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背景下推進個體行權的知識管理策略

耿子揚，張莉

（1.成都中醫藥大學 管理學院，四川 成都 611137；2.四川大學 商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一、引言

國家統計局于2022年2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21年底，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為2.67億人，占總人口的18.7%，65周歲及以上人口為2.01億人，占總人口的14.2%，提示我國已經進入中度老齡社會①根據國際標準，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的14.00%即進入中度老齡化。。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已成為我國面臨的重大戰略問題。

國外老年學出現了跨學科發展的趨勢（徐昊楠等，2020），并總體呈多元化發展，中國老年學研究則多以西方理論為依據開展實證研究?？傮w而言，國內外學界關于老齡社會的系統化理論體系尚未建立（黨俊武，2018）。

在實踐中，各國主要通過政策性投入和相關產業建設，為老年群體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延伸服務。我國老齡政策已經覆蓋經濟保障、醫療衛生和健康支持、養老服務、家庭支持、居住環境保障、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韓啟民，2018）。進入21世紀后，我國的老齡產業經歷了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加速老齡產業發展融合、建設老齡產業體系的階段式發展（肖文印，2019）。但高質量老年生活除了需要在供給側進行結構優化的持續資源投入外，還需要從需求側推動精準施策，為人們的老年期生活注入更加積極的意義，使人們的老年生活變得更加主動、豐富和個性化，這同時也有助于提高對資源的利用效率。

世界衛生組織在其發布的《積極老齡化政策框架》報告中，強調老年人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應享有機會平等的權利，并以老年人權利而非老年人需求為基礎提出健康、參與、保障三支柱的政策框架（WHO，2002）。我國從“十一五”規劃開始不斷探索積極老齡化理念與中國國情的結合方式（鄔滄萍，2013）。黨的十八大后，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被確定為國家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9年印發的《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是我國針對人口老齡化這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做出的一攬子重大戰略部署。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是《規劃》界分年輕社會和老齡社會、積極面對老齡社會的終極意義（黨俊武，2019）。

與強調知識精英、知識價值、知識對社會發展的驅動力等關于知識社會的認識（吳永忠，2008）有所不同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發布的《邁向知識社會》報告中，從人類可持續發展角度提出了以多樣性和知識共享為主要特征的強調人的價值的知識社會（knowledge societies）概念，謀求建立基于知識、互助和公共服務的“人性化”可持續發展模式（羅暉 等，2006）。

我國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知識社會構想在人本意義上具有共性，都強調將社會支持與人的積極行動有機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的有效性表現為，社會個體普遍地利用外界條件開展以實現自身不同權利為目的的主動行動，這些行動即為個體行權活動。德魯克提出以人和知識為對象的知識管理革命，認為知識管理會成為知識社會的一個生長點（林聚任等，2001）。個體行權活動伴隨相應的知識產生和運用過程，基于知識管理視角對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中的個體行權相關問題進行整合，有助于打破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各種供給側主體間的條塊區隔，從需求側為提升我國老齡社會內生動力提供一條實踐進路。

二、知識管理視角下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與個體行權活動的結合框架

知識社會應當把人、知識、社會三者作為相互聯系的整體來看待（張義忠 等，2008）。本研究基于《規劃》給出的中國特色老齡社會建設圖景，構建了人、知識、社會三維分析框架（見圖1）。

圖1 基于個體行權的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與知識管理的結合框架

《規劃》從社會財富儲備、勞動力供給、為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系、科技創新能力、社會環境構建等五個方面進行戰略部署。我國“未富先老”“未備先老”的國情，決定了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考慮老齡問題。因此，《規劃》涉及諸多發展問題與老齡問題的并行領域，同時還包含面向年齡友好社會的基礎性和長期性的專門問題。本研究根據老齡問題是否與個體行權活動產生直接聯系，以及與發展問題或年齡友好社會的相近關系，對《規劃》內容進行取舍和歸類，并將其作為社會維度的分析背景。

在人的維度上，考察個體在行權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權利訴求和權利實現方式。從運用知識實現權利的角度看，個體扮演知識提供者、知識接收者等不同知識角色，這些角色利用知識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并由此展現知識的不同屬性，使知識管理問題具有不同特征。

德魯克從組織結構轉變和把知識應用于管理的全過程兩個方面，闡述了知識管理革命的含義（林聚任 等，2001）。知識管理以人和知識為對象，知識對象差異帶來知識管理方式的差異。當科學主義支配的理性知識觀逐漸被打破，個體認知對知識構建的意義被強調時（張義忠等，2008），知識差異不僅取決于知識本身，還與使用知識的人密切相關。知識隱性與人的意會知識相關。因此，知識的顯隱性影響知識的表達方式。知識的專業性影響知識的受眾構成。知識的理解性是指，知識的具體內涵與知識主體的不同理解有關。知識的理解性會影響知識的產生方式。知識的境域依賴性影響知識的運用方式，是指知識可以與不同意義系統產生關聯從而具有不同內涵（張義忠等，2008）。知識的文化依存性影響知識的社會嵌入方式。知識的創造支持性影響知識的可利用價值①此處的可利用價值是指，由行權個體而非其他主體基于當前知識進行知識創造所產生的價值。，其反映了未來知識受當前知識影響的程度。

三、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背景下個體行權過程的知識體現

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涉及的不同老齡問題中，個體行權活動的關鍵知識環節和相關知識屬性有所不同，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老齡問題中個體行權的關鍵知識環節及相關知識屬性

主動進行養老儲備的觀念正在逐漸被人們接受（Shi，2018）。儲蓄、保險、投資等方面的知識，能夠推動家庭、個人更加積極地進行養老儲備安排（徐佳 等，2019）。儲蓄是家庭和個人養老儲備的主要方式（張文娟等，2018）。儲蓄知識是公開和普適的，其專業性、理解性、境域依賴性、文化依存性較弱。家庭和個人的儲蓄行為通常并不復雜，與之相關的新知識較少。越來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保險、投資等方面的養老儲備方式，使養老儲備知識的專業性得到強化。雖然在我國養老保險市場尚未成熟和投資渠道尚不豐富的總體環境中，保險、投資等知識因人而異的理解性和因地制宜的境域依賴性不能得到充分體現，但其仍是儲蓄方式的有益補充，有利于產生關于儲備方式多樣化的新知識。

社會財富的逐漸豐富，使養老、醫療、照護、福利與救助等基礎性社會保障資源的供給不斷增加，從而為個體基本權利提供了全方位保障。利用這些社會保障資源的知識具有公開性、普適性和統一性，其專業性、理解性、境域依賴性、文化依存性較弱。個體根據所獲知識決定利用哪些資源以及如何利用資源，并產生與之有關的新知識。

有效的終身學習體系需要決策者、教育者、學習者共同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進行分析、評估和調整（Tam，2018）。在此過程中，學習者的權利體現在充分表達知識需求和了解知識來源方面（傅松濤，2003）。個體不一定明確知曉自身的知識需求，其表達可能是模糊的甚至偏誤的，需要根據實際情況確定表達內容的真實所指，因此知識的理解性和境域依賴性較強。外部知識源對知識的描述通常是顯性的，并且可能具有一定的專業性。這種描述針對人群而非針對個體發布，個體獲取這種知識后需要判斷其是否與自身需求相匹配，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解性和境域依賴性。個體在了解知識來源后，可能產生與學習行動有關的新知識。

老有所為不僅是我國應對老齡化的客觀需要，也是老年人實現自我價值的有效途徑（鄔滄萍 等，2011），它正從精英式向普適性轉變（杜鵬 等，2011）。個體需要表達自身能力以及獲取能力用途的知識。經驗與積累使得年齡優勢在智力型行業中有更明顯的體現（趙昕東等，2019）。從事智力型工作的老年人在進行能力表達時具有較強的隱性、理解性、境域依賴性，但從事體力型工作的老年人則無須具備復雜能力，甚至只需具備基礎教育水平即可（Yamashita et al.，2018），這會在總體上削弱老年人能力表達的隱性、理解性、境域依賴性。老年人獲得的關于自身能力用途的知識來自外部，通常其形式較為直接且內容明確。但個體在獲取能力用途知識后，必須將其與自身相結合才有實際意義。因此，能力用途知識具有一定的理解性和境域依賴性。老年人根據所獲知識，可能產生重新理解和運用自身能力的新知識。

養老服務消費是具有復雜社會嵌入關系的消費行為，尤其受到家庭養老方式的影響（王曉波 等，2021；Zhang，2019）。獲得確為自身所需的服務，是實現個體權利的關鍵環節。老年人應能夠充分表達其個性化服務需求，并可以獲取能夠有效利用所需服務的知識。老年人提出的服務需求大多較為直白且專業性較弱，但也存在詞不達意或表達偏誤的可能性，因此具有一定的隱性、理解性、境域依賴性，并受到其文化背景的影響。老年人所獲得的利用服務的知識主要來自服務供給者，雖然其在形式上具有顯性特征，但市場化的多樣性服務設計，使這些知識與老年人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時可能表現出一定的理解性、境域依賴性、文化依存性。老年人根據所獲知識可能產生與服務消費行為有關的新知識。

市場化的適老產品涵蓋廣泛，涉及生活用品、老年功能代償產品、智慧健康產品、康復輔助器具等，應確保老年人獲得的產品為其所需。對適老產品的需求表達與對養老服務的需求表達在知識屬性上具有相似性，只是有形產品因受更多技術性因素制約而限制了需求表達的文化依存性。技術性因素使有效利用適老產品的相關知識可能具有一定專業性，而市場化產品設計又可能使這些知識產生境域依賴性。老年人根據所獲知識可能產生與產品消費行為有關的新知識。

老年服務科技化著眼于老年健康科技、老年輔助技術、信息化老年健康服務等科技推動作用突出的領域（黃魯成等，2019）。個體難以從技術角度提出需求，并且只有通過獲取有效利用這些服務的知識，才能受惠于科技創新。有效利用科技化老年服務的知識主要以顯性方式展現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其理解性和文化依存性較弱。老年服務科技化通常在某種或具體或宏大的服務境域前提下開展科技創新（Cao et al.，2018；Carlsson et al.，2016），從而削弱了個體所獲取知識的境域依賴性。個體按照技術給定的方式利用服務，其所獲取知識的創造支持性較弱。

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提倡“主動健康觀”下的健康生活方式，強調精神和社會層面的健康行為（黨俊武，2021）。個體應主動獲取關于健康生活方式的知識以及將自己的健康生活經驗分享給他人。當健康生活方式的相關知識在醫學、社會學、心理學乃至哲學等更為寬廣的角度傳播時，知識的意會性（隱性）隨之產生，并且獲取和分享知識都涉及知識向個體的內化過程——獲取的知識需要轉化為自身的理解，分享的知識也會被他人進行轉化和理解——因此均具有較強的隱性、理解性、境域依賴性、文化依存性。所不同的是，個體獲取自用知識時，可以追求更強的專業性并對這些知識進行更加積極的利用，而在對外分享知識時，則需降低其專業性并且不能強求他人接受，兩種情況下知識的專業性和創造支持性有所不同。

老年健康是包含長期和短期、身體和心理、自我和環境等不同層面的多維健康概念（Fullen，2019）。我國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謀求建立覆蓋健康教育、預防保健、疾病診治、康復護理、長期照護、安寧療護等多種功能的健康服務體系。復雜的健康服務工作對供需匹配提出了實務要求（黃晨熹等，2020）。個體通常無法了解健康服務體系的全貌，所表達的健康服務需求以及獲取的謀求有效利用健康服務的知識可能具有片面性，由此產生的健康服務資源利用方式對供需雙方都不是最佳選擇，需要對這些知識進行挖掘和補充以獲得更好結果。因此，這些知識具有一定的隱性、理解性、境域依賴性。個體獲得的利用健康服務的知識可能具有專業性，并且個體由于受到中醫藥文化等傳統文化的影響，在篩選和接收知識時具有一定的傾向性。個體根據所獲知識可能產生選擇和利用健康服務的新知識。

依靠親戚朋友支持的居家養老方式可能由于家庭隱情而變得脆弱，社區直接或間接提供的養老服務可以有效補充居家養老的不足（Kaye，1985；Yang，2018）。我國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對居家社區養老和家庭支持體系均做出了制度安排。每個家庭的特殊情況使個體表達的養老服務需求及家庭建設需求帶有一定的隱性，同時也增強了其理解性、境域依賴性和文化依存性。相對于每個家庭各不相同的情況，外部提供的養老服務和家庭支持在多樣性及靈活性上通常不足，與此相關的知識在隱性、理解性、境域依賴性、文化依存性等方面有所減弱。個體根據所獲知識可能產生調整養老和家庭建設方式的新知識。

我國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提出完善法律層面的老年權益保障體系。法律知識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并且其普適性要求使其更具顯性特征，同時其理解性、境域依賴性、文化依存性較弱。這些權益保障知識賦予個體更多的行動自由，從而可能產生與新行動有關的知識。

年齡友好社會需要從物質到社會環境、從微觀到宏觀的多角度、多層次的長期系統性建設（Noordzij et al.，2019）。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每個個體都積極參與進來，建言獻策并傳遞正能量。這既是實現個體社會參與權利的過程，也是個體享有社會進步對自身良性反饋的過程。對美好社會的認知具有共識特征，其知識顯性較強并具有文化依存性，而專業性、理解性、境域依賴性較弱。從長期來看，大多數人會調整自身認知和行為以適應社會進步，并產生與此相關的新知識。

四、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中與個體行權相關的知識管理問題的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中與個體行權相關的知識管理問題具有如下特征。

（一）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中與個體行權相關的知識管理問題具有復雜性

與個體行權相關的老齡問題既涉及與經濟發展緊密聯系的領域，也涉及建設年齡友好社會的專門領域。與經濟發展緊密聯系的領域又可分為發展問題向老齡問題延伸的領域和老齡問題向發展問題延伸的領域。前者如社會財富儲備問題及社會人力資源供給問題在進入老齡社會后的特殊演變，后者如養老服務市場化。在這些老齡問題中，既涉及包括老年人在內的不同生命階段的個體，還可能面臨老年數字鴻溝這種帶有普遍性和基礎性的特殊問題（陸杰華 等，2021）。因此，知識管理工作在組織方面牽涉不同的知識個體及其行為準則和方式，在知識對象方面，需要考慮知識的不同屬性以及知識運用的不同條件和方式，這使得相關知識管理問題呈現復雜化特征。

（二）知識隱性與知識表達條件或個體知識表達能力呈負相關

在老齡問題中，個體通常需要明確表達知識以獲得外部幫助或與外部進行有效溝通。降低知識隱性需要良好的知識表達條件。除了表達渠道不暢、表達手段單一等原因，不利的知識表達條件還可能源于表達參與者之間的認知差異，如個體在分享健康生活經驗時與他人之間的認知差異。

知識隱性還會受到知識表達能力的影響。當老齡問題中的個體作為知識接收者時，知識提供者一般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外部主體。這些主體的知識表達能力較強并且所表達的知識通常具有共性，知識隱性相對較弱。只有在這些知識需要內化為接收者的獨特理解等少數情況下——如關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外部知識向個體內化時，知識隱性才相對較強。知識表達能力影響知識的隱性主要發生在個體作為知識提供者時。個體往往為了求助而提出需求。由于不能掌握當前和未來狀況，并且由于缺乏對需求產生和滿足的條件及其過程的足夠認知，個體往往無法全面準確地表達需求，從而增加了所表達知識的隱性。

（三）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初衷要求弱化知識運用過程中的專業性限制

積極老齡化理念和知識社會構想都強調個體權利應當在普遍意義上實現。減少知識運用的專業性限制，是使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惠及大多數人的內在要求。

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涉及多領域專業知識，但與個體發生交互的接口知識應盡量簡單和通俗易懂，尤其是與大范圍基礎性資源利用相關的知識更應當易于推廣和學習。當接口知識不可避免地帶有專業性時，應盡量做到表述通俗化，如對于老年權益保障體系的知識利用宜進行通俗表述。

個體提出的需求也可能帶有一定專業性，可以將其視為個體與社會的接口知識，如個體提出的專業學習需求，此時強求知識表述通俗化可能扭曲或淡化個性化的需求，可以借助信息技術等其他手段為個體需求尋求與之相匹配的資源。

（四）權利個性化促進了知識的動態化產生和場景化運用

知識社會不僅帶來了物質生產的知識化，還帶來了精神生產的平等化、自覺化和多元融合（冷樹青 等，2006），從而促進了權利個性化。我國改革開放后的養老政策在經歷了應急、普惠、條塊和模糊的長期發展后，走向前瞻、差異、銜接和具象化的地方實踐（趙向紅 等，2018），并在《規劃》等政策文件中上升為制度設計。

不同老齡問題中的知識角色既有共性表現也有個性表現。在基礎性、普及性的資源供給和環境構建問題中，個體在追求權利時更加注重獲得無異于他人的同權，而在個人發展、產品和服務市場化、對多元服務體系的靈活利用、居家社區養老、健康生活方式等具有個性化展現空間的老齡問題中，個體追求基于個人理解和具體境域的差異化權利，從而使得知識的動態化產生和場景化運用成為知識管理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常態情形。

（五）知識的文化依存性與個體在老齡問題中的主導性呈正相關

我國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建立在國家發展的基礎上。當代中國發展的諸多制度與實踐同西方經驗有緊密聯系，傳統文化對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影響力被削弱，但在健康生活方式、居家社區養老及家庭支持、年齡友好社會建設等老齡問題中，仍然體現出較為明顯的知識的文化依存性。個體是這些老齡問題的主要推動者和（或）主要操作者，并且個體行為沒有處于與西方傳統緊密聯系的機制性制約中，從而使個體掌握著問題的主導權。這反映出傳統文化仍以人為載體和紐帶，在局部顯著影響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進程。

（六）個體知識創造的效果主要在長周期中展現

我國的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在“應對”的基礎上“積極”面向未來，既謀求解決當下向老齡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主要矛盾，也著意為未來的老齡社會構筑健康與和諧的精神內核。

解決當下老齡問題的基本力量來自國家層面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性投入，個體的知識創造行為主要發生在執行國家方案的過程中，以實現短期目標為主且影響面狹窄。著眼長遠的戰略內容在物質方面的直接安排主要落實在權利保障條件的體系化完善上，間接物質安排則體現在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和完善市場環境上。無論直接或間接物質安排，個體在相關老齡問題中的知識創造空間仍然受到外部條件制約，而對于健康生活方式、年齡友好社會建設等長遠戰略設計，國家需要通過引導而非強制的方法，通過個體的認知和行為轉變來實現。個體知識創造在這些精神建設領域擁有較大空間，但也因此需要在一個較長的周期中展現其效果。

五、我國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下推進個體行權的知識管理策略

以下從相關知識管理問題的特征出發，提出我國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下推進個體行權的知識管理策略。

（一）構建推進個體行權的系統性知識管理體系

知識管理以知識個體和知識為管理對象，為整合不同老齡問題在目的、參與主體、內部機制等方面的復雜性提供了可能性。將老齡問題中的行權個體視為“知識個體”，以知識行為為主線建立個體的系統性組織方式和組織制度。通過考察老齡問題中各種知識發生作用的目的和機制，發現作為管理對象的知識之間的系統性聯系，從而建立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一攬子知識管理制度。

（二）創造良好的知識表達條件和提高個體知識表達能力

促進個體之間或個體與社會之間的知識溝通，是老齡問題中個體行權的普遍要求，而良好的知識表達是有效溝通的前提。

為創造良好的知識表達條件，應改善知識的發送端、接收端條件以及兩端的聯結條件。個體應能夠通過多種渠道和多種手段方便地發送知識，并使知識通過多種渠道和多種手段被有效接收。雖然面向老齡社會的供給越來越豐富，但個體對此往往缺乏及時、充分的了解，并且個體對自身的潛在需求也可能缺乏準確認知，導致他們在基本需求之外難以提出有效發揮社會供給能力和有益于自身全面發展的多樣化需求。因此，提高個體的知識表達能力，不僅需要提升個體的知識表達素質，還應拓展個體了解社會和自身的渠道和手段。

（三）提升接口知識的客戶化管理水平

與個體發生交互的接口知識的存在狀態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基于知識模塊化的接口知識，其需要實現對內部知識的合理“封裝”以及內部知識與接口知識的恰當關聯。這種接口知識通常由個體以外的各種組織提供并管理。另一種是基于個體表達的個性化接口知識，其與個體內在知識的邊界劃分和關聯方式較為模糊且多變。這種接口知識通常表達個體的知識需求，作為知識提供者的外部組織可以借助技術手段對其進行動態化和碎片化管理。因此，無論何種狀態的接口知識，均應主要由個體以外的知識提供者承擔管理責任。這些相對于個體而言具有知識優勢的主體應秉持服務理念，提升接口知識的客戶化管理水平，為個體知識需求者提供精準服務。

（四）建立知識產生和運用的柔性管理機制

針對具有知識動態化產生和場景化運用特點的老齡問題，建立柔性知識管理機制，是實現個性化權利的必要保障。為此應注意兩點。一是在不同老齡問題中，個體在知識提供和知識獲取上的動態化、場景化程度可能會有所區別。如在終身學習問題中，個體的知識需求比獲取的知識更具動態化和場景化特征；而在老有所為問題中則與之相反。認識這一點有利于判斷柔性管理機制的著力方向是個體自身還是個體與外部知識源之間的聯系。二是在不同老齡問題中，知識動態化與知識場景化的強弱程度并非總是協同的，少數情況下二者互不協同，并且往往是知識場景化運用的特征更加突出。認識這一點有利于從人和事兩個角度建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柔性管理機制，并且可以提醒管理者：在老齡問題中，外部環境對人的影響可能更強于認知對人的影響。

（五）以人為本，發揮傳統文化優勢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2005）發布的《邁向知識社會》報告指出，知識社會應當“不（是）僅僅滿足于保持多樣性，而是更要依靠多樣性，把多樣性看做優點而不是弱點”，并將“本土化知識”作為保持和利用知識多樣性的錨點之一。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雄厚的民間基礎，傳統文化在個體主導性較強的老齡問題中發揮著明顯作用。關于傳統文化對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中個體行權的影響，可從兩方面來認識。一是傳統文化可以影響個體對知識的取舍和解讀，如中醫藥文化對個體健康知識的影響。認識這一點有助于管理者從傳統文化角度將管理手段與個體實際情況相結合。二是傳統文化潛移默化地長期影響個體的認知和行為，對許多老齡問題的長期走向產生了深刻影響，因此是將個體權利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長期目標妥善結合的有效工具?？傮w而言，以人為本考察知識的社會嵌入方式，積極發揮傳統文化優勢，提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本土化程度，可以借助個體行權降低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推行成本。

（六）建立個體知識創造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長周期互動機制

當依賴國家提供的制度和物質條件時，個體知識創造容易被引導和制約。當進行精神生產時，個體知識創造的制度依賴性和物質依賴性有所減弱。個性化在打開創造空間的同時，也帶來了低效創造甚至負面創造的風險，而長周期顯效的特點，使這些風險難以被及時發現和防范。因此，需要從長周期考察的視角建立個體知識創造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互動機制。建立該機制時應注意兩點。一是加強對外部知識的供給管理，減少無效知識和負面知識輸入。個體知識創造需要知識環境支撐，通過知識供給管理優化知識環境，可以引導個體知識創造走向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設定方向，并可以將知識創造的成果轉化為新的知識供給，從而形成良性循環。二是建立基于長期效果的監測體系，并實施引導性糾偏措施。為避免干擾個體的知識創造活力，監測和糾偏均應針對個體知識創造的趨勢性后果展開。

六、結束語

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是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核心理念。知識社會以知識為手段挖掘人的價值，為社會可持續發展注入動力。通過知識管理促進個體行權，可以成為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實踐方向之一。不同老齡問題中個體行權的條件和方法不同，需要的關鍵知識也不同。本研究通過分析關鍵知識的屬性，了解相關知識管理問題的特征，進而給出了關于知識管理工作的策略建議。

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既立足于當下老齡社會轉型期的現實要求，也著眼于未來老齡社會常態化后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精神培育，這樣的戰略視野和架構為個體行權提供了一條由簡單到復雜的實現路徑。在老齡社會轉型期，社會的劇烈變化限制了個體權利的個性化表現；而在老齡社會常態化后，個體權利將具有充分的個性化展現空間。知識管理重點的變化反映了這種趨勢。在與發展問題緊密相關的老齡問題中，與個體行權相關的知識屬性變化主要發生在顯隱性、專業性、理解性、境域依賴性等對轉型期應對措施較為敏感的方面；而依賴于個體主導地位的文化依存性，以及反映個體精神生產成果的創造支持性的變化，則主要與面向未來年齡友好社會的老齡問題有關。知識管理重點與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下個體行權活動簡繁變化趨勢的這種結構性對應關系，說明圍繞個體行權構建知識管理體系，可以與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進程實現步調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