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型學視域下的示證研究

杜佳烜，潘家榮

(1.海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海南 ?？?571158；2.北京師范大學 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廣東 珠海 519087)

一、引語

語言學術語在現實世界中可以找到與其相對應的參照物，比如命令對應著祈使。命令是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所呈現的一種指令動作，通常指說話者讓受話者做某件事情。祈使是語言中的獨立語法范疇，而命令是它在現實世界中的一個參照，不一定會有相對應的語法形式和結構。比如漢語會用陳述句“屋里有點熱！”來隱晦表達“請你開空調！”的命令。又比如時態對應著時間。時間是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所呈現的狀態，時態是我們在特定語言中強制出現或較為顯赫的一種特定語法范疇。在世界語言中，不是每個語言對每一個特定時間節點都有相對應的語法表達方式?，F實世界里的時間表達方式是多重的，比如通過時間名詞、時間副詞、小品詞等進行表達，但也有部分語言能通過時態來編碼時間。相較于時間，時態是特定的一種語法表達方式，并且是獨立的語法范疇。同樣地，示證作為一種語法范疇，其現實世界中的對應物是信息來源。每種語言都具有獨特的方式讓受話者知道談話內容以及說話人如何知道該信息的主要來源，但只有約四分之一的世界語言形成了獨立的語法范疇。在這些具有示證范疇的語言中，說話者必須明確地指出他所獲取的信息來源，讓受話者能夠通過這些示證標記，清楚知道說話者是如何得到他所陳述的信息的來源，比如看到、聽到、感官判斷、常識推斷、從第三方獲取、經他人轉述的信息等。

Aikhenvald從類型學視角進行了一系列專題的討論，是示證范疇目前研究成果較為豐碩的學者。她指出，除了典型的示證標記，語言還可以通過使用時態、情態等其他語法范疇或通過詞匯手段來標記信息來源。具有語法化來源的示證標記被視為是典型的示證范疇，其他的語法范疇或通過詞匯手段的方式則被稱為示證策略[1-3]。胡壯麟討論了論辯語篇性質的新聞報道[4]，并對漢語相關的幾種不同文體語篇分析示證議題，認為示證確實能反映出漢語的文體特征[5]。胡壯麟指出，示證研究有兩種主要路徑，第一種以Chafe 為代表，先討論其功能，然后研究示證在語言中的具體編碼形式，第二種以Anderson 為代表，透過尋找語法范疇的形式來對示證進行考察[6]，并借鑒Chafe和Nichols的觀點，從知識來源和認知方式兩個方面對漢語示證的表現形式進行了討論[5]。張伯江具體論述了示證的基本概念以及其在語法系統中的地位[7]。

二、跨語言示證表達方式

示證是一種特定且獨立的語法范疇，主要的語義內容就是信息來源，說話者可以真實地描述的他所得到的內容是通過何種方式傳達信息的。Aikhenvald提到，位于南美洲巴西一種瀕危少數民族語言Arawak語族的Tariana語具有豐富的示證范疇[1]。Tariana語具有五個不同的示證標記，分別是-naka、-mahka、-nihka、-sika和-pidaka。說話者看到了José在玩，說話者會用視覺型示證標記，即‘José is playing-naka’；說話者聽到受話者在玩的聲音(但沒有看到事件發生)，說話者使用非視覺示證標記，‘José is playing-mahka’；說話者看到José的運動用品或球衣都不在家，說話者使用推斷型示證標記，‘José is playing-nihka’；假設星期日Jose剛好不在家，說話者的陳述乃根據José常常在星期日出去玩的假設和常識得知信息來源，‘José is playing-sika’；說話者若經由別人告知而得到的信息來源，說話者使用報道型示證標記，‘José is playing-pidaka’。Tariana語的示證標記使用是強制要求出現的，示證標記的省略或缺失會產生不符合語法規則和語義不自然的句子，錯誤地使用示證標記會導致信息傳達的錯誤和引起社會排斥。不能正確使用示證標記的說話者，會被同語言社區的人認為語言能力不好，無法順暢地與他人進行交流和達到相應的溝通交際目的。

根據Aikhenvald的分類，在有示證范疇的語言中，其語義參數涵蓋了以下幾種[1]：

1.視覺型：通過視覺獲得的信息。

2.感官型：通過聽覺獲得的信息，通常也延伸到嗅覺、味覺及觸覺等得到的信息。

3.推斷型：基于可見的或有實體的證據或結果的推理得到的信息。

4.假設型：基于非可見的結果以外的證據的假設，可能包括邏輯推理、臆測或常識等。

5.報道型：報道的信息沒有明確的提到報道對象。

6.引語型：報道的信息有明顯的對象來源。

三、示證范疇

(一)示證標記

在四分之一的世界語言中，示證是個獨立的語法范疇，它的語義范圍通常是一個小句，示證標記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出現在動詞上，即為命題示證。但有時句中的名詞短語可以有不同于小句的自己的信息源，這種情況下即是非命題示證。

每種語言都可以表達信息來源及其相關的語義內容，但每種語言的表達方式不盡相同，有些是強制性的，有些不具有約束力，有些形成了特定的示證范疇，有些還只是示證策略。比如，部分語言中的非現實標記可以表達說話者非親見且不確定的信息來源，但在其他語言中，相關類似的語義內容可以借由助詞、間接引語或體形式等表達。南美洲亞馬遜地區的語言以及北美部分印第安語言使用已經高度語法化的示證系統表達信息來源，這些語法化之后的示證標記具有相似的語義內容基礎。

具有示證范疇語言的示證系統復雜程度有所不同。最小的系統只有一種示證標記，有些語言只有非第一手信息的標記，典型的例子是高加索地區的Abkhaz語[8]；另外，許多有示證范疇的語言則只有報道或聽說信息的示證標記，如Estonian語。有些語言的示證系統有兩種示證標記，如伊朗語族中的語言，它們主要標記親見信息和非親見信息[9]。示證系統較為豐富的語言一般具有三種以上的示證標記，比如非洲埃塞俄比亞的Quechua語和Shilluk語有三種證據標記，包括直接示證標記、推測示證標記和報道示證標記。具有較大的四個以上示證標記的系統一般有兩個感官型示證意義，再加上基于推斷、臆測和不同類型假設的示證標記，代表性的例子包括巴西和哥倫比亞East Tucanoan語、巴西Nambiquara語、巴西和秘魯Arawak語以及新幾內亞的Duna語。Aikhenvald考察的南美洲巴西Tariana語的示證范疇最為豐富，具有五種不同示證標記的系統，包括視覺、非視覺、推斷、假設和報道[1]。

(二)示證范疇與句式的互動關系

示證范疇與其他不同句式相互關聯，使用上會產生緊密聯系。不同的示證標記可能分別適用于陳述句、疑問句或命令句。示證標記的使用也和肯定句或否定句有關，示證標記的形式或語義還有可能取決于時、體或語氣。示證范疇與小句類型有相互關系，最常見的標記是報道型示證標記，主要語義內容即受話者做第三方告訴說話者的事[1]。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一般祈使句都是說話者告知受話者，讓受話者做說話者想讓他做的事情；世界語言中，能夠允許報道型示證標記出現在祈使句的情況多是轉述第三方的命令。示證的語義內容與陳述事件的真假價值沒有直接聯系，示證不是情態或體的子范疇，在許多語言中，條件句、完成體或被動態都可以表達一種引申的示證意義。示證范疇一般出現在陳述句中，在絕大多數語言中，陳述句比其他句類有更多的示證標記出現的可能性，在疑問句和祈使句中多種示證標記的可能性則受到較大限制。典型的例子為羌語，示證標記可以出現在疑問句和陳述句中，但疑問句中可選的示證標記要少于陳述句。疑問句中示證標記的語義和語用又可能不同于對應的陳述句中的示證標記。疑問句中的示證標記可能與受話者或說話者或二者的信息來源有關。另外，疑問句中示證標記可能會有驚異的言外之意或作為修辭疑問句等用法。

絕大多數有示證范疇的語言不允許示證標記出現在命令句中，如羌語。有些語言則會出現二手命令的語義內容，即“依照某人所下的指令做某件事情”，這種句子的示證標記不同于陳述句中的示證標記，如納桑語、科拉語以及臘克語。許多語言的信息來源不能被否定，Kibrik明確指出如果阿切語中的非一手信息示證意義被否定，那么其否定范圍不是示證意義，而是該動作[10]。

四、示證策略

示證策略的廣義概念包括每一種與事實、承諾或說話者權威有關的言語表達，這種定義有其優點，例如它側重于語言表達的一些普遍特征。示證策略的狹義概念指的是，如果一個語法手段除了基本的語義外，并具有一個或多個示證語義特征。假設、懷疑、推斷、臆測、驚訝等意義都可以用開放性的詞類動詞、副詞或形容詞來表達，或者用其他方式，如插入語、情態動詞、小品詞、語氣詞或間接引語等來表達，以上這些表達示證的策略方式都有可能會語法化為示證標記。在其變成為語法化示證標記之前，這些使用詞匯手段或其他手段所表達的信息來源方式都被視為示證策略。

歐洲地區的語言以及澳大利亞多數少數民族的語言使用詞匯手段表達信息來源[11]，這些用詞匯方式表達信息來源的語法手段可能逐漸語法化為示證標記。這些表達信息來源的其他方式，統一視為示證策略，幫助我們了解人類對世界語言的信息來源如何編碼，其中還包括人類對信息來源的態度、感知、習俗、文化等因素所影響的編碼方式，凸顯信息來源的表達對人類語言溝通的重要性。

示證策略同樣具有跨語言的特點，主要表現方式通過詞匯手段(開放性詞類動詞，如看、聽等)、小品詞、語氣詞和間接引語等。報道示證和間接引語基本上承擔的是相同的示證工作，都是表明信息是從他人那獲取的，因此兩者能獲得類似的語義延伸。大多數有報道示證標記的語言都將其融合進其他表達方式來標記間接引語，間接引語和報道示證往往在語義、功能和用法上有細微差別。

五、示證標記來源及其相關影響

示證標記的歷史發展一直是示證研究的考察重點之一。對于有文字和歷史文獻的語言，示證標記的來源研究比較容易開展；相反地，對于沒有文字和歷史文獻的少數民族語言，示證標記來源研究的開展工作難以進行。語言和文化變化對示證標記及其本身語義內容和延伸語義變化的影響，也是需要進一步研究深化的議題。

示證范疇和示證策略對語言接觸引起的變化特別敏感，它們會形成一個語言區域的特征，也可能在相互影響之下進行重新組合[12]、[3]、[13]。根據Aikhenvald的記錄，南美洲巴西Bare語的最后一位母語者還在世時，已經完全省略早期在其他方言記錄中出現過的示證標記。語言瀕危程度的加劇也會加速這些瀕危語言的語法和詞匯進行簡化和重組，示證標記不可避免地也會受到同樣的影響。以巴西的兩種高度瀕危的Sabane和Lakondê/Latundê語言為例，這兩個語言現在只有較小的示證系統，相較于他們的其他親屬語言，這些語言具有超過五種以上示證標記的復雜示證系統[14]。語言接觸會產生新的示證標記，比如在一些拉丁美洲西班牙語中[15-17]，‘dizque’(據說)發展成了非一手信息的示證標記，這個變化是受到當地少數民族語言的報道型示證標記影響下所產生的結果。

示證標記常來源于語法化動詞。言說動詞常常會語法化成為間接引語標記、直接引語標記或報道型示證標記。在具有大型示證系統的語言中，動詞“感覺，認為，聽到”常語法化成非親見示證標記。在具有小型和大型示證系統的世界語言中，封閉性詞類的指示詞和方位詞也會演化成特殊的示證標記。報道示證標記常見的兩種發展路徑，第一種是言說補語可以改變其地位，從從句變為主句，從句的標記可以被語法化用來標記間接引語。第二種發展路徑是對言說動詞的重新分析，動詞“說”可能正在語法化為報道示證標記的過程中。Klamer指出，坎貝拉語的詞根wà“說”正在語法化進程中，在形態和話語功能上具有一定的限制和約束，與其他一般動詞相比存在一定的韻律缺陷，不過在句法結構中仍然被分析為動詞詞根[18]。

六、示證和文化習俗的相互關系

示證、認知和文化習俗息息相關。正確的語言表達可以促進相互理解，成為溝通順暢的基礎，但不恰當的表達可能會導致社會排斥。示證和認知會體現在社會習俗和社會關系等方面，這些都直接投射在明確信息來源表達、示證意義表達及感知展現等相關方式。編碼認知的方式與信息來源的類型可以產生正關聯，示證范疇和示證策略的使用甚至與政治權力和社會、經濟地位相關。對于具有豐富語法化示證標記的語言來說，說話人必須明確地使用適當的信息來源，使用錯誤的信息來源標記或者不使用信息來源標記會引起言語沖突和溝通不暢，嚴重的情況是產生社會排斥現象。特定的示證標記都與特定的信息來源相關聯，比如觀察、聽到、聞到、感覺、推斷、臆測等。不同類別的知識通常也伴隨所獲取的信息來源，例如，傳統故事通常是通過別人的口頭陳述獲得的。在這些類別的傳統故事中，知識類型的信息來源被編碼為報道型示證標記。

說話者精準的表達示證意義為Grice的方式準則(Maxim of Manner)[19]提供了理論和語言事實的支持，可以有效地幫助說話者和受話者避免表達模糊、含糊不清等溝通不良的情況。復雜示證系統已被證實可以存在于小型的語言社區，成員們非常重視表達的精確度。以澳大利亞土著社區為例，只有少數澳大利亞少數民族語言有示證語法標記，在其他情況下，都是通過詞匯手段來表達示證意義。許多澳大利亞少數民族語言的特有文化和習俗之一就是具有巫師和巫術，在這些少數具有示證標記的語言中，表達含糊不清的語義內容則可能會受到巫師的巫術懲罰。語言表達的動因以及與信息來源表達類型相關的文化習俗也是示證范疇的一項特點。目前相關的研究較少，主要還是多集中在信息來源的形態、句法、語義等方面的考察。通過系統地考察，我們可以得知示證范疇不豐富的語言，缺乏精確性，表達信息來源不是強制性，通常視溝通的目的和交流的精確性而定。

七、結語

過去幾年中，學界針對一些新語料、新語言和新的示證系統進行了分析和討論，并形成了一個新的研究熱點。最近對示證系統的研究表明，以前的研究中沒有將示證范疇作為一個獨立的術語來考察。目前應該系統地研究世界語言的示證范疇以及示證策略，語言接觸和比較歷史研究的加入也能夠幫助我們對于示證標記的起源和演變做進一步考察，除此之外，示證范疇研究也還涉及到語用和認知的關系。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對這點加以闡述，筆者將另外行文撰寫。中國境內語言資源豐富，各語系各具特點，藏緬語系、阿爾泰語系具有豐富的形態成分，這些形態成分的來源、演化路徑和語法化模式等目前沒有得到系統的研究和理論支撐。本文探討示證范疇這一概念，特別關注從類型學角度分析的示證系統，期盼為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的示證范疇研究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