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視野中的1929年浙江國術游藝大會
——以《申報》和《益世報》相關報道為例

邊茜

1929年11月16至28日，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在杭州舉辦，成為當時武術界的一件盛事。而對武術界之外的普通民眾來說，對于這場活動的印象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報刊的記述來完成，因此，研究報刊的相關報道內容也是了解當時大眾對浙江國術游藝大會認知的一條有效途徑?！渡陥蟆泛汀兑媸缊蟆肥墙袊哂休^大影響力的報紙，它們一南一北，在當時的主流媒體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即以這兩份報紙上有關1929年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內容為切入點，考察該活動呈現在大眾視野中的形象，以及其中所體現的媒體對“國術”的認知。

1 《申報》與《益世報》中有關大會的文章

筆者選取1929年11月兩份報紙上有關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文章，梳理其發表日期、欄目和標題，得到表 1、表 2。

表1 《申報》中涉及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文章Table I Articles Concerning Zhejiang National Chinese Wushu Competition on Newpaper“Shun Pao”

表2 《益世報》中涉及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文章Table II Articles Concerning Zhejiang National Chinese Wushu Competition on Newpaper“Yi Shi Bao”

從以上表格可以看到，《申報》對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關注程度明顯高于《益世報》，這不僅體現在文章數量上，還反映于內容的細致程度、多樣性等多個方面?！兑媸缊蟆穼φ憬瓏g游藝大會的報道相對簡單，只是敘述活動舉辦的背景、時間、地點、經過等關鍵信息，而《申報》的相關文章不僅有對基本事實的敘述，還有很多對細節的描述。如在對國術比試決試的報道中，《益世報》簡要交待了比賽名次、冠軍發言和獎金分配情況，《申報》則在以上信息之外詳細介紹了決試經過，又分 “勝者略歷”“三君宣言”“表演絕藝”3個主題對國術游藝大會最后一個比賽日展開報道。即便是兩份新聞報刊的報道均包含的選手介紹，也可以一眼看出詳略的差異。在《益世報》的新聞《浙江國術比試》中，對比試第一名的介紹只有“第一名王子慶，保定人，現任中央國術館教官”十幾個字，而在《申報》新聞中的“勝者略歷”部分，內容就要詳細得多。

“第一名王子慶，河北保定柏鄉縣人，年三十歲，父母雙全，兄弟五人，子慶居長，未娶，從名師劉春海學習國術，去年中央國考獲選，現充中央國術館教官?！盵1]

除了對賽事籌辦經過和現場情形的記述，《申報》還有多則新聞以人為主，記錄有關人員的行蹤，如1929年11月16日的《國術游藝會邀張杜赴杭》、11月20日的《陳壽蔭昨午返杭》等。在新聞報道之外，《申報》的副刊《自由談》也登載了4篇與大會相關的文章，其中《浙江國術會之我聞》《國術游藝大會瑣聞》《浙江國術比試之花花絮絮》直接以大會見聞感想為內容，《國術前輩紀三?！冯m是對武林前輩的追述，但最后以“余聞而嘆曰，惜紀三福不生今之世，不然，百歲耆英，光耀于國術會中，并時無兩矣”結尾[2]，與當時正在舉行的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形成呼應。

2 影響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形象建構的可能因素

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在兩份報紙上相差甚遠的曝光程度，可能還與報紙所在的地域有關。上海到杭州交通便利，這為《申報》采寫新聞提供了不少方便；兩地間人員流動頻繁，也帶來更多的報道題材。在大會開幕之前，《申報》上與之相關的新聞大多集中在“本埠新聞”中，以相關人士赴杭或返滬為報道內容。除上海市國術館館員這樣的地方公職人員，張嘯林、杜月笙等滬上聞人也應邀赴杭。以上條件對于在天津出版發行的《益世報》，是難以一一實現的。

在注意到地域這類客觀限制條件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報紙的主動選擇?！兑媸缊蟆访科诙伎呛颖笔鹊男侣?，但在這個省內新聞的欄目里，從來沒有文章涉及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即便比武冠軍是河北保定人，報紙也沒有增加有關活動的報道。而在《申報》的“地方通信”“本埠新聞”等欄目中，都有涉及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新聞，幾個比賽日的報道則被安排在位置更重要的“要聞”欄目?！渡陥蟆穼@場大會的重視程度顯然高于《益世報》。

對于讀者而言，他們通過報紙建立起來的關于某種事物的印象不僅來自新聞報道、副刊文章，也可以來自報上的廣告。同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益世報》上的廣告里找不到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蹤跡，而《申報》上持續刊登多條有關這場活動的廣告。在1929年11月《申報》發布的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相關廣告大致分兩類，一類是大會主辦方對賽程、獎勵辦法的通告。

“浙江國術游藝大會通告

本會定于十一月十六日開始表演，二十一日開始比試。規定給優勝章者六十名，其第一名至第八名，并獎給現金共一萬元。計第一名獎五千元，第二名獎一千五百元，第三名獎一千元，余則分獎第四名至第八名。其第九名、第十名，各獎寶劍一柄?，F各省選送到會者已達三百余人，海內國術專家如愿與會比試，須于十五日前蒞杭報到。浙江省國術館國術游藝大會啟。

浙江國術游藝大會通告（二）

本會比試獎勵辦法，業經登載杭滬各報在案?，F因遠省國術人員踴躍參加，除原定獎勵辦法照辦外，其第十一名至二十名，各獎寶劍一柄，二十一名至三十名，各獎手表一只。特再通告?！盵3，4]

另一類是和“國術參觀券”有關的廣告。當時浙江省的財政經費并不寬裕，為了籌措經費，省政府批準發行“國術參觀券”。所謂“國術參觀券”其實是一組套票，折算下來比零售的大會門票價格略低，并且券上有號碼，可以參加抽獎?！渡陥蟆飞嫌嘘P國術參觀券的廣告，一部分是直接公布中獎號碼，另一部分則是預告開獎時間和地點，如1929年11月16日的一則廣告。

“浙江省國術館發行國術大比試第四組參觀券準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二時在省城西湖共舞臺當眾開獎風雨不更?！盵5]

從廣告可以看出，浙江國術游藝大會主辦方從一開始就把報刊宣傳的重點放在杭州和上海，因此大會在其他地區報刊的反響不如江浙熱烈也不奇怪。豐厚的獎勵，商業化的門票促銷手段，加上持續超過1個月的廣告宣傳，使得這場大會的大眾性和娛樂性更加突出。

3 游移不定的文章歸類

或許是突出大眾性、娛樂性的宣傳太深入人心，報紙編輯對浙江國術游藝大會性質的認識似乎容易游移，這在北方報紙《益世報》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即便只有3篇，對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報道也分別在《益世報》3個不同的欄目出現。其中最早的新聞《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屬于“游藝界”欄目，而這個欄目一般刊登電影、戲劇等大眾娛樂領域的新聞。新聞正文雖然也提到“國術”，但對大會的介紹和其他大眾娛樂活動差異不大，先敘述場地施工情況，再介紹參會人員，接著說明日程、賽制等。新聞中對大會的展望，也是因各地紛紛響應，選送多人參加而起。

“至浙省舉行國術游藝大會，各省市縣聞風響應，紛派國術專員，前來與會。李主任又特向湖南北平山東等處，專請國術名家來浙，聞均已束裝就道。昨又接上海特別市政府來函，已分別照知各國術團體，準各派二三人至七八人前來參預，想屆時必有一番盛況也。 ”[6]

可見，更吸引編輯的是名人效應和到時熱鬧的景象，而這些特點是許多大眾游藝活動的共性。新聞對于這場國術游藝大會的定位，某種程度上和傳統的廟會、擂臺沒有本質區別。

4天之后的11月8日，《益世報》又把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相關的新聞安排到了“運動界”欄目，這是《申報》也沒有的欄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聞“浙省舉行國術比試”的主標題前，還有一行附加說明——“新式的打擂”。打擂的形式古已有之，“新式”二字恐怕才是這條新聞能進入 “運動界”欄目的關鍵。仔細閱讀正文，內容其實和4天前的新聞差異不大，但簡化了對建筑施工情況的介紹，以新加入的發起籌備的原因開頭：

“浙省當局為提倡國術起見，發起國術游藝大會籌備委員會……”[7]

這個開頭點出了大會“提倡國術”的意義，因此使該項活動中的比試環節與 “舊式的”“江湖氣的”“具有娛樂性質的”打擂劃清了界限，成為更有愛國意義，可以納入現代體育范疇的賽事。此后的20天里，《益世報》沒有相關報道，不過大會閉幕的第二天，該報在較為靠前的版面刊登了新聞《浙江國術比試》，將它和其他地方新聞排在一起?！兑媸缊蟆穼φ憬瓏g游藝大會新聞的處理，顯然反映出編輯對大會的認識并不明晰，并由此使得文章內容和版面安排也一直變化。

相比之下，《申報》的思路就清晰得多，在大會的不同階段有針對性地調整文章內容和排版。大會11月16日開幕，表演5天后，在11月21日展開比試，比試期間也穿插表演，11月27日決試，28日閉幕。開幕之前，除了有主辦方發布的廣告，讀者還可在地方新聞中看到大會籌備情況?！氨静盒侣劇崩锏南嚓P新聞最多，適應了上海本地讀者的興趣所在。有些細節、奇談不適合新聞欄目，卻能夠吸引讀者，于是就放到副刊發表，如《浙江國術會之我聞》。待大會開幕以后，《申報》的報道更加頻繁，國術比試期間幾乎每天刊登一篇，而且大部分被排至“要聞”?！耙劇崩锏膸灼侣劧碱H為詳細，不僅從多角度展示比試情況，還一五一十地交代當日的大小事件，可見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在《申報》編輯心中的重要程度。然而即便如此詳盡，《申報》的新聞卻和《益世報》一樣專注于比試期間的人與事，在比試前持續5天之久的表演環節上著墨甚少。不過在表演環節結束，國術比試開始后，副刊《自由談》上的《國術游藝大會瑣聞》向讀者詳細描述了表演時的一些場景與人物。文章分若干小標題展開敘述，內容覆蓋廣泛，其中不乏趣味文字。試選一段為例。

“好一個猴子

表演之團體頗多，如杭縣國術協會、長興國術分館、商工國技部、中華太極拳社等，次第表演，或打拳，或使器，均極純熟可觀。中央國術館有趙云霞，趙飛霞兩姊妹膺聘來杭，在場表演，技藝出類，名下無虛。中尤以某兄之猴拳，最受歡迎。蓋某君短小精悍，表演時，形態畢肖。觀眾出神時，紛呼‘好一個猴子’，可見其技術之精益?！盵8]

此外，副刊上的《浙江國術比試之花花絮絮》也介紹了比試日的場內外瑣事，如。

“上客忽變天教徒

省垣各廳局長官，大半系該館委員董事，故可坐于臺上參觀。建設廳長程振鈞、民政廳長朱家驊、省工路局車務處處長吳琢之，及電氣局科長陳壽蔭等，連日蒞場觀試。首戴呢帽，頭顱覺熱，不戴又覺烈日可畏，陽光耀眼，乃覓得白紙，做成紙帽，高戴頭上，以蔽陽光，形似天主教婦之白布菱角帽。謔者指程朱等為皈依天主教之信徒云?！盵9]

顯然，即使賦予大會嚴肅的意義，《申報》也不愿放棄收集、挖掘名流軼事、新鮮事物等令人驚奇或發笑的素材，滿足讀者獵奇消閑的精神需求。

兩報新聞對表演環節不約而同的忽略，折射出同樣的問題：什么才是浙江國術游藝大會最恰當的定位？從最終呈現的內容來看，兩份報紙作出了相同的選擇：突出“比武競技”和“發揚國術”，而表演環節娛樂性更強，不足以展示現代化的“國術”精神。只不過這個選擇的過程略顯曲折，《益世報》僅有三則新聞，還經歷了“游藝——運動——要聞”的調適過程，《申報》雖然報道詳盡，但始終沒有將新聞納入體育欄目，各階段變換的欄目歸類顯示出對大會本質仍存猶疑。報紙上的浙江國術游藝大會，最終抹不去“熱鬧的大眾娛樂活動”這一印象。

4 “國術”的尷尬處境

盡管后來被寫進中國武術史，1929年的這場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并沒有以“武術”命名，而是采用了“國術”一詞。民國初年，“武術”已是相當流行的名詞。諸如1915年全國教育聯合會上提出《擬提倡中國舊有武術列為學校必修課》的議案，1918年中國武術會成立等事例，都說明“武術”成為社會各階層普遍認同的稱謂。1927年民國政府統一后，張靜江上書國民政府將“武術”改為“國術”。那么，“國術”的特別之處在于哪里呢？

在《中央國術館成立大會宣言》中，張靜江把“講求自衛”作為“國術”的重要特征，而且特地從5個方面說明“我們的國術，不但不是反科學，而且在科學的立場上，還有崇高的位置”。

“一、國術以手眼身步為鍛練的本位，是四肢百體協同的動作。

二、國術鍛練的功效，能增長神氣，調和血脈，有百利而無一害。

三、國術不受經濟的束縛，有平民化的可能，不分老幼，不拘貧富，不分性別，不拘人數，不拘場合，不拘空間時間，隨在都可練習。

四、國術是體用兼備的，既可以強身強種，同時并能增進白兵格斗的技術，不論平時戰時，皆可得著國術的功效，使人人皆有自衛衛國的能力。

五、國術是一種優美的鍛煉，稍得門徑，便有可觀，果能得其精深，手眼身步，俱有風虎云龍的變化，足以增加體育上的興趣和美感。

綜上所述，可以證明我們所提倡的國術，不但是完美最易普及的體育，也就是我們救國的重要工作。 ”[10]

在以上論述中，有3個方面值得注意。首先，國術的一大意義在于可以“自衛衛國”，就人而言能“強身強種”，對個體與民族都有裨益；當國家面臨戰爭的時候，國術鍛煉出的體魄與格斗技術還能有救國之功用。第二，國術是經得起科學檢驗的體育形式，符合現代社會的要求，這就與以往蒙昧落后的“江湖把式”截然不同。第三，國術要向大眾普及，走平民化路線，不能最終成為少數高手間的自娛自樂。

在張靜江等人的大力倡導下，中央國術館等一批國術機構紛紛成立。1928年中央國術館舉行了第一次國術國考。自此之后，各地紛紛舉行國術比賽、國術大會，如陜西省國術考試、上海國術考試等。而1929年的浙江國術游藝大會，是自第一次國術國考之后，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一次國術活動。在這場大會的籌辦過程中，張靜江一直是主導人物，因此在活動內容設置與現場發言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張靜江“國術”觀念的影子。

在《浙江國術游藝大會匯刊序》中，張靜江云：“吾人提倡國術，遵行總理遺教，喚起民族精神，從此和平奮斗，圖雪國恥，建設最緊余最偉大之功業，以造成強毅獨立之國家，胥于是基之矣?！盵11]

而大會舉辦期間，場上懸掛的對聯也渲染“救國衛國”的主題。

“五洲互競，萬國爭雄。丁斯一發千鈞，愿同胞見賢思齊，他日共供邦家驅策。

一夫善射，百人抉拾。當今萬方多難，請諸君以身作則，此時且資民眾觀摩?！盵8]

《申報》編輯新聞時注意到了這一點，將國術對國民的意義納入國術比試第一天賽前致辭的總結。

“上午十一時二十分，比試人員全體登臺，由主任李景林點名。嗣由副會長鄭炳垣致詞，略以勉勵國人鍛煉身體，造成民眾國術化，民眾有強健的身體，才能人人不怕死。今日比試，是昭示民眾注重國術的模范，不是決勝負，是為國家民族爭光榮而來云云?！盵12]

副刊文章里還保留了一段對外國人觀會的描述。

“外國人翩然蒞止

是日表演時，有美國來賓男女十余人到會。先由趙交涉員向浙省府主席兼該會會長張靜江氏通知，張即起身一一握手歡迎，并連稱請坐不置。旋即由大會主任李景林副會長鄭炳垣招待入座，作竟日之觀光。每觀至表演絕技時，接連拍掌。且頻以快鏡攝影。直至表演完畢，姑連袂而去?！盵8]

不能否認，這段記述存在一定的獵奇心態，但是也要看到，“作竟日之觀光”“每觀至表演絕技時，接連拍掌。且頻以快鏡攝影。直至表演完畢，姑連袂而去”等描述著力突出了中國的國術在外國人心中享有極高的地位，足以代表國家、民族在國際舞臺上爭光。外國觀眾的花絮既是對國術的宣傳，又有提升民族自豪感的意義，但不論從哪個角度理解，都不離“國術可以自衛衛國”的主題。

讓國術的現代性和科學性深入人心，是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又一重要任務。1929年11月21日的賽前致詞中，大會主任，也是國術推廣中的重要人物李景林，在鄭炳垣之后發言，特別強調本次國術比試應摒棄以往的江湖習氣和門戶觀念。

“繼由李景林致詞，略謂國術比試，宗旨是光明正大，古人的身軀偉大強健，是鍛煉國術的明證。我們以曾經訓練的身體來比試成績，其意義決不是打擂臺奪獎金。我被人打倒，應欽佩其功力，以后益加用功，革除派別觀念，以功夫如何為判斷，不問誰打倒誰，應認明打倒我者是功夫云云?！盵12]

恰如張靜江要特地聲明國術的價值是 “用了科學的方法”估量出來[10]，李景林也用古人因國術鍛煉而身強體健的例子來實證國術的價值，以堅定大眾對國術的信心。鄭炳垣和李景林紛紛強調本次國術比試“不是決勝負”“不是打擂臺奪獎金”，因此賽會設立國術比試就同傳統意義上的武林爭霸有了區別，是以科學的態度為建設現代強國服務，不把重點放在個人或某一群體的名利之爭上。比試中取得前三名的選手主動提出與參賽者分享獎金，獲得現場觀眾掌聲的同時，也得到了大會組織者的贊許。在閉幕典禮上，大會副會長朱家驊特地提及此事。

“朱副會長家驊代表省黨部致謝詞，略謂此次國術比試，是為喚起民眾發揚武術，要使武術民眾化。諸位宣言以獎金與比試者均分，精神武德，均為難得。此后以這樣精神道德喚起民眾，指導提倡，使民眾都能了解，民族才有希望?！盵13]

朱家驊致辭中的另一個關鍵詞“武術民眾化”也是提倡國術過程中的重點。1929年的這場國術游藝大會并非孤立出現的事件，而是整個社會“國術熱”的產物。1928年到1929年期間，各地紛紛舉行國術比賽、國術大會，呈現出十分熱鬧的景象，確實起到了喚起民眾注意的效果，也提高了國術的社會關注度。能夠舉行如此大規模的國術大會，引發一定的社會關注，正說明了這一時期國術在社會上的熱度；當然，大會的舉辦本身也反映了國術界宣傳推廣國術，喚起民眾注意的努力。從日程安排上看，總共13天的大會在比試之前專門留出5天用于表演，還在其中加入并不屬于國術范疇的自行車與獨輪車表演（張靜江最初提倡的“國術”其實是武術在新時期的稱謂，不包含其他體育形式），顯然是希望能用大眾喜聞樂見的活潑方式，吸引更多民眾關注國術，了解國術。比試期間穿插國術表演，也是出于同樣的考慮。

但問題也由此而生：為了向大眾宣傳普及國術，勢必要借助武術在人們心中的固有印象，可是這樣又很容易阻礙國術在民眾心中建立起“新式”“科學”的形象。在“國術”這個概念尚未深入人心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用舊印象來解釋相似相關的新事物，于是表演就和江湖賣藝的場景聯系起來，國術比試叫人聯想到比武打擂。即便是每日接觸大量信息的報紙編輯都難以迅速適應，躊躇于“娛樂”與“體育”的不同定位間。在內憂外患的20世紀20年代末，縱然意義可以上升至國家層面，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甚至于國術能有多少直接的社會貢獻，仍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面對這種不確定性，《益世報》選擇簡明扼要地記敘整個過程，《申報》則同時開發大會的新聞價值與消閑娛樂價值。兩份報紙的不同處理方式，折射出報刊界對浙江國術游藝大會的復雜態度，后者既是大眾心理的反映，也是大眾對“國術”建立認知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