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安徽大學教師隊伍建設透視
——以教育系為例

孫德玉,許 露

(1.安徽師范大學,安徽 蕪湖 241000;廈門大學,福建 廈門 361005)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等院校數量逐漸增多,質量穩步提升,為社會輸送了大批人才,這累累碩果都是建立在新中國初期高校改革和建設基礎上的。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大學“走了一條非常曲折和復雜的道路”[1]。以1949年底在蕪湖合并而成的安徽大學為例(1)1949年“開國大典”前后，曾經出現兩所不同的國立安徽大學。1949年“開國大典”之前的國立安徽大學，為國民政府所設，定址于安徽舊省會安慶菱湖附近；1949年“開國大典”之后則為新中國所設。安徽大學和安徽學院合并，定址于安徽皖南行署駐地蕪湖赭山南麓。安徽大學合并前后可謂一脈相承——除了菱湖校址(如今安慶師范大學菱湖校區)，幾乎都搬遷到蕪湖；且兼并省立安徽學院的師生和教學設備。1950年春，國立安徽大學才完全改名“安徽大學”，仍屬國立；因華東區院系調整，1954年蕪湖的安徽大學“一分為二”：師范學院繼續在蕪湖赭山南麓辦學(為如今安徽師范大學的前身)，農學院北遷合肥辦學(為如今安徽農業大學的前身，與1958年在合肥成立的安徽大學沒有任何聯系)。,當時急需改造原有的教師，裁汰不合格教師,形成教師團隊,凝聚各種力量,保障教師隊伍更新等。通過多年深入研究,我們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安徽大學的改革和建設的認識正在逐步加深。本文試圖勾勒當時安徽大學教育系教師隊伍建設的基本樣貌。

一、全面改造求提升

為了維護教學秩序,當時在蕪湖的安徽大學進行了改革:首先,調整大學結構。原國立安徽大學為“校-院-系”三級結構,大學管理學院,學院管理系科;經過調整后的安徽大學變為“校-系”二級結構,撤銷文、法、理、農等學院,大學直接管理系科。其次,以系科為單位進行合并。蕪湖安徽大學教育系為原國立安徽大學(安慶)哲學教育學系和省立安徽學院教育科合并而成。再次,緊隨學校轉型的趨勢。隨著華東區院系調整,安徽大學向高等師范院校轉型,與之相應的“高師院校的教學模式必須因時革新”[2]。為滿足新中國建設的需要,即使充滿各種挑戰，高校教師的政治思想和專業素養改造也勢在必行,因為,全面改造教師既適應社會發展需要,也符合院校合并的實際。

1.政治思想改造。政治思想改造是最為必要,也是最為困難的一項改造。最為必要是因為從社會發展的形勢看,新中國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階段性勝利,急需推廣新思想和新文化。最為困難表現在：一方面,校內不少教職員自小接受“三民主義”,長期受到“三民主義”的熏陶,在短時間內接受新思想似乎存有一定難度;另一方面,新中國建立初期蕪湖安徽大學絕大多數教師來自民主黨派,他們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張，只有極少數的教師來自中國共產黨。在這樣的背景下,想要改造教師的政治思想,推廣新思想和新文化,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實現,而需要有一個過程,其間甚至可能出現反復。[3]

實施政治思想改革，教師必須深刻反省和檢討過去。其一,坦白過去的經歷。包括何時、何地進入高中學習,何時、何地進入大學學習,何時、何地從事正式工作(加入國民政府及其相關社會機構),何時、何地加入中國國民黨,何時、何地有過不妥的行為等。其二,反省過去的主要觀點、文章和著作等。如教育系馬客談副教授就曾登記發表過的期刊文章,并對個別文章中的不合適觀點進行自我檢討。其三,公開陳述過去的行為,檢討過去行為的局限性,開展自我批評和相互批評。[4]另一方面,多舉措加強教師團結。蕪湖的安徽大學是兩所高校合并而成,而這又是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的產物(2)抗戰軍興,民國政府西遷重慶,安徽省軍事和政治力量轉由桂系主導,1940年8月安徽省臨時政治學院成立,后升格為安徽省立師范?？茖W校、安徽省立安徽學院等,輾轉六安、合肥、蕪湖等地辦學,桂系始終是安徽省立安徽學院的主要支持力量?？箲饎倮?桂系在皖勢力式微,1946年1月,停辦七年多的安徽大學被批準在舊省會安慶重建,并直接由省立升為國立,國民黨黨也成為安慶的國立安徽大學的主要支持力量。。1946年,安慶的國立安徽大學在成立之初,部分教師來源于安徽省立安徽學院,當初離職的教師與留職的教師之間似乎存在一定矛盾。[4]1949年12月4日安慶的國立安徽大學遵令將“師生、圖書、檔案資料等遷往蕪湖”[5],與省立安徽學院在蕪湖赭山南麓合并,最初沿用國立安徽大學之名——昔日存在矛盾的教師又意外匯聚一處。

防止分裂和團結教師是兩校合并的要務。其一,確定合并的方式。學校對系科實施直接管理,指導相似學科進行合并,減少合并后產生的內部矛盾。其二,統一教師的職級[4]。大體上延續新中國前制定的職級標準,如新中國之前若被評為副教授,無論是來自安慶的國立安徽大學,還是來自省立安徽學院,合并之后依然被認定為副教授;對所有教授實行嚴格的資歷審查,尤其是來自省立安徽學院,確保其名副其實;若是教授資歷不能通過大學審查,則重新確認是否聘任。其三,按照職級高低發放相應薪金，提供與職級相應的待遇。新中國成立初期,皖南行署區優先保障蕪湖安徽大學的教師薪金;即使沒有足額的薪金,他們也用稻米折合,優先確保大學教師的稻米供應。

2.專業素養改造。大學教師專業素養從三個方面進行改造，既開展新思想和新理論的學習,又引入蘇聯教育理論,還注重教育專業知識的實踐應用。

其一,注重新思想和新理論的學習。據檔案記載,1950年“本校原有圖書計中文陸萬叁仟壹佰捌拾柒冊,西文壹萬捌仟壹佰陸拾陸冊;中文雜志貳萬零貳佰伍拾陸冊,西文雜志壹萬捌仟陸佰貳拾玖冊,共計拾貳萬零貳佰叁拾陸冊,多為舊書。解放后西文書籍雜志一律沒有增加,中文書籍方面新添了壹仟余冊,大部份均為有關革命理論或新文學方面的書刊,全校報紙共叁拾份”[6]，其中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皖南日報》《皖北日報》《學習》《人民文學》《長江文藝》《新中國婦女》等。此外,校內廣播每日定時轉播權威電臺的節目,增廣師生見聞,營造良好的校園氛圍。同時,教育系教師每周集中一處,學習新民主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學校每月要求系科中推選教師,圍繞《反對自由主義》《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紀念白求恩》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匯報學習感受或學習心得。

其二,引入和試用蘇聯的教育理論。早在20世紀50年代,蕪湖安徽大學已有教授研究凱洛夫,并引入凱洛夫的《教育學》。從1950年9月開始,凱洛夫《教育學》(上)的“教學理論”在蕪湖安徽大學速成師范中得到試用,尤其是“教學理論”涉及的教學過程、課程、教學方法和學生學業檢測等內容。通過詳細講授凱洛夫《教育學》(上)的“教學理論”,程謫凡副教授總結道:“能依據計劃掌握教學進度;初步精簡了教材內容?！盵7]

其三,注重教育專業知識的實踐應用。教育專業知識必須為新中國教育服務,促進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因此,安徽大學的教師在當地面向工人、平民開設補習夜校[4],免費為蕪湖各廠工人和普通民眾提供教育,降低文盲率,提高社會識字率,滿足社會對新文化的需求,改善社會文化素養。安徽大學的師生還走入當地中小學的課堂,觀摩優秀教師的教學，學習優秀經驗。當然,安徽大學的師生也繼續推廣凱洛夫的“教學理論”,鼓勵中小學進行教學實踐,觀察中小學的教學實踐,以此檢驗這一理論的實效性。

二、凝聚團隊促發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合并而成的安徽大學不得不處理如何凝聚教師團隊的問題,這是一場艱巨的挑戰。其中,機構的重新定位是前提,活動的持續參與是關鍵,外出學習是保障。

1.機構定位謀發展。在“校-院-系”三級結構被打破的背景下,教育系脫離了原先的文學院,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教學機構,它直接管理本系系務以及附屬學校的教學工作。在“校-系”二級結構下,教育系持續探索機構定位。

教育系成立之后,馬客談副教授暫代系主任,他主張教育系應以中小學教育為研究對象,關心中小學教育問題,服務中小學教育實踐。1950年秋,《關于實施高等學校課程改革的決定》(下文簡稱“《決定》”)正式公布,國內各高校圍繞《決定》,重新設置課程。遵循《決定》,教育系的任務為“根據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科學的歷史的觀點,以及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方法,培養為人民服務的中級教育工作者的品格、知識與技能”[8]。這指明了教育系的新定位。

順應要求,教育系按學科底蘊組建不同團隊,形成團隊的向心力,發揮團隊的教育功能。從學科底蘊上看,原安慶安徽大學哲學教育學系和省立安徽學院教育科之間存在不同：前者堅持以哲學為基,以教育為用,用哲學指導教育;后者堅持以心理學為基,以教學為用,用心理測量改進教學效果。學科底蘊成為區分團隊的重要依據。

既然培養中級教育工作者為教育系的機構定位和工作重心,那么學科建設的思路應當多元——或是哲學,或是心理學,或是經驗積累。立足于學科底蘊,馬客談副教授將教育系劃分為兩個不同的小組,這兩個小組后來發展為教研組。一組以哲學思辨為特色,馬客談副教授為實際負責人,包括劉藩鈞副教授、程謫凡副教授等,關注宏觀的教育理論;一組以心理測量為特色,汪德全教授為實際負責人,包括趙寶銳副教授、馮玉金講師等,聚焦微觀的課堂教學。

2.開展活動聚人心。為了強化教師團隊向心力、服務人民、建設新社會,校內教師有條不紊地開展各項活動,這是凝聚教師的關鍵一步。

一是,自愿參加社會上各種政治運動。如1950年11月19日,皖南行署區多達五千余名大中小學師生在蕪湖集會,“舉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游行”[9],教育系教師劉藩鈞和程謫凡均出現在此次游行中。

二是,發表對新中國成立的感想和看法。?？栋泊笊睢?后改名為《人民安大》,教育系馬客談副教授擔任?？庉嬑瘑T會委員之一;該?？O置專欄,刊載校內師生的文章;廣大師生借助?？@一平臺,暢所欲言,自由表達對新中國的感觸。

三是,群策群力改善本科教學活動。1950年5月20日,安徽大學召開擴大會議,即新中國成立以來該校的“第一屆師生員工代表大會”,目的是傾聽教師心聲,吸納教師諫言,改善本科教學。這場會議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其一,策劃時間早,整整提前三個多月,1950年初就提上學校校務委員會的規劃。其二,籌備充足,為了召開這一會議,校務委員會專門成立“第一屆師生員工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負責協調各種關系,確認與會規則和議事規則。其三,籌備委員會包括教師、學生、職員和工人等不同群體,既囊括了學校各個群體的代表,又依靠這些代表深入了解校內各個群體,收集不同意見,撮要謄寫成備選提案,并經審查后形成正式議案,予以鉛印。蕪湖安徽大學“第一屆師生員工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充分發揮了師生員工的主人翁地位；另一方面,在平等地位上交流,在交流過程中發生互動。最重要的是,師生員工代表大會決議被一一落實,最終“根據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科學的歷史的觀點,以及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方法”[10],改善本科教學。

四是,參加改善生活環境活動。教師是生活環境建設的生力軍,他們積極地進言獻策,規劃蕪湖安徽大學校園;按系編組,參與勞動基建,深挖便池、新搭廁所,帶頭植樹造林,“我們將前日本的憲兵飯廳改為禮堂,將一棟中等營房改為圖書館,還有一棟被皖南軍區借為衛生室”[3]。當時,兩校在蕪湖赭麓合并,校內人數整整翻了一倍,住房極為緊張,教室即為宿舍,“目前七百三十二人全部占住教室”[11];全校沒有一條像樣馬路,食堂僅一處,廁所僅兩個。檔案記載:“捌拾多位教職員在校外住宿……在校內住宿的教員一般都是多個人一間房,很多年老及功課重的教員都感覺不便?！盵12]在改善生活環境的勞動中,不同系科的教師加強了交往。

3.外出學習求進步。為了提升教師思想,教育系先后選拔多位教師外出學習,這是教師凝聚的保證。教育系教師的學習經歷各不相同，有的是留美歸來,如劉迺敬和馬客談,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有的是名校畢業生,如汪德全和趙寶銳,畢業于前中央大學;有的是戰前省立安徽大學的畢業生,如劉藩鈞和程謫凡。不同學習經歷會影響他們看待問題的觀點和態度。[4]

外出學習主要是為了接受新思想的洗禮,強化教師之間的聯系。教育系教師主要去華東人民革命大學(3)為華東地區培養新中國干部的高校之一。該校設有多個校區,1949年12月,該校在上海附設俄文專修學校,即今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前身。、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南京分校(4)于1949年6月成立;1951年7月和南京市委黨校合并,改名為南京市干部學校;不久和蘇南、蘇北行署黨校合并,組建江蘇省省委黨校。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5)1949年2月創立,后與華北大學等高校共同組建中國人民大學。等校政治研究院,學習最新的政治理論和政治思想。通過政治學習,不同教師之間建立了新的友誼，獲益匪淺,如劉藩鈞表示:“解放后,終日置身于自由民主之環境中,提高政治認識?！背讨喎舱f:“經過學習,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毙爝h煐道：“現在正加深政治思想學習,以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并培養革命的人生觀,增進工作的效能,而為廣大人民服務?！盵7]

當時對教師外出學習似乎沒有制定嚴格的規定。有的教師學成之后返校，個別教師學成之后并未返校。例如,1949年底胡稼胎教授被派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結業之后申請留在燕京大學,因1952年院系調整,進入北京大學,成為該校西語系教師。詹劍峰教授先被派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結業之后被短暫留在沈陽農學院(6)1949年為國立東北大學農學院和國立長春大學農學院合并而成。1950年,沈陽農學院的主體與哈爾濱農學院兩校合并,恢復東北農學院,即今東北農業大學前身;而1952年,沈陽農學院留下的師生和復旦大學農學院(茶葉科調往蕪湖的國立安徽大學農學院)合并,恢復沈陽農學院,即今沈陽農業大學前身。,1952年調入武漢,因院系調整進入華中高等師范學校(華中師范大學前身)。

三、制度建設顯成效

新中國成立之初,制度的逐步完善標志著教師隊伍建設走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不為人知的一點是,有的制度是由系一級先行實施,自下而上推動的,如教師生活保障、助教引入和培養;有的制度則是由校一級統一實施,自上而下推廣的,如集體從事學術研究。

1.教師生活保障制度。新中國建立初期,特殊環境決定了教師“謀生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13]。蕪湖安徽大學教師的收入一般,雖然蕪湖和南京相隔僅100千米,但兩地高校教師的收入卻相差較大。1949年底1950年初,皖南行署區政府苦苦支撐蕪湖安徽大學,確?！敖搪殕T工薪金按南京暫行薪金標準九折發給”[14];無論遇到多大困難,皖南行署區政府堅持滿足教職員工薪金需求,即使囊中羞澀,政府也會用稻米折算,優先供給大學教師。1950年下半年,支持蕪湖安徽大學經費的上級單位發生改變,從1950年9月開始,南京高教處要求蕪湖安徽大學“節約建?！?并且大肆縮減教職員的薪金;1951年開始,南京高教處“要我們將一、二、三月薪金的支出平均,作為以后該項經費的標準”[15],這一做法壓縮了實際應付的教師薪金。

可是教師的家庭生活成本沒有絲毫降低的跡象。首先,大學沒有配套安排教師家屬工作,這導致教師家庭的收入直接降低。如教育系趙寶銳副教授的妻子黃慧明女士,原女子師范畢業,從安慶來到蕪湖后,閑居在家。其次,教學設施建設優先,沒解決教師住宿問題。從安慶東遷的教師,原先在安慶多有基業,結果被完全擱置或荒廢,兩三家在校內合住一間。最后,新中國初期百廢待興,尤其是安徽省受解放戰爭影響,經濟凋敝,社會失業嚴重,大學教師的親戚不得不投靠他們,這使教師家庭的生活壓力加大。

為了留住優秀的教師,教育系設立了一些制度,保障教師的生活。其一,推薦部分教師家屬就近工作,增加教師家庭收入。在蕪湖安徽大學設立附屬學校之前,具有學歷的教師家屬可就近推薦至中小學;在蕪湖安徽大學設立附屬中學和小學后,有學歷的教師家屬可優先推薦至附屬學校工作。其二,分批解決教師住宿問題。教育系租賃過渡房[4],先解決新入職教師的住宿問題;教育系對未使用過渡房的教師予以少額補貼;隨著校內住宿條件的逐步改善,多家合住一間房的問題也得到有效解決。其三,開展教育實踐活動,按勞補貼。當時蕪湖安徽大學設有速成小學、速成中學和速成師范等,一度直接隸屬于教育系,教育系教師有優先從事教學的機會。與此同時,教育系還負責給各類速成學校編纂教材;1952年蕪湖安徽大學重新恢復“校-院-系”三級結構,成立師范學院和農學院。為了適應安徽大學師范學院本科生修習的需要,馬客談副教授要求兩個教研組合作,通力編纂一套高質量的《教育學》。在教學實踐的檢驗下,原來的教材內容過于宏觀,其重心不在“教學理論”,并不能滿足培養師范生的要求。因此,馬客談副教授希望心理學教研組能在《心理學系課程草案》的基礎上[16],系統編纂《心理學》,使之適合師范學院本科生修習,從微觀視角出發,提高各個科目師范生的教學效率。參與以上這些勞動,教育系教師都能得到一定量的經費補貼。

2.助教引入和培養制度。為了實現教師隊伍的持續發展,教育系主動探索助教引入和培養制度,這一制度最初是由系科一級試驗和探索,由下而上形成。

年輕助教引入的途徑多元。途徑之一,單位調動。如安徽桐城吳宣童是教育系首屆畢業生,畢業之后被分配到蕪湖市工商統計局，但安逸的工作不符合吳宣童的追求，她多次申請回母校從事教學,教育系對其進行綜合考核,大費周章才將其引入。途徑之二,高師院校的分配,這是年輕助教的主要來源。1952年夏,教育系以安徽大學的名義制定師資需求計劃,函告華東區軍政委員會教育部;該部從多所名校分配年輕助教,其中四名年輕助教入教育系。以后幾年都有年輕助教被分配至此,或教育學,或心理學。教育系對分配來的年輕助教有較高要求,既重視政治身份,又重視學歷,從本科提升到研究生。年輕助教的學歷與職級直接掛鉤,學歷越高,進入大學被認定的職級和薪金亦高。途徑之三,吸收優秀應屆畢業生留校任教。1950年7月11日,畢業生主動申請,教育系推薦,安徽大學召開校務委員會擴大會議,鄭重決定應屆畢業生劉蓀鉅留校。[17]引進助教具有深遠意義:其一,解決了高等師范院校畢業生就業的問題；其二,促進了高校學術的薪火相傳；其三,緩解了教育系的工作壓力,部分年邁教師可以休養,部分年輕教師可以外出進修。

引入只是第一步,悉心培養年輕助教為更重要的一步。在思想上,年輕助教普遍接受了新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他們勇于批判,但是批判未必深刻。在教學上,年輕助教不得不經歷嚴格考驗和漫長等待。入職之后,年輕助教一般接受筆試和面試,優秀者會脫穎而出,緊跟有經驗的教師,隨堂細心聽課;未能脫穎而出的年輕助教被調整。之后半年,年輕助教負責整理有經驗教師的課堂筆記,提煉課程綱要,撰寫課程教案,批改課后作業,參與教育科學研究;思想和業務表現優異的年輕助教會得到推薦,參與“年輕助教試講競賽”，競賽結果分為“合格”和“不合格”兩種,獲得“合格”的年輕助教由教務處公示,具有正式登講臺試講的資格;登臺試講因人而異,平均持續一年多。在此期間,教務處和系科負責人隨時進入班級聽課,試講期間,整體表現優秀的助教將會轉為教師。[4]在生活上,助教不得不適應住宿、吃飯、婚姻和勞動等狀況,教務處和系科負責人不時予以幫助。

3.集體從事學術研究制度。與前面兩種自下而上形成的制度不同,集體從事學術研究是安徽大學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教育系應其要求,探索如何實現集體從事學術研究,馬客談副教授在實踐過程中總結出“四個結合”。

其一,教育學組教師與心理學組教師結合。雖然存在兩個教研組,但馬客談認為兩個教研組不應割裂，并“大力推廣心理學教育”[18]；兩個教研組都應聚焦教學問題,從不同視角解決教學問題,推動新中國初期安徽省高等師范教育的發展。在編纂教材過程中,馬客談要求兩個教研組教師通力合作,集中全力編纂教育學教材。教育系形成了相互聽課、互相評價的風氣,教學評價不光來自同行,還要觀察學生的反應和態度改變,這是因為師生間“在大學課堂上集中面對面地學習無疑最能碰撞出學術與思想的火花”[19]。

其二,年輕教師與年邁教師結合。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年輕教師多是新中國建立之后培養的人才,往往具有正義性和先進性,但教育教學經驗不足;年邁教師多是新中國成立之前培養的人才,身上自帶一種不可擺脫的時代局限性,但教育教學經驗豐富。馬客談主張年輕教師與年邁教師應相互學習,而不是互存芥蒂,教育系規定年輕教師與年邁教師定期舉行集體備課以強化聯系。

其三,本科教學與?？平虒W結合。安徽大學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先后編寫了三套教育學教材,第一套為教育系學生使用,第二套為安徽大學速成師范學校使用,第三套為安徽大學師范學院各科師范生使用。三套教育學教材服務的對象各不相同,經各教師討論,一致認為教育學教材不應有本科和?？浦?，教材篇幅可存在差異,但教材中的核心觀點不應省略,因為無論是面向本科教育,還是面向?？平逃?培養的人才都極大可能成為省內各地、各級、各類學校教師。

其四,理論研究與教育實踐結合。學術應為教育實踐服務,學術觀點應指導教育實踐的發展,教育實踐問題應成為學術發展的動力。在此要求下,教育系師生定期走入中小學調研,或駐扎學校,了解學校發展狀況,積累必要研究素材;教育系教師起模范作用,親臨基礎教育實習一線,深入了解當地中小學教育教學的實際,從中發現問題并予以解決,從而推動教育學學術進步,形成教育學學術興趣。

四、結語

經過數年的建設,安徽大學教育系師資隊伍不僅在數量上初具規模,在質量上也得以顯著提升,基本形成了一支德才兼備、又紅又專的滿足師范教育發展需要的教師隊伍，打造出一支特色鮮明的研究隊伍,極大地推動了安徽教育科學的繁榮與發展,也為新中國初期教育科學事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安徽大學教育系教師對當時教師隊伍建設感觸極深(詳見表1)。具體表現為:第一,大學教師的工作態度和精神面貌發生了一定變化。他們既滿意工作環境,又滿意工作內容。為了幫助教師研究巴甫洛夫的心理學實驗,教育系撥出?？?開辟專門的實驗室,供部分教師從事實驗研究,這讓許多教師喜出望外。第二,大學教師逐步卸下以往的政治包袱和思想包袱,彼此之間的凝聚力加強,齊心協力地培養中小學師資以滿足新時代教育發展需要。第三,大學教師堅持國際化研究視野,轉移研究目標,聚焦主要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的教育理論與教育經驗,從中汲取學術養分,既不坐井觀天,也不閉門造車。

表1 1950學年度安徽大學教員登記表[7]

總之,新中國成立初期蕪湖安徽大學對教師政治思想和專業素養的全面改造,使得教師隊伍質量不斷提升,教師管理開始轉向制度化和規范化。這些措施的落實,切切實實調動了廣大教師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安徽大學的健康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我國隨后開展的大學院系調整提供了借鑒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