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養老保險對居民退休傾向的影響研究
——基于CHARLS 數據的實證分析

黃文琪

（中國人民銀行隨州市中心支行 湖北 隨州市 441300）

一、引言

延遲退休對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以及應對人口結構轉變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日趨嚴峻，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2021 年末我國60 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高達18.9%，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提高了養老金支付水平并加重了勞動年齡人口的負擔，給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帶來挑戰。因此，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已成為緩解養老保險基金壓力、增加勞動供給的重要舉措。

目前我國平均退休年齡在54 歲左右，明顯低于法定退休年齡，如何順利實施延遲退休政策以有效發揮其作用就顯得格外重要。政府在實施延遲退休政策時將會面臨各種阻力，其中主要來自于人們主觀退休傾向的阻力（康傳坤和周欽，2018）。不同個體具有不同的退休傾向，對于傾向于早退休的個體而言，只要持續存在促使其提前退休的激勵機制，即使延遲其退休年齡，他們仍然會選擇提前退休，這將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延遲退休政策難以發揮作用。在此背景下，為了有效實施延遲退休政策，研究影響居民退休傾向的因素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養老保險是人們晚年生活的重要經濟來源，理論上會對人們的退休行為傾向產生一定的影響。國外學者早在20 世紀70 年代通過新古典微觀經濟理論并以跨期消費和勞動供給效用最大化為目標，研究了養老保險金會對中老年人的勞動供給行為產生負向的激勵作用，促使其傾向于早退休（Feldstein，1974）。而當前我國關于養老保險與人們退休傾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延遲退休政策本身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影響（張熠，2011；張琴等，2015），養老保險是否會對人們的退休意愿產生影響（李琴和彭浩然，2015），以及某種具體的社會養老保險險種如何影響個體的退休意愿（周云波和曹榮榮，2017；魯靖和秦杰，2018）?；诖?，考慮到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會因保障程度的高低給人們退休后的生活帶來不同的滿足程度，進一步研究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是否會對人們退休傾向產生不同的影響就顯得非常重要。此外，由于法定退休年齡存在性別差異，還需研究這種影響是否存在性別差異，以此實現社會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并完善延遲退休等制度改革，充分發揮延遲退休政策的作用。

二、文獻綜述

由于西方國家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比較完善，關于社會養老保險對人們退休傾向的影響，國外學者已經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在理論分析方面，Feldstein（1974）最早根據生命周期模型研究了養老保險金對人們退休行為的影響，表明社會養老保險待遇會導致人們選擇提前退休。而Stock 和Wise（1990）則重點研究了養老保險金水平或者效用值隨退休年齡增加而發生的變化，通過建立動態的退休激勵指標，創造性地提出了期權價值模型以此估計人們的退休行為。Coile 和Gruber（2007）則運用以上方法并剔除了收入因素，進一步研究了最優養老保險金財富水平與當前退休時的養老保險金財富凈現值之間的差異，結果表明養老保險金會顯著影響人們的退休行為決策。到目前為止，養老保險對人們退休傾向影響的理論研究已經比較全面，那么基于前人的理論研究，各國學者又根據本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的實際發展情況，通過實證模型研究了養老保險對人們退休決策的影響。從實證模型來看，絕大多數研究將人們的退休決策設為二分類變量，主要利用Logit 模型或Probit 模型進行研究。從結果來看，出現了兩種結論：其一，大多研究認為養老保險將作為人們退休決策的激勵機制，使人們選擇早退休，如Mastrobuoni（2009）、Giles 等（2011）；其二，有些學者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他們研究發現養老保險制度不會降低人們的勞動參與率，即養老保險不會對人們的退休行為決策產生影響，例如Krueger 和 Pischke（1992）、Blau 和Goodstein（2010）等。

由于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建立較晚，且相比國外，我國數據可得性有限且高質量微觀數據較為稀缺。因此，國內有關養老保險與人們退休傾向之間關系的研究較少，主要集中在延遲退休政策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影響研究、是否參加養老保險以及某種具體的社會養老保險險種對個體退休意愿的影響等方面。

首先，關于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影響研究。延遲退休政策可以在延長養老保險繳費年限的同時縮減養老金的領取年限，從而會對養老保險基金收支余額產生影響（張熠，2011）。王曉軍和趙明（2015）進一步通過一系列精算假設，測算結果發現延遲退休政策可以有效緩解我國養老金的支付壓力，并認為這種效果存在性別差異。

其次，關于是否參加養老保險對人們退休意愿的影響，國內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結論。程杰（2014）通過勞動參與和勞動供給模型并利用農村住戶抽樣調查數據，比較全面地研究了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的勞動供給效應，研究表明社會養老保險會顯著減少人們的勞動供給，從而影響人們的退休意愿。李琴和彭浩然（2015）采用2011 年CHARLS 數據，實證分析了影響城鎮中老年人延遲退休意愿的各種因素以及影響程度，研究發現是否參加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對人們延遲退休的意愿不顯著，但參加養老保險顯著地降低了人們無休止勞動的意愿。錢嫣虹和李心愉（2018）則從家庭結構和財務因素兩個角度利用2013 年CHARLS 數據構建了logistic 模型對中老年人的退休意愿以及夫妻間退休決策的相互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不同保障程度的養老保險會對人們的退休意愿產生不同的影響。

最后，關于某種具體的社會養老保險險種對個體退休意愿影響的研究。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方面，申曙光和孟醒（2014）利用2000-2012 年某市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微觀數據，實證研究發現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財富激勵效應會對人們的退休意愿產生一定的影響，并且該影響因收入水平和性別的不同而存在差異。新農保方面，國內許多學者通過使用CHARLS 數據，研究新農保是否對農村老年人的勞動供給行為產生影響，但并未得到統一的結論。例如，張川川等（2015）采用斷點回歸和雙重差分模型得出了新農保會減少老年人勞動供給的結論；周云波和曹榮榮（2017）通過PSM-DID 模型研究發現新農保不會對農村中老年人的勞動供給行為產生顯著影響，但會因不同年齡段存在差異；魯靖和秦杰（2018）則通過RDD 模型分析發現新農保對農村老年人的農業勞動供給會產生負向影響，但對非農業勞動供給會產生正向影響。

縱觀國內相關文獻，關于養老保險對人們退休意愿的實證研究大部分關注的是延遲退休政策對養老保險制度本身的影響或者是否參加養老保險以及某種具體的社會養老保險險種對個體退休意愿的影響，而很少綜合考察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因保障程度的不同給人們退休傾向帶來的不同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是否存在性別差異?；诖?，本文將目前我國在保障水平上存在差異且覆蓋范圍廣泛的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以及新農保綜合起來考察，基于2018 年CHARLS 數據構建了Probit 模型，研究是否擁有社會養老保險以及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對人們退休傾向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性別考察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對不同群體退休傾向的影響，以針對不同性別的群體采取不同的調整方式及補貼機制來更好完善養老保險制度，從而激勵人們延遲退休年齡，充分發揮延遲退休政策的效應。

三、數據及描述性統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是基于2018 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數據進行的實證分析。CHARLS 數據是兩到三年一次的追蹤調查數據，且被調查對象大多為45 歲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個人，可以用來研究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CHARLS 問卷中的基本信息模塊、健康狀況和功能模塊以及工作、退休和養老金模塊非常好地滿足了本文關于社會養老保險對居民退休傾向影響的研究。通過從問卷中篩選本文所需的變量以及對空值的剔除，本文共收集到4488 個有效樣本。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我國居民的退休傾向，而在CHARLS 問卷的工作、退休和養老金模塊中，有問題涉及到“您計劃在多大年齡時停止工作，即停止從事一切以掙錢為目的的活動，也不再為家庭經營活動幫工，將來也不打算從事比消遣性工作更勞累的工作？”如果被調查對象計劃只要健康允許就會一直工作則回答為“0”。我們認為，回答為0 的被調查對象可被視為具有最弱的退休意愿，非常傾向于晚退休；而對于填寫了具體年齡停止工作的被調查對象，我們視男性超過60 歲的為傾向于晚退休，女性超過55 歲的為傾向于晚退休，其他則視為傾向于早退休?；诖?，我們構造退休傾向這個二元變量為被解釋變量，對于計劃退休年齡取值為0 的被調查對象、填寫超過60 歲才停止工作的男性被調查對象以及填寫超過55 歲才停止工作的女性被調查對象，其退休傾向變量取值為1（傾向于晚退休），其余樣本取值為0（傾向于早退休）。

2.解釋變量。社會養老保險是本文關注的核心解釋變量，本文使用虛擬變量“是否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為衡量指標，參加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同時，對樣本的性別、年齡、所處區域、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健康狀況以及工作單位性質進行控制。各變量說明及統計性描述見表1 所示。

由表1 可知，樣本中87.4%的被調查對象傾向于晚退休，有社會養老保險的占72.5%，男性和女性樣本數基本相當，平均年齡大約是59 歲，大部分被調查對象（86.7%）所在區域是農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只有11.2%的人是高中及以上學歷，84.1%的人已婚與配偶一同居住。在自評健康狀況方面，只有24.7%的被調查對象認為自己健康狀況極好、很好或好。對于工作單位性質，表1 結果顯示絕大多數被調查對象（93.6%）從事非穩定性的工作。

表1 變量說明及統計性描述

（三）社會養老保險與退休傾向

理論研究表明，養老金財富水平及其隨年齡增加產生的預期變化能夠影響中老年人的退休傾向，即養老保險現金流的精算現值與繼續工作的潛在金融收益?？紤]到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給人們帶來不同的養老金水平可能會對人們的退休傾向產生不同的影響，本文將從不同類型的養老保險（主要包括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以及新農保這三類）分別考察對人們退休傾向的影響。

如表2 所示，72.5%的被調查對象有社會養老保險，27.5%的被調查對象沒有社會養老保險。從退休傾向的統計結果來看，沒有社會養老保險的被調查對象傾向于晚退休的比例略高于有社會養老保險的被調查對象。對于有社會養老保險的被調查對象而言，擁有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具有不同的退休傾向，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被調查對象傾向于早退休的比例占54.7%，高于傾向于晚退休的比例（45.3%）；而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被調查對象傾向于早退休的比例（23.6%）低于傾向于晚退休的比例（76.4%）；擁有新農保的被調查對象傾向于早退休的比例為7%，更加明顯的低于傾向于晚退休的比例（93%）。

表2 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描述性統計

為了進一步了解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對個體退休傾向的影響是否會存在性別差異，我們分性別對擁有不同類型社會養老保險被調查對象的退休傾向進行了統計，統計結果如表3。

表3 分性別的擁有不同類型社會養老保險個體的退休傾向

對于男性而言，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被調查對象傾向于早退休的比例占57%，高于傾向于晚退休的比例（43%）；而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和新農保的被調查對象則出現了相反的結果，在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男性中，傾向于晚退休的比例占75%；在擁有新農保的男性中，傾向于晚退休的比例高達88.9%。對于女性而言，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的被調查對象傾向于早退休的比例與傾向于晚退休的比例一樣，而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和新農保的被調查對象傾向于晚退休的比例則更加明顯高于傾向于早退休的比例，在擁有新農保的女性中，傾向于晚退休的比例甚至高達96.9%，遠高于其傾向于早退休的比例。對于同一類型的養老保險，女性傾向于晚退休的比例均高于男性傾向于晚退休的比例。

通過上述對社會養老保險與退休傾向之間的描述性統計，我們初步判斷是否擁有社會養老保險對人們的退休傾向可能具有一定的影響，并且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可能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同時這種影響可能會在不同性別之間產生差異。然而這種簡單的統計描述并未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因此，為了進一步研究社會養老保險與退休傾向的關系，我們需要對其他因素進行控制并利用計量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四、實證分析過程及結果

（一）社會養老保險對退休傾向的影響

由于被解釋變量退休傾向為0-1 變量，所以本文選擇采用Probit 模型考察是否擁有社會養老保險以及擁有的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對居民退休傾向的影響。利用Stata進行全樣本Probit 回歸后，得到如表4 所示的回歸結果。其中，模型（1）考察的是是否擁有社會養老保險對居民退休傾向的影響，模型（2）剔除了沒有社會養老保險的樣本，將擁有社會養老保險替換成三種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并以新農保作為對照組，采用兩個二元變量衡量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對中老年人退休傾向的影響。

表4 社會養老保險對退休傾向的影響

從模型（1）的回歸結果可知，是否擁有社會養老保險的系數是-0.124，在10%的水平下顯著，說明擁有社會養老保險的個體比沒有養老保險的個體更傾向于早退休，社會養老保險對人們的退休傾向產生明顯的激勵作用。并且通過邊際效應的結果可知，相對于沒有社會養老保險的個體，擁有社會養老保險的個體愿意延遲退休的概率下降1.8%，因為擁有社會養老保險的個體在退休后會得到一定的收入保障，他們會更傾向于早退休，而沒有社會養老保險的個體則需要通過延長工作年限來保障晚年的生活。

從模型（2）的回歸結果可知，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系數是-0.973，在1%的水平上顯著，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系數是-0.518，在5%的水平下顯著，說明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個體比擁有新農保的個體更傾向于早退休，這意味著擁有新農保的個體相對而言更傾向于晚退休。因為新農保的保障水平較低，無法滿足參與者的生活需要，并且參與新農保的個體通常收入較低，因此會更傾向于晚退休，以提高收入水平。邊際效應顯示，相對于擁有新農保的個體，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個體以及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個體愿意延遲退休的概率分別下降13%、6.9%，這種早退休傾向在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群體中更加明顯。這是因為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保障水平通常高于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保障水平，并且參與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個體具有更加穩定的工作，收入也更加穩定，因此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個體愿意延遲退休的概率會下降的更多。

（二）社會養老保險對不同性別個體退休傾向的影響

為了進一步檢驗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對個體退休傾向的影響是否會存在性別差異，我們分性別對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對個體退休傾向的影響分別進行了Probit 回歸，得到如表5 所示的回歸結果。

表5 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對不同性別個體退休傾向的影響

模型（3）的回歸結果顯示，對于男性而言，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系數是-0.915，在1%的水平下顯著；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系數是-0.275，在統計上不顯著。表明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男性個體比擁有新農保的男性個體更加傾向于早退休，而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男性個體的退休傾向與擁有新農保的男性個體的退休傾向無顯著差異。從邊際效應的結果看，相對于擁有新農保的男性個體而言，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男性個體愿意延遲退休的概率下降16.8%。

模型（4）的回歸結果顯示，對于女性而言，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系數是-1.087，在1%的水平下顯著；而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系數-0.759，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女性樣本的回歸結果與模型（2）中總體樣本的回歸結果一致，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女性個體比擁有新農保的女性個體更傾向于早退休。邊際效應的結果顯示，相對于擁有新農保的女性個體，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女性個體愿意延遲退休的概率下降9%，而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女性個體愿意延遲退休的概率則下降6.3%，說明養老保險的保障程度越高，女性越傾向于早退休。

綜合比較模型（3）和模型（4）的回歸結果，我們可以發現相對于擁有新農保的個體而言，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男性個體比女性個體更傾向于早退休，并且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和擁有新農保對男性個體的退休傾向無顯著差異，但是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比擁有新農保對女性個體而言會更傾向于早退休。上述結果表明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會對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傾向帶來不同程度的激勵作用，對于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這種保障程度較高的險種而言，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傾向都會受到比較顯著的激勵作用，但這種激勵作用對男性個體更加明顯；對于城鎮居民養老保險這種保障程度較低的險種而言，女性的退休傾向比男性更易受到明顯的激勵作用。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上述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將被解釋變量退休傾向這個二元變量進行了進一步的處理，首先計算被調查對象計劃退休年齡與法定退休年齡的差值，將該差值小于或等于0、0-10（不包含下限值）、10-20（不包含下限值）、大于20 分別取值1、2、3、4，再將計劃只要身體健康允許就一直工作下去的樣本設為5，以此表示工作意愿依次增強，然后利用Stata 進行有序Probit 回歸，得到如表6 所示的回歸結果。模型（5）是進一步驗證是否擁有社會養老保險對居民退休傾向的影響，模型（6）和模型（7）仍然是剔除了沒有社會養老保險的樣本，將擁有社會養老保險替換成三種不同類型的養老保險，并以新農保作為對照組，采用兩個二元變量衡量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對不同性別個體退休傾向的影響。其中，模型（6）檢驗的是對男性個體退休傾向的影響，模型（7）檢驗的則是對女性個體退休傾向的影響。

表6 穩健性檢驗

從模型（5）的回歸結果可知，是否擁有社會養老保險的系數是-0.074，在10%的水平下顯著，與模型（1）的回歸結果相比具有穩健性，從而進一步說明了擁有社會養老保險的個體比沒有養老保險的個體更傾向于早退休。

從模型（6）的回歸結果可知，對于男性個體而言，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系數是-0.818，在1%的水平下顯著，而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系數仍然在統計上不顯著。該結果與模型（3）相比具有穩健性，也進一步表明了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男性個體比擁有新農保的男性個體更加傾向于早退休，而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男性個體的退休傾向與擁有新農保的男性個體的退休傾向無顯著差異。

模型（7）的回歸結果顯示，對于女性個體而言，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系數是-1.121，在1%的水平下顯著；而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系數是-0.475，在5%的水平下顯著。對比模型（4）的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進一步說明了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女性個體比擁有新農保的女性個體更傾向于早退休。

在本文中，性別的系數始終為負，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傾向于早退休，這一點與傳統觀點相悖，我們通常認為男性是家庭的頂梁柱，會更愿意留在勞動力市場，而本文卻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相反的結論。這可能是由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的家庭模式已逐步發展成為雙職工模式，女性已成為家庭越來越重要的經濟來源，同時不同類型的養老保險對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傾向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在實施延遲退休政策時可適當考慮延長女性的退休年齡，并在改革養老保險制度時考慮性別差異對人們退休傾向激勵程度的不同影響，以更好發揮延遲退休政策的效應。對于全樣本而言，年齡的回歸系數始終顯著為正，所處區域、受教育程度以及工作單位性質也具有穩健性，城鎮居民比農村居民更傾向于早退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于早退休，工作越穩定也更傾向于早退休；此外，婚姻狀況和健康狀況變量不具有穩健性。對于男性個體而言，年齡、所處區域、受教育程度以及工作單位性質對其退休傾向都具有顯著的影響，而婚姻狀況和健康狀況變量也不具有穩健性。對于女性個體而言，年齡和所處區域對其退休傾向具有顯著的影響，而其他控制變量的結果不穩健，本文無法根據現有樣本數據得出一致的結論。

六、結論及建議

本文基于2018 年CHARLS 數據并利用Probit 模型研究是否擁有社會養老保險以及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對人們退休傾向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性別考察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對不同群體退休傾向的影響，最終得到了穩健的實證結果。具體結論如下：一是擁有社會養老保險的個體比沒有社會養老保險的個體更傾向于早退休，社會養老保險對居民的退休傾向產生了明顯的激勵作用。二是由于保障程度不同，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會對居民的退休傾向產生不同影響。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個體比擁有新農保的個體更傾向于早退休，同時這種早退休傾向在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群體中更加明顯，表明養老保險的保障程度越高，人們越傾向于早退休。三是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對人們退休傾向的影響存在性別差異。對于男性而言，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個體比擁有新農保的個體更傾向于早退休，而擁有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與擁有新農保對男性個體退休傾向的影響無顯著差異，對于女性而言，擁有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個體比擁有新農保的個體更傾向于早退休，且保障程度越高，女性越傾向于早退休。四是對于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這種保障程度較高的險種而言，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傾向都會受到比較顯著的激勵作用，但這種激勵作用對男性個體更加明顯，對于城鎮居民養老保險這種保障程度較低的險種而言，女性的退休傾向比男性更易受到明顯的激勵作用。

為解決我國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延遲退休政策已勢在必行，考慮到社會養老保險作為影響人們退休傾向的重要激勵機制，如何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并制定可行的延遲退休方案則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結合上述實證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養老金的收入效應使人們傾向于早退休，因此為了減少延遲人們退休年齡所面臨的阻力，可以在社會養老保險繳納過程中設計獎懲模式，即對于愿意延長繳費年限的人，可以適當增加其每期領取的養老金數額，為人們主動選擇延遲退休年齡提供足夠的激勵。

第二，在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時，可根據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采取不同的調整方式。本文的實證研究表明社會養老保險的保障程度越高對人們退休傾向的激勵作用越大，因此需要針對不同類型的社會養老保險改變其政策參數以增強積累制，鼓勵擁有高保障程度社會養老保險的個體延遲其退休年齡，并對其給予一定的補貼，從而激勵個人延遲退休，同時對于擁有新農保這種低保障程度養老保險的個體，合理提高其養老金待遇水平，這樣才能在減少養老保險對人們退休傾向影響的同時防止貧富差距的擴大，以更好的推進養老保險制度和延遲退休政策的改革。

第三，對男性和女性分別采取不同的延遲退休年齡方式以及補貼機制。對于政府、企事業單位養老保險這種保障程度較高的險種而言，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傾向都會受到比較顯著的激勵作用，但這種激勵作用對男性個體更加明顯，而對于城鎮居民養老保險這種保障程度較低的險種而言，女性個體的退休傾向更易受到明顯的激勵作用。不同類型的養老保險對這兩類人群的延遲退休意愿的影響不同，如果通過強制性的方式延遲其退休年齡，可能會面臨較大的阻力。一方面，需要嚴格抑制不合法的提前退休行為，并在此基礎上適當規定一個退休年齡區間，供退休者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彈性選擇；另一方面，對于愿意延遲退休的男性個體而言，給予其一定的補貼，同時對一些擁有保障程度較低的養老保險的女性個體，愿意延遲退休則提高其養老金待遇水平，以此更好實現延遲退休政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