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生態翻譯學研究綜述

【摘要】 本文以近五年（2016-2020）發表在CNKI上以“生態翻譯學”為主題的論文為研究對象，運用文獻計量的研究方法，從期刊論文發表數量、研究主題、碩博學位論文總體概況和外語類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成果四個方面，對近五年國內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現狀加以總結分析，針對其不足之處提出了一些建議，并對其未來發展做出了展望。

【關鍵詞】 生態翻譯學;研究綜述;統計與分析

【中圖分類號】H059?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26-011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6.036

一、背景

生態翻譯學是基于翻譯學和生態學兩門學科構建的一種跨學科譯學理論，在21世紀生態學術思潮全球化背景下應運而生，將翻譯學研究納入生態學這一有機探索系統。從生態學視角縱觀和解讀翻譯活動既符合時代發展的潮流，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為翻譯學科的相關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2001年，中國學者胡庚申在第三屆翻譯家論壇上宣讀了《翻譯適應選擇論初探》一文，將達爾文進化論中的“適應”“選擇”等生態學術語引入譯學研究領域。2008年，胡庚申在《生態翻譯學解讀》中首次提出了“生態翻譯學（Eco-translatology）”這一術語。而今，生態翻譯學已演變成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翻譯研究范式，受到了許多國內外譯界學者的關注。當前，國內的生態翻譯學研究已開展了二十年，近幾年與其相關的研究熱度高居不下，其理論體系不斷完善，不斷拓展。已有學者對前十五年相關學術成果加以總結，因此，本文以近五年（2016-2020）發表在CNKI上以“生態翻譯學”為主題的論文為研究對象，運用文獻計量的研究方法，從期刊論文發表數量、研究主題、碩博學位論文總體概況和外語類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成果四個方面，對近五年國內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現狀加以總結分析，針對其不足之處提出了一些建議，并對其未來發展做出了展望。

二、研究方法

筆者采用文獻計量的方法，于2021年3月10通過學校圖書館網頁進入中國知網，輸入“生態翻譯學”，并緊緊圍繞這一關鍵詞對發表日期位于2016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時間段內的相關期刊論文、碩博論文、會議論文、報紙文章、圖書專著等進行檢索，之后進行人工校對與統計。結果表明，近五年發表的生態翻譯學相關文獻總計1634篇，所獲主要數據如表1所示。誠然，對生態翻譯學的研究遠不止于此，但考慮到CNKI在國內學術界的認可度和影響力，檢索數據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最近五年國內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現狀和發展態勢。

三、五年文獻計量研究

（一）期刊論文計量分析

檢索發現，會議論文、報紙文章、圖書專著等數量較少，無明顯規律可循，因此，上述文章類型并非本文關注焦點，僅對期刊論文和碩博學位論文進行系統梳理。最終統計數據顯示：2016-2020年發表在CNKI上的相關期刊學術論文總計1213篇（包括33篇英文文章），論文發表數量大體呈逐年增加的特征（如圖1所示）。從圖1可見，2016-2020年有關生態翻譯學研究的期刊論文各年度發表數量均超過200篇，維持在一個較高水平。其中，胡庚申發表了11篇生態翻譯學方面的學術論文，進一步推進了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內涵式發展。盡管生態翻譯學已經發展了二十年，但近五年與其相關的研究仍是譯界研究的熱點。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一、生態翻譯學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話語體系，其理論內涵在不斷擴充和延展;二、越來越多的學者運用其核心術語和基本概念解釋具體翻譯現象，應用研究所涉及的領域不斷拓展;三、發展中的質疑、追問、回應、交流為生態翻譯學的可持續發展營造了濃厚的學術科研氛圍，使其得以生生不息。

（二）期刊論文研究主題

為了更加清晰呈現近五年國內生態翻譯學研究的進展，本文對檢索到的有關生態翻譯學研究的1180篇中文期刊論文進行了進一步統計與分析。結果顯示，國內對生態翻譯學的研究主要圍繞四個主題：對生態翻譯學研究展開的綜述/評論、對生態翻譯學進行的理論探討、運用生態翻譯學相關理論開展的實踐應用、生態翻譯學視角下的翻譯教學研究。相關研究主題的論文發表數量分別為28篇、57篇、1007篇和88篇，在發表的論文總量中的占比分別為2.37%、4.83%、85.34%和7.46%（如表2所示）。關于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無論是在實踐應用方面，還是在綜述/評論、理論探討和教學研究方面，都引起了譯界學者的廣泛關注。短短五年間，生態翻譯學的相關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這對生態翻譯理論的持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從表2可以看出，生態翻譯學實踐方面的論文數量遠高于其他三個研究主題的論文數量。究其原因，一是生態翻譯學相關理論具有強大的解釋力，能夠用于研究、分析譯例;二是部分學者隨意套用相關理論進行實踐研究，存在一定功利心理。

（三）碩博學位論文總體概況

能夠體現譯界對生態翻譯學的關注，特別是能夠體現生態翻譯學進展的另一重要標志是，全國已有60余所高校的碩士和博士運用生態翻譯學的基礎理論作為理論框架來指導撰寫學位論文[1]。因此，有必要對近五年CNKI上與生態翻譯學研究相關的碩博學位論文進行統計分析，從而了解國內高校研究生在生態翻譯學研究方面取得的學術成果以及碩博論文的總體概況。檢索發現，近五年無相關博士論文上網，相關碩士論文總計上網404篇，各年度論文上網情況如圖2所示。與前十五年相比，近五年以生態翻譯學為理論框架來撰寫的碩士論文數量明顯增加。這表明全國已有許多高校的碩士能夠獨立運用生態翻譯學的相關理論來指導并完成學位論文的撰寫，間接為該理論的完善做出了貢獻。理論的生命正是在于不斷地關注和應用，而年輕學者的加盟又會不斷輸入新鮮血液，這正是理論的活力和學術發展的續航力之所在[1]。

（四） 外語類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成果

統計表明，2016-2020年期間以生態翻譯學為主題的學術論文在國內外語類核心期刊上的發表數量總計24篇，刊發情況如表3所示。近幾年，我國外語類核心期刊，諸如《中國翻譯》《上海翻譯》，接連推出生態翻譯學研究專欄，集中發表生態翻譯學論文，學術成果產出持續不斷?！渡虾７g》 2020年第四期推出了由胡庚申主持的“生態翻譯學”專欄，刊登了三篇生態翻譯學應用研究方面的文章，包括《基于生態翻譯學的重譯動因研究》《生態翻譯學視閾下的對外宣傳交際效果芻議》 《適應“綠色發展” 選擇“綠色翻譯”——兼談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相應翻譯專業設置》，其中，《適應“綠色發展”選擇“綠色翻譯”——兼談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相應翻譯專業設置》一文，開辟了生態翻譯學應用研究的一個新領域。此外，《中國翻譯》2020年第五期也推出了由胡庚申主持的“生態翻譯研究專欄”，其主題為“生命-生存-生態：生態翻譯學“三生相”研究。該專欄刊登了《文本移植的生命存續：“生生之謂譯”的生態翻譯學新解》《譯者研究的問題轉換與生態定位：生態翻譯學視角》《再論翻譯生態環境》三篇文章，表明“三生”主題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極大地推動了生態翻譯學本體論研究的深入展開。

四、生態翻譯學研究的進展

（一）理論性研究不斷深入

自提出生態翻譯學后，胡庚申便專注于該研究領域，建立起了生態翻譯學的術語概念體系，如：“適應/選擇”“譯者中心”“翻譯生態環境”“三維轉換”“生態理性”等。隨著生態翻譯學框架體系的日漸成熟，越來越多的學者加入該理論的研究隊伍中，不斷拓展和豐富其理論研究的深度及范疇。近五年，生態翻譯學理論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生態范式”“翻譯生態環境”“三生”主題、“四生”理念等方面，取得了較為顯著的學術成果。于21世紀初悄然興起的生態翻譯學進一步推進了翻譯研究的“生態轉向”[2]，學理路向朝著“生態范式”演進，《翻譯研究“生態范式”的理論建構》一文從全球性生態學術趨向視角探討了翻譯研究面臨的“范式危機”，并對“生態范式”進行了理論構建[3]。

新論踵出，理學精進。中西譯學理論的發展不僅在于對新問題的發掘和認識，也在于對原有問題的深入研究和詮釋[4]?！对僬摲g環境》一文對生態翻譯學的核心概念“翻譯生態環境”做了進一步探討，圖示并描述了翻譯生態環境的概念體系，借用典故闡明了文本的翻譯轉化過程，并指出“翻譯生態平衡”相關議題值得進一步研究[5]。

近幾年生態翻譯學的相關理論研究如火如荼地進行，表明生態翻譯學具有廣闊的闡發空間和發展前景。

（二）應用性研究成果顯著

理論的生命既在于創新，也在于應用，二者互為補充，相輔相成。從CNKI檢測到的數據表明，近幾年國內生態翻譯學的研究成果主要來自運用該理論展開的應用研究。其中，大多是對譯文文本的分析，主要有：字幕翻譯、旅游翻譯、外宣翻譯、公示語翻譯、文化負載詞翻譯、名家譯作分析、譯本對比等。其中，金丹、果笑非分析了生態視域下的外宣翻譯，認為“三維轉換”能夠有效實現且平衡跨語言和跨文化的整合[6][7]。

生態翻譯學應用研究所涉及的研究視角和研究對象也逐漸呈現多樣化?！熬G色翻譯”是基于生態翻譯學近十多年研究的一個衍生物，專注于探討翻譯實踐中體現出的綠色理念和價值。從“綠色翻譯”角度分析譯例，可以看出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綠色表達越來越凸顯，體現出譯者對譯文“生態化”“綠色化”的追求[8]。此外，也有對譯者主體性和譯者能力的研究。黃晉波、劉澤海依照生態翻譯學理念下的譯者與“翻譯群落”中其他成員存在一定對話關系，建議譯者在翻譯實踐中轉換身份，即“讀者—譯者—讀者”，有效發揮譯者主體性，提高譯文質量[9]。冉海濤從生態翻譯學視角研究譯者能力，對譯者能力給出了定義，并表明對譯者能力的評價不應片面化，要注意評價過程的動態與平衡[10]。

生態翻譯學的應用研究在不斷拓展，這進一步證明了生態翻譯學的強大解釋力，有助于該理論的良性發展。

（三） 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

陳金蓮將生態翻譯學的發展分為起步階段和全面展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理論的提出和構建主要由胡庚申完成，在具體研究方法上，主要運用了文獻法、比較法，并兼有思辨式研究和邏輯論證。在第二個階段，生態翻譯學理論體系逐漸成熟，應用研究顯著增多，理論研究也在不斷精進，以文獻研究和實證研究為主[11]。近幾年，就生態翻譯學研究而言，研究方法更趨多元化。筆者在檢索過程中發現：已有學者用文獻計量法和可視化分析法來研究生態翻譯學的發展態勢，相關文獻總計6篇。另外，近幾年對生態翻譯學的研究也存在批判性研究。一項理論要發展，必然會面臨質疑之聲，生態翻譯學也不例外。學者尹瓊穗在《生態翻譯學若干問題探討》一文中對生態翻譯學的研究范式、理論基礎、理論構建、譯者中心、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質疑[12]，學者羅迪江對此做了公開回應，并對這些質疑涉及的觀點做了進一步澄清。

由此可見，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研究方法逐步多元化，這些多元的研究方法也更好地促進了生態翻譯學的發展。

五、生態翻譯學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建議

（一）本體研究有待加強

生態翻譯學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話語體系，“三生”主題、生態理性、生態翻譯倫理、文本移植等理論視角從“無”到“有”，并且首倡“新生態主義”和“新生態主義翻譯觀”，這些都是對其理論內涵的擴充和延展。理論創新是生態翻譯學的一大亮點，但創新之處主要由胡庚申提出，并由其個人或團隊進行相關研究與闡述，且對相關核心概念進行論述的文章不多。例如：生態翻譯學的關注焦點之一“三生相”，即生命、生存、生態，以“生”作為該理論的發展基石展開研究和論證[13]，之后在“三生”主題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生生之謂譯”的理念，并將“生生之謂譯”理解和概括為生態翻譯學的本質和真諦[14]，進而基于“生生之謂譯”這一理念提出“四生”學說，即“尚生—攝生—轉生—化生”[15]，突出翻譯研究“生”的取向，但目前缺乏對“三生”主題、“生生之謂譯”“四生”理念這三方面的深入研究與系統闡釋。因此，初涉生態翻譯學的學者對相關理論，尤其是對新術語、新概念，難免一知半解，并且“生態范式”“生態理性”“生態翻譯倫理”“文本移植”“新生態主義”等核心范疇具有廣闊的闡發空間，后續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

基于此，本文給出以下建議：第一，應吸納并鼓勵更多學者參與生態翻譯學的研究，以目前已經提出并闡述過的研究視角為基點，繼續進行深入細致的挖掘。第二，研究者要對存在質疑的地方及時回應，幫助其他關注生態翻譯學發展的學者真正理解其內涵，增進其理論話語體系的可解釋性和可接受性。第三，譯界學者可以組織開展專題研討會，分享生態翻譯學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這樣，本土譯學理論才能發揚光大，彰顯其學術價值。

（二）應用性研究有待拓展

21世紀以來，生態翻譯學研究在國內蓬勃發展，運用該理論來探討翻譯實踐的相關論文層出不窮。但通過對檢索出來的文獻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關于生態翻譯學應用研究選題不夠廣泛，涉及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影視字幕翻譯”“文化負載詞翻譯”“旅游景點翻譯”，而涉及法律、科技、醫學、建筑、游戲等領域的研究較少，且理論視角比較局限，大多圍繞“三維轉換”“適應選擇論”“譯者中心”“譯者主體性”對案例展開研究分析。雖然在生態翻譯學中，語言、文化和交際三個維度構成的翻譯理論對于作品的呈現具有重大影響[16]，但這樣的研究除了案例不同，得到的結論大同小異，缺乏創新性。近幾年也有研究者從生態翻譯學視角探析重譯動因，但筆者僅檢測到1篇相關文章。另外“事后追懲”也是生態翻譯學的一個核心概念，服務于翻譯批評的發展需要，但涉及此概念的文章也很有限。

作為一個較大的譯學理論話語體系，生態翻譯學的每一個術語都能成為一個理論視角或研究維度[17]?！度舾缮鷳B翻譯視角的應用翻譯研究》一文中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對翻譯教學、翻譯史/譯論史、翻譯批評、翻譯倫理和譯學流派等方面提供了研究線索[17]。另外，胡庚申曾將翻譯生態理性特征歸納為：注重整體/關聯、講求動態/平衡、體現生態美學、關照“翻譯群落”、昭示生態倫理[18]，有理由相信，生態理性的每一個特征都可以成為應用研究的一個焦點，并且能夠有所作為。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研究學者應該做到：第一，避免功利性利用生態翻譯學理論，重視應用研究的學術價值和實用意義;第二，加強“生態翻譯學+”跨學科深度的研究與應用，這不僅能開闊生態翻譯學應用研究的視野，也能拓展相關學科的研究范圍。

（三）碩博學位論文總體質量有待提高

自胡庚申提出生態翻譯學理論后，越來越多的高校研究生加入該理論的研究隊伍，并以生態翻譯學為理論框架進行學位論文寫作。由于未曾檢索到近五年內上網的相關博士論文，因此本文對檢索到的404篇碩士論文進行梳理、分析。分析發現，對生態翻譯學進行理論本體研究的論文數量偏少，絕大多數是從生態翻譯學視角探討翻譯實踐的論文。相關的應用研究很多，但主要圍繞“三維轉換”“翻譯適應選擇論”“譯者主體性”“翻譯生態環境”展開研究，且多數研究同時涉及上述生態翻譯學的核心概念。誠然，這些理論運用研究對理論發展有一定積極意義，但也存在不足之處，主要有以下三點：第一，404篇論文中無博士論文，說明近幾年鮮有博士將生態翻譯學相關研究作為其博士論文選題;第二，能夠推動該理論向前發展的碩博論文產出不足;第三，從事理論研究的偏少，多數是套用該理論開展應用研究，這些研究大多只是簡單涉及生態翻譯學的相關理論，缺乏深入探究.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認為：首先，高校應對研究生進行嚴格規范的學術訓練，培養嚴謹的學術態度，強化問題意識和批判思維;其次，進一步提高研究生的研究水平和寫作能力;再次，多召開以“生態翻譯學”為主題的學術會議、碩博論壇，為研究生提供了解該理論的發展新動向以及與該領域領軍人物交流的平臺。

六、結語

近幾年，生態翻譯學在理論構建和實踐應用方面都取得了不俗成就，這些研究成果無疑是對我國翻譯研究的一次有力推進。但是，在關注生態翻譯學研究所取得的成績的同時，也應當注意其當前存在的不足以及面臨的挑戰，這樣，生態翻譯學在未來才能取得更大突破，“走”得更遠。迄今，肇始于中國本土的生態翻譯學已走過二十年的風雨歷程，經過第一個十年的“立論”“倡學”，第二個十年的“升華”，生態翻譯學理論話語體系逐漸形成，在國際翻譯界具有一定學術影響力。在第三個十年，應致力于讓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翻譯學“走出去”，在國際譯學界發出“中國聲音”，提升中國的學術話語權，可謂“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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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賀雯婧，女，漢族，四川成都人，四川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譯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