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傳播視角下的醫患交往研究

摘要：醫療紀錄片是構建和諧醫患交往方式的重要場域。文章基于健康傳播視角，以紀錄片《中國醫生》為例，對影片中的醫患溝通交往模式進行內容分析。研究發現，影片共呈現出“T”（Trust）信托關系、“L”（Leader）領導關系、“F”（Friend）朋友關系、“R”（Relative）親人關系四種醫患交往模式，突破了醫者與患者相互對立的刻板視角，將交往場景從醫院病房延伸至病患家中，用稀松平常的生活與人際交往中的真情流露，展現醫患雙方攜手對抗病魔的和諧局面，引導公眾以積極心態來認識和搭建醫患溝通交往方式。其中“F”（Friend）朋友關系為影片中出現頻次最高、交流最為順暢的溝通方式，巴赫金等人的對話理論從對話者、對話內容、對話方式、對話結果四個維度為醫患搭建朋友關系提供了方法論。

關鍵詞：健康傳播；紀錄片；《中國醫生》；醫患交往；對話理論

中圖分類號：J9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883（2022）14-0227-03

一、健康傳播視域下的醫患交往方式研究

美國傳播學者羅杰斯認為在人類社會所有的傳播類型中，只要蘊含著健康相關的內容，就是健康傳播。它包括自我個體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四個層次。醫患交往方式恰好屬于人際傳播的研究范疇，因此本文的健康傳播研究內容著眼于醫患之間的溝通理解和誤讀，以及由此引發的結果[1]。

國內早有研究表明，提升醫患溝通質量的根本在于縮小醫患之間的信息落差[1]，構建醫患雙方的信任體系。自媒體的出現為醫患雙方搭建了平等協商平臺，未來醫患雙方需要從“話語競爭”關系轉變為“話語合作”關系[2]，構建醫患雙方和諧共贏的局面。目前基于對話理論考察醫患交往方式的研究較少，代表性的是葉欣以中美醫患對話分析來研究醫患交往方式建構過程，發現兩國產生差異的動因在于醫患之間的信任感、醫者的認知水平和文化觀念[3]。近十年，我國健康傳播視域下的醫患交往方式研究側重籠統的、理論的醫患交往方式分析，少有結合實例的探討。

二、醫療紀錄片中的醫患交往方式呈現

紀錄片是利用影像記錄現實生活與闡述歷史事實的媒介形式。紀錄片先驅約翰·格里爾遜認為，紀錄片不僅是反射現實的鏡子，更應是改變社會的錘子[4]。由此可知，紀錄片不僅要觀照現實、反映問題，更應從公共利益出發建構現實，為公共事業進步發聲。對公眾而言，醫療主題尤其能引發共鳴，紀錄片的紀實風格恰好適于展現此類主題。但聚焦什么樣的場景、凸顯怎樣的氛圍、構建怎樣的人際關系，是傳播學視域下探析醫患交往方式的關鍵。

目前，學界多從敘事學角度分析醫療紀錄片，與健康傳播、醫患交往方式關聯較少。有學者曾對醫療紀錄片《人間世》的健康傳播價值進行解讀，認為紀錄片是實現健康促進、講好醫患雙方故事的創新傳播手段[5]。也有學者對2013—2017年誕生的醫療類紀錄片進行了梳理，發現醫患關系有和諧型、緊張型和普通型三類，并探討了其成因[6]。上述研究表明，醫療紀錄片是構建和諧醫患交往方式的重要場域，醫患融洽溝通十分重要且必要。但醫患雙方究竟如何對話并達成共識，鮮有觸及。后文將對紀錄片《中國醫生》進行內容分析，探索具有普適性的醫患對話機制，為構建積極和諧的醫患交往方式提供參考。

三、紀錄片《中國醫生》的內容分析

《中國醫生》是國內首部以醫護群體為主角的醫療人文紀錄片，記錄了國內六所大型三甲醫院上演的生死故事，2019年5月于央視首播，在各平臺收獲良好口碑。該片的選材取景和播出反饋都表明其是同類紀錄片中的佼佼者。本文利用內容分析法解析片中醫患對話的表征內容，并對其進行類目設定與編碼，構建醫患交往模式，為現實中醫患對話提供借鑒，有一定的合理性與科學性。

（一）編碼表制定

根據已有醫患溝通交往模式，以醫學倫理學中的“薩斯—霍倫德”醫患溝通經典模式（即主動—被動模式、指導—合作模式、互相參與模式）為參照[7]，結合樣本情況，依據編碼分析指標提取的互斥性、窮盡性原則，將樣本中的醫患交往方式建構分為四種，即“T”（Trust）信托關系、“L”（Leader）領導關系、“F”（Friend）朋友關系、“R”（Relative）親人關系。

（二）信度檢驗

為保證類目構建和編碼規則的信度，邀請另一個編碼員，對31對醫患溝通樣本進行獨立編碼，通過對相互同意度與信度檢驗公式的計算，發現總體信度超過一般量化分析要求的0.85。本次研究編碼員之間信度較高，協商后可進行類目構建。

（三）類目建構

依據表1的類目劃分，確定影片中31對醫患交往方式的最終模式與出現頻次。

（四）醫患交往方式模式建構策略

分析結果顯示，31對醫患中有15對朋友關系，符合紀錄片宣傳目的。其次是12對信托關系，此類醫患交往方式在現實生活中較為普遍。領導關系和親人關系均為2對。領導關系在片中僅出現在緊急搶救情況下。而親人關系對患者醫治時長和醫者職責等客觀條件要求較多，通常難以搭建。結合紀錄片內容與現實境況，本文認為較容易建立的、對醫患雙方最有利的是朋友關系，它包含了“治病”與“醫心”兩個維度下的醫患溝通，滿足醫患對“身心健康”的追求。得益于一對一、面對面的直接交流，醫患之間對話不易受其他因素干擾，雙方能平等友好地接收對方信息，達成情感互動。

四、醫患之間的“對話”相遇

一直以來，對話理論在哲學、社會學、語言學和教育學等領域發展。20世紀中期后，巴赫金、馬丁·布伯、哈貝馬斯、戴維·伯姆等學者的對話思想推動了對話理論在傳播學領域演進。對醫患而言，對話應包含對話者、對話內容、對話方式幾種要素。對話往往發生在治療場所。身為對話者的醫患雙方，同時是健康傳播的主客體，通過語言或非語言符號，傳播“治病”與“醫心”的“對話內容”，達成與客體之間的共識，恰恰是當下需要搭建的交流對話方式。

（一）對話者：“醫—患”中的朋友

巴赫金認為，當對話作為一種交流方式時，必須強調對話雙方地位平等。這與傳統傳播過程不同，對話沒有明顯的傳播者和受傳者之分，而是雙方著眼于共同的目標，進行友好的溝通交流。首先，在治病救人的共同目標下，醫者基于職業素養給出診斷僅是治療的前提，后續治療進程的順利開展才是決定療效的關鍵。再者，人的主體建構通常在自我和他人的對話中實現，針對同一疾病，醫者只會給出一個診斷結果，但必須依據患者的個體情況，輸出不同的治療方案。因此平等、協商的交流對普通“醫—患”轉變為相互理解的朋友起著重要作用?！吨袊t生》所呈現的朋友型醫患交往方式值得借鑒。第三集的醫者與患者閆某一見面就十分投緣，便結成朋友；第六集患者幸某跟隨醫生治療多年，幾次調職也沒能斷隔他們；第五集醫者須定期到病人家中隨訪，與患者劉某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然而大多數患者到醫院治療的都是普通疾病，與醫者交流的時間較短，很難搭建起朋友關系。但無論如何，醫患雙方平等協商的交流姿態對病情恢復與良好醫患交往方式搭建均有裨益。

（二）對話內容：“治病”與“醫心”

日本《福岡宣言》曾指出：面向21世紀的理想醫療不能無視人類，是基于尊重生命和個人尊嚴的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8]?；颊卟粌H需要妙手回春的醫者，還需要適時的關心與支持。影片中南京鼓樓醫院的醫師徐曄說：“我們中山大學醫學院有一塊牌匾，上聯是‘救人救國救世，下聯‘醫病醫人醫心?！薄爸尾　笔浅ゲ「?，“醫心”則是撫慰心靈。由此可見，醫患之間的交流不止程序化的治療手段，還應注入更多關懷性內容。紀錄片中呈現了諸多此類畫面。第六集的糖尿病晚期患者楊某向護士傾訴家人的冷漠和不解，護士根據從醫經驗解釋為何會有這種現象，并寬慰楊某多理解家人，隨后在楊某的家屬面前夸贊家屬的護理得當，表示楊某對家人的感激，積極幫助患者調和家庭氛圍?，F代醫學技術的進步克服了諸多過去人們眼中的“絕癥”，卻依舊難以撫慰病患的情緒，并帶給他們心理上的支持。影片超越醫學技術主義與消費主義，彰顯出醫者的人道主義精神。所呈現的醫者工作不只是“治病”，還有“醫心”，塑造出積極正面的醫者形象，如美國醫生特魯多墓碑上的那句名言，“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撫慰”。

（三）對話方式：語言傳播與非語言傳播

非語言傳播是指醫者在對話過程中采用不具有明確詞匯語法語句的語言傳播方式，包括眼神、面部表情、手勢、姿態、身體距離等內容。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多從說者角度考慮預測讀者的接受并改進話語的構造[9]，即傾聽者也是表達者話語創作的參與者，其話語內容會在無形中影響表達者的下一步表現。由此可見，醫者的面部表情、聲音、音調等會影響患者的就診體驗甚至治療結果走向?！吨袊t生》所記錄的是，大多數醫者在對話伊始就注重自我形象管理，適時根據患者的病情轉變與情緒起伏調整傳播策略。不論是語言傳播還是非語言傳播，醫者都會盡力配合患者達成對話目的。同樣，患者也能從心底感受到醫者的用心良苦。紀錄片第六集的患者沙某病情嚴重時無法開口說話，醫護十分配合地用眼神和手勢與她交流聊天。沙某恢復后說的第一句話是“虞醫生，謝謝你”。當醫者的“醫心”與患者的感恩凝結在一起，哈貝馬斯所說的“協商的理解”便自然而生，這是“我—你”或“我—他”之間相互溝通理解的最佳方式，也是醫患交往的理想狀態。

（四）對話結果：達成一種共識

猶太哲學家馬丁·布伯認為對話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雙方存在困惑、悖論或不確定性[10]。因此對話結果應指向消除分歧，達成共識。按照常理，醫患對話結果應當是達成“戰勝病魔”的共識。然而就影片的內容分析結果來看，現實生活并非總是如此。片中有三對醫患溝通最終未能達成救治共識，原因是患者經濟條件有限，無法支撐其完成后續治療，或是患者家庭內部出現分歧，患者被迫選擇放棄治療。這些對話結果打破常規認知，引導公眾從現實基礎出發看待醫學倫理，從人性側面審視生命價值，進一步升華影片的紀實價值。通過影片可以看到，醫患對話結果并非唯一，更重要的是統一。醫患對話只是讓雙方產生一種直接的“相遇”關系?；颊弑局笊男膽B與醫者對話，這與醫者的初心一致，但因自身條件限制，其不得不與醫者產生分歧。不論最終達成何種共識，醫者與患者雙方都對對方表示尊重，即為一種共識。

五、結語

文章通過回溯健康傳播視角下的醫患溝通研究，發現搭建良好醫患交往方式仍處于喊口號階段，缺乏具體建構藍本。通過對《中國醫生》的內容分析，歸納出四種醫患交往方式，并認為最適于醫患搭建的是朋友關系。接著應用對話理論對片中的對話者、對話內容、對話方式與對話結果進行分析，探討如何搭建“醫—患”關系，認為醫者須秉持“治病”與“醫心”，通過多種對話傳播方式促使醫患之間達成共識。通過研究，希望提升現實中的醫患溝通效率，營造良好的醫患交往氛圍。囿于篇幅，文章僅從微觀層面探討了醫患交往方式，宏觀層面的研究還需要結合國情與地方情況做更多考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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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葉欣.基于人際傳播的醫患交往方式建構過程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15.

[4] 王慶福，張晨晨.從《人間世》熱播重新審視格里爾遜模式紀錄片的社會影響力[J].現代視聽，2017（11）：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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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勝軍.“開拓21世紀的醫學與醫療、追求信賴與豐富”福岡宣言[J].日本醫學介紹，2003（7）：336.

[9] 孫少晶.論巴赫金對話理論中的傳播學思想[J].國際新聞界，1999（4）：70-72.

[10] 孫向晨.馬??？布伯的“關系本體論”[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4）：91-97，142.

作者簡介 聞英，碩士在讀，研究方向：健康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