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傳人”視域下的人居環境健康營造啟示

文／任洪國 河北工程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 教 授

馬天雨 河北工程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 碩士研究生

吳巍 河北工程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 講 師（通訊作者）

引言

縱觀城市發展歷程，每場大流行病的出現都會給城市規劃和設計帶來新的思考。比如1347 年黑死病在歐洲的蔓延促使城市加強衛生機構建設；1832 年倫敦霍亂推進了城市規劃的誕生；1894 年中國香港鼠疫的暴發促使公共衛生與建筑物條例的頒發；丹尼爾·伯納姆于1909 年制定了“芝加哥計劃”以更好應對當時反復出現的多種傳染性疾病[1-3]。鐘南山院士于2020 年末首次提出的“環境傳人”新課題[4]，更是將未來城市設計的重點放到了人居環境的健康營造方面。此外，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新冠在得到短期壓制后很可能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流行成為常態[5]。在這種背景下，防控需要新思維，城市更需要尋求新的規劃策略來抵御疫情“常態化”帶來的健康威脅。

構建健康人居環境一直是國內外不同學科之間共同的研究課題，包括國際醫學、運動健康、公共衛生、城市規劃等，相關領域專家指出人的行為活動與環境息息相關，營造高品質的人居環境將是未來城市發展的重要方向[6-9]。隨著國家《“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等相關文件的出臺，國內學者從健康建筑評價指標、健康社區發展機制、城市公園空間布局[10-12]等多個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但都缺少從防疫角度進行的系統探討?；诖?，本文從疫情防控入手，分析了“環境傳人”的變化規律，建立了人居環境假設模型，并根據計算得到的因子權重從人居環境三個層面提出了健康營造策略，旨在為城市未來的健康發展提供參考。

1 結構方程模型的構建

1.1“環境傳人”變化規律分析

本文以2021 年初的河北省疫情為例，依據河北省衛健委官網公布的信息，將出現第一例確診病例的日期（2021 年1 月2 日）作為研究起始日，統計每日確診病例的數量變化及傳播途徑。研究將公布信息中標記了“居家無外出”“和確診病例有親屬關系”的患者確定為密切接觸者，即“人傳人”，其他患者則考慮為“環境傳人”。統計結果顯示，河北省疫情主要集中在石家莊市和邢臺市，且在1 月2 日—1 月18 日期間，每日公布的確診病例多以“環境傳人”的方式傳播；自1 月19 日起，每日公布的確診病例多以“人傳人”的方式傳播；故本文選取1 月2 日—1 月18 日作為重點研究區間，以探尋“環境傳人”的變化規律。該時間段內，河北衛健委共公布了817 個確診病例，除166例密切接觸者外，其余均考慮由“環境傳人”傳播。利用Excel 三維地圖功能對651 例以“環境傳人”方式傳播的確診病例的流動軌跡進行經緯度數據統計，得到石家莊市和邢臺市確診病例的流動軌跡熱力圖（圖1）。

根據不同區域確診病例到達頻次的高低，將其劃分為高、中、低三類風險等級，探析規律可知：（1）高風險區域多分布在城市居住區及周邊村鎮。究其原因存在兩種可能：其一是居民受心理因素影響，多選擇在住區附近活動，而活動場地及范圍受限導致的；其二是住區環境的防疫消殺工作不到位，病毒易藏匿導致的。（2）中風險區域多分布在學校、醫院、商業周邊，主要是因為住區周邊配套設施不夠完善，無法實現居民分散就醫、購物等日常行為的發生，造成一些規模較大、設施較完好的醫院、商超等場所人流過度聚集，增加了“環境傳人”的風險。（3）低風險區域則主要分布在城市公園、廣場等空間開敞的場所，這一類環境的安全性比較高，病毒不易以“環境傳人”的方式進行傳播。

1.2 人居環境構成要素及健康人居環境特征

疫情常態化背景下，住區作為居民日?；顒拥目臻g，其環境質量的優劣會直接影響到疫情防控效果。據此，結合本文研究目的和適用性原則，將人居環境的研究范圍界定在住區環境，以健康營造為導向進一步將其細分為小區、街區和社區三個層面。在此基礎上，借鑒國內外相關研究中常用的構成要素分類方法，實現對小區、街區和社區三個層面指標的定量測度。具體分類如圖2 所示，小區層主要包含運動空間和文化空間；街區層主要包含交通空間和綠地空間；社區層主要包含交往空間和服務空間。此外，在人居環境的屬性特征研究方面，相關學者認為健康的人居環境應體現出一定的安全性、生態性、便利性和舒適性等[13,14]?；诖?，將本研究中的健康人居環境特征歸納為安全性、宜居性和游憩性三個方面。

1.3 疫情時期的居民需求

居民在疫情時期的需求主要是指個體對住區環境的主觀評價和心理需求?；隈R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研究綜合了居民生活習慣、出行活動等多方面因素，對居民的心理狀況及行為動機進行了理論分析。結合相關學者在疫情防控期間對太原市H 社區居民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15],最終將本研究中的居民需求確定為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四個方面。

1.4“環境傳人”的人居環境模型構建

綜合國內外人居環境的相關研究成果、疫情下居民的主觀需求以及對“環境傳人”影響規律的分析，初步構建了人居環境假設模型（圖3）。該模型包括健康人居環境特征、疫情時期的居民需求以及三個層面的環境要素這5 個潛變量，以單向箭頭表示有單方面的正影響效應，以雙向箭頭表示有相關或共變關系。之后將5個潛變量各自包含的觀測變量歸納整理成調查問卷,并通過專家反饋意見對問卷進行優化調整，最終形成由5 個潛變量和19 個觀測變量組成的共22 個題項的正式問卷。研究對19 個觀測變量的具體描述如表1 所示。

表1 潛變量及相應觀測變量的解釋（表格來源：作者自繪）

2 結構方程模型的驗證與分析

2.1 樣本信息統計

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河北省邯鄲市復興區、邯山區、叢臺區共10 個小區16 ～79歲的居民進行問卷調查，共獲取206 份問卷。根據反饋結果，對填寫內容有矛盾的進行篩除，最終獲得165 份有效問卷，其組成為：（1）性別構成：男性居民79 人，女性居民86 人。受訪者整體的性別構成比較平衡，不存在由性別差異導致的數據偏差；（2）年齡分布：26 ～35 歲的受訪者占比最大，達到了24.8%，反映出青年人在調查中為主要受訪群體；（3）教育水平：大專及本科以上學歷的受訪者占比最大，達65.4%，反映出受訪者整體的文化水平較高。得到基礎數據后，采用SPSS25.0 和AMOS21.0 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處理和檢驗分析。

2.2 問卷量表檢驗

首先，通過克隆巴赫系數法進行量表信度檢驗。將問卷獲取的數據導入SPSS25.0，分析結果如表2：本研究量表共設有19 個測量題項，各潛變量及總量表的Cronbach's α 值均滿足檢驗標準（即Cronbach's α ＞0.7）。該結果表明量表數據的信度較好，其內部一致性較高。

表2 問卷信度檢驗（表格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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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過因子分析法進行量表效度檢驗。在此之前，先對數據進行KMO 和巴特利特球形檢驗。結果顯示KMO 值為0.913，大于0.7，Bartlett 球形檢驗的顯著性概率為0.000（P＜0.01），均滿足標準。之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進行因子分析，抽取5 個特征值大于1 的公因子，得出5 個因子的總方差解釋率為75.103%，大于60%，以上結果表明量表的效度良好。

2.3 結構方程模型的科學性檢驗

采用AMOS21.0 軟件擬合人居環境構成要素、健康人居環境特征和疫情時期居民需求三者間的關系，得到模型的各擬合度指標（表3），依據擬合標準可知模型的擬合度較好。以上結果說明本文構建的“環境傳人”的人居環境模型較為理想，理論模型得到了數據支撐，研究假設H1 ～H7 全部成立。最終得到“環境傳人”的人居環境假設模型中各個變量之間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圖（圖4）。

2.4 研究結果分析

由模型結果可知，在小區層環境要素中影響因子從大到小分別為健身設施、休閑場地、防疫宣傳；在街區層環境要素中，漫步綠道和景觀綠化最為重要，其次是人行道路和共享單車停放點；在社區層環境要素中，商業服務設施影響最大，其次是游憩廣場、快遞點和醫療服務站，生態公園的影響最小?？梢?，這3 類環境要素所包含的觀測變量對健康人居環境特征和疫情時期的居民需求均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且整體都具有顯著性。此外，小區、街區和社區這三個層面環境要素對健康人居環境特征有不同的影響效果，其中街區層環境要素的路徑系數最大，其次是小區層環境要素和社區層環境要素。此外，在健康人居環境特征中，安全性、宜居性和游憩性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86、0.92、0.81，這些不同的影響結果說明健康人居環境特征具有不同的發展方向，其中安全性和宜居性最為顯著。而在疫情時期居民對環境的主觀需求中，影響效果最大的是居民的尊重需求。綜上可知，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具有安全、宜居特征的人居環境才更能實現居民的各種需求。

3 人居環境健康營造策略

3.1 小區層規劃策略

小區層環境要素作為居民接觸最直接、最密切、最頻繁的部分，應體現出良好的生活氛圍和人文關懷。首先，均衡分布居民健身、鄰里交往的活動空間，增加出行目的地的選擇性；考慮開發能實時檢測場地熱力指數的App，便于居民在疫情下智能尋找人群不聚集的場地，增強活動空間的安全性。其次，結合步行路徑設置安全教育設施，創造積極的防疫宣傳環境，倡導積極應對疫情常態化的生活方式。最后，考慮將特殊設計的噴淋系統配置到娛樂健身設施中，應對不同時期需求配備兩套管線系統：一套用于日常降塵加濕，起到生態保護、美化環境的作用；一套用于疫時噴霧消毒，有效隔絕病毒傳播，提升小區的安全保障能力。

3.2 街區層規劃策略

在保持社交距離的疫情時代，居民活動場地的規模和數量無法大量增多的情況下，可優先考慮提升場地活力來解決空間不足的問題。首先，將連接各小區單元的街道進行微改造，以鼓勵慢行優先為出發點，考慮不同人群的活動規律,通過共享街道的設置滿足人群活動需求，實現居民交通性出行的便利性。其次，提升街區漫步綠道的整體生態水平，從阻隔病毒傳播的角度出發設計景觀綠化配置，考慮依據1.8 米的安全防疫距離，利用景觀合理劃分活動網格。最后，針對疫情傳播的不同時期，對交叉感染風險較高的大運量交通工具（如公交車）采取相應的禁行、限行等策略，降低人流聚集程度，避免引發交叉感染。同時合理設置共享單車停放點，提高單車使用率，便于居民安全出行。

3.3 社區層規劃策略

對于社區層面的健康營造，基于模型分析結果，主要從服務設施配置和應急場地設置來考慮：一是順應商業空間均衡分散化的組織方式，調整社區周邊中小型商業服務設施的配置，緩解疫情防控常態化下城市購物中心人群聚集問題；二是以強化基層疾控防治能力的體系建設為導向，完善社區級健康支持設施的配置，確保社區級的醫療診所具有初步檢測和即時隔離功能[16]，使社區基層醫療體系成為傳染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線；三是注重廣場、公園等室外公共空間的應急轉換能力，預留彈性發展空間，為居民提供特殊時期的避難、隔離或療愈場所，提升社區層面的應急響應能力[17]。

結語

在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階段的背景下，構建綠色、健康、安全的人居環境對打贏新冠這場持久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研究基于對“環境傳人”變化規律的分析，從防疫角度對人居環境的健康營造提出了新的思考。通過建立人居環境的理論假設模型，從小區、街區和社區三個層面環境要素出發，提出更適應疫情時代的人居環境健康營造策略，以求構建能承載居民健康生活的安全空間；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對過往人居環境研究的理論框架和策略性結論做出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