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武術家群體的“國術觀”
——以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匯刊為中心

江 磊 魏滿意 郭桂村 門世豪

1.長江大學教育與體育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3 2.長江大學文理學院體育系，湖北 荊州 434023

在近代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關鍵歷史節點，西方列強憑借著精良科技成果對當時中國的肆意侵略，造成的“自衛”之道摒而不習、“文弱”之風普遍盛行、“勇武”精神極度缺失等民族萎靡頹廢之勢，亟待“武術”這一我國亙古已有的優秀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以“健身強種, 自衛衛國”的“以武育人、以武成人”獨特方式承擔起“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夠生存；現在要恢復中國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并都恢復起來”的歷史使命。正因如此，為進一步將中國武術與民族尚武精神結合起來，1929年11月，在浙江省政府主席兼國術館館長張靜江先生的動議下，蜚聲全國的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在杭州成功舉辦，將武術以國之面向推崇到利于增進民族團結的“強種保國”全民武化“頻道”，以期打破當時已淪落為西方列強“半殖民統治”的事務壟斷藩籬。

此次國術游藝大會正值“土洋體育之爭”事件的白熱化階段，且因“科學成為了最具權威的衡量標準，促使土體育武術，以科學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標”，使得國術家們迫于外界壓力陸續開始反省思索并運用西方科學理論研究和整理武術，而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應運而生正好為各國術家發表自身觀點提供了交流平臺。然而，鑒于目前學界所論及的“把中國近代武術家作為專門群體來研究還是近代中國社會群體研究中的薄弱環節”，以及“我們對近代武術研究是明顯不夠的,特別是對民國時期的武術家或民間拳師缺乏考證”觀點，與“民國時期武術史研究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以及該時期武術家群體異?；钴S的社會思潮相矛盾的客觀現實，足以說明該題材在民國武術史研究領域呈現出明顯的學理斷層。源于此，該選題以浙江國術游藝大會中國術家個體發表的言論、觀點為行文邏輯，規整他們對于武術與時俱進和承傳發展過程中持有何種思想與理念，厘清該時期武術家群體“國術觀”的文化自信根基，以期審思民國時期奏響的“武術國家化”時代強音，為彰顯當代中國武術的“文之道、時為大”歷史使命提供新型智慧借鑒。

1 “國術家”與“武術家”概念厘定

“國術家”一詞，首為“國術”，再為“家”。而“國術”一詞，雖說是近代中國廣大民眾對武術在其稱謂上的主要表達，也是映射武術與其所處社會語境的意義賦予，但根據“概念通常都是在傳統中變遷”的內在邏輯，“國術”本身與其所指涉的意蘊并不一概而終。而民國時期業界學者對“國術”一詞的不同解讀，恰好能夠體現該詞與社會的流變關系所帶來的概念更替。從冰淞在《國體育與洋體育》中提及的“‘國體育’，就是數千年來所傳的武技”，到黃葆荷在《國術與科學》中對“國術”的詮釋：“就是代表我國民族固有的槍刀棍劍及一切武技的總稱”，不難看出“國術”一詞的概念與內涵，從最初為區別于“洋體育”的概念設定，發展至指代所有武技，到后來學者評價的“國術非但術而已”，甚至于最后上升到“國”之層面關乎民族強弱。這一點，誠如民國學者金一明對國術進化的推測那樣，“國術為吾國有演進之階級，用之則強，舍之則弱，茍全國風行而后，其所獲無形之效益”。

因此，討論“國術”概念的過程，實則也正如金先生之推測，“國術進化之過程，含有藝術之價值，皆可成為一種科學，而能供吾人之研究”。而關于“國術概念”的厘定，本研究較為認同“‘國術’概念的創立, 初衷本是建立容納有武術包括其他傳統身體練習方式的體系, 本質上乃是具有現代體育特點的本土體育體系, 以便于與‘新文化’運動后逐漸趨熱的國學建設相呼應, 終極目的是要完成中國傳統身體文化在身體練習方式上的現代轉型”，它實際上是“國民政府時期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官方稱謂”學術觀點。我們認為“國術家”，即“對國術有著豐富實踐經驗及專門從事國術活動的人”。該群體應當是像當時學者程登科對“體育家”論述的“完全以提倡體育為旨趣，含有極大的內在創造性，不僅研究體育問題，更加關注其他問題的研究”那樣，以區別于國術學者與教師?！逗螢閲g家》中提出：在我看來，“國術家”三個字，絕不是任何人都承受得起的；不然，又何貴乎有這個尊稱呢？我以為“國術家”至少要具有下列幾個必備資格：一是獨到技藝；二是健全思想；三是良好習慣；四是豐富的科學知識；五是持續不停的努力；六是公開研究的態度；七是鍛造發明的能力。以上條件是最低限度的國術家的資格，缺少一樣，就不配稱為國術家。今天的“武術家”已專指“對武術有著豐富實踐經驗及專門從事武術活動的人”。學界對“武術家”的稱謂也存有爭議，在程大力看來，“只有習練傳統武術的民間人士才能稱之為‘武術家’”；康戈武在推廣中國武術段位制工作中曾提出“武術七段”才可稱作武術家的標準化認定；而馬明達教授則更為關注武術家應當具備“品德高尚、學識淵博、技藝超群”的特征。

2 民國時期武術家群體的“國術觀”

浙江國術游藝大會被武術界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武術擂臺賽”，此次賽會遵循孫中山總理的遺愿，以“昌明尚武精神，力圖強國強種，誓雪‘東亞病夫’之恥，喚起民眾習武強身，練武御抵”為宗旨。正因此，對浙江國術游藝大會中武術家群體的強種強國的“救國觀”、話語構建的“科學觀”、經世致用的“健身觀”等觀點進行考述，探尋其合乎“社會上的事情，固然記不勝記，卻也不必盡記……只須記得使社會成為現在的社會的事情就夠了”的話語邏輯思想價值,對中國武術的當代創新發展而言具有重要史學借鑒意義。

2.1 武術家群體強種強國的“救國觀”

浙江國術游藝大會舉辦之期，正值“強種救國”口號，被國人所公認之時。面對當時西方列強虎視眈眈的瓜分企圖和“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人宰割的社會境況，中國政府亟待尋求實現國家“救亡圖存”的強國路徑。而此項舉措也正好與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遠大理想和家國情懷相契合，如“國勢衰微,欲弱為強,必須先謀種族強盛”；“強國之道, 首重教育,教育之本, 體育為先”等觀點。在此語境下，國術家們從各個角度論述國術與其救國之道，如邢一拳在《國術比試中吾所不能已于言者》中談及浙江國術游藝大會時說，“中國雖事事落后，可是這‘技擊之道’，卻在世界上嶄露頭角！說起來誰都要甘拜下風”，這‘技擊之道’便是當時已被稱之為國術的武技。在他看來，此次舉辦國術游藝大會成績斐然，并借此提出：充實民眾武力、引起研究興趣、發揚尚武精神、破除門戶成見、獲得觀摩利益、國術要平民化、國術要科學化、國術要革命化這八點深刻認識。

再者，張宛如在《國術家今后的責任》中對前來參與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海內外專家的觀點進行了闡述，他們均是抱著強種救國的熱忱。在張宛如看來，國術乃是強身健體的捷徑，也是民眾心理建設的根本要務。此次浙江游藝國術大會既是強國的先聲，而國術家就是強國的導師。另外，張鏡心在《為通電征材告國術同志》中也表明，民眾此時對于國術僅抱有“江湖賣藝之流，為糊口悅人之用”的看法，國術真正的價值已不復明了，一旦民眾知曉國術其中的價值，那則為強種救國的不二法門。此次浙江游藝國術大會之要旨，意在表演民族精神，以示國術救國的實證。所以說，此次浙江國術游藝大會重在利用國術，以固國本、發揚國光。這一點，“如果說尚武精神是前提，國術科學化是動力，那么全民國術化才為最終目的”，而如何達成這一目的成為此次大會國術家群體的首要議題。誠然，眾多國術家的“救國觀”雖各有論斷，但其核心思想均是以“尚武”造勢，將武術助推為改造國民、救贖“病夫”、革新武術的良性藥方，讓其作為“強身”“強種”“強國”的理想之術，應對由外部列強欺辱所帶來的“器不如人”“制不如人”以及“人種不如人”等民族自卑之情，也正是經過全體國術家傾囊相授般的集思廣益論爭，使“武術”以“國”之陣勢上升為呼應時局的“國術”，并以“國”之面向激蕩起了民族不甘受于“國恥”之辱的志氣，從生理和心理上為廣大民眾帶來了種種變化。

2.2 武術家群體話語構建的“科學觀”

武術科學化的萌芽肇始于西方文化的井噴涌入與國內時局的激烈變化雙重加持的民國時期，而以武術科學化為前提的學術研究，則是在“中西文化”碰撞與摩擦所引發的“土洋體育之爭”歷史事件助推下，以常見的“洋為中用”“西學東漸”等時髦辭藻所指代的客觀歷史趨勢為指引，發生的一場追求“科學”的學術爭鳴。為了回應外界對國術發出的“不科學”“開倒車”等相關言論，國術界各國術家借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平臺，展開的“不論性別、不分內外、無分畛域”對于國術的良性競爭，眾專家將其“門派學問”“技擊之法”“教學之秘”公之于眾，并用以文字探討國術的問題，以及研求其解決之道。這一點，不少國術家認識到將國術置身于西方學科框架體系內進行宏觀認識與系統研究，才是國術朝向“科學化”向度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盡管國術界對于國術“科學觀”的態度呈現眾口一詞之勢，但在“近代以來的學者真正系統的接受過自然科學教育的人少之又少”的客觀條件影響下，國術家普遍倡導國術應科學化發展，而能夠真正規范使用自然科學理論深入闡釋“國術何以科學”的人卻少之又少。如國術家方贊修在《我之國術游藝會》中談及國術的特點，“國術貼合生理，練習時力周全身貫四體，不偏枯，不劇烈，毫無流弊”；國術家邢一拳在《國術比試中吾所不能己于言者》中，為加深全國民眾對國術的認識，一方面借以浙江游藝國術大會的成功舉辦呼吁國術界唯有“引起研究興趣”，才能刺激國術界已負有盛名者，自當精益求精；初窺門徑者，自當加倍努力；而新進從事者，亦必如雨后春筍勃發猛進。另一方面，提出“須使國術成為一界限分明、條理清晰、系統一貫之科學，且研究國術者不能沒有生理學、衛生學、心理學等科學知識”。此外，李定芳在《國術的地位和價值》中列舉了6類民眾對于國術抱有的疑慮，并分別給予了回應。如果說上述國術家對于“國術科學化”的論斷體現在宣揚國術，應對爭議的視角，剖析國術所具備的“科學化”因子，那么著名國術家黃葆荷可謂是真正從運動自然科學的視角體系化的對國術的科學化展開研究，她所發表的《國術與其他科學的關系》等文章，均為當時的民眾普及了相當豐富的自然學科知識，也為國術運動的全民化貢獻了應有的力量。比如，她在論述國術與生理學、解剖學、衛生學均存在內部關聯時，首先從生理學的概念出發為國民解惑，其次再而討論國術與后者之間關系。由此可見，在民國時期倡導“國術科學化”的科研成果中，真正運用科學理論理性解讀國術的科研成果確實不多，大多只是停留在打著“科學”的牌子，表面化、形式化的將國術與科學理論進行簡單堆砌，以致于國術家許禹生發出了“不可僅就自己一知半解的科學理想, 盲相引證, 妄事批評也”的批判之聲。

2.3 武術家群體經世致用的“健身觀”

民國以降，武術在各大武術組織備受推崇的健康功能引導下，一改長期以來以門戶延續為目的的技術承傳方式，轉向以增強體質作為當代武術發展的根本動力。從1909年精武體育會創立之時，明確提出的“以提倡武術，研究武術，鑄造強毅之國民為宗旨”，到浙江國術游藝大會舉辦之際，正值剛建立不久的中央國術館頒布《中央國術館組織大綱》中第一條：“中央國術館以提倡中國武術，增進全民健康為宗旨”。這期間，不同類型的武術社團與組織紛紛展開了以“提倡武術，增進健康”為主題的科學研究與傳播活動，在這些組織所形成的社會風氣影響下，中國傳統武術正不斷朝向被國人重新認可與正視的方向發展。正因此，在立志洗刷“吾黃裔之被譏為東亞病夫久矣”之恥的浙江國術游藝大會上，不乏存在對其支持發聲的國術家。國術家蘇景由在《國術與環境的關系》中從個人、社會、國家三個維度論述了武術所能左右周遭環境的偉大。國術家方贊修提出的“無論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之能力才能生存”的觀點。此外，國術家楊兆清在《國術關系民族之強弱國勢之盛衰》表達了與方贊修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國之本在民，民之本在身，身弱則種弱，種弱則族弱，族弱則民弱，民弱而國勢不衰者未之有也”。針對我國固有之武術，他還談及了與其他體育項目對適用于中華國民的異同比較，并指出當今體育方法甚多，如賽馬、體操等等，但其均沒有國術之適于實用。這一點，國術家湯顯也由衷贊同，如在其《國術是訓練民眾最好的方法》中，“要圖民族的崛起，必須根據強族先強種的規訓”，而“要達該規訓的目的，非有一種普遍的訓練不可！這種訓練最好的方法，就要算國術了”。繼此，他還指出我們應摒除一切腐朽的觀念，明確國術是強種強國的良藥；國術是鍛煉身體最好的方法；國術是有普及性的，不是“神秘”及“難能”的；國術是去除疾病的救星核心要義。如果說以上學者的論述是告知國人“國術”所能夠具備的成效，那么在浙江國術游藝大會中，國術家褚桂亭與王延劍則是專注于國術的習練，告誡國人在習練武術強身健體之時所需注意的問題。國術家褚桂亭在《學武術之五戒》中指明：“自來技術一道，輕視學理偏重實驗，凡百技術莫不皆然，而武術尤甚，但我國武術實習之外，尚有五戒學，武術者不可忽視，否則非徒無益，而有害也”。第一戒色保精；第二戒邪謀暴行；第三戒學習躐等（越級）；第四戒無恒；第五戒習練過分！國術家王延劍在《實用技擊方法之我見》中，以自身經驗為據，從養氣、能守、布疑、取巧、察勢、毋測六個向度將自己的實戰理解公布于大眾，并坦誠布公的與國術界眾國術家進行商榷與交流。

3 結語

浙江國術游藝大會作為民國時期獨具代表性的武術賽事平臺，所邀業界眾國術家首在表演民族精神，次為引起國人興趣，又為各國術家研究的公開大會。賽會期間，武術家群體發表的強種強國的“救國觀”、話語構建的“科學觀”、經世致用的“健身觀”等言論，不僅是對當時民族與社會“暮氣沉沉”“暗弱無斷”“文弱之風”的有效回應，而且也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國術，在當代致力于喚醒“尚武精神”、服務“全民國術”、培育“雄壯體質”的根本遵循。當然，依托于報刊媒介記載的“國術家群體的國術觀”，在“從來擅長國術的人，都不能以文字達其所知” 的客觀認知上，以及在國術家群體從獨守秘技的“門戶之見”到開誠布公的“著書立說”轉型過程中，雖能將當時社會的整體特征中肯著述，以供國民及其后代參考與研究，但他們的“國術”言論所交織的“唯西是尚”“中勝于西”“中西匯通”等學術立場，以及國術家群體在“經驗感悟”與“科學理論”間的精辟之論，是我們當下難以考述與研究民國時期國術全民化、科學化和體育化等復雜情況的困境。正因此，探究民國時期武術家群體的“國術觀”，不能僅以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匯刊為研究中心，而且還需將武術家群體的“國術觀”研究視野拓展的更遠，才能在具體史實與話語體系間獲取更為全面的深刻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