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我國疫情防控的治理路徑選擇

王肇磊，王俊茹，劉鐵虎

（江漢大學 人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56）

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國自21世紀以來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國家公共衛生安全事件。［1］全國人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密部署下，科學決策、精準防治、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取得了一系列疫情防控戰的勝利。面對2022年年初至今“奧密克戎”新冠病毒在深圳、杭州、上海等城市的急速蔓延，我國政府因組織、防控有力，都基本實現了社會動態清零，取得了階段性勝利。這都凸顯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檢驗了我們國家面臨重大疫情時的防控和應急處置能力。關于新冠疫情這一突發的全球性公共衛生事件，學界自2020年以來已有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發表，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預防醫學與衛生學、醫藥衛生方針政策與法律法規、新聞與傳媒、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社會學與統計學等學科領域，其研究內容或視角多以新冠疫病患者的救治、新冠疫情下的疫情調查與實證研究、區域或社會預防、疫情應急處置、新冠輿情、政府行政治理現代化、公共衛生建設、生物安全、國外抗疫問題研究等為主，聚焦社會或社區治理與防控、數字化的疫情防控、政府治理現代化、協同治理、輿情控制、公共衛生建設、治理模式及其比較研究等問題。其中，對于新冠疫情防控建設路徑的專門研究相對較少，僅董幼鴻、宮紫星、于江、謝玉斐等學者探討了大城市傳染病防治能力建設路徑、疫情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路徑、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路徑等問題。①這些研究大多是從某一視角對新冠疫情的防控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多從微觀角度去考察我國城市疾疫防控的治理路徑，較少從中觀、宏觀層面系統探討如何建設科學而完整的疫情防控體系途徑。這對于高度系統性的新冠疫情防控來說，需要對其進行全方位把握，不遺漏任何薄弱環節，即從中觀、宏觀層面探討新冠疫情防控體系建設的有效路徑。故本文針對兩年來我國抗疫實踐活動中所暴露的疫情應急管理相對遲緩、防控力量嚴重不足、在思想和認識上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學認知不足、防疫醫療資源配置失衡、物資儲備不足、疾疫防控救療統籌性較差、地方疾控系統權能較弱等問題，擬采用防疫學、傳染病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相結合的方式，從我們黨和國家衛生防疫宗旨、構建應對新突發疾疫防控預警網絡、完善疾疫防控救療體系、完善疾疫防控救療輔助平臺建設四個層面探討我國在新冠疫情下疫情防控治理路徑的選擇與建設問題。

一、必須堅持黨領導下的“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

早在中國共產黨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就強調要將衛生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在《關于加強衛生防疫工作和醫療工作的指示》（1951年9月9日）中明確指出：“中央認為各級黨委對于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的缺乏注意是黨的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缺點，必須加以改正。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953年、1954年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指出，“衛生工作是一件關系著全國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黨必須把它管好”，“一定要受黨的領導，絕不能離開黨的領導搞獨立王國”。他為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的親筆題詞“一切為了人民健康”成為我國衛生防疫事業建設的根本宗旨。［2］鄧小平同志亦強調：“要防治地方病，為人民造福?！保?］江澤民同志針對一些地方已消滅的傳染病“又死灰復燃甚至蔓延起來”的問題，明確指示“要堅持把預防保健擺在衛生工作的優先地位”的方針，強調對傳染病“要引起高度重視，集中力量加以預防和控制”，“要繼續增強預防為主的意識，認真落實各項預防保健措施”。［4］胡錦濤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中進一步強調：“醫療衛生事業是造福人民的事業，關系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系千家萬戶的幸福安康，也關系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關系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切實把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提高人民群眾健康水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保?］他在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上也指出，各地方還存在公共衛生事業發展滯后，公共衛生體系存在缺陷；突發事件應急機制不健全，處理和管理危機能力不強；一些地方和部門缺乏應對突發事件的準備和能力等問題，強調需要高度重視，采取切實措施加以解決，推動人民衛生事業發展。［6］習近平總書記把人民健康作為重大政治問題和實現“中國夢”的基礎，提出新時期我國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是“一切為人民，一切為健康”，將人民健康放在了國家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上。［7-8］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期間，習總書記在統籌推進湖北武漢抗疫部署時提出的“應收盡收、應治盡治”“不落一戶、不漏一人”等具體指示，體現了我們黨和國家“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正是有了“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經過數十年的衛生防疫事業建設，基本消滅了近代中國肆虐不已的瘧疾、天花、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等烈性傳染病，才有了對2003年SARS重大疫情的成功阻擊，在2020年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攻堅保衛戰中的階段性勝利。

二、構建應對新突發疾疫防控預警網絡

疾疫災害防治是一項立足于民、服務于民的系統工程，也是體現國家和社會綜合管理水平、提升綜合競爭力的重要工作。它需要疾疫流行預警、疾疫預防、疫期防控與救治、疫后重建等各個環節管理之間相互密切的聯系，形成一個缺一不可的有機整體。其中構建疾疫防控預警網絡是疾疫災害治理成敗最關鍵的一環。［9］15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國家和社會建立靈敏高效的疫情預警系統。黨的十九大報告還特別明確地提出了“預防控制重大疾病”以“預防為主”的“健康中國戰略”。［10］為此，構建疾疫防控預警網絡系統成為增強國家和社會疾疫災害治理應變能力的首選，也是各級政府開展疫情防控治理的首要議題之一。

（一）加強傳染病、病毒學以及生物科學的研究。戰勝新的突發疫情，離不開科技力量的支撐。新的突發疫情與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頒發的傳染病目錄及其規范而成熟的治療方案不同。近年來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埃博拉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無一不是人類未知或認知較淺的微生物、病毒、病菌，這類傳染病是人、動物及生態系統相互作用失衡引發的嚴重后果。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人類自21世紀以來面對的一次新的考驗。世界衛生組織亦發出了未來將會有多種源頭的大流行“X疾病”的警告。［11］如何通過戰勝新的疫情考驗取決于我們在傳染病與生物科學方面的研究創新與運用能力。習近平同志指出：“人類同疾病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學技術，人類戰勝大災大疫離不開科學發展和技術創新?！保?2-13］盡管我國在高致疫性病毒（菌）的起源、進化、傳播、感染及疫苗研發等領域開展了許多有效的工作，但對部分病毒（菌）及其傳播路徑的認知還非常匱乏，對人類和機體感染病毒（菌）后的免疫力反應機制、疫苗及特效藥等還亟待深入研究探索。因此，我們必須鼓勵科研人員運用大數據、云計算、高通量測序、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方法，圍繞病原微生物學、病毒學、免疫學等學科作專門研究或交叉研究，尤其是在病毒（菌）的起源、結構、功能、毒力、穩定與變異性、多樣性生物系統下病毒與宿主的關系、病毒傳播機制及其演化、人類免疫系統反應機制、疫苗及疫苗佐劑、生物基因技術以及藥物研發等研究領域進行深入探討，以便為我們預防將來可能爆發的疾疫流行奠定預警、預防、治療的科學基礎。

（二）注重國家生物安全。近年來，我國采取許多措施構建適合國情且與國際接軌的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行政管理和法律體系，在生物安全的檢測監測、技術標準、評價三個方面初步形成較為系統的技術支撐體系，但仍然存在許多短板。人大、國家生物安全部門、衛生疾控（治療）單位、新聞媒體等部門應立足于國家生物安全戰略高度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律法規建設、加快生物安全人才培養、推進生物安全研究、收集國際生物安全信息、廣泛進行社會輿論宣傳，借鑒和反思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擊戰的經驗教訓，在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領導指揮體系、重大疫情救治體系、應急物資保障體系、國家儲備體系、應急物資采購供應體系等方面積極作為，逐步構建并不斷完善生物安全風險防控體系、生物安全監測與檢測體系、生物安全領導（決策）體系、生物安全組織協調體系和生物安全法治體系，從而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生物安全治理體系。［14］

（三）借鑒國外應急管理預警體系建設經驗。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要發揮我國應急管理體系的特色和優勢，借鑒國外應急管理的有益做法，積極推進我國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保?5］新的突發疫情監測與預警體系是抗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第一道防線。只有準確監測新的突發疫情指標信息，在科學評估的基礎上迅速發出疫情預警，才能抓住抗擊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最佳時機［16］，將新的突發疫情控制在流行前的萌芽狀態或流行的早期。目前，我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監測與預警體系建設還存在一些急需彌補的短板，如疫情預警信息收集、前瞻性評估與發布機制不健全，缺乏明確監測與預警職責分工、具體而詳細的預警體系運作制度，預警協調結構事權不一、彼此間協調不統一，應急預警管理與部門聯動的統一性、系統性不足等。［16］針對上述疫情監測與預警體系建設中的不足，我們可以通過學習世界先進的公共衛生管理與預警制度和體系，借鑒其優點，突出疫情監測與預警的前瞻性，進一步完善我們國家的疫情應急管理的監測與預警制度與體系。

（四）完善預警鏈條，構建高效有力且具有前瞻性的新突發疫情監測預警體系。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流行之前，我國應對已知傳染病疫情的公共衛生信息化建設進步明顯，已建成傳染病預警網絡直報系統。但由于缺乏國家生物安全戰略頂層設計和統一規劃，各地區的公共衛生、醫療與相關機構或部門間的疫情預警信息呈現出“孤島”或“煙囪”效應［17］，導致疫情監測預警信息收集、識別、疫情風險評估和疫情發布等環節的溝通不暢而影響了疫情預警的時效性。

根據世界各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預警與防控體系建設的經驗，要構建起一個高效有力且具有前瞻性的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預警體系，疫情預警鏈條的完善是前提。建立在預警鏈條基礎上的疫情監測預警系統是否高效有力、是否具有前瞻性，還必須依靠以疫情為核心的多學科的深入研究和組織領導力，明確監測預警體系上各部門單位主要負責人的主體責任，完善監測預警設施和平臺，運用區塊鏈、5G技術、大數據、云平臺等智能終端與管控信息化手段，通過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和防疫法律法規保障，運用傳染病學、微生物學、免疫力學等學科的前瞻性研究成果不斷增強疫情監測、識別能力，并完善、強化疫情監測預警信息互聯互通、共享機制，健全、提高重大疫情的風險評判和相關各部門疫情監測預警協同聯動機制的效能，從而構建起現代化的疫情監測預警網絡系統。

三、進一步完善疾疫防控救療體系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因當時疾疫救療體系存在短板導致武漢出現了嚴重的醫療擠兌。這在導致武漢市疾疫救療系統癱瘓的同時，還擴大了疫情流行范圍并引起了較大的社會面恐慌，致使基層社會運轉及其治理一度失靈。這些教訓都迫切需要總結，并以此為鑒進一步完善城市疾疫救療體系。

（一）完善疾疫防控救療法規。只有完善疫情防控相關立法，加強配套制度建設，完善處罰程序才能構建起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體系，從而為疾疫防控救療行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18］針對新冠疫情治理的法治建設，我們有必要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開展相關工作。一是根據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特點，現行的各類傳染病防治法規應在考慮將來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新的重大傳染病防控、日益嚴峻的國家生物安全形勢迫切需要的前提下，全面修訂國家和地方關于傳染病防治法規，新制定《國家生物安全法》，對疾控主管部門、防治機構以及學校、醫院、機場、車站、碼頭、商場、集貿市場等人群集聚且傳染病高風險區域的傳染病防控治療主體及其職責加以詳細的確定，進一步強化疾控機構的工作機制和有效的行政處罰權力及其法律責任和社會責任。［19］二是根據國家防疫法和戰略物資儲備管理法規等法律法規，進一步完善防疫物資國家儲備制度，制定專門的防疫物資儲備方案，明確專業醫用口罩、防護服、護目鏡、手套以及相關抗毒抗菌疫苗、藥品、檢測試劑、醫療器械、消毒產品等防疫物資和負壓救護車、方艙醫院等特種醫療設備的儲備范圍、方式和儲備管理責任，明確防疫儲備物資采購資金來源渠道和購入調出的時機與條件，健全防疫物資生產與儲備的保障機制，從立法層面將防疫物資儲備提高到國家戰略高度。

（二）建立健全分級、分層、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機制。本著“不放棄每一個生命”的原則［20］，根據疫病患者和醫療機構（社區醫院、非定點醫院、定點醫院、傳染病醫院、隔離醫院）的實際情況，配備與其職責功能和救治任務相匹配的救療資源，按照“集中隔離醫學觀察、集中技術力量、集中醫療資源、集中醫療救治”［21］“救療一盤棋”原則，通過大數據、區塊鏈等平臺每日更新的疫情救治信息，對不同的病患人員開展有針對性的分流、分層、分級救治，提升疫病患者的收治率和治愈率，實現疫情救治效果的最大化。這需要國家統籌開展建基地、造平臺、強基層三大醫療工程建設，即在各?。▍^、市）建設?。▍^、市）級區域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在各?。▍^）屬其他市州縣打造重大傳染病重癥醫療救治平臺；在基層通過醫療供給側改革，提升基層醫療衛生防疫服務能力，改變目前醫院強、基層弱的“倒三角”為“正三角”的醫療衛生防疫服務體系。［22］從而為重大疫情的分級、分層、分流救治提供高效的層級有序的醫學救療平臺。同時，結合疫情應急救援機制，構建起以省會城市為重大傳染病重癥醫療救治中心，?。▍^）域副中心城市、各設區市為平臺和基層疫病救療機構為支柱的傳染病救治網絡，進而織密織牢突發疫情救治、保障人民健康的“天網”。

（三）高度重視中醫疾疫治療的作用。中醫在數千年抗疫歷史中凝結出了許多治疫驗方和“辨病與辯證”瘟疫理論。［23］142它在中國古代歷次疾疫治理和新中國成立后迅速消滅流行性乙腦、瘧疾等重大疾疫流行都居功至偉。尤其是在臨床實踐中總結出的輕癥、重癥、急重癥（重篤型）等分型診斷治療方法［24-25］高度契合了新冠肺炎的救治規范。21世紀初，中醫醫療工作者運用中醫癥候理論，采取先分期后分證治療的醫治方法來防治SARS疫情［26］，取得了較好的醫療效果。［27-29］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過程中，中醫的早期介入為我國有效控制疫情亦做出了巨大貢獻。鑒于中醫藥在中國歷史和現實疾疫救療的理論、方法和效果，必須高度重視中醫在疾疫防治中的作用，“讓它不僅為中國人民服務，更要為全人類服務”［30］。

（四）進一步完善防疫物資的儲備制度。圍繞“政府儲備、醫院儲備、社會儲備”，國家和地方應做好應對重大疫情的防疫物資儲備與保障工作。在國家主導下，運用中央財政專項防疫資金和?。▍^、市）、市（州）縣專項資金及其地方自籌資金，采取補貼、貼息和采購等多種形式，依托各省會城市和?。▍^）域副中心城市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強化省級醫用物資應急儲備。各?。▍^）屬市州縣則依托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平臺或重點企業實施防疫物資的儲備。醫院儲備則是各級醫院結合自身功能定位、規模和對將來可能發生的疫情的前瞻性評估，合理儲備一定數量的防護、救療醫用物資，即二級及以上醫院應滿足15天滿負荷運轉的需要；對急（搶）救藥品，應滿足至少2個月使用量的需要。［31］社會儲備就是調動各方面的社會力量，如企業、家庭或個人儲備一定數量的口罩、消毒產品等常用防疫物資，作為防疫物資儲備體系建設的重要補充來源。其物資的采購與管理，則由應急管理部門牽頭統一資金、物資、產能，統一調配統籌，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建立政府主導的高效公平的3PL采購模式［32］，按照“災時應急，平時服務”原則，保質保量保價地合理高效采購，建立梯度的國家采購儲備體系和進行有效的梯度管理。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按照集中管理、統一調撥、統一配送的高效原則，在防疫指揮部的統一指揮和調度下，多部門聯動，特事特辦，及時開辟綠色通道，將最緊迫的防疫物資緊急配送至最需要的疫區和疫情救療機構，使之能有效保障疫情防控與救治工作的順利進行，并為打贏疫情防控戰奠定最重要的物質基礎。

四、進一步完善疾疫防控救療輔助平臺建設

疾疫防控救療是一項綜合系統工程，它不僅僅是疾控部門和救療機構的職責，還需要全社會的大力支援和配合，從而形成一個有機的統一體。除疾控部門和救療機構的緊密合作外，其他社會力量則需借助各種輔助平臺，與疾疫防控救療機構建立密切的關系，并在良好的互動中為開展疾疫防控的主要力量提供及時有效的支持。

（一）打造疫情防控輿情平臺。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國內社會各階層借助自媒體時代的新式傳播工具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輿情浪潮，其中既有正面的又有負面的，但主要是正面的。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則利用其世界輿論霸權大肆抹黑中國的抗疫成就，并發起一連串污名化中國的輿論戰。這極大地考驗著我們黨和國家在復雜紛繁的網絡環境下的輿情治理能力。從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輿情治理來看，我國的輿情治理能力、話語權的構建能力尚需進一步提高。因此，面對當今突發式、爆炸式、海量而復雜的輿論場，傳統的輿情治理與輿論平臺的引導已無法滿足社會對輿情的需求，打造以新媒體為支撐的輿情平臺，講好中國故事，傳遞正能量，便成為提高國家輿情治理能力的關鍵。

一是利用大數據打造疫情的輿情預警、研判和管理服務平臺。網絡輿情監測預警是把握輿情風向標、及時控制輿情發展、盡最大可能防止不良輿情事件擴散的關鍵。［33］自21世紀以來，網絡輿情分析逐漸向大數據、物聯網（智慧地球）、云計算技術方向發展，這要求我們依托國家和地方的輿情信息處理中心或部門緊跟科技發展的時代步伐，不斷更新技術、研制或引進數據分析設備或分析軟件，始終保持較高輿情預警、分析、研判水平。

二是利用人工智能打造智能化、自動化和推送精準化疫情輿情信息平臺。一般而言，任何輿情事件一般都會經歷“生成—發酵—調查—公布結果”幾個階段。但在輿情發生、發展的過程中，相關信息的歷時性和公眾對信息“預知而未知”的渴求心理總是會使失實信息有較多的生存空間，并在一定時期深刻影響輿情受眾的價值判斷，甚至通過某些傳播渠道在較大范圍流傳。同時，在輿情傳播“首因效應”與信息碎片化閱讀慣性的共同作用下，即便官方對于那些失實信息，甚至是謠言的澄清花費了大量的“筆墨”，但其輿情引導效果往往大打折扣。所以，輿情澄清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各級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如何及時地讓信息受眾看到相關輿情的事實真相。為此，應聚焦對“人”本身問題的解構，探索運用新媒體、人工智能和信息網絡等技術，基于社會和個體的輿情信息大數據數據分析，并利用GIS技術將疫情數據轉變為可視化成果，在各層級對外疫情溝通和微信朋友圈、微博、小視頻等網絡空間，均可通過視頻、直播、圖片等“視像化”的傳播方法，向疫情管理部門和社會全體成員有針對性地開展智能化、精準化、自動化推送相關清晰而有效的輿情信息服務，從而避免政府與外界在進行涉疫輿情溝通時缺乏統一的有說服力的信息數據。

三是鼓勵專業人士開設賬號（公眾號），打造新興涉疫輿情傳播平臺。輿情大多與社會熱點問題、焦點問題、負面問題交織在一起，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特別容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涉疫輿情與其他社會輿情相比具有燃點低、爆點多、傳播快的特點，特別容易形成負面的疫情輿論場甚至是謠言，極大地增加了國家和社會對輿情信息管控治理的難度。對于涉疫輿情的管控、引導除政府的輿情治理平臺加大甄別涉疫輿情信息工作、正面宣傳和辟謠力度外，還應積極鼓勵醫療、衛生、科技、文化、教育等專業人士和專業機構開設賬號（公眾號），打造涉疫輿情傳播平臺，如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健康中國”官方微信號、專家“抗疫云診斷”等［34］，為公眾傳播疫病的認知與防護、救治等防疫科普知識，答疑解惑，解除社會恐慌情緒等，從而有助于避免社會輿情的分化，凝聚抗疫共識。

（二）打造培養高素質的疾疫防控治療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平臺。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雖然在人民衛生事業建設上投入了巨大力量，培養出了大量的衛生醫學人才，但也存在人才培養體系不充分、重“治療”輕“預防”等問題［35］，尤其是公共衛生人才隊伍培養與建設的嚴重不足。［36］這個問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亟須解決。為解決這個問題，須從公共衛生人才的培養與人才隊伍的穩定兩個層面打造疾疫防控與救療專業人才隊伍的建設平臺。一是加大公共衛生專門人才的培養力度；二是通過制度建設和構建上升通道，保障疾疫防控與救療專門人才隊伍的穩定和發展。同時，還必須加強對各級衛生健康管理部門負責人的疾病防控和應急防疫方面的教育培訓，提升他們在專業人才隊伍建設過程中的管理水平。

（三）打造日常物資儲備運輸平臺。日常物資儲備是疫區社會穩定的“壓艙石”，物資的運輸則是關鍵。此次我國新冠肺炎疫情得到迅速有效的控制，與各地日常生活物資的供應保障有著密切關系。但亦反映出了我們國家在日常物資儲備上不足，物質儲備的歸口協作擴容不明確、橫向分散、縱向和區域供需失衡，物資儲備制度與生產銜接有落差，儲備物資質量減損、更新滯后、功能耗散較多等突出問題。［37］這些問題在重大風險來臨之際往往會給國家和社會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甚至造成嚴重后果。這都需要國家和各級政府加大物資儲備建設力度，完善儲備體系。為有效控制疫情的傳播，各地一般都會采取阻隔交通的做法，這也是戰勝疫情的法寶。在此特殊情況下，依靠原有的交通運輸保障疫區居民正常的日常生活物資供給便十分困難。為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打造一個疫情期間特殊的運輸平臺。即依托國家交通運輸物流公共信息平臺，在疫情防控指揮部下成立海關、鐵路、公路、航空、郵政、電信等多部門聯合組成的專門的物流保障辦公室，實行專人負責定點集中辦公制度，全時段對接疫區日常生活物資和應急物資運輸需求，進行統籌調度；指導各地暢通綠色通道，按照“三不一優先”原則，優先保障疫情防控物資和滿足疫區基本生活物資的應急運輸，并在“一斷三不斷”的前提下②，采取因地、因時制宜、分類施策、依法科學實施交通運輸管控措施，進行實體化運轉，切實保障各類應急物資運輸的暢通和高效。

（四）構建社區治理的網格化平臺

網格化治理是一種高效的社會公共管理，也是創新社會管理服務體系的重要手段。［38］疾疫防控是一個系統工程，除開展大規模的疫情防控與救治等關鍵環節的工作外，還必須打通疫情防控治療體系建設的最后一公里，即構建社區治理的網格化平臺。針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時期社區治理反饋的問題，探索如何在新突發疫情的情況下實現社區治理的創新便顯得尤為重要。簡言之，創新社區疫情治理，需要引入新元素、編織新關系、構建新平臺。［39］

一是引入社會組織或其他群眾性自治組織等新元素。通過街道（鄉鎮）、社區（村組）中國共產黨黨支部及其黨員下沉、社區志愿者和其他社會成員的積極參與來實現社區疫情的有效合作共治；借助網絡新技術，創新“互聯網+社區治理”模式，利用各種信息化手段，提升社區疫情管理效率，整合社區各類資源和強化網格化管理，進而將疫情網格融入到社區信息平臺，打造新型智慧社區。

二是根據網格化管理編織社區新關系。本著社區地理布局、屬地管理原則，將社區劃分為若干網格管理單元，通過人、物、事和設施合一的方式，全面掌握網格內的人、物、地、事、情、組織等信息，對疫情防控進行全方位的動態管理；通過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技術以及各類社交平臺的鏈接，為社區搭建疫情信息交流的平臺，重塑社區人際關系、黨群關系、人事關系，增強社區縱向、橫向聯系，編織具有本土語境下的互動良好、團結協作的新型社區關系，創新有特色的社區疫情治理模式。

三是構建社區治理的網格化平臺。通過引入社區治理新元素、編織社區新關系，在基于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各個社區均可以將與社區疫情有關的人、物、事、情、組織、服務、信息發布等資源和功能加以有效整合，建立社區疫情網格化管理數據庫，構建起實現社區全覆蓋的疫情網格化治理平臺［39］，最終達到對社區疫情進行快速而精準管理和服務的目的（見圖1）。隨著社區疫情治理網格化平臺的構建，街道（鄉鎮）、居委會、社區（村組）黨支部便可以統一部署業主委員會（村民小組）、物業公司、下沉黨員、志愿者以及其他社會成員等在平時開展公共衛生清潔、環境整治、疾疫（傳染?。╊A防宣傳、各類疾疫信息的收集匯總上報等工作，突發疫情時則開展疫情信息的反饋與核實、社區管制與隔離、疫病患者隔離與轉治、居民日常物資供應的基本保障等防控工作，使之成為社區疫情應急管理可靠的網格化平臺，最終實現“戰平結合”的疫情防控目標。

圖1 社區疫情網格化管理平臺

此外，考慮到區域發展的歷史與未來，防疫自始至終都是地方公共建設的重要方面。因此，在制定區域規劃時必須充分預計到區域規劃與公共衛生的關系，為將來可能突發疫情的應急處置預留出必要的地理空間。從2003年SARS疫情治理的小湯山模式到新冠肺炎疫情時期的火神山、雷山山醫院的建設，都可以看出當前我國應急性公共衛生規劃或多或少都存在著選址倉促、選址區域位置不佳、相關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等問題。這需要我們在進行區域規劃建設時充分考慮公共衛生法，使我們國家更健康、更宜居，抵御疾疫災害的能力更強。

綜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疫情防控治理不是一個閉環的防控系統工程，而是開放的，它需要疾控單位、醫院救療機構、各級政府等構建的疾疫防控救療應急系統和廣大人民群眾緊密結合在一起發生作用。這不僅需要建設并完善現代衛生疾疫防控機制，而且還應構建政府專業治理理念，實現由“小政府”向“大政府”的疾疫治理模式轉變，最終構建起一個由政府全面主導，社會和大眾廣泛參與，層序清晰、聯系密切的疾疫防控網絡。即整合政府執行能力和認知能力，整合疾疫治理資源（政府行政部門與相關公共衛生安全科研院所有機結合，政府行政部門與各類醫療治療機構有機結合，政府行政部門與社會組織力量和區域內外救助力量相結合等），提高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管控和治理能力；構建長效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預警機制；構建從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預警、組織應急力量、隔離、疏導到搭建防控治療平臺、醫療物資與社會生活物資保障平臺等有效的公共衛生安全事件防控治理體系。

注釋：

①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國內學界對如何開展新冠疫情防控治理路徑問題的研究主要有董幼鴻、宮紫星：《抗逆力理論視角下大城市傳染病防控能力建設的路徑探析——以上海新冠肺炎疫情應對為例》，《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20年第6期；于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路徑——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為例》，《江南論壇》2020年第8期；謝玉斐：《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困境及治理路徑》，《中共合肥市委黨校學報》2021年第3期等。

②“三不一優先”，即是不停車、不檢查、不收費，優先通行；“一斷”是指堅決阻斷病毒傳播渠道；“三不斷”是公路交通網絡不斷、應急運輸綠色通道不斷、必要的群眾生產生活物資運輸通道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