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HP 法的住區生活垃圾分類使用后評價及優化建議
——以蘇州市為例

文／劉婷 蘇州大學金螳螂建筑學院

張靚 蘇州大學金螳螂建筑學院 副教授（通訊作者）

杭航 蘇州大學金螳螂建筑學院

王祺皓 蘇州大學金螳螂建筑學院

王志偉 蘇州大學金螳螂建筑學院

引言

垃圾分類事關資源保護利用、人民群眾生活環境和社會文明水平進步。近年來，隨著整個社會生態意識與環保意識的不斷進步，我國正積極推行生活垃圾分類政策全面落地。2017 年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共同發布了《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2018 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部分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通知》；2019 年起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全面啟動生活垃圾分類工作。蘇州市作為全國首批46 個垃圾分類試點城市之一，于2020 年6 月1 日起開始實施《蘇州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全面開展小區試點工作。

經過近一年的試點，筆者發現蘇州市生活垃圾分類政策推行過程中不斷涌現出一些問題：垃圾分類設施點位布置缺乏依據，“鄰避效應”①堪憂，甚至引發居民矛盾；垃圾分類設施缺乏建設標準和規范，垃圾投放點樣式、尺度、容量等設計各不相同，投放效果參差不齊；物業精細化管理程度不高；住區前期引導宣傳不到位，居民參與不夠積極。目前全國垃圾分類政策處于初級階段，發展尚不成熟，具體執行的方法和尺度因城市、因地方而各不相同，亟待立足試點城市開展廣泛的實證研究。

1 相關研究基礎

垃圾分類研究方向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從前端收集到后端無害化處理，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環境科學、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應用學等學科，從住區環境建設角度探討生活垃圾分類的研究尚且不多，相關研究的重點在于發現生活垃圾分類現狀問題及影響因素探源。陳云雁[1]通過分析南京市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實踐，總結出三大問題：政府部門間協作不暢、分類模式設計不完善、居民的行為形成率低三點，并從完善法律法規、完善回收體系、加強引導鼓勵幾方面提出對策和建議。瞿利建等[2]總結了國內外專家對生活垃圾分類相關影響因素的研究，指出影響垃圾分類的因素為分類收集點的距離、配套設施的布置、相關知識的指導、運轉維護的頻率和方式、社區管理體系、居民參與度。魯斌山等[3]通過對南京市玄武區垃圾分類收集點建設困局的調查，分析得出選址爭議、環境異味、垃圾投放量是居民最擔心的三個問題，由此導致“鄰避效應”①，并從宣傳、立法、建設、管理四個層面提出應對舉措。以上研究初步分析了社區生活垃圾分類現狀問題，但總體表現為實證性不足，調研樣本的廣度和研究深度有待加強。

本文從蘇州市首批試點小區中遴選幾個代表性樣本小區開展深入調研，通過APH 層次分析法對住區生活垃圾分類進行使用后評價，旨在自下而上深入挖掘垃圾分類實施過程中的問題，并進一步提出針對性優化建議，促進垃圾分類工作全面順利落地、有序開展，具有較高的社會實踐和生態環保價值。

2 研究對象選取

本研究聚焦房齡在15年以內的商品房小區，在城市住區中具有廣泛代表性，小區居民以3 ～5口中產家庭為主，知識層次和教育水平較高，對新生事物接受度較高。從蘇州市首批試點小區中選取四個代表性樣本為研究對象（表1），對樣本小區垃圾分類現狀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圖1）。

表1 樣本小區概況（表格來源：杭航繪制）

3 研究方法

3.1 構建住區生活垃圾分類使用后評價體系

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是使用后評價過程中的核心環節，主要遵循全面性、系統性、適用性三大原則[4]?；谝陨显瓌t，本研究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和初步調研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垃圾投放點和歸集點選點位置、站點建設、運維方式、居民參與四個方面對垃圾分類滿意度的影響，最終確定住區生活垃圾分類使用后評價的評價模型由目標層（A）、準則層（B）和指標層（C）構成，見表2。根據確定的評價因子和相關指標，構建住區生活垃圾分類使用后評價體系。

表2 住區生活垃圾分類使用后評價體系（表格來源：王志偉繪制）

3.2 確定評價指標的權重

根據所建立的評價體系，構造每一層次的判斷矩陣，邀請建筑規劃從業者、垃圾分類管理人員、居民代表作為專家對各指標的相對重要性進行兩兩比較并賦值，根據實際情況采取1—9 標度法對各指標因子進行賦值，標度及含義見表3。

表3 九分位相對重要比例標度（表格來源：王志偉繪制）

得到賦值后對判斷矩陣進行歸一化處理，得到評價指標的權重系數，對各個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和修正，通過公式（1）計算，直至符合一致性。計算得出信度系數值為0.813，大于0.8，因而說明研究數據信度質量高，可用于進一步分析，得出權重[5]。

4 評價結果分析

4.1 評價指標權重分析

通過矩陣一致性檢測后，可進行各個指標的權重計算。得到使用后評價體系中準則層、指標層因素的單層權重及指標層相對于研究問題的絕對權重[6]（圖2-1、圖2-2、圖2-3）。

從圖2-1 可以看出，準則層中運維方式（0.4765）所占權重比重最大，站點建設（0.2103）和居民參與（0.1763）次之，選點位置（0.1369）所占權重比重最小，反映出垃圾分類的管理運維方式為居民關注的首要因素，同時還應兼顧美觀性和便利性。

由圖2-2、圖2-3 可知，在運維方式層面，管理工作（0.1773）、垃圾分類運轉（0.1170）和延時投放（0.0963）權重較高，反映出住區生活垃圾分類的實施對于小區物業的管理和運維工作要求較高；站點建設層面，分類設施、設備（0.0371）的完善程度所占權重略高，清理死角（0.0310）、形象（0.0303）、投放口大?。?.0288）、投放口高度（0.0269）、容量（0.0262）、標識（0.0180）次之；居民參與層面，選點建設參與度（0.0801）權重最高，體現出公眾參與在垃圾分類政策執行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選點位置層面，隱蔽程度（0.0333）、視覺影響（0.0276）、點位數量（0.0215）的權重位居前三，顯示住區居民對于垃圾分類設施影響住區環境表現出較高的關注。綜上，影響住區生活垃圾分類滿意度的重要因子分別是：管理工作、垃圾轉運、延時投放、選點建設參與度。

4.2 使用后滿意度評價

以四個樣本小區的居民為調研對象，以隨機發放紙質問卷和網絡問卷相結合的方式，采用五級里克特（Likert）量表，讓其對垃圾分類評價體系中的各指標要素進行評分，滿意度評價五個等級按照國際通用規則賦值，很滿意、滿意、基本滿意、不太滿意、不滿意分別賦值為1、0.8、0.6、0.3、0。使用后滿意度評價計算公式為：

式中，CSI＝顧客滿意度指數；＝第個指標的權重；＝顧客對第個評價指標的評價分數。

將收集的505 份問卷運用Excel 軟件對所得的數據進行整理和算術平均處理，得到各小區垃圾分類居民滿意度總分及各個指標的評價得分。

圖3 顯示了四個樣本小區垃圾分類居民滿意度綜合評分及各準則層綜合得分。相比較而言，A小區和B 小區居民對于垃圾分類的滿意度較高，C小區和D 小區滿意度較低。各準則層得分與滿意度綜合評分基本一致，圖4 顯示準則層中運維方式權重最高，而C、D 兩小區該項得分均較低；站點建設權重次之，D 小區該項得分為最低。以下結合現場調研情況對影響綜合滿意度的各指標做進一步分析。

選點位置層面（圖5-1），四個小區嗅覺影響要素均得分較高，說明生活垃圾站點的異味控制較理想，也可能由于調研在冬季進行，垃圾異味不明顯，變相提高了該項得分。四個小區心理距離要素的評分一致偏低，現場調研發現絕大多數垃圾點普遍缺少必要的隔離措施，直接暴露于居民視線范圍內，可能是導致心理感知距離近的原因。七個要素中隱蔽程度和視覺影響所占權重最高，并且這兩個要素與點位數量、心理距離表現出較高關聯度，C、D 兩小區在這四項均得分較低。其中D 小區平均196 戶設置一個投放點，遠遠超過《蘇州市生活垃圾分類投放設施配置指南》3.1.2.1 條款的規定（每300 ～500 戶居民設置一個定時定點投放點），非但沒有換來便利性的提升，反而由于點位過多，拉低了隱蔽程度和視覺影響的得分。

站點建設層面（圖5-2），分類設施、設備的權重最高，D 小區該項得分接近于零分，其他三個校區該指標得分都處于峰值?，F場調研得知，D 小區垃圾投放點僅配置了洗手池，而其余三個小區還配有空調、風扇等降溫設備，高壓水槍、除臭機、鼓風機、紫外線燈等清潔殺菌設備，以及攝像頭、顯示屏、揚聲器等監控設備。這些設施對于垃圾點的清潔、衛生及運維管理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影響到居民對垃圾點的心理感受進而影響支持度和滿意度。

運維方式層面（圖5-3），管理工作權重最高，垃圾轉運次之，C、D 小區這兩項得分均較低，調研時發現這兩個小區由于選址未達成一致的原因是均未設置垃圾歸集點，在設施配套不齊全的前提下便匆匆上馬勉強推行垃圾分類政策，導致管理和運維工作難以形成閉環，也因此受到廣大居民的詬病。A、B 兩小區歸集點、投放點設施配套齊全，管理有序，居民認可度較高。雖然投放時長要素所占權重最低，四個小區該項得分都比較理想，但訪談得知各小區每天投放時間為早晚固定時段的2 小時，而節假日居民往往起居時間會有所調整，投放時間不能隨之調整直接導致了延時投放的增加。團隊成員選擇某周日進行了現場補充調研，發現投放點延時投放的垃圾量明顯多于工作日。

居民參與層面（圖5-4），選點建設參與度權重最高，但四個小區該項得分均為最低。據了解，蘇州市住區生活垃圾分類絕大多數是由社區主導自上而下的過程，但其只參與前期站點的落地并不參與后續管理工作，居民和物業作為長期的使用方和管理方話語權較低，溝通機制不完善導致使用、管理、運維方面的建議不能及時反饋到社區層面。此外，生活垃圾分類是一個習慣養成的過程，需要一定的培育時間，而大多小區從前期宣傳到政策全面落地之間時間普遍較短，對居民參與議事的過程不夠重視，有的甚至引發居民與社區工作人員以及居民之間的矛盾。

5 優化建議

5.1 合理規劃垃圾點數量和位置

垃圾投放點的數量參照《指南》以300 ～500戶/點為宜[7]，切忌點位過多，造成投放點過多的視覺暴露影響住區環境以及由選址困難引發的居民矛盾。歸集點實際使用性質與城市小型垃圾中轉站相似，管理不善極易產生異味、污水、孳生蚊蠅，從而產生“鄰避效應”。應從城市區域層面整體規劃布點，數量宜少不宜多，對于規模不大的小區可考慮與相鄰居住區或商業區合建?！董h境衛生設施設置標準CJJ27-22012》4.2.1 規定：居住區少于5000 人時，可與相鄰區域聯合設置收集站[8]。

投放點和歸集點的位置應兼顧便利性和隱蔽性，方便居民投放、垃圾轉運的同時應盡可能隱蔽，應通過設置綠化帶隔離視線?！董h境衛生設施設置標準CJJ27-22012》4.2.7 規定：垃圾收集站的布置應滿足作業要求并與周邊環境協調，外圍宜設置綠化隔離帶[8]。同時還應充分遵循中國傳統觀念，垃圾點不得正對住宅樓主立面，以免對居民的心理產生不良影響。此外，由于市政垃圾轉運時間通常在凌晨，評價垃圾點對居民的不利影響時除了異味還不得忽視噪音污染[9]。

5.2 保障硬件設施配套

硬件配套設施決定了垃圾點的衛生水平和管理水平，可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直接關系到居民對垃圾分類的接納和配合程度。調研中得知D 小區由于垃圾點硬件設施配置不全，社區宣傳時承諾的“投放點建成后將比原有垃圾桶更干凈”難以兌現，導致居民意見很大，進而影響到垃圾分類的支持率和滿意度。垃圾投放點、歸集點不僅要設計美觀，還應配備五大類設備設施：清潔設備（洗手盆、高壓水槍、鼓風機）、除臭凈化設備（除臭機）、細菌消殺設備（紫外線燈）、監控設備（攝像頭、顯示屏、揚聲器等）以及風扇用于夏季降溫，有條件的應加裝空調，并注重設施的長效利用和后期維護[10]。

5.3 完善監督管理機制

垃圾分類監督管理工作的重心在于規范投放行為、杜絕延時投放[11]。物業公司應完善相關管理條例，加強監管并制定合理的曝光和獎懲機制，保障垃圾分類有序進行，維護住區環境。A 小區充分利用各項監控設備（圖6-1）的組合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監督機制，如圖6-2。投放口上方設置攝像頭1 和顯示屏，投放者抬頭可見，可以實時看到自己的投放行為，變相起到警示作用。投放點對面設置攝像頭2，視野更廣，可以拍攝到投放者的背影，監視投放點周邊是否有不規范投放行為。物業監控室有專人負責監視各投放點的攝像頭，一旦發現誤投行為馬上通過揚聲器發出警示。通過曝光臺或顯示器對抓拍到的不規范投放行為定期予以曝光，考慮到個人隱私問題，盡量曝光背影照片或者對人的面特征部進行隱蔽處理。實踐證明，該組合拳監督管理辦法效果顯著，調研過程中發現A 小區的延時投放幾乎為零。

此外，目前投放時間大多為每天早晚固定的兩個時間段，一般為早上6 ∶30 ～8 ∶30，晚上18 ∶30 ～20 ∶30，沒有考慮到節假日居民作息規律的變化。訪談中，不少上班族居民提出強烈愿望，希望周末和節假日早上的投放時間適當延后。依據居民作息規律設定彈性、合理的投放時間，例如周末的中午增加2 小時投放時段，也有利于減少延時投放行為的發生。同時，物業還可以提供代扔垃圾有償服務，滿足部分家庭極端情況下的需求。垃圾分類監督管理要做到“疏堵并舉，獎懲有秩”[12]。

5.4 提高居民參與度

住區生活垃圾分類改變了中國百姓歷來的生活習慣，需要長期的培育過程，唯有居民積極參與配合，方能實現家國之大業。垃圾分類推行過程中，政府主管部門要改變行政命令思維，應當采取宣傳、立法、協商、議事多維度推進政策順利著陸[13]。在協商議事機制上，應當廣泛聽取住區居民、物業公司、垃圾收運公司的意見，發揮社區自治組織的力量，讓業委會、居民代表、社區等機構參與進來，讓居民真正成為住區的主人，為家園環境建設當家作主[14]。

結語

文章以蘇州市四個小區為例，通過AHP 法對影響住區生活垃圾分類滿意度的要素進行層次分析，將影響因素劃分為4 個準則層、23 個指標層，實現了多因素的定性定量研究。結果表明影響垃圾分類滿意度的幾個重要因子為：管理工作、垃圾轉運、延時投放、選點建設參與度。通過滿意度評價模型分別得到四個小區的滿意度評分，與實地調研和訪談結果一致?；谝陨涎芯?，從垃圾站點數量和位置、配套設施、監管機制、居民參與四個方面提出優化建議，總體可以概括為：“看不見、聞不到、人性化、嚴監督、活管理、重參與?！彪m然蘇州市展開全面試點已一年有余，但住區生活垃圾分類仍任重而道遠，需繼續優化站點建設、提高管理水平、完善議事機制，變“鄰避效應”為“迎臂效應”②，提高居民支持率和滿意度。

本研究運用實證的方法對住區生活垃圾分類進行評價研究，在全國全面推行垃圾分類制度的當下具有一定實踐價值。但由于時間精力有限，研究尚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研究樣本的范圍需進一步擴大。本研究調研的樣本以高密度高層小區為主，人群集中于城市白領階層，對于城市中大面積存在的老舊住區、別墅洋房等物業類型沒有涉及，后續研究應囊括更多類型的住區和社會各階層人群。第二，探討多種垃圾分類模式的比較。本研究調研的對象是首批垃圾分類試點小區，分類方式均為政府主導的標準模式。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又因地制宜地衍生出多模式，例如用流動垃圾收運車定時定點集中投放的方式代替固定的垃圾投放點，該模式在個別人群密度較小的別墅小區曾有試點[15]，未來需要進行更豐富模式的對比研究。第三，對評價指標進行持續優化。由于調研案例有限，評價指標的選取存在較大局限性，得出的結論可能存在一定誤差。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評價指標的遴選標準、打分環節的準確性還需不斷提升完善。

注釋：

①“鄰避效應”指居民或所在地單位因擔心建設項目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和資產價值等帶來不利后果，而采取的強烈、高度情緒化的集體反對甚至抗爭行為。來源于參考文獻[3]。

②“迎臂效應”與“鄰避效應”相反，就是居民張開雙臂歡迎某種設施到來的意思。垃圾分類收集點的“迎臂效應”是指社區居民對垃圾分類工作進行認知重構，充分了解其作用與意義后，同意在離家較近的地方，或可能影響自家居住環境下進行建設的一種狀態。來源于參考文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