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紅色文化 賡續精神血脈 塑造理想人格

楊俊喆 楊月斌

摘 要：當今社會，面對各種文化思潮交匯與碰撞，青年大學生應從我國特有“紅色文化”中不斷汲取養分與賡續精神血脈，力爭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在傳承“紅色文化”眾多渠道中，紅色電影舉足輕重，憑借其獨特的視覺藝術傳達優勢，對大學生現代理想人格塑造起著強化高度歷史使命感、增強民族文化認同感、培養健康自我認知與調節能力和重塑艱苦奮斗與無私奉獻精神等至關重要作用，從而使其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不懈奮斗。

關鍵詞：新時代紅色電影 紅色文化傳承 精神血脈 當代大學生 理想人格塑造

文化作為一個國家與民族賴以存續的根基，傳播者和傳播內容作為文化傳承活動的主體而言固然不可或缺，而為了達到極佳傳承效果所仰仗的適當傳承載體同樣至關重要。紅色電影作為紅色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以史為鑒、與時俱進，運用通俗靈活的藝術語言，有效傳承了主流意識形態，培育了凝結著先進文化精髓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一、新時代紅色電影的概要闡述

（一）紅色電影的基本內涵

目前，大眾和學界對“紅色電影”的共識是，以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所進行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歷史為藍本，輔以合理編排和藝術加工，繼而將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為主要目的的影片。紅色電影把許多人們耳熟能詳的革命人物和經典故事搬上熒幕，主題明確、立場鮮明，極大地豐富了我國民族歷史文化的內涵?！凹t色電影是一個時代的記憶，詮釋了一種時代精神，還原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見證時代變遷，歌頌革命英雄英勇無畏、誓死不屈精神，表現普通人民的斗爭精神，喚起人們對革命歲月的追憶，讓一代代人接受革命傳統教育，增強歷史使命感?！盵1]

（二）紅色電影的起步與發展

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建立革命根據地，再到抗戰時期，乃至全國解放戰爭后期，受制于物質條件，紅色文化多以文字或即時戲劇的形式展現，傳播范圍比較有限，運用電影手法來表現紅色內容的時機并不成熟。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嚴格意義上的紅色電影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誕生并逐步發展起來。被譽為“新中國電影搖籃”，同時也是新中國第一家電影制片廠的長春電影制片廠（前身先后為日本“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東北電影公司、東北電影制片廠）自1949年4月遷址以后，很快創作出一批帶有濃郁個人英雄主義和階級斗爭色彩的影片，如《趙一曼》《鋼鐵戰士》《白毛女》等。

隨著國內外政治環境趨于穩定，經濟建設扎實穩步推進，繼續鞏固和豐富思想政治教育成果的要求被提上議事日程。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由長春電影制片廠出品的以《董存瑞》《上甘嶺》《冰山上的來客》《英雄兒女》等為代表的紅色電影開始呈現井噴狀態，影片主題盡管仍離不開連年征戰的旋律，但其中所折射出來的理想信念與家國情懷相較此前作品更加生動鮮明了。

（三）新時代紅色電影主要特征

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有關“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重要論述之后，國家開始大力提倡并積極引導社會各界通過各種方式重溫紅色歷史、宣揚紅色文化、傳承紅色基因，歸納起來就是“樹好紅色人物”“講好紅色故事”“學好紅色精神”。黑白膠片時代漸行漸遠，新技術和新理念的變革促使傳統意義上的紅色電影去粗取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蛻變，并呈現出以下諸方面主要時代特征。

（1）新時代紅色電影延續傳統紅色電影的題材，進一步聚焦中國共產黨革命斗爭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2017年，為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影片《血戰湘江》如期上映。這部由八一電影制片廠出品的戰爭類紅色電影真實再現了中央紅軍長征途中最慘烈的湘江戰役的悲壯歷程，將全黨全軍受錯誤路線指導，繼而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九死一生，最終統一思想、撥亂反正的過程呈現出來。兩年之后，同樣出產于八一電影制片廠，于2019年建軍節當日上映的電影《古田軍號》便是這一特征的又一強有力的佐證。盡管在戰爭元素表現方面相比《血戰湘江》稍顯遜色，但其將創作來源依托于人民軍隊建軍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古田會議”上，讓該片在商業氣息濃厚的當今影視圈樹立起一面與眾不同的思想旗幟。

（2）新時代的紅色電影敢于大膽直面革命領導集體中的矛盾與紛爭，更加立體地刻畫領袖形象。歷史以人物為中心，歷史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中的展開。[2]以往的經典紅色電影多將筆墨集中于指揮或參與具體戰役的一線指戰員、革命群眾及其特殊代表身上，如《地道戰》《林海雪原》《平原游擊隊》《閃閃的紅星》《狼牙山五壯士》等。反觀八一電影制片廠推出的上述兩部作品，除了在滿足劇情銜接需要的基礎上保留部分基層人物戲份之外，還在尊重歷史原貌的前提下適當增加了領袖人物之間爭論決策的內容。例如《古田軍號》中的毛澤東與朱德關于“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的建軍思路爭論;再如《血戰湘江》中毛澤東、朱德與中央三人團左傾冒險主義代表博古、李德之間的真假馬克思主義路線之爭，以及周恩來的居中斡旋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風格迥異的思維與個性特征。

（3）語言的設計與情感的抒發成為新時代紅色電影的又一大特色亮點。要想在有限的時間內，盡可能地把革命戰爭空前慘烈的狀態表現到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此條件下，劇中人物語言的表達就顯得尤為關鍵。在《血戰湘江》中，時任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的耿飚與湘軍逃兵虎娃之間關于情與理的樸素對白;時任紅三軍團五師師長的李天佑聲嘶力竭之后極度反轉的悲痛自語“兄弟們，對不起，我不能帶你們回家了”;時任紅五軍團三十四師師長的陳樹湘指揮突圍前夕半開玩笑的那句“下輩子，我要娶個客家婆姨做老婆”;紅三軍團全體將士在新圩阻擊戰打響前低沉而又堅定的“為蘇維埃新中國流盡最后一滴血”;等等，都在各自情境的襯托下愈發顯得感人至深。

二、當代大學生的人格特質分析

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方針政策所帶來的成果直接體現在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方面，而由科技進步所導致的文化變革也顯而易見，尤其是對于正處在價值觀定型期的我國當代在校大學生而言更是如此，這一點可以從其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特質上看出些許端倪。

（一）思維模式的靈活性

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觀點認為，對于事物的認知必須經過從實踐到認識，再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循環往復的過程，才能客觀有效地把握事物的發展規律，否則極易偏向機械唯物論甚至是唯心主義的立場。在義務教育普遍覆蓋當下的社會，我國大學生基本上都在思政課領域接受過辯證法思維的熏陶，再加上科技創新大環境的影響，他們的思維模式不再拘泥于單一的上傳下達，而是逐漸轉變為尋求創新、注重反饋的多元化新模式。

（二）自我意識的強化性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出臺和實施，獨生子女的數量急劇增長，由此衍生出“80后”“90后”乃至“00后”等特征極強的時代標簽。獨生子女群體的日益擴大固然緩解了人口數量的壓力，但同時也帶來了某些負面影響：家庭成長環境的限制、父母關愛的過度集中、社會競爭壓力的增強等等，共同推動了大學生群體自我意識的強化。在校園內具體表現為適應性較弱、人際關系緊張、規則意識淡薄、各類矛盾頻發、抗壓能力較差等狀況。隨著一批批“00后”陸續步入大學校園，上述問題更加凸顯大學生自我意識的強化毫無疑問是造成這些問題的關鍵誘因之一。

（三）批判能力的弱化性

批判性思維能力是檢驗個體是否能對周邊信息做出自我調節性判斷的一項重要指標，關系到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實行。它包含對外的客觀批判與對內的自我批判兩個部分，大多數在校大學生在這兩個部分表現的都不甚理想，這與家庭給予的“溫室效應”和學校教育的“應試要求”等不無關聯。在對外批判方面，其主要的問題在于主觀性較強，面對涉及特定對象的公共突發事件，大到國家層面，小到校園一隅，往往從單一的角度去認識和評價相關的人和事物，得出片面甚至錯誤結論;在對內批判方面，大學生群體則更多地表現出忽視和逃避的態度，即便自我批判時也只是含糊其詞，做做表面文章，并未觸及自身問題的實質與核心，自我認知仍存在較大偏差。這些對于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培養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四）價值取向的多樣性

國家和民族的強盛離不開文化的有力支撐，而決定文化根本性質和前進方向的最深層次的要素則是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當前，經濟全球化已成定局，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范圍和程度逐漸擴大，各種外來文化大規模涌入，既開拓了國民的眼界，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對歷經五千多年風雨洗禮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帶來較大的挑戰。在諸多文化的彼此交匯中，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所秉承的東方古典文化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奉行的西方現代文化之間的碰撞尤為激烈。早在清末洋務運動時期，洋務派就曾提出“西學中用”的主張，給西方文明后續的“入鄉隨俗”提供了歷史依據。

進入21世紀以來，東西方文化的交鋒持續發酵，并愈演愈烈。這種碰撞對當代大學生群體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其一，西方文化的“快餐式”特質易激發青春期的躁動基因，繼而可能轉化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其二，過度娛樂化傾向導致多數大學生信仰缺失，對艱苦奮斗的實干精神不以為然，享樂情緒迅速滋長;其三，文化傳播陣地，特別是網絡平臺被非主流文化侵蝕，讓諸多本擔當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角色的青年學子，對我國歷史和倫理道德持懷疑甚至反對態度，其中不乏所謂的“天之驕子”“精英人才”。針對這種情況，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和十八大先后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目的在于弘揚主旋律與傳播正能量，在國內價值取向呈現多樣化趨勢的今天搶占傳播主陣地，爭取得到以當代大學生為主的未來主流受眾的普遍認可，在夯實國家發展基礎的同時提升中華文化的軟實力與影響力。

三、新時代紅色電影對大學生人格塑造之作用

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是物質和精神共同交織的產物，物質水平需要通過生產力的發展來體現，而精神境界則需要以人格為標準來衡量。當代大學生作為當今社會人群的重要組成部分，身處選擇人生走向的十字路口，其人格特質相較以往和同時代的其他人群來講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因此需要采用科學嚴謹、系統規范、與時俱進的教育方式來進行有效塑造。新時代的紅色電影憑借其獨特的視覺藝術傳達優勢，在大學生現代理想人格的塑造過程中至關重要。

（一）強化高度的歷史使命感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這是清末思想家龔自珍在《古史鉤沉論》一文中總結出的治國安邦之理。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已過百年，從南湖紅船到八一槍聲、從井岡烽火到瑞金搖籃、從延安寶塔到揮師進京……輝煌成就有目共睹，個中苦難曲折也不在少數，而刻骨銘心的失敗經歷對于后繼者來說更加具有警示意義。近年來，歐美文化、日韓文化的日漸侵蝕，國內部分別有用心分子的覬覦，傳播渠道的監管不力等成為導致當代大學生歷史使命感缺失的幕后推手，一些大學生甚至懷疑歷史，染上歷史虛無主義的毛病。影片《血戰湘江》最大的特點就是寫實，該片摒棄了時下流行的特效手段，完全依賴真實的場景道具和演員的臨場發揮，描繪出一幅氣勢磅礴的悲愴畫卷。盡管未能完整展現當年戰役的全貌，但在對幾處重要戰斗情節，如灌陽新圩阻擊戰、興安光華鋪阻擊戰、全州覺山鋪阻擊戰和楓樹腳后衛阻擊戰等的還原上仍然做得十分到位。再加上畫面與音效的有機融合，能夠使大學生受眾產生不同于單純書本記憶的身臨其境之感，從而在正確認識歷史的同時，自覺對比感知時代主題，強化大格局下高度的歷史使命感。此外，緊密結合近兩年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以及當前進行的黨史學習教育等活動，并以此為契機，向廣大青年學生講好黨的故事、黨的光輝歷程、偉大的建黨精神以及黨的輝煌成就等，特別要切實牢記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提出的要求，教育和引導當代大學生“大力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始終保持革命者的大無畏奮斗精神，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3]在此需要強調的是，所謂“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就是要求莘莘學子不忘初心使命，承襲紅色血脈;弘揚革命先烈英雄無畏精神，光大共產黨人優良傳統作風;堅定理想信念接續奮斗，譜寫黨和國家更大輝煌;力爭成為黨、國家和人民放心滿意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增強民族文化的認同感

“一棵蠟梅千朵花喲，一盞紅燈照萬家嘞，窮人救星共產黨哎，恩情賽過親爹媽哦……”這首名為《一棵蠟梅千朵花》的客家民歌在上述兩部影片當中都曾出現過，尤其在《古田軍號》中顯得更為親切。福建省龍巖市上杭縣古田村舊址的屋檐上，“古田會議永放光芒”八個大字無比醒目。作為為數不多的以古田會議為題材的紅色電影之一，《古田軍號》借助少年紅軍小號手的視角，詳細闡述了古田會議召開的始末，引發了青年一代了解黨史的興趣。其突破在于“既繼承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的精神內核與創作范式，又探索出屬于它自己的獨特、細膩的藝術特質與表達方式”[4]。

除了具備既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影片中運用特定的藝術手法所散發出的民族傳統文化氣息也著實令人耳目一新：片頭土樓燈火通明、龍獅舞動的盛大場景，片中床鋪間上下翻動的木質隔板和閩西特色的民族服飾;片尾宛轉悠揚的民歌與嘹亮的軍號聲等元素，或大或小，或粗或細，無不顯現出厚重的民俗特色。對于久居現代都市環境里的大學生來說，轉變片面的文化認知態度尤為重要，《古田軍號》以史為綱，輔以民俗文化的點綴，引導當代大學生不僅能從書本上古典詩詞歌賦的“陽春白雪”中升華涵養，也能透過街頭巷尾風土人情的“下里巴人”體味尋常百姓的生活百態，從而全方位增強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感。

（三）培養健康自我認知與調節能力

科學研究表明，自我認知包含自我觀察與自我評價兩個方面，即前文提到的自我意識。正確、健康地認識自我是提高自我調節能力、穩定并激發積極情緒和完善人格的重要前提。影片《古田軍號》圍繞紅四軍上井岡山、轉戰閩西后何去何從的問題展開，講述了從毛澤東和朱德、陳毅、劉安恭等人關于軍事路線的爭論，到毛澤東被免去前委書記職位去指導地方工作，直至《古田會議決議》誕生的故事。在此過程中，除了朱德以外，中央特派員劉安恭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角色。與朱德最終改變觀點不同的是，由于其對自己“根正苗紅的布爾什維克”身份的高度自信和對毛澤東“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的不屑一顧，劉安恭自始至終不顧實際情況，將全部注意力都置于對革命形勢的錯誤估計上，固執地執行片面的軍事路線，由此引發了紅四軍中軍紀渙散、不團結、戰斗力下降等問題，給紅軍隊伍和根據地建設發展造成巨大障礙，他自己也在戰斗中壯烈犧牲。影片《血戰湘江》中，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直接導致中央蘇區淪陷，紅軍被迫長征。而在長征途中，面對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人的多次正確建議，博古的冥頑不靈和李德頑固驕狂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進而使得中央紅軍在湘江一役中險些損失殆盡，教訓可謂銘肌鏤骨。

上述種種，究其原因，既有教條主義者脫離實踐，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僵化地理解，也有對于自我認知的偏差。反觀毛澤東，無論是在閩西根據地被排擠和邊緣化，還是在中央蘇區被徹底孤立，甚至是在長征途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指責打擊，面對挫折困苦的他卻始終沒有放棄崇高的革命理想，沒有忽略從實際出發、從基層百姓和官兵的切身利益出發去思考和解決問題，最終獲得了大多數人的認可，迎來了古田和遵義兩大會議的歷史性轉折，領導黨和人民走向勝利?！扒トf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正是抱著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和對人民群眾的真切關懷，毛澤東很好地實現了自我調節，針對實際情況有的放矢，從艱難險阻中開辟出嶄新的光明前景。盡管兩部影片均有藝術加工成分，但對于當事者之間性格、態度以及行為方式鮮明對比的呈現總體來說還是比較符合真實狀況的。如何認清實際、找準定位、培養健康的自我認知，如何在順境時不驕不躁、在逆境中不氣不餒并調整心態繼續前行，一直都是當代大學生亟待解決的基本問題。就此而言，《古田軍號》和《血戰湘江》對重大革命歷史事件中領袖人物的客觀塑造，能使大學生群體產生強烈共鳴，為其正確領悟自我認知與自我調節的重要性和有效方法提供了范本。

（四）重塑艱苦奮斗與無私奉獻精神

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是黨在長期的革命與建設過程中逐漸培養起來的，也是新時期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實現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目標的強大精神動力。影片《血戰湘江》中，匆忙趕路的二縱戰士們扛著幾十噸的輜重卻毫無怨言;紅軍指揮員面對夾道相送的當地百姓，傾囊而出換取少量食物，真正踐行了“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的諾言。這些情節都為艱苦奮斗的精神做了最好的注腳?！盀橛袪奚鄩阎?，敢叫日月換新天”，一首《七律·到韶山》道出了革命斗爭的慷慨壯烈。革命事業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奉獻精神的多寡，而奉獻的最高境界便是犧牲，這是《血戰湘江》帶給廣大觀眾最為直觀的感受。無論是被破鐵砣子砸得雙腿骨折，為了不拖累部隊滾進懸崖自盡的紅軍小戰士鐘順，還是舉家參軍、不離不棄的縫紉組代表林裁縫，還有“斷腸取義”的紅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都用實際行動詮釋了無私奉獻、不怕犧牲的偉大革命精神。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兩大主題，作為國家建設發展重要儲備力量的當代大學生，身處新時期的復雜環境下，難免為享樂主義和懈怠情緒所困擾，而紅色電影無疑為重塑大學生艱苦奮斗與無私奉獻的時代精神注入一針強心劑。

四、結語

“文化軟實力集中體現了一個國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產生的吸引力和影響力?！盵5]博大精深與兼容并蓄一直都是中華文化的顯著特征，正是由于中華文化的豐厚滋養，中華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與復興之路才得以擁有最根本、最強大的精神源泉。這就決定了我們在追求物質文明高速發展的同時不能忽視精神文明的積極創建，在堅定理論、制度、道路自信的同時也要堅定文化自信，在力圖教育整個社會的同時更應注重對當代青年大學生文化素養的提升與理想人格的塑造。

互聯網技術的持續發展改變了文化宣傳的格局，在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帶來巨大沖擊的同時，也為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有機融合創造了契機?！皩τ谥袊屯鈬^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盵6]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以《血戰湘江》和《古田軍號》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紅色電影，立足于黨和人民的偉大斗爭史，通過藝術修飾，增強了時代精神的感召力，假以時日，必然能夠激勵當代大學生敢于擔當、勇往直前，在新時代的長征路上揮灑青春、砥礪前行，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參考文獻：

[1] 傳承紅色基因 賡續精神血脈[N].寧夏法治報，2021-04-30.

[2] 王充閭.國粹：人文傳承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4.

[3] 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J].求是，2021（7）：4-17.

[4] 胡智鋒，陳寅.《古田軍號》：歷史真實的藝術創新與審美表達[J].當代電影，2019（8）：17-20.

[5] 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M].北京：學習出版社，2014：102.

[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5.

基金項目：2020年度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思政專項） “開辟新時代高校愛國主義教育新境界的歷史與文化路徑”（2020SJB1244）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