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刻本《中山傳信錄》述論

塔 娜

(中央民族大學 圖書館,北京 100081)

古代琉球，位于今日本西南部沖繩一帶。1372年明太祖遣使詔諭琉球，“此琉球通中國之始”。此后，明朝與琉球正式建立了穩定的藩屬關系，琉球成為了與明清政府往來最為頻繁的藩國之一。明清兩朝五百年間(1372-1866)，共遣赴琉球冊使二十四次，這些冊使共留有傳世使錄和志略二十余部，其中徐葆光著《中山傳信錄》最為珍貴。

《中山傳信錄》是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冊封副使徐葆光奉旨赴琉球冊封國王時撰寫的一部有關此次使事日程、冊封儀禮、口述見聞等內容的史錄?？滴跷迨拍?1720年)，徐葆光回國后，將《中山傳信錄》上下兩冊“縹裝錦里，以為使歸之獻”“茲出副墨排纂，分為六卷，而少加詳焉，命曰《中山傳信錄》”[1]。徐葆光之著述《中山傳信錄》，皆為親自考證，“涉海探奇 ,停驂吮墨 ,詳慎苦心 ,實所親見”，“所言證之史牒”，“不支不漏、有典有則”，“右圖左錄，信而有徵”“文辭可觀，娓娓有致”[1]?！吨猩絺餍配洝飞鷦油暾宫F了明清時期琉球的社會歷史風貌，被譽為有關琉球的“百科全書”。

《中山傳信錄》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年正式成書，乾隆五年(1740年)左右傳入日本，因其記錄了大量有關琉球政治關系、琉球社會歷史、航海狀況、文化交往等重要內容，得到了日本幕府重視，并加以重刊，形成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和刻本，即中國漢籍在日本的翻刻，并加以訓點假名，其目的是使“武衛國吏以國文閱讀比蘭文(荷蘭文)、漢文更容易理解”[2]。和刻本《中山傳信錄》附訓點重刊后，廣為流播，成為當時日本了解琉球的第一手材料，為日本認識琉球開辟了新視野，在中日文化典籍傳播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目前，囿于國內現存刻本較少，學術界尚無相關的專題研究，本文將詳細解析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刊刻緣由、總結刊刻特點、比勘刊刻底本、論述其意義與價值，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術界更多關注與研究。

一、《中山傳信錄》在日本重刻之緣由

有關《中山傳信錄》傳入日本的最早記載見日本文獻“《商舶載來書目》乾隆五年(1740年)輸入書籍類別中”，又見于“《舶載書目》卷四十九寬保二年(1742年)萩原伯州公的私人訂書”[3]中。1740年12月，書物改役官員向井齋宮在《圣堂文書》中對特定書籍做了內容提要，其中載有“(同船)《中山傳信錄》一部四冊；此書為徐葆光赴琉球時，對當地風俗人物詳加考察編輯而成。風俗之內載有日本寬永通寶錢及伊呂波四拾七字”[3]?！妒ヌ梦臅贰皩儆诜钚刑貏e命令在新渡書籍中挑選有用書籍的報告”[3]，其對《中山傳信錄》的介紹充分說明了當時日本對于《中山傳信錄》的內容有深刻了解和認識，《中山傳信錄》傳入日本也并非無意識或偶然。

《中山傳信錄》傳入日本二十年后，于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日本明和三年)正式在日本重刊?！皩鹎洹敝罔?，服天游伯①(1)①服部蘇門，名天游，字伯和，號蘇門山人，嘯翁等，京都儒者，明和六年(1769年)逝世，年四十六。作序，其門人永忠原②(2)②永田東臯，名忠原，字俊平，號東臯，觀鵞道人，寬政四年(1792年)逝世，年五十五。點校。有關重刻之緣由，服天游伯在重序中提到“原夫琉球之通吾邦，未詳始於何時，歷考國史，不少概見”“其地僻遠，且風濤艱險”“遂乃航洋”“至琉球而止”“吾邦學者而不之其國事也”“岡瑞卿重刻之舉意在斯也”[1]。服天游伯的序跋，充分肯定了《中山傳信錄》的價值，同時也反映了琉球險峻的地理環境，日本人對琉球了解匱乏的現實情況，以及日本人希望藉《中山傳信錄》通曉琉球國事之愿望。鑒于重刻《中山傳信錄》之意義重大，《中山傳信錄》在日本首次重刻后，同年又重梓三次，1840年再次重刻?！吨猩絺餍配洝吩谌毡镜闹乜膛c流播，是日本人獲取琉球相關知識的重要途徑。百余年來，日本人始終保持著對琉球的關注與興趣。

根據鞠德源[4]等專家學者考證，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共有五種刊行本：明和三年(1766年)京都蘭園刻本、明和三年(1766年)京都酉山房錢屋善兵衛重印本、明和三年(1766年)京都文錦堂林伊兵衛重印本、明和九年(1772年)重刻本、天保十一年(1840年)平安星文堂石田治兵衛重刻本；刊行人包括須原屋平助、錢屋善兵衛、文錦堂林伊兵衛、桔屋嘉助、石田治兵衛等。經過查閱《四庫全書總目》《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等發現，目前，京都蘭園刻本藏于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等地；平安星文堂重刻本存于遼寧省圖書館[5]、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等地。另其他三種刻本有待史學界的進一步發掘。

二、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內容及特點

(一)和刻本《中山傳信錄》主要內容

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凡六卷，序跋均在卷首，依次為：中山傳信錄序 康熙六十年左春坊左中允南書房舊直汪士鋐序/中山傳信錄后序 康熙六十年辛丑秋八月海槎從客建安翁長祚謹述於京師之梁氏園/重刻中山傳信錄序 大日本明和三年冬十月 平安 服天游伯和父撰/中山傳信錄序 康熙六十年歲在辛丑秋八月翰林院編修臣徐葆光謹序。

和刻本《中山傳信錄》“首則著其揚帆奉使為封舟圖”“中列中山王國”“又為之表其世系”“又為之定其針路”“終為之圖寫土產、卉木、動植之物”[1]。

卷一 封舟/渡海兵役/更 針盤 玻璃漏/針路/前海行日記/后海行日記/歷次封舟渡海日期/風信、風暴日期/天妃靈應記/諭祭海神文/春秋祀典疏。徐葆光通過訪談航海人員、參考琉球學者程順則《指南廣義》，以自己的航海經歷為基礎，詳細記錄了中瑠航海事務。

卷二 奉宴禮儀/封舟到港/天使館 舊使館 支應七司/天妃宮行香 上天妃宮附下天妃宮/中山先王廟/諭祭議注/諭祭文二道/中山王府/冊封儀注、冊封詔勒二道/中山王肄館儀仗 賀封路供/中秋宴/重陽宴 拜辭宴 餞別宴 望舟宴/中山王謝 恩表疏 貢物/又請存舊禮以勞使臣疏/禮部議覆疏。詳細記述了冊封諸宴之情形以及中山王謝恩表疏等，同時也載有徐葆光主動要求取消部分宴會之內容，體現了清政府對琉球人之窮苦的體恤。

卷三 中山世系。包括琉球國起源、中山王世系、以及中瑠封貢關系。該卷保存了中山世系圖，保留了琉球王宮原貌，重現了中琉封貢場景。

卷四 星野/潮/琉球三十六島/琉球地圖/紀游。徐葆光及測量官平安、豐盛額等，利用西洋人之測繪方法，確定了琉球的轄區及附屬范圍面積，繪制了中瑠雙方共同認定的《琉球三十六島圖》《琉球地圖》，明確了中瑠邊界，為論證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我國領土的一部分提供原始而有力的證據。

卷五 官制/冠服/儀從/氏族/取士/采地 祿/土田/歷/禮儀/先王廟神主昭穆圖/圓覺寺本宗昭穆圖/學 國學讀書/禪宗/僧祿。描繪了琉球生產狀況、自然景觀、宗教信仰以及文化習俗。

卷六 風俗/屋舍/米廩/器具/女集 錢 女飾/舟/轎/馬/弓箭/月令/土產/字母/琉球語。見證了中瑠文化交流融合的歷史過程。

(二)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刊刻特點

和刻本《中山傳信錄》采用楮皮紙，紙張粗糙、纖維柔韌、質地厚硬，雙線四眼裝訂，四周單邊，白口，雙魚尾，版心刻“中山傳信錄”，九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等，無書衣題簽，無包角，后附有刊記。和刻本《中山傳信錄》較原刻本《中山傳信錄》相比，裝幀形式差別甚微。

圖1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京都蘭園刻本

圖2 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源館藏興文堂刻本

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完整保留了原刻書的刊刻風格，僅在內封、重刻序、刊記中體現了江戶時代日本刻書風格?？傮w看，和刻本《中山傳信錄》集聚了清代早期、康熙后期以及日本刻書三種不同的刊刻風格?！巴羰夸f撰《中山傳信錄序》、翁長祚撰《中山傳信錄后序》”具有清代早期刻書風格，采用風雅的寫體字，字體端修，精刻秀美；“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錄序》”以及六卷全內容，延續了康熙后期的刻書風格，宋體雕刻，“橫平豎直，橫細豎粗，棱角分明”；新增“服天游伯和父撰《重刻中山傳信錄序》”等，具有典型的日本江戶時代特征，字體粗壯，書風圓轉，提筆如風、運筆如馬，富有民族氣息。

此外，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另一大特點，即全書采用了“漢文訓點”術，每行漢文左側刻有“反點”，右側附刻有“送假名”?！胺袋c”用于改變語序、切分語句；“送假名”(均為片假名)，標注漢字讀音。這些訓點，有助于日本人更好的閱讀、理解《中山傳信錄》。

(三)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刊刻底本

根據日本學者喜納祥子對《中山傳信錄》[6]版本考略，目前著錄信息為康熙六十年辛丑刊二友齋藏板《中山傳信錄》共有六種修訂本。分別為：1.天津圖書館藏本；2.國家圖書館藏本；3.華東師范大學藏本、上海圖書館藏本(索書號302260-62)、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日本東洋文庫藏本、日本東京大學藏本；4.日本沖繩縣公文書館藏本；5.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本、上海圖書館藏本(索書號763820-29)；6.上海圖書館藏書(索書號T06976-78、索書號800593-602、索書號06256)。

《中山傳信錄》存世多種修訂本，其原因為修訂者發現原刻本中有多處錯誤，在刊刻中不斷修正，正如徐葆光在自序中所言“或更有誤，以俟再考云”[1]。經喜納祥子[6]考證《中山傳信錄》六種修訂本間修訂痕跡明顯。天津圖書館藏本較國家圖書館藏本共有4處修訂，較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本有141處修訂，較日本沖繩縣公文書館藏本有146處修訂，較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等藏本有148處修訂，較上海圖書館藏藏本有149處修訂?？傮w看，《中山傳信錄》六種修訂本間，修訂內容較多，差異明顯。

鑒于目前學術界尚無對和刻本《中山傳信錄》的文本細讀與文字比勘，本文按照序跋、目次、六卷內容的排列順序，詳細比對和刻本《中山傳信錄》與《中山傳信錄》六種修訂本，異同結果如下：

表1 和刻本《中山傳信錄》與《中山傳信錄》六種修訂異同比對表

比對結果顯示，和刻本《中山傳信錄》與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等地藏康熙六十年辛丑刊二友齋藏板《中山傳信錄》(修訂本3)內容完全一致。

和刻本《中山傳信錄》相比前兩種修訂本(修訂本1、2)，修訂內容非常多，包括地名、距離、方位、衍字、謬誤等[6]，如“康熙二十二年癸卯”改為“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具志川在首里東四十里，屬村縣十七”更訂為“具志川在首里東六十里，屬村縣十五”等。從修訂內容看，和刻本《中山傳信錄》是在修訂本1、2的基礎上又進行了重新修訂，修訂者有明顯的正誤意圖。

而后三種修訂本(修訂本4、5、6)與和刻本《中山傳信錄》相比，除了保留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底本修訂內容外，又增修了卷三、卷五、卷六部分內容，這些修訂主要是利用新刊刻、新傳入的相關文獻或琉球士大夫指正進行增補，從雍正十二年甲寅徐葆光給程順則的書信“先生又為我訂《傳信錄》誤，還寄改正”[6]等可以證明。后三種修訂本中，卷三(頁1后9行，頁16前1行，頁16前3-7行)修訂了中山王世系等內容，參照了雍正三年蔡溫所著《中山世譜》等內容；卷五(頁2前5-8行，頁2后5-6行，頁三前4-5行)按照“程大夫順則示以官”，修訂了琉球官制內容；卷6(頁4前6-9行，頁4后3-4行)修訂了琉球喪葬習俗①(3)①包括葬禮區別、棺制、入殮等風俗，徐葆光在沿用歷代史書、琉球使錄中的相關記載及親聞所見。，加入了琉球推行的《朱子家禮》等葬法。

通過異同比對，可以肯定的是，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刊刻底本是《中山傳信錄》成書后的修訂本；從修訂內容看及文獻增補看，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底本出現的時間應該晚于修訂本1、2，早于修訂本4、5、6；從修訂本4引用雍正三年蔡溫所著《中山世譜》等內容，基本可以判斷，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底本出現的時間不晚于雍正三年，大體為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三年。和刻本《中山傳信錄》雖與后續修訂本(修訂本4、5、6)相比缺少利用新文獻的增補，但與前期修訂本(修訂本1、2)相比已經修訂了各種謬誤，總體看，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刊刻底本在眾多《中山傳信錄》修訂本中有重要的版本價值。

三、和刻本《中山傳信錄》的文化傳播價值

和刻本《中山傳信錄》自重刻后的一百余年間，始終都是日本了解琉球及中琉交往關系的最重要的文獻資料，它滿足了當時日本對通曉琉球國事之愿望，為日本學界研究琉球開辟了新視野。和刻本《中山傳信錄》重刻與流播，對中國典籍海外傳播、中日文化交流等有重大意義。

(一)中國典籍海外傳播的重要體現

自唐以來，日本就對漢學、漢籍非常重視，大量漢籍通過饋贈、游學、求法、尋訪等方式流入日本，跨越了地域界限、語言障礙傳播盛行。漢籍的流播，促進了日本漢學的發展，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漢學成為了日本傳統學術的主流，其地位與影響遠遠超過日本國學與洋學，因此有“日本的學術是由漢學開始”之說。

到了清代，日本人對漢學、漢籍的重視更為甚。清代中國典籍在日本之傳播主要是通過貿易互市，由于日本江戶時代“庶民文化的抬頭”、日本雕版印刷業的發展、長崎貿易的繁榮，大量的漢籍通過圖書貿易流入日本，長崎作為日本唯一對外通商口岸，成為了中日貿易最主要的場所。據日本內閣文庫《唐蠻貨物賬》記載，當時?？吭陂L崎的中國船中所攜書籍數量因船而異“一部至九十三箱不等”[3]，另據記載，“自1693年至1803年的一百十一年間，共有四十三艘中國商船，在日本長崎港與日商進行漢籍貿易，共運進中國文獻典籍四千七百八十一種”[7]，“1840年至1855年，中國商船帶到日本的漢籍就達3407種，45481部”[2]“中國出版的圖書中，十有七八均傳入日本”[8]。

清代，數量龐大的漢籍通過赴日貿易往來流入日本，日本專設“書物改役”一職對舶來之漢籍嚴格審查。從日本對漢籍的審查嚴格程度及其漢籍作為流通商品所具有的價值屬性看，傳入日本的漢籍總體具有數量龐大、內容豐富，版本價值高，社會影響廣等特點。

《中山傳信錄》也是通過長崎貿易往來的方式，經過嚴格審核后，正式傳入日本的?！吨猩絺餍配洝返却罅繚h籍流傳至日本，是清代中國典籍對外輸出的重要體現，也是清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表現。漢籍是當時中國文化向日本輸出的重要載體，其作用也是“刻縷入微”，如《漢籍輸入的文化史》所言“江戶時代儒者受中中國影響，而其影響應當多源于書籍”[8]。

(二)符合日本對和刻漢籍的文化需求

漢籍作為大眾商品，通過商業流通的方式商賈于市，廣泛傳播，已經成為了日本的一種文化現象和文化發展趨勢。日本民眾對文化的需求非常迫切，漢籍輸入畢竟有限，又多被政府或官員征用，散入民間的極為有限，在日本和刻漢籍的序跋中經常會看到諸如“余舊藏一本，而人之借求者多，不能遍應其求”“予為惜此書乏于世，頃與書肆謀翻刻以公諸世”[8]等記述。由于日本對漢籍的鐘愛以及社會現實需要，和刻本漢籍隨之盛行，并成為了漢籍在日本流傳與保存的一種特殊形式。和刻漢籍從官刻、寺廟、武家、商賈，經歷了長期漫長的發展過程，直到清代漢籍作為大眾商品在日本流播后，和刻漢籍得到的空前的發展。

江戶時代被譽為“日本文化的復興”的時代，民眾對文化需求的強烈愿望、官刻私刻出版業的繁榮發展，雙重內驅，一時間“京都、江戶、長崎等地，書鋪滿街，刻本盈屋，已成蔚然大觀”[9]?！兜锰┐P語》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田笛浦“貴幫典籍之多，使用有望洋之嘆”，清客朱柳橋答“我邦典籍雖富，邇年以來裝至長崎，已十之七八，貴邦人以國字譯之，不患不能盡通也”[3]，這段對話是當時現實情況的真實反映。貿易往來使大量中國典籍流入日本，并經過日本人的重刻、附注假名訓點等，降低了文獻成本、方便民眾閱讀和理解，從而推動中日典籍文化的交流與傳播。

據《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統計，清代日本和刻漢籍共有經部80種、史部106種、子部206種、集部186種。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就是其中史部外國地理志中的一部?！逗涂瘫緷h籍分類目錄》記錄了四次重刻《中山傳信錄》的信息，“中山傳信錄六卷 清徐葆光撰 服[部]天游(蘇門)等校 明和三刊(京蘭園)句返送縱/同(后印，京錢屋善衛)/同(后印 文錦堂林伊兵衛)/同(后印)后刊記”[10]。在江戶時代《中山傳信錄》共被重刻五次，另有一次為1840年重梓?！吨猩絺餍配洝吩谌毡镜亩啻沃乜?，充分體現了日本對和刻漢籍的需求，體現了日本對漢文化的熱衷，符合日本文化自身發展的客觀要求。

(三)體現了日本人對“時代信息”的渴望

日本長期處于封閉“鎖國”狀態，從江戶時代長崎貿易看，日本僅與中國、荷蘭等國家開展進出口限制貿易，與其他國家基本斷絕了通商與往來。日本了解世界史地方面的知識，主要依靠中國商船舶來之漢籍。從大量國外地理漢籍《中山傳信錄》《扶桑游記》《朝鮮國志》《琉球國志略》等在日本的翻刻看，日本人對海外的關注是自覺的，對海外知識的宣傳是自主的，對獲取“時代信息”是渴望的。漢籍傳播的海外信息，使得日本人對當時“時代”有所了解和把握，正如日人賴醇在《海國圖志訓譯序》中指出，訓譯海內稀睹之書，可以“使海內盡得觀之，庶乎其為我邊備之一助矣”[2]。

《中山傳信錄》是一部有關琉球的史錄。嚴格說《中山傳信錄》不既屬于經史之作，更不屬于傳記文學，但因其屬于海外地理范疇，內容涉及古代琉球航向交通、琉球王統世系、中琉封貢、琉球歷史風貌等，傳遞了琉球及周邊地理信息以及中琉交往關系等時代信息，因此被日本人所關注，后經翻刻，收錄于史部外國史地。從《舶載書目》清單看，長崎奉行購入的書籍多為《康熙字典》《正字通》《通鑒》等大部頭典籍，鮮有史地相關漢籍，《中山傳信錄》就是其中罕見的一部。

《中山傳信錄》在江戶時期共重刻五次，保持了原刻書的面貌，這是非常難得的。日本在選錄漢籍時有非常明確的意識，選編“古人之文、今人之作”往往會綜合考量社會需求、技術限制、成本投入等原因，增減部分篇幅?！吨猩絺餍配洝啡珪啻瓮暾?，體現其內容重要，影響深遠，反映了琉球等國外地理文獻在日本非常受歡迎，同時也說明了“鎖國”不能阻擋日本人對獲取外國地理的知識的愿望以及對“時代信息”渴求。事實證明，日本人通過中國典籍源源不斷獲取、把握“時代信息”，最終在1840年以后，迅速形成了日本自己的新文化、新思想。

(四)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

《中山傳信錄》自成書以來，一直在日本有著廣泛的影響?！吨猩絺餍配洝烦蔀榱水敃r日本學者了解琉球歷史和地理的唯一著作，也是研究琉球最重要的資料?！吨猩絺餍配洝吩谌毡痉毯土鞑ズ?，其所載的豐富內容和地理文化知識以扇形輻射的方式影響著日本人對琉球地理人文觀的認識與理解，并在當時形成了多部以《中山傳信錄》為藍本的日本本土的歷史地理相關著述。

據專家考證，寬保辛酉年(1741年)，日本學者河津佑昌氏首先將《中山傳信錄》縮編為《中山紀略》，完整保留了《琉球三十六島圖》和《琉球地圖》等內容[11]；寶歷十二年壬午年(1762年)，日本戶部良熙著有《大島筆記》，也完全采用了徐葆光《中山傳信錄》所載的琉球三十六島，只是簡化了島嶼名稱[11]。天明五年(1785年)，日本仙臺人林子平出版了《三國通覽圖說》，參照《中山傳信錄》中《琉球三十六島圖》[11]；(1796年)田村登撰《中山特產考》、天保壬辰三年(1832年)新鋟《中山聘使略》，亦抄錄了《琉球三十六島圖》[11]。嘉永三年(1850年)秋巖原翚撰《琉球入貢紀略》也間接沿用了徐葆光的畫法[11]。

此外，“松浦靜山《保辰琉聘錄》、新井白石《南島志》《琉球國志略》、獲生徂來《琉球聘使錄》、森本敦書《琉球紀略》、赤崎海門《琉客談記》、森島中良《琉球談》《琉球奇譚》、杏花園藏板《琉球筆代記》、牧野履卿《琉球百韻》、曲亭馬琴《椿說弓張月》、伊地知潛隱《南聘紀考》等”[3]，都參考《中山傳信錄》?！懊髦稳?1903)日本大藏省主稅局編纂《沖繩法制史》，其中“官位制度”、“地方制度”也引用《中山傳信錄》的內容不少”[3]。

《中山傳信錄》成為了當時日本了解琉球的第一手材料，為日本學界研究琉球開辟了新視野，同時也促進了日本域外史地研究的發展?！吨猩絺餍配洝穼τ诋敃r“鎖國”的日本是有重大意義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翻刻的《重刻中山傳信錄》幾經更迭后，又通過漢籍東傳的途徑，再次回傳至國內，并有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等地藏本，這也進一步印證了以書籍為載體的中日文化交流具有雙向性，以書籍為紐帶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影響更廣、更深、更遠。

《中山傳信錄》是漢籍東傳中的“滄海一粟”，但它在日本的翻刻、流播，以及在中國的回流“逆輸入”，完整展示了中日典籍文化交流的歷史過程和事實，反映了中國典籍對日本文化的深刻影響，見證中日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和刻本《中山傳信錄》具有及其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文化傳播價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典籍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