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系視域中的農村婚配模式嬗變與家庭權力調適

張公望

（中共杭州市委黨校法學與社會學教研部）

婚姻模式是男女雙方為締結婚姻關系、就婚姻形式與生活諸事而達成的婚姻規則。它不僅是婚姻雙方的個人觀念與行為，而且涉及雙方父代家庭的參與，標志著年輕子代脫離原生家庭、組建新的小家庭，是形成家庭關系、塑造家庭結構的起點。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以父權為主的單系婚姻模式，形成“男婚女嫁”與招贅婚兩種主要的婚配形式。在單系婚姻模式下，家庭繼替是以單一父代家庭延續為主，出嫁一方意味著與原生家庭脫離關系，并入婚娶方的家庭體系。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人們觀念的改變、社會交往范圍的擴大化，傳統的婚姻模式受到社會力量的沖擊。為適應現代社會生活，傳統婚姻形式產生許多新的婚配方式，如江浙地區的“并家婚”、川西平原的“兩頭走”，以及江漢平原的“平婚”。如何理解不同的婚姻方式，是認識現代家庭轉型的應有之義。

一、文獻述評

近些年，學界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婚姻締結形式的差異與變遷，開展了圍繞現代婚姻經驗認識的眾多研究，其研究進路可以歸納為從單系婚譜到多系婚譜的轉變。

其一，圍繞現代觀念對傳統嫁娶婚姻方式的沖擊展開論述。吳小英認為，家庭價值觀在社會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發生難以逃遁的變遷，婚姻出現“祛魅”化。[1]隨著村莊與結構的變遷，農村婚姻的支持機制衰落，導致“閃婚”“閃離”婚姻失范。[2]從婚姻匹配空間來看，婚姻匹配存在擇偶梯度，女性易“上嫁”。[3]同時，戶籍政策和地理空間制約男性婚配機會，全國婚配市場擠壓地方婚配市場。[4]除傳統婚姻匹配特質發生變化外，婚姻匹配模式影響著婚姻穩定性，同質婚更加穩定。[5]既有的關于嫁娶婚配方式研究，一方面聚焦在宏觀層面的社會變遷、社會政策實踐對現代婚姻觀念帶來的沖突，另一方面從婚姻締結形式，認識傳統婚配在現代化社會中的異化形式及其原因。

其二，圍繞雙系婚姻的實踐，闡釋婚姻締結形式的現代轉型。研究側重在生成機制、運作方式及其家庭影響。王躍生認為，雙系婚姻言指雙系傳承，年輕家庭既是男方家庭傳承的載體，又是女方家庭的繼承單元。[6]莊孔韶等從觀念維持、親屬關系、養老、稱謂、居住和財產方面剖析“既嫁又娶”的雙系性質。[7]宋麗娜考察現代雙系婚姻中的規則性危機，財務關系明確破壞了家庭情感，縱向代際關系影響橫向夫妻關系，現代法規切割家庭秩序。[8]高萬芹從代際關系角度認為，雙系婚姻形成以理性與情感構建的低度均衡代際關系。[9]通過考察鄂西南“兩頭走”的婚姻方式，班濤指出，現代家庭權力結構呈現出年輕子代與雙方父代三角平等特征。[10]李永萍等認為，現代婚姻遵循農民實用主義邏輯，回應母代家庭需求的同時，在代際關系、家庭關系、養老負擔方面增加子代家庭風險。[11]對于雙系婚姻的目的，李寬、王會指出，蘇南“并家”是為規避同外地人通婚帶來的社會風險，以延續家庭的社會地位。[12]而齊燕認為，通過“并家”形式形成的新聯合家庭，是家庭在應對城市化發展壓力下的自主性體現。[13]何紹輝則系統論述“并家婚”的生成機制，它包括宏觀層面城鎮化的發展與生育政策，中觀層面的村莊社會性質、社會結構與通婚圈，微觀層面的家庭本性需求和功能性需求。[14]

已有研究充分認識到現代社會的高速發展對婚姻觀念與婚配方式的沖擊，傳統婚姻的實踐效果在多方面受影響。鮮明的變化是嫁娶的單系婚姻受雙系婚姻的沖擊，其學理性取向為：用婚姻屬系考量婚姻締結形式變遷。它緣起于結構功能分析范式，受人類學關于族群和姻親研究影響。[15]后經費孝通先生發展，將其運用到中國婚姻研究，關注婚姻的社會繼續性，以及社會秩序中的雙系撫育。[16]這種功能論婚姻研究的理論起點是西方家庭現代化理論，認為社會發展推動婚姻方式與家庭結構的變化?；橐鼍喗Y規范轉變，消解聯合家庭結構，家庭結構趨于核心化和獨立化。[17]功能論視角的婚配研究有效地察覺婚配方式的縱向歷時性變化，及其承載的功能分化與家庭結構變化。但是，它忽視家庭作為婚配主體面對外部環境變遷的主動性，并缺乏對婚配相關主體互動關系的考察。本研究試圖對當前婚姻模式作出類型化討論，關注不同婚配模式下的家庭關系展演。在家庭關系的互動中，因婚配方式的差異，家庭權力作出不同的調適。由此，回應家庭現代化催生家庭結構核心化和獨立化的預判在中國語境下是否成立。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試圖以多點民族志的方式對婚姻締結方式建立類型化的分析。多點民族志具有田野點的選擇靈活性與動態性，化解時間與空間對研究對象的約束，以比較的方式豐富對研究對象的認識。[18]在經驗資料方面，在四川省C市、湖北省X市、江蘇省S市、浙江省Q市、安徽省Z市等地進行田野觀察。其中，C市和X市兩地婚姻方式以生活為導向，S市與Q市婚姻締結具有很強的規則性，Z市保留傳統嫁娶觀念的婚姻方式。雖然各地關于結婚形式的稱謂不一，但是在婚姻締結方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生活化為主導的婚姻締結形式，川西平原地區叫作“兩頭走”，江漢平原地區稱為“平婚”。而具有明晰婚配規則的形式，在浙江省Q市叫作“兩頭跑”，江蘇省S市稱為“并家”。本研究旨在跳出稱謂差異，通過婚姻締結形式對家庭關系進行歸類式分析，找出類概念婚姻的共性。實踐中，各地“結為連理”在資源稟賦、婚配匹配范圍、婚姻規則方面有很大差異，因而形成雙系婚姻中家庭關系的差異，較為明顯的是“兩頭婚”和“并家婚”，有學者將這兩種雙系婚姻模式歸納為義務控制型和資源優化型。[8]

二、關系視域中的婚配變化及其生成機制

（一）婚配類型的關系主義分析框架

關系主義與結構主義是實體主義分析的兩大類型。關系主義反對從客觀性詮釋社會結構，卻以結構論的眼光分析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關系，強調結構中的關系。[19]根據國內學者對關系社會學的定義，關系主義兼具文化的特殊性、紐帶性和交換性。[20]本文認為，以關系主義解讀家庭，兩者具有天然的親和性。家庭是各種關系的結合體，在家庭互動中也在不斷地塑造著新的關系體，形成“婚姻締結—家庭關系—家庭結構”的邏輯循環?；诖?，本文將婚配模式與家庭結構的關聯性放置在家庭關系中理解，建立起關系主義導向的分析范式。通過認識婚配模式中的主體關系，分析在婚姻締結中的家庭結構，即關系如何形塑結構。

婚配關系主要是婚姻締結參與主體的關系，涉及婚姻的年輕小夫妻，以及雙方父代家庭?；橐鼍喗Y中的三角互動關系決定了婚配方式，通過家庭的社會繼替性轉換為家庭關系。在常規意義上，家庭關系包括代際關系、夫妻關系、兄弟（妯娌）關系，代際關系是家庭關系。[21]其中，“兩頭婚”以養老需求與情感關聯為基礎形成生活性的家庭關系，而“并家婚”為維持中產者社會身份的目的實現資源聯合，家庭關系具有清晰的規則。傳統單系嫁娶婚姻，倫理規范底色濃厚，家庭關系具有倫理型。在家庭關系中分別形成倫理主導的嫁娶婚、生活主導的“兩頭婚”、規則主導的“并家婚”。本文依家庭關系將婚配模式劃分為三種類型，并非是將婚配模式的形成和展演看作單一取向，而是找回不同婚配模式中影響家庭關系的核心因素。

（二）多元化婚配模式的生成機制

家庭是鏈接個體與社會的橋梁，婚配模式的形成受個體和社會雙重影響?；榕浞绞降男纬?，既是婚姻締結主體的互動策略，又受政策環境和城鎮化發展的宏觀刺激，同時也受村莊社會結構的影響。受宏觀和中觀層面的影響，家庭中的個體情感性需求凸顯，家庭在養老、撫育等方面需要發生新變化。

首先，家庭結構核心化與家庭發展壓力成為婚配模式生成的底色架構。家庭現代化理論站在縱向歷史發展維度，認為工業革命以來，家庭承載的功能轉移到國家、社會，家庭的獨立性增強，夫妻式核心家庭模式適應現代化的進程，并呈現出從美國向世界各國擴散趨勢。[22]雖然我國各地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力度不一，但是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核心家庭趨向獨子化或者少子化。家庭是情感、養老、撫育的一體化場所。因子代構成結構的變化，傳統多子家庭下的家庭規范和家庭行為受到挑戰。結婚牽涉家庭的繼替與綿延，在少子化的家庭中，子代個體均成為雙方家庭繼替的承載者。雙方父代家庭的延續，父輩的情感性需求和功能性需求都需要在傳統嫁娶婚配模式中作出改變。隨著村莊社會被打開，家庭的社會性面向從村莊被裹挾到廣域的社會，市場機會增加的同時也提升了家庭競爭性，家庭的社會性面向更加凸顯。而隨著家庭被裹挾進更廣闊的市場中，在階層晉升的可能性條件下，家庭目標指向發展性，如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進城買房，這些都使家庭面臨較大的發展型壓力，需要家庭資源尤其是家庭人力資源的統合，以應對現代化進程給家庭帶來的壓力。

其次，村莊社會結構松散化與社會觀念的嬗變是婚姻方式變化的直接誘導因素。隨著市場力量的不斷滲透，傳統熟人社會的村莊社會共同體結構被打破，以血緣、親緣為紐帶的社會結構次第松散化，村莊呈現為原子化狀態。隨之而來的是，村莊社會內生約束性力量減弱，對農民行為、價值觀念和婚配市場產生直接沖擊。在寬松的社會結構中，家庭約束性力量減弱、自主性增強，村莊社會價值評價體系以生活性為導向，個人的價值和面子依靠自身的努力，而非觀念的約束。在經驗上，出現年輕女性婚后即使不參與市場活動，家庭分工成為家庭經營策略優化的選擇，且家庭地位也較高的現象。[23]同樣，結婚缺乏價值觀念的束縛后，多了生活和功能性的考慮，首先表現在通婚圈上。出于情感的需求，許多獨子家庭不希望自己女兒嫁到很遠的地方，一來不熟悉對方家庭情況，怕孩子受罪；二來女兒在家附近時常走動，父母生活也就有人陪伴。

最后，家庭需求的增加與個體意識的覺醒促進婚姻模式朝向多元化和個體性發展。家庭是社會組織形態最小的分子單元，是個人生活的基礎場域。維護家庭完整、承載個體在生活中對意義世界的追求是本體性價值需求。在農村獨子家庭中，養老問題成為婚姻締結的重要因素。子代通過堅守本體性價值需求，維持家庭的養老、撫育等生活功能。一方面，家庭需求的增加對家庭結構完整有了渴望；另一方面，隨著年輕子代受現代價值的洗禮，個體意識覺醒，個人在生活中更加追求幸福感和意義感。個人行為的生活化，對婚姻形式提出新的要求。

宏觀層面的政策變化直接推動社會與家庭的結構轉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將家庭裹挾進社會潮流，家庭發展目標也從簡單再生產轉變為擴大再生產，兩者結合構成年輕一代通過婚姻締結新家庭的底色架構。家庭結構的變化是婚姻締結改變的現實性基礎，家庭目標的轉變、家庭功能的實現對婚配模式提出現實性需求，村莊的社會結構為婚配模式差異化提供了可能。

三、婚配差異中的家庭關系實踐類型

關系是結構形成的基礎和前提條件，關系視域強調在結構中認識關系。從婚姻行為主體來看，婚姻締結這一家庭狀態的形成，以及婚后圍繞三方家庭形成多元關系，成為年輕子代婚姻締結的首要考量。家庭關系的達成牽涉婚配契約締結中的居住安排、生活照料、經濟支持、情感慰藉等多維內容。

（一）嫁娶婚：家庭關系倫理化

單系婚姻體系中的嫁娶婚是中國傳統婚姻模式的現代轉換，婚姻規則受傳統觀念影響較深，婚姻中的關系也表現出較強的倫理性。雖然婚配模式在各地如星星之火的勢頭呈現，但是，嫁娶婚仍是中國婚配市場的主導模式。在中西部的絕大部分農村，嫁娶婚的觀念根深蒂固，特別是在宗族型地區和小親族地區，這些地方血緣關系較為穩固，村莊社會結構對家庭具有很強的塑造性，婚配中的習俗和觀念也延續傳統婚姻?；橐鲇^念有明確的“嫁娶”意識，俗稱“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女方結婚后成為男方家庭的一分子，并入男方家庭。在婚姻契約形成過程中，男方給彩禮，女方也會陪嫁，婚姻酒席會辦在男方家庭。特別是在婚姻的儀式方面，有許多延續的禁忌與儀式，如在安徽省Z市，女兒出嫁時，接親車隊來回不能走同一條路，寓意婚姻不能走回頭路，嫁出去的女兒就是別人家的媳婦。隨著人口的流動，全國性婚姻市場的形成，地域性市場被吸納進全國性婚配關系網絡中，婚姻實踐方式產生分化，如外地婚、本地婚。但是，嫁娶形式的婚配模式，并未改變婚姻締結觀念和締結規則，結婚后的女性成為夫家的人，在娘家是外人。

在嫁娶婚的家庭關系中，年輕夫妻能夠自主調適生活與居住空間，但在家庭規則、婚姻習慣上遵守傳統的倫理規范?；橐鼍喗Y時受倫理規范的約束，婚姻形式以嫁娶的方式展演，通過結婚標志著女方脫離父代家庭，進入男方家庭；在婚后生活重要場合中，提醒著女方是從屬于男方父系家庭。雙方父系家庭之間沒有情感和生活的互動，彼此單向地與子代小家庭建立聯系。子代與女方父代家庭之間的鏈接是基于情感和生活互動中形成的關系，而子代家庭與男方父代家庭的關系則受倫理約束。女兒與父代的情感關聯在婆家強倫理關系的制約中功能被弱化，女性在養老、財產等方面的代際延續和繼承中角色弱化。受倫理規則的約束，嫁娶婚以倫理規范束縛情感關聯，維系著單系父權的代際關系。

（二）“兩頭婚”：家庭關系生活化

家庭的出現需要滿足家庭成員的本體性需求，也承載著社會繼替的要求，體現著家庭的功能性。[16]作為現代化發展的產物，“兩頭婚”的出現是現代社會變遷對家庭形態調適的結果。在實踐中可以看到，“兩頭婚”的發生前提有：獨子或者少子家庭結構；通婚圈通常是在本地；在同一市區，居住在兩家。三個前提構成對“兩頭走”式不嫁不娶的婚姻需求。隨著獨子家庭中孩子步入結婚年齡，家中只有一個女兒，出于未來生活的考慮，父母希望女兒留在身邊，能夠承擔養老的責任。筆者在湖北省X市調研時，當地稱這種婚姻模式為“平婚”。年輕女性表示：“不希望嫁到外地，找個本地的，‘兩頭走’，也可以承擔父母的養老?！痹诩彝ダ^替任務的刺激下，獨女家庭能有孩子陪伴在身邊，成為父母為女兒婚姻考慮的重要因素。在雙方父代的需求拉扯中，子代找個本地的“兩頭過”能夠實現對雙系母體家庭的兼顧。在這樣的狀態中，結合之后的婚姻居住上“兩頭”輪流居住，一邊住一段時間，或者考慮到工作，選擇比較合適方便的居住環境。在婚姻觀念上，“兩頭走”婚姻突破傳統文化的束縛，沒有明顯的里親與外親之分，雙方父母都是爺爺奶奶，姓氏觀念也不強，傳宗接代的慣習被減弱。因為兩邊都準備居住空間，沒有嫁娶說法，婚姻成本也比較低，不用彩禮，也不需陪嫁?！皟深^婚”中男女兩性地位平等化，男方不會說自己花錢娶回來的媳婦，女方也不會說自己嫁過去的；更有甚者，女性戶口仍然在母體家庭中，沒有遷戶口。

在“兩頭婚”的家庭關系中，子代具有較高自主性，年輕夫妻可以自主選擇婚姻締結形式，維系代際關系的自主權也是掌握在子代年輕夫妻手中。因為沒有明確的嫁娶觀念，雙方父母與子代夫妻之間形成情感型的關聯，關系緊密程度根據代際的情感互動而定。在情感因素的影響下，家庭關系趨向生活化，年輕夫妻可以根據生活需求，調整家中的決策，而且也能統合雙方父系家庭資源?？偟膩碚f，在“兩頭婚”的家庭關系中，子代具有自主性，在家庭關系的建構中起到主導作用，夫妻之間具有情感養成和生活一體的共同空間，而且縱向層面的代價關系也不會切割橫向層面的代際關系，家庭關系趨向生活化。

（三）“并家婚”：家庭關系規則化

在浙江一帶有這樣一種婚姻模式：“小夫妻成家后依舊與雙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通常各住各家；他們一般會生育兩個小孩，第一個隨父姓，由男方撫養為主，第二個隨母姓，由女方撫養為主?！痹谔K南地區，這種婚姻模式叫“并家”，在浙江叫“兩頭走”。與川西地區“兩頭走”婚姻形態不同的是，江浙一帶的“兩頭走”具有很強的規則性，它是以雙方家庭資源對等為基礎前提，婚姻形態與婚姻事宜在協商中追求平等化，并且會在婚前形成規則性的共識?！安⒓一椤敝心贻p夫妻通常是本地人，通婚半徑窄，多在本村或者本鄉鎮范圍，父母有較強的主導地位。結婚前雙方父母約定好結婚的事宜，小到結婚拜堂的地點選擇，大到婚后孫輩的姓氏、財產繼承。因為在“并家”婚姻中，雙方父母提前協商好規則，婚姻生活中的這些爭議也就較少，年輕夫妻也只要按照規則行事即可。

“并家婚”規則化背后是婚姻觀念的理性化和契約化，追求理性清晰的權利與義務。因而，在“并家婚”中，明晰的財務關系破壞夫妻家庭情感的養成，特別是在雙方父母與子代夫妻的三角關系體系中，縱向維度的代際關系也在切割著橫向維度的年輕夫妻關系。因為過于追求平等性，在雙系的父代關聯中，雙方父代之間亦是強關聯，而且帶著競爭性，雙方會圍繞在子代婚姻中能夠體現主體地位的相關要素進行競爭，如孫輩頭胎跟隨誰的姓氏，或者男孩跟隨誰的姓氏。姻親關系的密度就取決于雙方互動的密度與雙方競爭的烈度，在謀求平等雙系代際關系中，代際關系具有規則化?！安⒓一椤钡恼蚬δ芘c“兩頭婚”相似，使雙方家庭有了社會繼替的傳承，為雙方父母提供了養老寄托和情感慰藉的保障。

婚姻締結方式的差異化是婚配模式差異的實踐表征，而婚配模式的差異體現婚姻關系中相關主體關系的變化，表現為夫妻關系、代際關系與姻親關系（詳見表1）。嫁娶婚因其傳統取向的倫理底色，以價值觀念和社會規范對婚姻形式進行約束，即使婚姻締結形式出現現代化的調適，仍然具有單系特征?！皟深^婚”因其生活取向，夫妻之間具有較強的情感關聯，代際關系維持也依靠雙系情感，姻親之間也因生活關聯具有親密性。而“并家”婚因其風險規避特征，具有較強的平等意識，夫妻之間的情感關聯也受到規則化的制約。

表1 不同婚配模式中的家庭關系對比

四、關系視域中的家庭權力結構調適

在傳統嫁娶模式的家庭權力結構中，家庭結構以外部文化機制的約束性力量，利用家庭倫理和資源配置權的規制，實現單系父權的延續。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形塑家庭權力結構的社會環境、社區社會結構，以及家庭資源與家庭目標都已發生轉變。古德批判西方家庭現代化理論，認為結構是受關系支配的，家庭關系的轉變是判斷家庭結構變遷的主要內容。[24]婚配模式的差異化，使家庭中的關系呈現出差異樣態。在家庭關系的變遷中，傳統家庭結構特別是家庭權力結構，也受到關系變遷的支配，在家庭目標、代際關系、家庭資源的影響下，形成不同的家庭權力結構。

（一）嫁娶婚：家庭權力結構聯合化

閻云翔曾考察東北下岬村，描述中國農村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是“私人生活的變革，村莊社會生活的個體化，家庭逐漸走出祖蔭”的過程。[25]在“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祖蔭傳統結構中，父代掌握著道德話語、資源分配的權力，主導家庭發展權與家庭決策權，形成單系權威式的家庭結構?，F代嫁娶婚的家庭中，嫁娶觀念的婚姻締結方式，決定著家庭關系具有倫理底色。但是，隨著年輕夫妻能夠進入勞動力市場，在務工機會中獲得經濟收入，年輕夫妻因其經濟獨立性有實現小家庭自主性的經濟地位。而且，在開放性的社會結構中，人口流動加劇，婚姻與家庭突破時空限制，時空脫嵌為家庭關系的調適提供了因應可能。因而，嫁娶婚的家庭權力結構受傳統規則與子代獨立的雙重影響。

單系的父權結構為父系家庭保留了道德話語優勢，在養老回饋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形成“恩往上流”的反饋式家庭資源回饋，使得家庭資源具有雙向度的互動?！澳惆盐茵B大，供我成家，我給你養老”成為最鮮明的代際回饋，表現為厚重均衡的代際關系。隨著農村家庭被裹挾進現代社會競爭的大潮中，年輕家庭需要面對進城買房、子代教育等多方面的發展壓力。這些壓力僅依靠年輕夫妻小家庭很難實現家庭發展目標，難以完成家庭階層躍升。而嫁娶婚的代際關系是以男性代際為主，女方父代關聯較弱，子代家庭可統合的資源較少?？傮w而言，在嫁娶婚的家庭關系中，家庭結構核心化，家庭權力結構聯合化，父代享有倫理型權力，而隨著子代的經濟能力提升，父代家庭權威會受到子代的權力擠壓，進而退化為子代權威，即嫁娶婚的家庭權力結構是繼替型。

（二）“兩頭婚”：家庭權力結構分散化

“兩頭婚”婚配模式最核心的關系特征是平等化，雙方父代平等地同子代建立代際關聯，在實踐中子代也能以生活為準則建立回饋型關聯。與傳統的單一父權結構不同，雙系家庭結構中代際倫理約束少，代際關聯是雙向度的。代際關系倫理約束的弱化，為代際的關系建構提供了機會。年輕夫妻可以根據居住空間，選擇雙系父母間的聯系傾向，對家庭內部關系進行調整與重構。

以建構為基礎的代際關系具有伸縮性，代際關系之間的情感親密程度取決于父代與子代之間的互動。父代通過資源向下輸入，支持子代的發展，以期獲得子代的情感回饋和養老依靠。但是，代際關系的互動是父代與子代之間雙向自主選擇的結果。對父代而言，完成子代婚姻任務后，自己對子代的責任與義務就已實現。這時，父代通過市場參與，亦能實現養老資源的積累，獲得養老保障。筆者在成都調研時，一個村中大部分父母會選擇在子代結婚后開始給自己買社會保險。因為“兩頭走”不嫁不娶，子代婚姻中雙方父母承擔的成本是有限的，父代還有一定的家庭積累，而且家庭資源的處置權就決定在自己手中?？梢哉f，從代際關系來看，子代的代際互動主體性增加，多了互動選擇。父代也可以自主選擇是向子代輸送資源，還是留著養老?！皟深^婚”以代際義務與代際資源關聯弱，形成低度均衡的代際關系，且代際雙方具有互動的自主性。

比起嫁娶婚，“兩頭婚”的子代在家庭結構中統合能力較弱，面對家庭發展壓力時，需要能夠說服雙方父代獲得支持，形成家庭合力。因而，“兩頭婚”的家庭結構更具韌性，家庭發展能力提升的核心在于圍繞子代的家庭統合能力?！皟深^婚”的家庭形態呈現為新聯合家庭，家庭權力結構平權化，子代夫妻和雙方父代均具有自主性。

（三）“并家婚”：家庭權力結構集權化

雖然均為雙系婚姻，與“兩頭婚”不同的是，“并家婚”在婚姻締結中具有較強的規則性，能夠形成固化的家庭權力結構。雙系父權因其規則制定者的角色，成為集權式家庭結構的權力中心，此時，年輕夫妻自主性較弱，成為家庭權力的依附者。在婚姻締結時，“并家婚”已將孫代姓氏和子代婚后生活以明確規則的形式確定，年輕夫妻生活的自主決策權受到擠壓。比如，教養孫代的權力是父母享有對子代的教育權，也是小家庭內部統合的表現。但是，由于“并家”的規則性關系的約束，孫代姓氏的歸屬已經確定，從孩子出生后姓氏屬于的爺爺奶奶會向孫輩傾注無盡的愛，這種愛會對父母親的教養權造成嚴重擠壓。筆者在江蘇省S市調研時，有訪談對象表示，在當地的“并家婚”中有些孩子“只知自己姓什么，不知怎么還有兄弟”。

在具有規則性的“并家婚”中，家庭關系對家庭結構有兩大影響：一是縱向的代際關系切割橫向的夫妻關系，二是子代家庭的自主性受到父代權威消解?！安⒓摇被橐龅囊巹t化借助現代契約精神，瓦解年輕夫妻家庭生活的內部秩序。在傳統倫理取向的嫁娶婚中，生活秩序受倫理規范的制約，而在“并家婚”家庭內部的生活秩序受理性契約規則的支配，它打破了家庭情感性和生活性，子代家庭在強大的規則約束下，難以建立以生活為鏈接的情感共同體。

從“并家婚”的發生機制來看，“并家婚”的家庭權力結構以父代權威為基礎，形成集權型權力結構。受縱向代際關系的擠壓，年輕夫妻的情感關系淡化，子代家庭獨立性與自主性缺失。以蘇南為例，在當地那些擁有高學歷、發展能力強的子代自主性高，能夠自主決定戀愛權，并運用自身的資源應對來自雙方父母家庭權力爭奪的擠壓，實現以子代為核心的家庭資源和目標統合。而缺乏自主能力的年輕夫妻在形成小家庭后，對父代家庭資源的依賴性較強，小到家里水電費，大到買車、買房，追求中產階級體面的生活，都依賴于雙方父母。強資源依賴性形塑父權的權威，形成兩個家庭帶動小家庭的家庭結構。

家庭結構的變化是孕育于家庭關系之中的（詳見表2）。因婚配模式的不同，不同的家庭關系在實踐中形塑和強化家庭權力結構，形成不同的家庭再生產方式。一方面，不同的家庭結構是在不同婚配形式下的家庭關系，應對家庭發展壓力形成的家庭權力調整和重塑；另一方面，家庭結構的形成在維持家庭關系的過程中，我們應該看到家庭權力結構對既有家庭婚姻模式的切割。在婚配模式的內部自我循環下，會逐漸走向封閉性，進而形成固化的通婚圈，對婚姻的自由流動產生影響。

表2 不同婚配模式中的家庭權力結構對比

五、結論與討論

隨著現代化不斷加速，現代性力量對鄉村社會的席卷波及面更加廣泛，影響力度也更加深入。傳統的嫁娶婚姻模式為應對現代社會帶來的發展主義趨向，出現多種類型化的調適。研究發現，對西方家庭現代化理論形成挑戰的是：中國鄉村家庭在應對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家庭現代化發展并不必然帶來家庭結構的核心化和獨子化。觀察婚配模式的實踐可以發現：家庭結構的調整，是父子兩代人雙系家庭在應對社會發展壓力、村莊社會輿論環境、家庭經濟水平等多維要素交織下的家庭策略選擇。多類型的婚配模式表明，家庭不僅是消費單元、生產單元，而且是發展單元。家庭內部要素面對發展壓力時，家庭資源、家庭目標、勞動力乃至家庭規范能夠進行重組，以實現家庭再生產和家庭的繼替。近些年，有學者對本土家庭理論進行反思，認為家庭理論需站在當代中國人的個人和家庭關系及生活實踐的變遷上。[26]因此，理解現代家庭轉型，重點不在于家庭結構的變遷，而應關注蘊含在婚姻締結過程中的家庭關系和家庭權力的變化機制。它深刻表明：家庭內部的權力關系和多主體互動行為是理解家庭的有效窗口。正如“兩頭婚”和“并家婚”，兩者雖然均是雙系婚配方式，形成的家庭結構亦是聯合家庭模式，但是，兩者中的家庭關系與家庭權力卻有著鮮明的差異。最后，在多樣化的家庭權力結構實踐形態下，學理上理解家庭發展能力，實踐上實現家庭再生產的有效繼替，核心在于年輕夫妻的獨立性，即年輕夫妻自身的發展能力。正如子代發展能力較強的家庭中，年輕子代不僅能夠自主決定婚配方式和擇偶對象，而且可以選擇家庭關系的維系方式，應對來自雙系父代家庭的權力擠壓。

從不同婚配模式下的家庭關系及其權力結構分析中，我們看到中國式家庭在面對發展型壓力時所具有的韌性與能動性，以及不同婚配模式中的代際關系、子代發展能力的差異化，促使我們對當前婚配模式進行反思：隨著婚配模式的穩定化與維持不斷再生產，婚配模式的差異是否會進一步固化年輕一代發展能力的差異，進而出現社會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