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舊帝國飯店入口大廳的遷建始末
——兼論現代建筑遺產保護

楊一帆， 袁菀嚀， 于 億， 王子鑫

(北京建筑大學 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 北京 100044)

20世紀60年代是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期，隨著城市更新和擴張，大量建筑遺產消失，此時主流觀念中對保護對象的理解基本以古代建筑和紀念性建筑為中心。在狂熱的建設風潮中，1967年位于市中心的帝國飯店面臨拆除和重建危機。帝國飯店的主體是近代建筑大師賴特的作品，也是他個人職業生涯的代表作之一，無論建筑的設計樣式、空間布局、結構材料以及外觀裝飾都獨具特色。建成后吸引著絡繹不絕的來訪者，特別是對那些研究和熱愛賴特建筑的人而言這座建筑彌足珍貴，拆保爭論成為當時最受關注的話題。最終帝國飯店的原址原狀保存未能達成，采取了部分遷建保存的方式，將最具特色的中央入口大廳遷移至愛知縣明治村博物館，部分構件拆下后運至美國留作紀念。帝國飯店的保護歷程是日本20世紀60—70年代城市遺產保護發展狀況的縮影，結果雖然遺憾，但圍繞保護的爭論和宣傳推動了保護觀念向公眾的普及，也間接促進了保護制度和策略的深化和細化。

1 帝國飯店建筑概況

1.1 概述

帝國飯店位于東京日比谷，與皇宮相對，毗鄰鹿鳴館，建設目標是一座彰顯國際化和現代化的迎賓樓。1885年由宮內廳投資建立了帝國飯店公司，1890年第一代帝國飯店建成，由建筑家渡邊讓設計，采用新文藝復興式，是日本第一座西式風格酒店。1916年應對游客規模的增長，帝國飯店計劃擴建，帝國飯店公司聘請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年)設計新飯店，并于1923年竣工完成[1]。1967年，因建筑老化和客房規模小等問題，帝國飯店公司宣布將對舊建筑實施改造重建，并于1968年完成拆除。期間經保護組織和專家學者多方努力，得以在拆除前啟動遷移工程，將帝國飯店局部遷至愛知縣明治村博物館(Meiji Mura，以下簡稱“明治村”)。1976年3月完成遷建部分的結構和外部裝飾，1985年10月完成內部裝修，從拆除到遷至明治村得以重現，共耗時17年。

1.2 建筑特色

帝國飯店充滿了賴特獨特的創意，在樣式風格、空間形式、結構材料等方面都給當時的日本建筑界帶來新氣象。賴特希望通過這座建筑實現由木構建筑到磚石建筑，由跪式到站姿行為習慣的轉變，同時又不至過多地喪失日本文化傳統[2]。

飯店位于日比谷街，用地寬約100 m，進深約150 m，建筑群平面大體為H形，包括兩列縱長的三層客房建筑，中軸線上是包括水池、中央入口大廳、大宴會廳和劇場等在內的公共空間(圖1[3])。從整體規劃到單個客房都展現出多樣化的空間結構理念，將建筑平面設計從二維聯系發展到三維空間的關聯設計[4]。建筑墻體包砌簾紋磚，墻柱身、檐口等大谷石裝飾帶和陶土裝飾與燈光設計相結合，多樣的造型、考究的色彩材質，使建筑呈現出華麗的外觀和神秘多姿的內部空間。

圖1 舊帝國飯店鳥瞰圖

令舊帝國飯店和賴特本人大獲聲譽的還有關于建筑結構方面的評價，日本是多地震國家，因此賴特采用鋼筋混凝土結構，設計中進行了周密的推敲和探討，運用大量抗震措施，包括深入地基的上千根樁基礎、采用輕質屋頂等[5]。1923年帝國飯店開業典禮當天遇東京大地震，但結構在震后基本無恙，經受住了災害的考驗。

帝國飯店的中央入口大廳集中體現了建筑特色，登上大臺階從門廊到門廳，隨著地面高度變化，視覺感受跟隨空間和光線不斷發生變化，將來訪者的心境自然地由外界切換到室內，體現出賴特建筑設計中對“行為”的深刻洞察力。大廳中央是縱貫三層的通高空間，所有空間圍繞其展開，周邊空間高低錯落，劃分出不同的功能領域(圖2)。

圖2 中央入口大廳內部

建筑物的內部和外部采用大谷石和陶土裝飾，雕刻以幾何圖案為主，屋檐和扶手上的白色大谷石裝飾帶強調了水平線，裝飾帶向內層層延伸，增加了內外聯系和內部空間的層次。休息室前的“光之籠柱”和宴會廳前被稱為“孔雀之羽”的大谷石壁飾是大廳的視覺中心，在大廳通透的空間中，微風流動光影交錯，陰影在雕刻上輾轉變幻，建筑本身就如藝術品。

2 保護運動始末

2.1 緣起

20世紀60年代隨著奧運會的舉辦，東京開始國際化大都市的建設，城市巨變中大量建筑面臨拆除改建的困局。舊帝國飯店的建筑容量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使用和經營要求，加之建筑老化，構件殘損嚴重，拆除重建提上日程。但是不同于一般的老舊建筑，帝國飯店由建筑名家設計，建筑界公認其在建筑發展史上的典范性和標志性。同時帝國飯店位于城市中心皇宮附近，是東京核心區的標志性建筑，作為20世紀初城市變革的產物對東京城市近代化具有紀念價值。

因此自舊帝國飯店宣布拆除之日起，就出現了爭議，主張保護的團體成員主要來自專家學者，如日本建筑學會、帝國飯店保護協會、明治村以及各大學(早稻田大學、工學院大學、東京大學、東京藝術大學)等，主張拆除的意見則來自城市管理方和業主帝國飯店公司。帝國飯店的保護爭論是明治時代以后圍繞城市與建筑出現的熱門話題，引起了廣泛關注。

2.2 過程

2.2.1 保護運動開端

1967年3月16日，《朝日新聞》報道了拆除帝國飯店和建造新高層酒店的計劃，帝國飯店的保護運動就此拉開序幕。同年5月22日，日本建筑學會向帝國飯店總裁犬丸徹三提交了《關于保護帝國飯店舊館的請求書》，9月28日，92名教師在東京藝術大學發表了《舊帝國飯店的保護聲明和要求》。時任東京大學教師福田康夫在1967年6月4日的《朝日新聞》上發表了《帝國飯店的保存》，從城市記憶與歷史環境的角度探討帝國飯店的價值，將帝國飯店的保護問題提升到新的高度，這類學術觀點的產生促成了帝國飯店保護協會的成立。

2.2.2 帝國飯店保護協會

帝國飯店保護協會成立于1967年7月18日，由23位著名建筑師、作家和歷史學家組成。協會多方開展帝國飯店的保護活動，如在各地街道上開展簽名活動、通過出版《帝國飯店保護協會報》向公眾宣傳帝國飯店的價值和保護意義。同年7月27日，協會正式向首相、內閣官房長官、運輸大臣、教育部長和東京市長提出了保護訴求，堅持“原址原狀保護”的必要性。1967年10月22～29日，賴特夫人奧爾吉萬娜·勞埃德·賴特與塔里艾森員工到訪日本，也參與協會活動中，她在10月25日舉行的講座中就帝國飯店保護問題發表演講，并與教育部長和東京市長會談。這些努力在建筑老化和經濟效益等現實問題面前雖然屢屢碰壁，但保護運動的開展促使各方開始關注帝國飯店作為城市遺產的意義和價值。

2.2.3 明治村博物館

佐藤首相曾在1967年11月15日記者招待會上認可帝國飯店的價值，在11月21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他提出最好將建筑局部遷至明治村，這個提議起到決定性作用。其后促成遷建的是明治村的發起人之一，時任館長谷口吉郎(1904—1979年)。1967年12月26日，舊帝國飯店已開始拆除，谷口吉郎面見佐藤首相，提出在政府協助的前提下，將帝國飯店部分遷至明治村，12月28日，明治村建筑委員會決定將中央入口大廳遷至明治村，搬遷企劃由明治村主持實施。

2.3 結局

綜上，經歷了各方角力，受限于當時的觀念和時勢，舊帝國飯店未能擺脫被拆除的命運，最終退而求其次，將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片段遷移保護。搬遷后的舊帝國飯店入口大廳為SRC結構(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高三層，總建筑面積911 m2，于1985年完成遷建重裝，2004年2月公布為國家登錄文化財(表1[6])。

表1 舊帝國飯店保護遷建的主要事件和關聯組織

3 遷建與“樣式保護”

3.1 保護工程的社會背景

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經濟處于高速發展階段，東京為首的大城市土地價格飛漲，與昂貴的地價相比，建筑造價不足掛齒，不行就推倒重來的例子時有發生[7]。而帝國飯店處于都市核心區，舊建筑以三層為主，容積率遠低于周邊，大大降低了區位優勢帶來的經濟效益，因此帝國飯店公司從一開始就強烈希望拆除和重建。

其次，帝國飯店此時已建成四十余年，在大地震和二戰空襲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破壞。建筑構件和裝飾上所使用的材料，特別是大谷石質地脆弱，老化損毀嚴重。曾對帝國飯店進行過詳細調查和記錄的早稻田大學教師明石信道，在工作日記中提及他開展調查的初衷：“每次我被邀請到帝國飯店參加聚會，都感覺建筑在日益破舊損壞……這讓我不能平靜”[8]。足見拆除前建筑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老化損壞，這也是部分人對原狀保護抱猶疑態度的原因。

此時對于文化遺產保護的研究尚未正式開展，原真性、完整性等今日耳熟能詳的保護原則和理論，以及對于城市歷史景觀價值的認識，彼時尚未成型和普及。這個時期在帝國飯店保護上發揮作用的，大多是已經意識到城市遺產價值的專家學者。

3.2 野外博物館

20世紀50—60年代，日本開始仿效歐美國家建立野外博物館，用遷建保存的方式保留和展示某一歷史時代或地域的文化遺產。明治村成立于1965年，致力于接收因阻礙土地開發而難以原址保留的建構筑物，主要為明治時期遺存，包括鐵路、郵政、清酒釀造、醫院、法院、劇院、學校、教堂和燈塔等建構筑物。在保存建筑遺產的同時，讓觀眾體驗明治時代的生活氛圍。明治村最初收藏了15個設施，截至2007年設施增至67個，博物館占地擴大近一倍，達到100 Wm2。收納建筑物的范圍也不再限于明治時代，如帝國飯店中央入口大廳，川崎銀行總部等大正、昭和時代的經典建筑也被納入其中。明治村與其他保存展示鄉土民居的野外博物館不同，村中建筑多是對日本近代化有紀念意義的建筑和設施，展示品往往具有突出的單體價值，其中11座為國家重要文化財，其他也多為登錄文化財(圖3)。日本《文化財保護法》將不可移動文物劃分為2類：重要文化財與我國文物保護單位相似，由國家指定并提供財政支持，數量稀少；登錄文化財主要通過申請審批制度管理，推行政策鼓勵保護利用，數量較多。

圖3 明治村總平面及建筑遺產示例

3.3 遷移與再現

3.3.1 樣式保護

1968年1月27日明治村博物館建筑委員會決定同步帝國飯店的拆除，采取“樣式保護”的方式完成遷建。日語“様式”一詞文意介于中文“風格”和“形式”之間，因此本文直接采用“樣式保護”表述?！皹邮奖Ｗo”由谷口吉郎等提出，目標是讓形式、色彩、質感等方面均完美呈現?！皹邮奖Ｗo”策略未對建筑結構做出要求，在保證外貌還原的前提下，帝國飯店中央入口大廳搬遷后替換為更加堅固輕質的SCR結構[9]。最終呈現的是一座外觀完全復原，內部采用新結構，材料構件新舊并存的重組作品。

3.3.2 風格與裝飾的再現

根據記錄拆除材料總量約為400 t，拆除工作時間緊迫，需要在現場對拆除材料的可利用性、材料老化程度等進行評估，決定是否使用，再將可使用構件運輸至目的地，最后組裝重建。帝國飯店經典的形式風格離不開對材料的獨特運用和表現，其中簾紋磚與大谷石構件是構成立面風格效果的重要元素，也是遷建中的難點。明治村展示的舊帝國飯店中央入口大廳復原了建筑原貌，但實際立面材料包括2類，建造時的原始材料和復原用新材料，比較典型的是簾紋磚與簾紋面磚，以及大谷石與仿大谷石混凝土。

簾紋磚與簾紋面磚：簾紋磚是賴特引入日本的一種墻體材料，20世紀20年代以后在日本建筑師作品中廣泛使用[10]。日文將帝國飯店墻面使用的帶有豎向劃痕紋的磚稱為竹簾磚，本文意譯為簾紋磚，遷建后使用的薄磚材譯為簾紋面磚。帝國飯店原材料簾紋磚厚度達50 mm，施工時先將磚塊壘砌，再以磚墻為模澆筑混凝土形成整體。經這種施工方式砌筑的磚材，與混凝土結合緊密，拆卸后往往無法再次使用。在遷建后，結合主體結構的變化，采用了簾紋面磚作為替代復原材料，簾紋面磚厚度僅為20 mm，貼于結構體外(圖4)。

圖4 簾紋磚與簾紋面磚材料對比

大谷石與仿大谷石混凝土：大谷石是凝灰巖的一種，質地較脆，在關東地區傳統建筑中多用于擋土墻或石頭倉庫，用于內外裝飾十分罕見[11]。大谷石極易風化，在帝國飯店拆除前已有多處風化嚴重。因此復原時采用2種做法，一是用拆解的原材料，二是使用替代材料。對無法使用拆除材料的部分，以及易受風雨侵蝕的部分，采用了預制混凝土和玻璃纖維混凝土制成仿大谷石混凝土。例如，中央入口前側門廊的右側支柱腰石，使用拆除時分割保留的大谷石構件，而西側腰石則是采用仿大谷石混凝土制作。

“樣式保護”策略的目的是再現外觀(可見部分)風貌，盡量采用拆卸的原材料，同時也積極采用更科學的建筑結構、施工方式以及新技術制作的修復材料。新材料的運用一方面考慮再現原建筑形式，另一方面考慮材料性能是否有利于持續保護?？梢哉f，舊帝國飯店中央入口大廳的遷建，是“樣式保護”策略的一次探索，保護、拆除、遷移、復原過程中的探討和試驗，最終匯聚成為明治村的建筑遺產展示工程(圖5[12])。

圖5 中央入口大廳西側

4 思考與啟示

舊帝國飯店保護工程實施于20世紀60年代末，近現代建筑遺產研究與保護處于萌芽階段，保護工作尚未規范化和模式化，探索前行的應急性保護實踐，為其后的研究和實踐提供了經驗，也揭示了現代建筑遺產保護的特殊性。

4.1 現代建筑遺產保護的特殊性

舊帝國飯店的保護方案體現了對現代建筑遺產價值構成特點的認識?，F代建筑源于對傳統的反思，關注空間聯系、行為模式、注重材料結構的表達，遺產價值往往集中在其設計思想創新上。以舊帝國飯店工程為例，在原址原狀保護無法達成的情況下，評價的關注點未局限于藝術風格、標志性的細部構件，而是將視線投向反映和記錄建筑觀念和思想發展的諸要素，以此權衡保護對象重要性，形成空間- 風格- 材料- 結構的保護和取舍層次。對現代性及其載體的考察和評價，是現代建筑遺產保護的特殊之處，也為今后同類遺產的價值保護帶來啟示。

4.2 現代建筑遺產的保護與發展

舊帝國飯店的保護遷建中，實施方對結構材料進行了反復的論證和探討，考慮到未來的展示利用、維護管理及持續使用的安全性等因素，最終對原建筑進行了較大程度的改造，保護方案的制定體現出動態和注重未來發展的特點?，F代建筑遺產不同于古代建筑，在規模、形式、功能等方面往往更接近當代使用需求，靜態展示又不足以闡釋其功能、形態和空間方面的特色。對于現代建筑遺產保護利用方式的探討，應從保護維護轉變為面向將來的可持續利用計劃，建立基于遺產類型與價值體系的動態保護機制。

5 結論

帝國飯店保護遷移工程已過去五十余年，遷建至明治村的入口大廳至今仍是人們觀摩和品味大師作品的場所。過程雖留有遺憾，但真實反映了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的建筑遺產保護狀況，記錄了城市高速發展中遺產保護的困境。同時各方在保護運動中的努力也留下了珍貴的經驗和啟示。首先，促進了對建筑本體的深入研究，并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數據、圖紙記錄。其次，保護運動推動了保護觀念在日本各階層，特別是東京民眾中的普及。最后，工程嘗試了部分保存、樣式復原等保護方式，這些退而求其次的保護利用方式，雖然在當今保護觀念普及的背景下已罕有使用，其實施過程和研究成果卻為現代建筑遺產的保護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