪漫氣息的現實進向。在人物塑造方面，男女主人公分別作為生命科學和中文系的大學教師，在知識分子的層面凸顯了“自然共生”的視角，理科和文科思維的交合，既有理性的解釋，又有文藝的闡述，而果農則是從自然的角度傳達出一種淳樸天然的歸隱態度，三方結合，在疫情這一“災難文學”的敘事中，融合了科學的理性觀照和藝術的感性鋪陳，在一眾抗疫文學中脫穎而出，展現了獨特的個性與風采。

疫情之下對蝙蝠這一物種的排斥，導致共同認知的分化、轉移乃至傾側，偏激情緒也因之涌浪高漲。但這種行為其實于事無補甚至有害，這是由于其忽視了疫情產生主要在人而非物種本身。人類的打擾才讓宿主變成病毒傳播鏈條，禍患確是源于病毒，然而，人的口腹之欲、享樂之舉和任意所為，才是真正打開潘多拉盒子的那只黑手。人類必須清楚的一點是：自己的家園是地球，但地球不只是人類的家園。人類科學的發展呈現善惡兩面性，自然的進化固然也是好壞并存，在對自然的適應過程中，不同的物種都在選擇和進化，人類成為地球最具智慧的生物，蝙蝠的身體也在上天入地中百毒不侵，病毒會存在，是自然本身的附帶屬性。至于其存在于何處，則是物種不同的進化選擇的結果。僅就新冠病毒傳播而言，“病毒”更像是自然對人類的懲罰，假使人類行差踏錯，只想著一味以繼續破壞自然平衡的方式去回應自然所施以的懲罰，那就必定會得不償失。

《果蝠》是跟心理意象、生命拷問有關的一類小說。疫情環境下，“果蝠”的授粉技能和物種身份之間的矛盾，提早浮出水面，并引發了“該不該”將其撲殺的討論。而在這背后，實際上是更迫切的人與自然如何相容的問題。作品逐步揭示生態平衡與人類生活所具有的隱秘且內在的聯系，傳遞出對于生命、生存、科學的關乎人文價值核心與族群審美品格的思考。這當然還是一種學者式的觀照與自省。這種嚴肅中，間雜焦慮，對現代知識分子使命與擔當的峻急呼喚，同樣值得身處疫情中的每個人去正視。一如沈從文所言，作家就“應該像‘大司務那樣，善于認識生活，明白極多”，南翔推出心理意象、進行生命拷問，其創作立場、情感建構，尤其是他在這個短篇中的價值呈現，顯然與沈從文所說的精神指征是高度相關的?！豆稹芬愿鼮槲膶W的方式契合了生態發展和科學發展的時代精神，讓讀者對前沿性、現代性的思想導引，更加具體可感。

二、學者視角與民間維度

南翔書寫所表現出的學者視角，不僅有對自然生態平衡的關注，還有對民間文化傳承的凝視。其作品中所無法遮沒的民間維度，又特別彰顯了人文知識分子的良知與系念。以《曹鐵匠的小尖刀》為例，深圳來的學者教授孫老師帶著兩個學生做非虛構采集——“非非遺”寫作，本身就帶著學者獨有的普適取值，而關注非非遺的民俗工藝，對民間傳統文化進行更廣泛、全面的調查與研究，則是在致力于非遺文化保護。這當然是學者視角，也是民間維度。在對曹鐵匠的采訪中，作家不僅發現了其“干一行，愛一行”的工匠精神，還察見了普通人身上的某些文人特質。以真誠、愛意來塑造民間人物、展示民間景象，這樣的小說，如果沒有很深的民間認知、民間意識，是無法進入，更不可能去專題勾描的。我們可以據此做出一個判斷：南翔的學者視角，和他作品中的民間維度，顯然有著很深關聯?！恫荑F匠的小尖刀》中的“非非遺”筆墨，即為學者視角，疊加“非學者”的民間表達，故而它既相關知識精英的文化體認，又避免了過于精英化的疏離傾向。作品所展列的田野調查的元素，流露出的平凡淳樸的民間氣質，恰好融合了學者視角與民間維度，這是南翔創作的一個突出特點。

從小說所涉的調查采訪段落中可以看出，對于曹鐵匠的傳統民間技藝，曹鐵匠本人，企業家吳天放，學者教授孫老師及他的兩位學生，視角都有所不同。這種差異，由不同立場、不同身份、不同經歷所造就。盡管視角不同，卻不妨礙它們擁有一個共同點，即其寓意均形成了共軸——都成了龐大的時代背景的映射，一代人的聚散離合、骨血意氣成為碑刻，鏤鐫于社會變遷的巨幅版面之上?！恫荑F匠的小尖刀》的故事，當然不是驚心動魄的形制，它的高妙之處，在于不露聲色，是把慣常職業，寂寞相守的場所，過氣的手藝，多數人不以為意的泛黃記憶，用細節揉搓成的線繩串起、圈住，再行展開;是把人內心的嵯峨山勢、翻滾波瀾，通過涼熱并現的撫觸、暈染、打磨，有序推出。南翔的這種寫法，非有學者視角與民間觀照，非有豐富的文學實踐，難以為之。準此，曹鐵匠的形象，是特殊社會環境之下做散點觀察的很好目標，更是作家追本溯源式的民間挖掘樣本，是一種藝術鑄煉，具有認識論價值，而且其意義是隱伏于故事深處的。曹鐵匠的角色，無疑是南翔小說的一個文學貢獻。在改革的年代，人們面臨多種多樣的選擇，有人悶聲做老本行，有人下海經商，有人潛心于研究終成學術中堅……在小說的語境中，不同選擇引出不同境遇，兩者并無好壞之分，各安生理，氛圍積極。但時代并非只有春風風人，也有寒雨雨身：兒子的夭亡是曹鐵匠淳樸平凡的一生中深埋于心底的一抹悲涼。這個小說不是專力于講生死，作家寫曹鐵匠兒子的夭亡，或許只是要告訴讀者，曹鐵匠即使遭逢如此人生變故，心志也未能被奪，道途也未能被阻。那么，曹鐵匠的“冥頑不化”得到了什么樣的回饋呢？答案可能是，他一直在追尋父親的足跡，以圖固守父親“全能鐵匠”的尊嚴。小說人物對話的音頻收放和行動交集的畫幅翻卷，許多都帶著懷舊性質。這里所講的懷舊，不是復古，不是自失，而是前移，是文學的自適。從小說流轉的蒼翠里頭，我們約略可以推測出作家的真實想定：社會身份的改易，從來都屬于那些敢于在沒有路的地方，辟出新路的人;生死是不可測的，富貴也不由人，但命運向好，卻必須不懈爬坡，傾盡力氣。在澎湃的時代浪潮中，什么樣的人能佇立于浪頭眺望，什么樣的人會被掩埋在退潮后的沙土中，其實都是崢嶸平陸自有來處?；蛟S不存在天生的悲劇性格，但在時勢的推動下，不同性格必然會導致悲劇和遺憾的出現。曹鐵匠如此，吳天放如此，別的人，也一樣如此?；氐讲荑F匠的故事當中，我們不難發現，社會的變動不居，也非常真確地通過小說人物生活的升降沉浮表現出來，換句話說，社會生活的走向，被作家捕捉住，最終都形于筆端。成為文學事件、文學現實、文學珠玉。比如曹鐵匠那種民間工藝，因缺少研究和宣傳，面臨后繼無人的尷尬，技藝如此，人生亦然，人生無法完美，而人生總要向前，經南翔寫成小說，也便由與世界的一般關聯，實現了文學關聯，由單一闡釋獲得了多維闡釋，也獲得了遠勝于本體的價值體認。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南翔小說的學者視角，不是化外的獨立產物，也不是冰河的早期孑遺，它是植根于人文沃壤當中的駱駝刺、白堅木，頑強不移地鎖定于多維觀照、多維書寫乃至民間維度。

曹鐵匠們出現在南翔筆下，成為“非非遺”的敘事對象，不可能是其近于巧合地自動走到作家視野中，一定是南翔經過凝望、甄別、選擇、塑形的結果。這還是屬于學者視角與民間維度的范疇。曹鐵匠的故事如此，《回鄉》中，廣福的故事也如此，《疑心》中，大姨的故事還是如此——綜觀整部《伯爵貓》集子的各個篇什，其人物故事，莫不如此。

三、現代城市的情感困境

南翔是由內地調入深圳高校的人文知識分子，是學者作家。他在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之際，直接到了這座辨識度極高的創新之城的文化教育現場，目睹作為改革開放突破口的深圳的雉羽鮮艷，親見城市的日新月異、飛速發展（這種情形，成了一代人的共同記憶），許多感受是與眾不同的。他的《伯爵貓·自序》，即以“大江茫茫去不還”為題，雖非言深圳的具體景象，卻道出了他對所身處的世界（當然也包括他對所身處的城市）的立面認知。在時代的快速變遷中，大量的、豐富的信息涌入這座城市，也同時涌入人的大腦之中，因新舊觀念的沖擊而產生的大大小小的矛盾，讓南翔對于現代城市的情感困境，有了更多的關注，也有更多的思考。

如果說現代城市的情感困境分很多種，那么夫妻關系是南翔小說中最為常見的。

所謂夫妻關系，短篇小說《檀香插》對此有過詮釋，即是兩個沒有血緣的人結合，生產出與兩人相關的一種血緣關系，這兩個人也就產生了另外一種清晰又朦朧、堅韌又脆弱的關系。

清晰又朦朧，堅韌又脆弱，兩種反義詞匯的交融可見關系性質之復雜。憑著一腔深愛維系這段關系，彼此心理相容的接受度又影響到此一關系的正負取值，寬則悅，窄則憂，寬窄的內在反映是感情的繃緊或松弛。太繃緊了，激情過剩而顯得輕淺且無余力，但太松弛了，不免趨于平淡，讓人感嘆那逐漸消散的熱情如白開水般食之無味，雖為生活必需，卻少色彩。

夫妻關系的婚姻情感在南翔小說中總是承載著一份更深的蘊含。小說《車前草》，也寫了夫妻關系，不過，小說中的人物，由于與生俱來的性格差異和觀念的不同，令夫妻在溝通交流時難以互相理解，更為殘酷的是，因為與生俱來，所以很難通過后天的習得與頓悟開竅，這是婚姻的內傷，是其隱于背后的悲哀，也是人與人關系中恍如高崖般的隔斷，中藏許多無奈。

當然，《車前草》中的夫妻關系并非該文描寫的主要部分，但其中婚姻的裂縫不在于絕不可彌合，不在于大起大落，不在于無法原諒，所有矛盾沖突，都源于毫厘微末，都是些小細節、小習慣上堆砌積累的瑕疵，細微之處的攔阻，其結果往往是引致逐漸墜入更為巨大的深淵。從“我在這世界里只看到你”的雙宿雙棲，到惟愿獨自立于天之涯地之角的勞燕分飛，不起眼的位移嘆息最后成了守與棄的決斷沉吟。一個天長地久的神話，很可能沒有結局，只待在時間最終流逝處，悵然相望，心事難道，嗚呃霜晨：前方到底是生命的盡頭，還是愛的盡頭？這種小說處理，印證了該文表達的主題：人世間一些大小事情的決定與轉圜，常常起于細微，放置在南翔短篇小說風格的整體語境中，則是見微知著。再打開《伯爵貓》的其他作品，《痛點》《選邊》《凡·高和他哥》等等，相當部分都可以看到小說家的這種星斗微茫筆墨。這種煙草云林處的群山寂寥，正是出于作家的文學自覺。

再說夫婦情愛，還是短篇《珊瑚裸尾鼠》。這個小說對婚姻關系的描寫篇幅更大，動蕩更甚。值得一提的是，在該文中，妻子曹老師提出了“娜拉出走之后”的問題，舍棄一段不恰當的關系是一方的獨立、解放與覺醒，但快速脫離之后的歸宿竟也是茫然。而這種茫然是一種現實的困難，也是婚姻關系加速斷裂之后形成的又一層擠壓。

除去婚姻關系，家國情懷和故土情結也是在時代緊張中遺留的情感問題，南翔的短篇小說《回鄉》以“回鄉”為主題，既有臺灣民胞回鄉尋根，也有早年因遭遇不公終至離家的母親對家鄉的復雜情緒。其中無不涉及時代因素：國內動蕩之后兩岸的長期分離，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統馭下女兒所承受的親情的隔閡，都是特殊時段所發悲聲，也是情感的挽歌。

回鄉是一個觀察點。作家在這里又一次展現了學者視角和民間意識，當然，更吃重的是他更切近、更冷靜地楔入放大了情感困局。這不僅是維系親情的機會，也是能看清人情糾纏、人性弱點的節點。血緣維系的親情遭長年離散，加上多種因素（同樣函括政治）的摻雜其間，“回鄉”成為更加復雜的情感表達。不同的人生際遇，不同的生活環境，不同的家庭位置，造就了不同的生活理念、態度、習慣、表征，家庭關系也因此變得游離。其中也有讓人覺得動容的地方，像廣福為父親（“我”的大舅）用樟木板做“四腳枷凳”，像大舅媽利索地替大舅從一只銀亮的小藥盒里取出一粒藥來，讓大舅就著溫水服下，像大舅于1984年、1985年先后三次托人將三筆港幣從香港帶回汨羅老家等等，這樣的細節，是不會褪色的。而最令人動情之處，在于世俗對親情的崩壞捆綁，依然抵不住血脈流淌的緊密維系。這樣的血脈聯系，似乎有種天生的黏合力跟感召力，即使小舅對大舅有各種各樣功利性的索求，那種貼近和卑怯，那種指望與怨恨，都是貧瘠求生的結果。而且，即令兄弟在一些地方，互有不滿，但在小舅與大舅的相處中，依然能看出在物質需要的表面之下，仍有一種精神需要和依賴，不論小舅行為舉止中如何凸顯勢利的嘴臉，但終歸還是在親兄弟的聯系上游走。在“海外關系”如懸于頭頂之利劍的年代，所有的擔驚受怕和自私索取，似乎都能詮釋為一種人情之間的虧欠和彌補的交互，一種親情上的難以割舍和溫和的忍讓。

小舅對大舅如此，母親對小舅亦然，在對一方的彌補中，又免不了對另一方的虧欠，母親對小舅行為的默認，讓“我”對小舅一直嘖有煩言，而大舅對表哥的彌補，卻是以他另一個家的破裂為代價。在特殊的時代，造就了特殊的家庭關系;在貧瘠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孩子，在長期的貧困苦難之后，忽然獲得以親情溫暖換取的大量物質補償，并反而因為沉迷于物質執念而損耗了自身生命?？傊?，這類彌補與虧欠的難以平抑，也讓抱著過頭向往的小說角色，親手制造了自身家庭支離破碎的悲劇;至于努力想要彌補的一方，也付出了遠遠超過當初預期的代價，情感上的渴求與心理上的間距，到末了，其矛盾也還無法消除。因長久缺席和帶著犧牲性質的補償，對付出者和被補償者來說，都是沉重的負擔。

而究其根本，親情關系轉變為補償關系是一個特殊時代所造成的，在荒唐的語境之下，人物的命運、情感、關系都蒙上了悲劇性的色彩。血緣的維系還在，可是家鄉的味道卻變了。短篇小說《回鄉》以患病開篇，回鄉為線，以望鄉之詩作結：波瀾一般漫涌過來的水流，涌動再涌動，堅定、無聲而帶著席卷一切的力量，漸漸掩蓋了一切，帶走了一切……

四、結語

南翔的短篇小說集《伯爵貓》契合時代記憶，引發精神共鳴，以學者的視角去觀照當下，以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之手撫摸現代情感，以理性的眼光凝視自然的凋敝與文化的式微，既有建構，又有解構，以知識分子的方式替文學發聲，不管是溫和還是尖銳，其小說，始終都集中于多維視角、人文觀照，不離現代反思，不離民間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