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辜鴻銘《大學》英譯本的“深度翻譯”

張向陽 馬利敏

摘 要：本文從表現形式和實質內容這兩大方面對《大學》辜鴻銘英譯版中采用的“深度翻譯”策略進行分析。其形式主要體現為引言、注釋、評論、文中注解、調整文章結構；其內容主要體現為對原文的闡釋，把難以理解的理念以引用西方著名學者相似觀點的方法來引起讀者共鳴，加深讀者的理解。其現實意義在于通過序言、注釋、后記、附錄等方式將譯文放置于深厚的語言文化與語境之中，使源語文化的特征得以最大程度地保留，這對中華典籍翻譯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辜鴻銘 《大學》 深度翻譯

一、前言

辜鴻銘于1915年完成了《大學》的英譯，他的譯本較之以往漢學家的作品有了里程碑式的飛躍，不但語言精練、表達地道、詞意精達、而且在翻譯過程中加入了大量的闡釋，形成了辜氏獨特的譯風。譯界對于辜氏英譯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了《論語》以及《中庸》這兩本著作上，研究視角集中于譯者主體性的分析，2018年后，研究者把方向轉到了目的論視角上，從辜鴻銘翻譯儒家經典的出發來探索其譯本所采用的翻譯策略，辜氏以為只有中國的儒家經典才可以使世界人民免于強權和不義的傷害，因此在翻譯這些儒家經典時，大多是以歸化的手法，使中國經典更容易被西方讀者接受。而近些年來，對于辜氏《大學》譯本的研究非常少，如蔡昕輝（2015）和袁曉亮（2017），很少有人對辜氏在《大學》英譯本中的“深度翻譯”進行觀察研究。因此本文將針對辜鴻銘的《大學》英譯本中的“深度翻譯”進行具體剖析，通過具體的翻譯策略探究背后的深層原因。

二、“深度翻譯”

“深度翻譯”（thick translation）其實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翻譯現象，但作為專門術語，是由美國哲學家、文化理論家及非洲研究專家阿皮亞首先提出，阿皮亞（Appiah1993）提出用thick translation 這一概念描述他與其母親在編纂翻譯非洲加納諺語時所采用的密集型加注的解釋行為，并對thick translation進行了定義，即“深度翻譯是指在翻譯文本中添加各種注釋、評注和長篇序言，將翻譯文本置于豐富的文化和語言環境中”。（宋曉春，2014）2003年，英國翻譯理論家赫曼斯提出“深度翻譯”的五項優勢：將翻譯和闡釋融為一體；彰顯譯者主體性；打破了傳統翻譯的概念性和宏觀性；更加關注細微差別；突顯建構的、非本質主義的屬性，進一步拓寬了“深度翻譯”的內涵。由此可見，“深度翻譯”既是一種具體的翻譯方法，也是一種翻譯研究的方法。其特點是以注釋、術語表或引言等形式在翻譯中加入大量解釋性的內容，為譯文讀者理解原文提供豐富的背景信息，將翻譯文本置于一個豐富的語境之中，灌輸一種對他者文化的寬容與尊重。作為一種翻譯研究的方法，其特點是倡導術語的多元化以及研究的多角度化。英漢分屬不同語境文化系統，因此在漢譯英中，就要由簡到繁，添枝加葉，彌補漢語表意之下的言下之意和弦外之音，由其是像文化典籍這種文化信息特別濃厚的，更是需要彌補信息差。那么“深度翻譯”就能夠幫助譯語讀者感受社會文化歷史語境，減少譯語讀者的閱讀障礙。

三、辜鴻銘《大學》譯本中的“深度翻譯”

《大學》全文文辭簡約，內涵深刻，影響深遠，主要概括總結了先秦儒家道德修養的基本原則和方法，由于歷史文化差異和行文差異，對年輕的中國讀者都有些晦澀難懂，若在英譯時不加以闡釋說明，原文所承載的信息很難得到精確的傳達，為此辜鴻銘的《大學》譯本中通過 “深度翻譯”形式，彰顯了譯者的主體性，本文將選取辜氏《大學》譯本中的部分例句作為研究對象，探究辜鴻銘譯本中“深度翻譯”策略。

（一）引言：鉤玄提要

辜鴻銘的譯本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他為《大學》添加了引言，介紹譯者對于譯作的看法，以及選擇其翻譯方法的原因，是引導讀者閱讀和理解全文的藥引子，讓讀者在觀看譯作的時候能夠更加深入的理解譯作以及原作要表達的內容；另一方面，由于辜氏在翻譯《大學》時將原文信息進行了拆分重組（以下將會具體講到），使得原文的邏輯關系更加緊密，在引言中解釋這一拆分可以使讀者更加清晰的了解其思想觀點的先后順序。除此之外，他還介紹了《大學》的譯者和注釋者，此舉在讀者瀏覽譯文之前鋪墊宏觀的文學背景，再由宏觀到微觀，把讀者引入到《大學》所要闡釋的深厚哲學思想；再次，《大學》這一經典著作中所傳達的核心內容，和源遠流長的中華古代文明息息相關，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國家，國際上很少有人能夠真正理解我國的文化傳承及作品當中的隱喻意義，辜氏在全文開頭的引言能夠幫助讀者打開思路，吸引讀者對后文的興趣，打破了傳統翻譯的概念性和宏觀性。

（二）評論：釋疑解惑

除了開篇的引言之外，辜氏還用了很多細節的評論，把一些對于西方讀者來說比較陌生的信息進行詳細的解釋，客觀性和主觀性兼容，客觀上增添了真實的語境背景，主觀上辜氏添加了自己的一些評論，意欲引起西方讀者對中方文化的寬容和尊重，實現了文化研究的多元化。例如：

（1）《康誥》曰：「克明德?！埂短住吩唬骸割櫿溙熘髅??！埂兜鄣洹吩唬骸缚嗣骶??！菇宰悦饕?。

Ku：The Commission of Investiture to Prince Kang says：“He（the Emperor Wen）succeeded in making manifest the power of his moral nature.”In the Address of the Minister I-Yin to the Emperor Tai Chia， it is said：“He （the great Emperor Tang） kept constantly before him the clearOrdinance of God.”In the Memorial Record of the Emperor Yao， it is said：“He succeeded in making manifest the loftysublimity of his moralnature.”（辜鴻銘，2017）

在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辜氏將《康誥》《太甲》《帝典》這《尚書》中的三個篇目進行改寫翻譯，原文中的“《康誥》”是《周書》中的一篇，是西周時周成王任命康叔治理殷商舊地民眾的命令?！翱嗣鞯隆痹涫恰拔┠素э@考文王，克明德慎刑”，意思是說：周文王弘揚德政、慎用刑罰，打下了圣王之業的根基，這句話是周公對衛康叔所說，希望他繼承文王的治國理念，多用德性感召百姓，慎用刑罰；“《太甲》”是《商書》里面的一篇，“顧諟天之明命”原文是“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币馑际钦f：先王成湯時時刻刻把上天的使命放在心上，以德治管理天下。這句話就是這時對太甲說的，希望他能改過向善，不負上天的使命，認真治理好天下；“《帝典》”是《虞夏書》里的一篇，是記敘堯舜事跡的書，舉偏以概全，“克明峻德”原文“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意思是說：堯帝能夠把偉大祟高的美德發揚光大。儒家文化始終倡導以德為本。

西方讀者如果不了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肯定不能理解其中包含的人物關系，以及原文所要傳達的主要思想，因此譯者在人稱后面加上了具體的帝王名，這樣以來，一方面對所使用的代詞進行了詳細的解釋，防止讀者產生誤解，并能明顯地區分；另一方面為西方讀者提供了《尚書》中重要關鍵詞，引發讀者的聯想和思考，同時注明這些言論的出處，讓讀者在深入閱讀時能夠對號入座，從而理解其中的儒家思想。此處彰顯了譯者的主體性及其傳播和展示中華文化的決心和立場。

（三）腳注：拾遺補缺

辜氏在《大學》譯文中僅有5個腳注，雖然數量不多，但是卻意義巨大，一方面古代文化典籍文化信息十分濃厚，添加腳注可以彌補兩種甚至多種文化之間的信息差，減少閱讀障礙，另一方面辜氏的腳注在尊重中西文化的基礎上，打破了文化之間存在的固定障礙，給予讀者自行理解和想象的空間，增添了譯本的可讀性。

（2）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Ku：The object of a Higher Education is to bring out （明） the intelligent （明） moralpower（德）of our nature; to make a new and better society ; and toenable us to abide in the highest excellence.（腳注略）（辜鴻銘，2017）

譯文中有三個腳注，第一個辜氏引用了孟德斯鳩的言論，讓西方讀者明白辜氏對“明明德”翻譯 為“bring out the intelligent moral power”的原因，更能夠理解“明明德”與孟德斯鳩的話一樣，深層闡釋人的天性。原文當中的“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分別對應了三個階段，從成己到成物再到圣人地位，明德是自己分內之事，成物即在成己之中，而止至善則超乎于成己成物之外，那么對于“止于至善”的翻譯就需要十分精準了，辜氏譯為“abide in the highest excellence”，僅從這字面的意思也無法傳達原文的三層遞進階段，因此辜氏引用了19世紀英國文化批評大家馬修·阿諾德在“Sweetness and Light”中的觀點，阿諾德是有感于其時英國社會的道德式微，企圖用“文化”來提供一種高屋建瓴的向心力。這種“美好與光明”的觀點能讓西方讀者更加感同身受。

從上面三個腳注中不難看出，他引用了孟德斯鳩和阿諾德的觀點來深化《大學》三綱的意義，用歌德的話來印證“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而后能得”的正確性，在后文的最后一個腳注中他也引用了蘇格拉底的“Know thyself”來對應“誠意”，此舉讓西方讀者增加了熟悉感，看到自己熟知的思想先驅的話語，拉近了西方讀者對中國儒家經典的距離，同時無形中證明了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儒家經典與西方古代經典思想具有相通、相似之處，讓西方讀者不自覺地喚起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認知。

（四）文本結構轉換：應時而變

辜氏將原文“經”一章的“三綱”與“八目”拆成兩個部分進行論述，十章“傳”分別拆成了與“三綱”對應的前三章和與“八目”對應的后七章（其中合并了第四章與第五章）。這樣就將《大學》原文整體分成了兩個大部分——“三綱”和“八目”，每部分分別用The Text of Confucius和Commentary進行“經”和“傳”的標記，同時，為了在邏輯關系上更加銜接連貫，他將原來“經”中的關于“物有本末，事有始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未之有也”關于論述本末的部分都移到了“傳” 的第四章與“釋本末”融為一體。邏輯關系更加清晰，突顯了建構的、非本質主義的屬性，進一步拓寬了原文的內涵，同時契合了西方的行文習慣。此外，為了方便讀者閱讀，他將全文包括“經”和“傳”都進行了段落拆分，并且在“傳”的部分都用數字對各個段落小節進行了標注。讀者看起來一目了然，清晰易讀。

四、結語

辜鴻銘通過注釋、引言這種“深度翻譯”，對古漢語中一詞多義的核心概念進行解釋性的注釋，增進西方讀者對漢語的理解；暢引西方名人名言進行對比分析，形成文內互文照應，以增強中國儒學的說服力、增進西方讀者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還基于自身對儒學的理解，進行“創造性”的拓展和延伸。這些注釋不僅有助西方讀者窺見中國古典文化的精髓，也可以讓中國讀者換個角度認識儒學。但另一方面，這些注解更多包含的是譯者本人的理解和看法，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給讀者更多的想象空間也許也是件好事。由此可見，盡可能在忠實原文的基礎之上，通過“深度翻譯”使目的語讀者更好地認識和理解中華典籍所蘊含的思想文化意義是學界可以積極嘗試探討研究的議題。

參考文獻：

［1］蔡昕輝.翻譯對等理論視角下的《大學》英譯版本對比——以辜鴻銘與理雅各英譯版本為例［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5（7）.

［2］宋曉春.論典籍翻譯中的“深度翻譯”傾向——以21世紀初三種《中庸》英譯本為例［J］.外語教學與研究，2014（6）.

［3］辜鴻銘.《大學·中庸》中英雙語評述本［M］.北京：中華書局，2017.

［4］袁曉亮.《大學》英譯研究在中國［J］. 語文學刊， 2015（10）.

［5］黃小芃．再論深度翻譯的理論和方法［J］．外語研究，2014（2）.

（作者單位：長沙理工大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6BYY024）；國家留學基金委出國研修項目（項目編號：201708430202）和湖南省學位與研究生教改項目（項目編號：2019JGYB18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