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推官袁可立

孫中旺

在蘇州的歷史上，明代的袁可立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任職蘇州府推官五年，雖然官僅七品，卻勇于任事，剛正不阿，政績卓著，最終名滿天下，堪稱推官中的奇跡。蘇州的歷練，也為他以后仕途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袁可立（1562—1633），字禮卿，號節寰。河南睢州（今河南睢縣）人。萬歷十七年（1589），袁可立考中進士，被任命為蘇州府推官，這也是他進入仕途的第一站。推官，又稱司李、豸史，明代各府的推官由吏部銓選，主要是協助知府處理政務，執掌本府的刑名、官員考核等，除了南北直隸的順天府、應天府的推官為從六品外，其他各府的推官均為正七品，也是新科進士的初授官職之一。

當時的蘇州府發展鼎盛，不但經濟和文化方面在全國首屈一指，蘇州人申時行和王錫爵還連任大明首輔，政治影響極大。蘇州府推官政務頗為繁忙，史載“蘇當輪蹄之沖，財富刑獄甲于他郡”。袁可立一上任就表現出了驚人的才能，“胥吏抱牘如山，公片言立決，如風掃籜，爰書無只字出入”，經他平反的冤案無數，一些不法胥吏見新任的推官如此能干，“惴惴戰股不敢肆”，有效地扭轉了官場風氣，也得到了南直隸巡按御史李堯民的高度信賴，“倚公如左右手”，經常派他到江南各郡處理事務，“戴星往來于各郡席，未嘗一日暖于虎丘也”。在蘇州推官任上，他受命處理了不少關系錯綜復雜的大案要案，著名的有石昆玉案、湖州案、倭刀案及王士骕案等。

一、石昆玉案

據《蘇州府志》記載，石昆玉是湖廣黃梅（今湖北黃梅）人，萬歷八年（1580）進士，萬歷十八年（1590）由戶部郎中出任蘇州知府，到蘇州后，大刀闊斧地整頓吏治，“按治豪橫，剖析獄訟”，頗受好評。當時宰輔申時行的內親吳之禎在蘇州仗勢欺人，為非作歹，劣跡斑斑，石昆玉不畏強暴，依法處置，觸怒了應天巡撫李淶。當時的應天巡撫駐扎于蘇州，位高權重，李淶為了討好申時行，就以“擅動吳縣庫銀”為名，上奏彈劾石昆玉。萬歷十九年（1591）五月，萬歷皇帝命御史陳唯芝查勘此案，沒查出石昆玉的任何問題。御史李用中上書指責此案是申時行和李淶勾結對石昆玉的報復陷害。一時輿論大嘩，迫使申時行上書辯解此事與己無關，他只是按照吳縣令周應鰲和應天巡撫李淶提供的證據秉公行事而已，并揚言要辭去首輔之職。萬歷皇帝對申時行進行了挽留，此案陷入了僵局。

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的官員知道石昆玉是冤枉的，但懾于申時行和李淶的威勢，都不敢出頭。袁可立見狀挺身而出，宣稱“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臺故誣賢太守”，決心為石昆玉洗冤昭雪，四府官員于是公推袁可立將此案的來龍去脈調查清楚，并執筆寫成公牘上奏。公牘寫好后，袁可立義憤填膺，專門找到了李淶，對著他大聲朗讀此案的調查細節，李淶自知理虧，躲到了屏風后面，李淶越躲，袁可立朗讀的聲音就越嚴厲，弄得李淶無顏見人。萬歷十九年（1591）八月，丟盡顏面的李淶不得不上書引咎辭職。幾乎同時，萬歷皇帝也同意了申時行辭去首輔之職，兩者關聯之微妙由此可見。

在此案中，袁可立以七品微官，為四品蘇州知府石昆玉平反昭雪，直接造成二品應天巡撫李淶引咎辭職，間接造成一品首輔申時行離職，可謂古今罕有。

值得一提的是，石昆玉于此年調任紹興知府，離開蘇州之時，“所攜圖書三篋而已”，其清正廉潔可謂名不虛傳。

☉ 袁可立手跡

二、湖州案

萬歷二十二年（1594），袁可立又審結了另一個江南重案，即湖州案，又稱“董范之變”。

湖州案是因湖州名宦、曾任禮部尚書的董份之孫董嗣成而起。當時董份已經黜職為民，但他任職時在蘇州、湖州一帶廣占良田，“殆千百頃，有質舍百余處，歲得利息數百萬。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有“富冠三吳”之稱。董份之孫董嗣成憐憫無地的窮人，本想做做善事，讓他們低價贖回自己的田地，沒想到適得其反，捅了馬蜂窩，湖州民眾開始聚眾打砸搶鬧事。湖州烏程縣狀元范應期由于民憤極大，也受到了沖擊，損失慘重，史載當時揭發者上千人，甚至到了“填塞途巷”的地步。浙江巡撫王汝訓和巡按御史彭應參親臨湖州，為了平息民憤，沒有仔細勘察，就令烏程知縣張應望將范應期拘捕，張應望還借機向范家勒索白銀八百兩。范應期長子范汝訥不堪其辱，服藥自盡。范汝訥死后，張應望仍然對范應期威逼勒索，“搜索其金，席卷其產，斬絕墳墓”，范應期和夫人吳氏“交頸涕泣哀求”也無濟于事，甚至還被“扯發拔須，詈其夫婦若婢仆”，范應期不久也上吊自殺。

此年十月，范應期夫人吳氏進京訴冤，堂堂大明狀元，被逼到如此地步，萬歷皇帝極為震怒，認為范應期為致仕儒臣，即使有重罪，地方官也應當上奏等候處置，不能如此私刑逼供致死。下旨將浙江巡按御史彭應參削職為民，烏程知縣張應望發配邊疆，浙江巡撫王汝訓革職查辦。連舉薦王汝訓和彭應參的吏部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衷貞吉也被查處，還有眾多官員被牽連受罰。處理官員級別之高、人數之多極為罕見，震驚朝野。而湖州百姓仍然民情洶洶，告狀不止，有釀成更大民變的風險。此案成了一塊燙手山芋，一方面是董、范兩家以皇帝詔令為據，要求從嚴從重處置參與打砸搶的亂民；一方面是確有冤屈需要伸張的百姓，一旦處置失當，后果不堪設想。浙江的官員們沒有人敢主持審理。

在這種情況下，新任的浙江巡撫召集浙江布政使和按察使會商，決定征召能力出眾的蘇州推官袁可立前往湖州處理。袁可立到湖州后，馬上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博收訟牒往各邑理之，以殺其勢”，即把百姓揭發董家的訴狀分發各縣審理，遏制事態的進一步發展。在查實董家侵占民田的事實后，責令其退還或允許貧民平價贖回，董家田產大部分回到了貧民手中，所剩十不及三。二是從穩定大局考慮，頂住了董、范兩家的壓力，只處罰了施暴鬧事的為首者，“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其余不予追究。袁可立的措施既保護了弱勢的百姓，又將事態迅速平息下去，“巨魁勢孤就擒，一指顧間而變定”，堪稱立竿見影，顯示了他極為高超的處理問題能力。

三、倭刀案

當時的崇明一帶屬蘇州府所轄，也是抗倭的戰略要地。萬歷二十二年（1594）初，袁可立曾奉命前往巡海，盤查海上兵餉。當時一個姓李的將領邀請宴飲，席間，拿出了三把倭刀相贈，袁可立沒有接受，但認真看過后，知道是琉球國物。

此年五月十三日，崇明守軍上報擒獲倭船一只，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兵部尚書周世選于六月二十四日上報至京師，并夸大戰報說打了勝仗，擊斃倭寇數百，繳獲了大量物資船械。應天巡撫命袁可立前去查看，等他到達時，發現被指倭寇的實際人數只有二十人，并且已經斃杖了二人，審問其他十八人，均“鴃舌不可辯”。所謂的戰利品中有三把倭刀，袁可立一眼就看出，就是上次那位李姓將領想送給他的，于是心下起疑，就向巡撫求情暫緩處決，將這十八人羈押于吳縣監獄。不久琉球的貢使到蘇州，說起幾個月前有琉球國的運糧船遭遇風暴漂到沿海失蹤，袁可立將十八個“倭寇”放出來相認，果然就是遇到風暴失事的琉球人，于是將這些人悉數放還，“夷感其德，民服為神?！?/p>

據《神宗實錄》卷二百八十記載，萬歷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十三日，兵部將此事處理的結果上報云：“前崇明擒獲夷船再加譯審，令琉球國陪臣認識，實非倭人，兵部覆請就令琉球陪臣帶回本國，以彰不殺屬夷之仁，仍賞捕船員役，以示激勸?！比f歷皇帝詔曰：“今后沿海地方獲有夷人船，還要詳譯真偽，毋得希圖功賞，枉害遠人?！倍沤^了這種情況的再次發生，袁可立可謂造福無窮。

四、王士骕案

萬歷二十三年（1595），袁可立又參與審結了震動江南的另一個大案，即王士骕案。據明代江盈科《雪濤小說》、沈德符《萬歷野獲編》等史料記載，萬歷二十至二十一年（1592至1593）間，由于日本關白豐臣秀吉派兵進攻朝鮮，海上形勢驟然緊張，太倉離海不遠，為防備倭寇的侵襲，保境安民，太倉名宦王世貞的兒子王士骕招募鄉勇，組織習武，“習騎射，備水師，慕義者因相從談武事?！蓖跏矿X和無錫人秦燈、上海人喬一琦相好，秦燈為曾任湖廣巡撫的秦燿之弟，喬一琦為曾任湖廣右布政使的喬懋敬之子，三人均出身于顯宦世家，“自負貴介”，王士骕善寫文章，秦燈善談兵法，喬一琦擅長書翰墨，可以說各有所長，在江南一帶頗有名望。三人經常來往，“出入狹斜，酒中大叫，目中無人”，一派紈绔子弟作風。值此倭寇警起，三人覺得大顯身手的機會終于來臨了，摩拳擦掌，經常在一起夸口道：“我且制倭”“我且侯”“我且立無前功者”。其實這些都是“佻達少年”們的口嗨而已，“非有封狼居胥想也”。

由于王士骕等人家資富饒，參加習武者有利可圖，加入者眾多，其中不乏“沈命胥從，場伶市棍”之流，這些人沆瀣一氣，“出則弓刀侍衛，輿馬鮮華”，非常惹人注目。其中有一個叫趙州平的無賴，經常和王士骕等人來往，借以自重，“每佩劍游酒樓博場，諸公子俱”，借了幾個貴公子的名頭，趙州平也成為名人，“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也”。趙州平經常以舉兵抗倭為借口勒索富戶錢財，如果不給，就恐嚇說：“爾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剿汝家，汝金非我有誰有耶？”富人們被其勒索多次，見他經常和王士骕等人關系密切，認為這也是王士骕等人的主意，如果這幫人以后真的起兵了，“必且帥其黨魚肉我，奪我金也”，于是就紛紛向官府舉報，說趙州平和王士骕等人在以備倭為名，密謀起兵造反。

與此同時，有一個“素以氣俠稱”的游士，也和王士骕等人交好，此人有次到了福建，向福建巡撫許孚遠談及，并夸獎王士骕等人說：“此曹世家子，能報國恩?！鼻矣小靶t保障一方，大則勤王千里”之譽。許孚遠為湖州人，老成持重，覺得王士骕等人的行為很有隱患，湖州和蘇州毗連，如果因此生亂，肯定會被波及，頗為擔憂。就致書應天巡撫朱鴻謨，提醒他要多加留意。

朱鴻謨為官好大喜功，接到許孚遠的信和蘇州一帶富人的舉報后，非常高興，認為可借此立功，就和巡撫衙門中的“幕丁偏裨輩”商量。這些人經常被王士骕等人瞧不起，就借機公報私仇，夸大其事，“謂變在旦夕，不先發，則江左必不保?！敝禅欀冇谑蔷蜕蠒?，說王士骕等人正在勾結倭寇，“反行已具”。同時將王士骕、秦燈、喬一琦、趙州平等人抓捕，“受桎梏如俘囚”，如果謀反罪名成立，很快將被處死。

除了募勇習武外，朱鴻謨說王士骕等人謀反還有兩條證據，一是自稱天子，二是贈答詩中有謀反之句。其實這兩條證據都是和戲文有關。自稱天子之事出自于王士骕家一個名叫胡忠的人。此人善說平話，在王世貞生前宴請賓客時，經常讓胡忠說平話取樂。胡忠每次說到宋太祖、明武宗的故事，經常自稱“朕”“寡人”，稱別人“卿等”，大家也只是當笑話聽聽而已。王世貞去世后，王士骕也經常帶胡忠到酒樓說平話，胡忠仍然如以前一樣“朕”“寡人”“卿等”不離口，逗得眾人大笑，這次案起，就被當做是謀反的證據了，胡忠也被逮捕入牢。贈答詩中的謀反之句，是指在王士骕有“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之句，用了漢高祖時朱家藏匿逃犯季布的典故，以招納亡命賢人自居，被朱鴻謨當作是謀反確證，給事中趙完璧還上奏了萬歷皇帝。

當時距王世貞去世還沒幾年，竟然有人上奏說其子謀反，實不符常理，內閣中的三位輔臣均為江南人，都不相信，兵部伍袁萃、翰林馮夢禎、禮部黃汝亨等官員也認為這是一起冤案，于是就將此案發回重審。作為案發地的蘇州府推官，袁可立斷定王士骕等人只是狂生而已，沒有任何謀反事實，“百口保焉”。撫按會審時，才知道唯一可以勉強作為證據的反詩“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是出自王士骕所作的《拜月亭》曲中的戲文，有蘇州的書坊刻本為證，一場大獄至此漸消。董其昌在《節寰袁公行狀》中記載：“兩臺密詢之公，公深明其不然。四郡會讞，卒無事實，因以妖言抵罪，尋見釋。微公持正，此數輩者族矣?！背绲澞觊g曾任內閣首輔的孔貞運在《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中也認為，“書生之得免于赤誅者，皆公再造也”，可見袁可立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此案拖了很久，最后王士骕以“坐胥靡，斥蔭籍”結案，秦燈已瘐死獄中。喬一琦出獄后，為雪前恥，到遼東從軍，后任游擊將軍，在薩爾滸戰役中身陷后金軍重圍，壯烈殉國，從死者四十二人，祀忠義祠。由謀反案的嫌疑人之一，到為國捐軀，實令人唏噓。

在蘇州五年，袁可立聲譽鵲起，萬歷二十三年（1595），他以治行異等，被召回京師，授予山西道監察御史，從此離開了蘇州。其實朝廷本來擬任命袁可立為諫官，但遭到了吏科都給事中林材的極力阻撓，此人曾巡視蘇州，蘇州官吏大多都跪地拜謁，只有袁可立長揖不拜，林材因此懷恨在心，借此機會報復阻撓。

在山西道監察御史任上，袁可立繼續不畏強暴，為民請命，很快就惹惱了萬歷皇帝，萬歷二十四年（1596）被削職為民，從此居鄉達二十余年之久。泰昌元年（1620），袁可立被重新起用，從此接連升遷，尤其是在對后金作戰方面立下了赫赫戰功，和袁崇煥、袁應泰并稱“遼東三袁”，官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為四朝元老，名滿朝野。在其卒后，崇禎皇帝親自遣使祭葬，首輔孔貞運為撰墓銘，董其昌、王鐸、黃道周、倪元璐、陳繼儒等均為其題碑作贊，可見其影響之大。

作為袁可立入仕的起點，蘇州人也沒有忘記這位清正剛毅的小推官。雖然清廷曾下旨對其封殺，其傳記和著作都遭到禁毀，但在清代的蘇州府名宦祠中，仍然將他作為明代名宦的代表奉祀，也是其中唯一入選的推官，和海瑞、況鐘等著名清官一起共享俎豆千秋。

袁可立和蘇州的緣分還有后續。崇禎十五年（1642），袁可立之子袁樞奉旨到蘇州擔任滸墅關榷使，袁樞“負文武大略，博雅好古”，到蘇州后，“江南佳麗之地，風聲文物，與其才情互相映帶”，經常和文人學士雅集。崇禎十六年（1643）三月，袁樞曾和著名書法家王鐸一起登上大石山，并題寫了“仙砰”兩個大字，至今猶存。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袁樞還和王鐸、張永禧、韓逢禧等人在蘇州半山堂一同觀賞唐摹王羲之《黃庭經》。此年五月任滿，“榷政告竣，頌聲塞途”，錢謙益特為其《南征吟》作小引，對其人其文高度評價?？上Т藭r崇禎皇帝已在煤山上吊自殺，大明王朝已搖搖欲墜，次年清軍攻陷南京，袁樞絕食數日，憂憤而亡，以生命為代價，捍衛了名臣之子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