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不同生態環境紅火蟻疫情發生規律

魯勇 雙有銘 彭李亞 張琛 葉珂

摘 要 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對廣東省深圳市某區域進行紅火蟻發生情況調查。調查結果顯示，3個區域的平均工蟻指數1.15，百平方米活動蟻巢數為0.08，紅火蟻疫情為輕度;綠地紅火蟻發生率為17%，荒地發生率為25%，農地發生率為12%;荒地的疫情發生率較大，綠地疫情容易反復。研究結果為深圳市科學精準防控紅火蟻疫情提供了數據支撐。

關鍵詞 紅火蟻;發生率;土地類型;廣東省深圳市

中圖分類號：S433.89 文獻標志碼：A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2.12.007

2000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物種存續委員會的入侵物種專家小組（ISSG）公布了《世界上最危險的100種入侵有害生物》名單，紅火蟻就是其中之一[1]。紅火蟻原分布于南美洲，隨著人類的商業物流傳播，先后入侵美國、澳大利亞、東南亞等10余個國家和地區。20世紀初，先后在我國臺灣、廣東、香港等地發現紅火蟻入侵，并造成局部危害[2]。據農業農村部監測，目前紅火蟻已傳播至我國12個?。▍^、市）435個縣（市、區），近5年新增紅火蟻發生縣級行政區191個。紅火蟻擴散速度加快，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生產、生活和身體健康，對生態環境危害和貿易安全威脅逐步加大，必須引起高度警惕[3-4]。

紅火蟻蜇咬人后會產生類似明火灼傷的疼痛感，可出現紅腫、白色的小膿包，嚴重時會出現眩暈、惡心等反應，甚至休克死亡。它不僅咬傷人類，也會破壞建筑、墻壁、車道、人行道及電機、線路、信號盒、變壓器等各類設備，同時影響土地、植物、種子，造成豆類、玉米等農作物的減產，影響農業生產和效益。

2005年，首次在深圳市發現紅火蟻，雖經過多年的治理，整體效果不佳、難以根治。為了掌握深圳市紅火蟻的特征和生活習性，本文采用餌劑誘測和目測法對深圳市A區、B區和C區范圍內的紅火蟻疫情進行了調查，這些調查和分析將對掌握紅火蟻疫情現狀、分布規律、生活特征提供數據支撐，為今后開展科學防控奠定基礎[5]。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區域概況

試驗于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在深圳市某區域范圍內進行，樣地位于東經113°46′～114°36′，北緯22°24′～22°55′，土壤類型為紅壤和赤紅壤，覆蓋范圍主要包括綠化帶、農地、荒地、濕地等生態類型，試驗區范圍內包括公園398個，農田面積約

1 733 hm2，主要河流2條[6]。

1.2 試驗方法

1.2.1 區域劃分

試驗區劃分為三個小區域，分別標記為A、B、C，面積分別為397 km2、156 km2、300 km2，按照區域面積的大小設置監測樣點，每個樣點面積為666 m2，主要監測廣場、公園、機場、火車站等人流密集區域的綠地，次要監測農地和荒地，共監測4個季度，合計4 675個樣點，每個樣點均調查工蟻指數和百平方米蟻巢數[7]。監測區域各生態環境面積占比情況如表1所示。

1.2.2 餌劑誘測

工蟻誘測采用新鮮火腿腸和標志旗相結合的方法，應注意避開雨天。用火腿腸作誘餌，每段火腿腸0.5～1.0 cm，用標志旗將火腿腸插在地面上，以火腿腸薄片貼近地面為宜，誘點間距大于10 m，誘集時間為30 min，監測結束后統計誘集數據和誘到的螞蟻種類。N1代表誘餌上有0個紅火蟻的誘餌數量，N2代表誘餌上有1～20個紅火蟻的誘餌數量，N3代表誘餌上有21～50個紅火蟻的誘餌數量，N4代表誘餌上有51個以上紅火蟻的誘餌數量[8]。

1.2.3 目測方法

活動蟻巢的調查采取在樣點區域進行目測的方法進行，蟻巢判斷標準為擾動后60 s內有3頭以上紅火蟻爬出，在蟻巢旁邊插上標志旗，最后清點標志旗的數量并記錄[9]。

1.2.4 計算方法

（1）

（2）

疫情發生率=發生疫情的點數/監測點總數 ? （3）

紅火蟻疫情分級對照如表2所示。

2 結果與分析

2.1 百平方米活動蟻巢數變化情況

圖1是A、B、C三區紅火蟻疫情監測綜合變化趨勢，圖2是百平方米蟻巢數分區域疫情變化趨勢。根據監測結果，3個區域的平均工蟻指數1.15，百平方米活動蟻巢數為0.08，都屬于輕度疫情。從圖1中可以看出，百平方米活動蟻巢數變化總體平穩，局部略有變化。2020年7—10月，疫情值從0.19下降至0.04;11月，上升至0.15，隨后快速下降;2021年1—2月，疫情保持平穩，維持在0.06水平;3—5月，呈緩慢降低趨勢;5—6月，略微升高至0.11。與7—10月相比，11月出現疫情上升趨勢與氣溫適宜疫情發生有一定關系，次年1—2月疫情值處于較低水平與深圳的常年最低氣溫時間相吻合，3月疫情呈現上升趨勢與天氣逐漸回暖密切相關。

由圖2可知，按照疫情變化劇烈程度排序為A區>

B區>C區，是因為各個區域監測重點有所不同。A區重點監測某人流較大的敏感區域，區域內綠化設施反復施工，容易導致疫情反復;B區面積大，防控任務重，綠地面積較大，監測存在盲區，影響了數據精確性。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百平方米活動蟻巢數總體走低是因為防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圖2中的變化趨勢也從側面驗證了圖1中的疫情變化趨勢。

2.2 工蟻指數變化情況

由圖3可知，2020年7月至2020年12月，工蟻指數變化較大，呈波動趨勢;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工蟻指數變化不明顯。根據圖3分區監測數據，前期工蟻指數變化劇烈與C區疫情指數變化較大有密切關系，按照變化劇烈程度排序為C區>B區>A區;后期工蟻指數變化不明顯，與圖1的發生趨勢一致，這可能是因為持續的防控工作產生了效果[10]。

2.3 不同生態環境類型發生情況

圖4為3個監測區域內不同生態環境下的紅火蟻疫情綜合發生率趨勢圖，綠地平均發生率為17%，荒地平均發生率為25%，農地平均發生率為12%。分區域看（圖2和圖3），A區和C區疫情發生率較大，原因可能是A區和C區均存在大型公共設施，人流密集，流動性大且多綠化草坪，綠地影響相對較高;B區面積較大且農地和荒地偏多，故B區疫情發生相對平穩。

從實際調查情況來看，紅火蟻喜歡向陽且避雨的山坡、石頭邊、石凳下、河坡等區域，濕度比較大且陰暗的區域難以發生;新種植的草皮容易發生疫情，疫情發生率與草的種類有一定關系，細葉結縷草（Zoysia pacifica）、百慕大草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相對容易發生疫情，地毯草（Axonopus compressus）不易發生疫情[11]。

3 結論與討論

對深圳地區A、B、C三個區域的紅火蟻疫情調查結果顯示，春季、秋季的紅火蟻百平方米活動蟻巢數和工蟻指數相對較高，疫情處于高發期，紅火蟻一般在春季快速繁殖和擴散，是防控疫情的最好時機。有研究表明，螞蟻的種類分布和群落組成與多種因素有關，包括植被、地表和地貌特征、土壤類型等因素。通過誘測和踏查發現，荒地發生疫情的概率較高，最高可達100%，全面防控中荒地必須防控到位;綠地的疫情最容易反復，對人們日常生活影響最大，主要影響人們休息、踏青等，建議選擇合適草種進行綠化，進一步加強綠化草種類對紅火蟻的影響研究;農地疫情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危害農作物、農用設施和人們健康等方面，根據調查，農業從業者遭受紅火蟻侵害率超過61%，建議加強對農地的防控[12]。紅火蟻對農事操作的影響顯而易見，針對紅火蟻的發生規律需要深入研究，對經濟作物的影響需要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1] LOWE S，BROWNE M，BOUDJELAS S， et al.100 of the worlds worst invasive alien species： a selection from the Global Invasive Species Database[EB/OL].（2013-09-12）[2022-03-05].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sites/library/files/documents/2000-1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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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黃紹寧，張勤添，張森泉，等.深圳市公園綠地紅火蟻蟻情調查[J].廣東農業科學，2009（8）：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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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磊，王正，曾玲，等.紅火蟻入侵對香蕉園節肢動物群落的負面效應研究[J].環境昆蟲學報，2017，39（4）：835-847.

（責任編輯：張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