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研究

徐英，李志學，馬艷，余衛軍，王德旺，劉崢，趙仁成，袁青，郭艷芳

糖尿病及其并發癥是全球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給個人、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沉重負擔[1]。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發展、人口結構變化和生活方式改變，我國糖尿病的患病率逐年上升，2017年達到11.2%，是全球糖尿病患者數量最多的國家，占世界總數的1/4[2-3]。與此同時，糖尿病及其并發癥導致的死亡和傷殘情況日趨嚴重[4-6]。研究顯示，2013年我國心血管死亡歸因于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的人群歸因百分比分別為2.48%和2.96%，歸因于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的心血管死亡人數分別為11.99 萬和13.97 萬[7]。

生活方式和醫學營養療法被認為是2 型糖尿病預防和治療的重點[8-9]。國外研究顯示，如果遵循健康的飲食和生活方式，多達90%的2 型糖尿病是可以預防的[10]?；谖覈巳旱囊豁椦芯恳诧@示，如維持健康體重、參加體力活動和遵循健康飲食，可避免52.7%的男性和58.4%的女性患2 型糖尿病[11]。本研究基于全球疾病負擔研究2019（GBD 2019）可視化數據庫，對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情況進行分析，為預防2 型糖尿病及制定合理的飲食干預措施提供科學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資料來源：基于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發布的全球疾病負擔研究2019（GBD 2019）可視化數據庫，數據庫包含1990年以來全球204 個國家和地區369 種疾病和傷害相關的疾病負擔[12]以及87 種危險因素的歸因疾病負擔數據[13]，并按照地區、年份、性別和年齡進行分組。疾病負擔指標包括傷殘調整壽命年（DALY）、傷殘損失壽命年（YLD）和過早死亡損失壽命年（YLL）等。

指標提?。罕狙芯恐饕崛×?990～2019年期間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以及歸因于七種食物或營養素的疾病負擔數據，分別是加工肉類、紅肉、含糖飲料攝入量高，以及膳食纖維、水果、堅果和種子類、全谷物攝入量低。除飲食因素外，本研究也提取了2 型糖尿病歸因的其他六大類危險因素的疾病負擔即空氣污染、飲酒、高體重指數（BMI）、低體力活動、不適宜氣溫和煙草使用的DALY 率構成比數據。年齡分組提取三個年齡段：15～49 歲、50～69 歲和≥70 歲。

統計學方法：采用 Excel 2003 軟件對相關數據進行整理分析，按年份、性別和年齡對1990～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以及歸因于七種食物或營養素的DALY 率、YLD 率、YLL 率及其 95%不確定區間（UI）的分布情況進行描述。采用變化率來衡量1990～2019年各指標的變化幅度：變化率=（2019年指標數值-1990年指標數值）/1990年指標數值×100%。采用美國癌癥研究所開發的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 4.9.0.1 軟件分析1990～2019年各指標的變化趨勢，通過蒙特卡洛置換檢驗確定分段點的個數、位置和相應的P值，利用對數線性回歸計算其年度變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變化百分比（AAPC）。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1990～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

1990～2019年，我國15歲以上居民中2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占比為26.13%～26.79%，平均為26.32%，處于比較穩定的水平（圖1）。

圖1 1990～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各類危險因素的粗DALY 率構成比

與1990年相比，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粗DALY 率、粗YLD率和粗YLL 率均呈上升趨勢，分別上升了100.19%、117.92%和72.59%，且男性中上升趨勢較女性更明顯；調整年齡后，標化YLL 率有所降低，降幅為11.17%，女性中標化DALY 率和YLL 率也有所下降，降幅分別為5.62%和26.36%（表1）。

1990～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粗DALY 率、粗YLD 率和粗YLL 率AAPC 分別為2.39%（95%CI：2.22%～2.56%）、2.69%（95%CI：2.51%～2.56%）和1.92%（95%CI：1.71%～2.14%），標化后的DALY 率、YLD 率、YLL率AAPC 分別為0.15%（95%CI：-0.11%～0.41%）、0.56%（95%CI：0.27%～0.84%）和-0.36%（95%CI：-0.55%～-0.18%），變化趨勢較粗率更為平緩；女性中總體變化趨勢不如男性明顯（表1）。

表1 1990～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總體疾病負擔（/10 萬）*

2.2 1990～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各類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表2）

表2 1990～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2 型糖尿病歸因于各類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10 萬)*

1990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各類飲食因素的粗DALY 率從高到低依次為水果攝入量低、紅肉攝入量高、全谷物攝入量低、含糖飲料攝入量高、膳食纖維攝入量低、堅果和種子類攝入量低、加工肉類攝入量高，年齡標化后的DALY 率排名與之一致；而2019年，粗DALY 率從高到低依次為紅肉攝入量高、全谷物攝入量低、水果攝入量低、加工肉類攝入量高、含糖飲料攝入量高、膳食纖維攝入量低、堅果和種子類攝入量低，上升最明顯的為加工肉類攝入量高。

與1990年相比，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加工肉類和紅肉攝入量高的疾病負擔明顯上升，粗DALY 率分別增長了319.53% 和238.03%，粗YLD 率分別增長了366.17% 和268.83%，粗YLL 率也分別增長了248.37% 和189.29%，年齡標化后的DALY 率、YLD 率和YLL 率依然呈上升趨勢；而歸因于水果、膳食纖維、堅果和種子類攝入量低及含糖飲料攝入量高的年齡標化DALY 率、YLD 率和YLL 率均呈下降趨勢。

1990～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各飲食因素的粗DALY 率變化趨勢較明顯的依次為加工肉類攝入量高、紅肉攝入量高、全谷物攝入量低、含糖飲料攝入量高、堅果和種子類攝入量低、膳食纖維及水果攝入量低，AAPC 分別為5.04%（95%CI：4.73%～5.36%）、4.27%（95%CI：4.15%～4.40%）、2.55%（95%CI：2.38%～2.73%）、1.54%（95%CI：1.44%～1.63%）、1.46%（95%CI：1.24%～1.67%）、0.41%（95%CI：0.29%～0.52%）和0.11%（95%CI：0.01%～0.20%）；經年齡標化后，歸因于加工肉類、紅肉攝入量高的DALY 率依然保持上升趨勢，而歸因于含糖飲料攝入量高以及堅果和種子類、膳食纖維、水果攝入量低的DALY 率則呈下降趨勢，歸因于全谷物攝入量低的DALY 率變化趨勢則不明顯。

2.3 1990～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不同性別、年齡段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各類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圖2～4）

圖2 1990年與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不同性別、年齡段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各類飲食因素的粗DALY 率

隨著年齡增長，2 型糖尿病歸因于七種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逐漸增加，男性高于女性。在女性人群中，與1990年相比，2019年≥70 歲者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指標均有所下降，50～69 歲者的粗DALY 率有所下降，主要源于粗YLL 率的降低。在男性人群中，除50～69 歲者粗YLL 率有所降低外，各年齡段的其余疾病負擔指標均有所上升。

圖3 1990年與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不同性別、年齡段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各類飲食因素的粗YLD 率

圖4 1990年與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不同性別、年齡段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各類飲食因素的粗YLL 率

3 討論

包括糖尿病在內的心血管代謝疾病是我國居民死亡和疾病負擔的首要病因[14]。GBD 2019 數據顯示，1990～2019年，我國男性中2 型糖尿病年齡標化發病率升高0.81%（95%UI：0.62%～0.99%），女性中則升高0.37%（95%UI：0.16%～0.58%）；男性中2 型糖尿病年齡標化死亡率升高1.06%（95%UI：0.87%～1.25%），女性中升高0.24%（95%UI：-0.54%～0.07%）[15]，可見2 型糖尿病所致的疾病負擔上升趨勢已成為不可忽視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

眾多前瞻性研究已經證實，個人的飲食因素對于預防2 型糖尿病有重要作用，攝入較多的粗糧、綠葉蔬菜和較少的精致谷物類、加工肉類、紅肉、含糖飲料等可以降低糖尿病的發生風險[16]。1990～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構成比穩定在26.32%上下，近年來僅次于超重或肥胖，且飲食因素也可能通過增加超重或肥胖風險而間接增加2型糖尿病的患病風險[17]。因此，研究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對于有效防控2 型糖尿病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研究對2 型糖尿病歸因于各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分析結果顯示，1990～2019年，在調整年齡前，歸因于七種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均呈上升趨勢。這種趨勢可能與我國居民近幾十年的飲食結構變化有關。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我國60 歲以上老年人中谷薯類、蔬菜類的攝入量分別為363.3 g/d和249.1 g/d，與1991年相比分別下降了65.4 g/d 和17.6 g/d，而肉類、蛋類、食用油攝入量分別為56.7 g/d、19.2 g/d 和27.5 g/d，與1991年相比分別增加了7.5 g/d、19.2 g/d 和2.5 g/d[18]；在18～44 歲中青年人群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19]。

本研究顯示，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各疾病負擔指標粗率有顯著變化，但調整年齡后各指標的變化呈減緩趨勢，尤其是YLL 率呈下降趨勢，這可能與我國人口老齡化和2 型糖尿病的醫療救治水平提升密切相關[20]。我國從1999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截至2018年，我國≥60 歲人口達2.5億，占17.9%，而≥65 歲人口達1.7億，占11.9%[21]。同時，用于治療2 型糖尿病的各種藥物和治療手段也日益豐富，大大降低了糖尿病患者的死亡風險[22]。因此，盡管本研究中粗DALY 率上升100.19%，年齡標化后的DALY 率僅上升了6.61%，且主要表現為標化YLD 率上升而標化YLL 率下降。

2019年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最高的為紅肉攝入量高，其后依次為全谷物攝入量低、水果攝入量低、加工肉類攝入量高、含糖飲料攝入量高、膳食纖維攝入量低、堅果和種子類攝入量低，與1990年有所不同，尤其是加工肉類攝入量高的疾病負擔變化。從1990年開始我國就成為世界第一產肉大國[23]，以動物蛋白為主的消費逐步取代了植物蛋白[24]。近年來的調查也顯示，我國目前有49.9%的成年人畜禽肉攝入量超過《中國居民膳食指南（2016）》的推薦量[25]；我國80%以上的成年人全谷物攝入不足，男性僅13.9 g/d，女性為14.6 g/d，遠低于指南推薦的攝入量[26]；我國居民的水果攝入量也尚未達到推薦的攝入量[27]。而2003～2014年，我國居民飲料年人均消費量由12 kg增加至119 kg，并呈持續增長趨勢[28]。因此，今后應進一步加強健康教育，倡導植物性飲食、地中海飲食、高血壓防治飲食（DASH）模式，增加蔬菜和水果、全谷物、豆類和堅果的攝入，減少加工肉制品及肉類、含糖飲料的攝入，從而降低飲食因素導致的2 型糖尿病疾病負擔[8]。

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呈現明顯的性別差異，男性中各指標均高于女性，且上升趨勢更明顯。一方面，我國成年男性中糖尿病患病率（6.2%）高于女性（5.7%）[29]；另一方面，相對于男性，女性更容易接受健康教育，更加注重健康飲食，且一旦患糖尿病更容易接受社區服務中心的健康管理[30]。另外，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隨年齡增長逐漸上升，≥70歲人群的DALY 率遠高于15～49 歲人群和50～69 歲人群，這與慢性病高年齡段本身疾病負擔更重且老年人飲食結構不合理的現狀（蔬菜、水果、大豆、奶及奶制品等攝入不足的比例較高，而肉類攝入量超過推薦量的比例高于水產品和蛋類）有關[18]。因此，建議相關部門加強對重點人群的飲食干預，從而減輕飲食因素導致的2 型糖尿病疾病負擔。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主要利用GBD 2019 數據庫，該數據庫根據所有可用的數據來源，利用時空高斯過程回歸、DisMod-MR 2.1、貝葉斯元回歸方法或其他方法，估計研究中每個年齡-性別-地點-年份的暴露水平[13]，并不一定代表真實情況，且未能對我國城鄉、不同省份的情況進行分析[31]。然而，本研究重點在于分析近30年期間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 型糖尿病歸因于飲食因素的疾病負擔的長期變化趨勢，而非關注疾病負擔各指標的大小，其結果有助于為今后飲食干預措施或策略的調整提供證據支持。

綜上，飲食因素仍是我國15 歲以上居民中2型糖尿病疾病負擔最主要的來源，其中紅肉、加工肉類攝入量高導致的2 型糖尿病疾病負擔上升較快，男性和老年人群是重點人群，應采取針對性措施進行有效干預。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