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城通事徐宗順活動考

劉潤澤

（中國人民大學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徐宗順，高麗旗人，屬滿洲鑲白旗包衣，是一位活躍于清康熙末年至乾隆前期（大致相當于朝鮮景宗、英祖時期）的鳳凰城朝鮮通事。在徐宗順活躍的年代，清朝、朝鮮兩國都面臨著通事語言能力下降的問題。像徐宗順這樣朝鮮語能力突出的通事在當時已為數不多，因此，他得到盛京地方官的重用，始終留在鳳凰城任職并擔當諸多對朝外交事務。由于其在中朝外交中的重要作用，亦為朝鮮君臣所熟識。過去學界對于清朝通事制度及朝鮮通事整體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徐雪梅和丁維國（2011）、付國（2017）、金錦子和李丹（2017）、李忠輝（2019a）、李忠輝和柳楊（2020）。但對于特定朝鮮通事個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古爾馬渾（鄭命壽）的相關研究，如楊海英（2002）、???（2007）、???（2014）、郭濤（2017）；關于金新達禮的研 究，如???（2009）、李忠輝（2019b）、???（2021）。對于其他朝鮮通事的個體研究相對較少。本文擬對徐宗順這一清中期鳳凰城朝鮮通事中的代表人物進行研究，通過對其家族、職掌及其對中朝關系影響力的研究來揭示徐宗順這一清代中期語言能力突出的鳳凰城通事在中朝關系中所發揮的作用。

一、徐宗順的家族及其基本情況

1920年（民國九年）《鳳城縣志》載包衣滿洲徐氏“世居城南鳳凰山下，二百余年為本城望族?！保R龍潭等，2006:92）

《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中收錄了包括徐氏在內的43個高麗姓氏，盡管高麗姓氏在《通譜》中數量最少，卻排在滿洲、蒙古姓氏之后，尼堪姓氏之前，足見這43個姓氏在滿洲占有的地位（徐凱，2014:320）。據《通譜》記載，徐氏家族先祖“徐大勇，鑲白旗包衣人，世居噶山地方，國初來歸?！保ê霑兊?，2002:800）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徐氏家族為高麗旗人，但并不屬于高麗佐領。對于入旗的高麗人，清廷兼用集中編設佐領和散置各旗的方式，鑲白旗并無高麗佐領（徐凱，2014:327-330），因此，徐氏家族只能屬于后者。

其世居的“噶山地方”，筆者推測為當時朝鮮的嘉山郡（今朝鮮平安北道云田郡），“嘉山”一名朝鮮語為“??”，完全有可能被音譯為滿語“ga?an”?！锻ㄗV》所列高麗43姓均屬自愿投奔滿洲，而非在戰爭中被俘獲的人口。他們歸附滿洲的時間主要被《通譜》分為兩個階段，一為“國初”時期（即天命及以前），二為“天聰”時期。但這里的“國初來歸”卻并不一定代表徐大勇等人是天命或以前“來歸”的，因為《通譜》使用乾隆年間劃一的稱謂，追敘史前皆用“國初”，統稱天命，在時間表述上似有混淆之嫌（徐凱，2014:321-325）。

徐氏家族一直自認為與朝鮮徐氏為同姓，因此在取名時字輩亦與朝鮮徐氏相同。①盡管入旗后的高麗人滿洲化加深②，這種對朝鮮祖源的認同在高麗旗人家族中確實是較為普遍的現象。如明（珠）府總管安岐的書畫印章中至少有“朝鮮人”“朝鮮安麓村珍藏書畫印”兩枚帶有“朝鮮”字樣，足見其對母國的認同依舊深厚（劉小萌，2013:17）。又如金氏家族在入旗百年之后亦仍保持著對朝鮮的感情與認同，常明雖非通事出身，但仍與朝鮮歷次燕行使團成員來往頗為密切并時常予以幫助。金簡之子通官倭克精額出使朝鮮時特地回到義州祭祀祖先墳塋，并在金簡的要求下將朝鮮衣冠“彩畫以來，則行祀時掛置壁上，以寓慕戀朝鮮之意?！保S麗君，2019:75）

據《鳳城縣志》記載，徐氏家族中有很多著名人物，如官至兵部左侍郎的徐上戎，其子徐貞翔，歷任洪洞、榆林、太古等縣知縣的徐文炳，清末民初在東北各地辦理墾務的徐玉良等，可見徐氏家族也不僅出產通事。鳳城市至今仍有徐家堡，徐氏家族的后人仍聚居于此（佚名，1985:181-183）。

徐宗順的弟弟徐宗孟亦為十分擅長朝鮮語的朝鮮通事③，在當時的中朝關系中亦有一定影響?！冻姓喝沼洝分锌梢妰扇艘煌酝ü偕矸莩鍪钩r的記載。④1804年（嘉慶九年）李海應經過鳳凰城時，見到徐宗孟的孫子徐季文，徐季文仍為朝鮮通事，依舊住在鳳凰城（李海應，2010:388）。高麗旗人中朝鮮通事世家較多，這一點已有很多學者提及（金錦子 李丹，2017:46；李忠輝，2019a:38），徐氏家族朝鮮通事輩出的情況再次印證了這一點。

筆者所能找到的關于徐宗順活動的最早記載見于朝鮮《敕使謄錄》。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朝鮮景宗二年），時為無品通事的徐宗順參加了清朝冊封李昑（即后來的英祖）為王世弟的敕使隊伍。⑤

1739年（乾隆四年），在京八品通事徐文炳病故，清朝禮部本擬循例調徐宗順入京遞補該職，朝鮮漢學通事李樞、韓授禧等聽聞此事后，向清朝方面呈稱：“小邦地近大國邊疆，蒙皇上柔遠寬恕之仁，時住鳳凰城通事徐宗順為人謹慎，又能朝鮮之語，中江馬市多賴此人之力，苐聞徐宗順當調升上京，伏乞永留鳳凰城，俾無言語難通?！彪S后盛京禮部侍郎德福向盛京禮部在向鳳凰城守尉額倫泰及中江稅務監督同春確認了徐宗順的能力，并奏請將徐宗順永留鳳凰城，經部議決定授徐宗順八品通事，永留鳳凰城。⑥

1745年（乾隆十年），盛京禮部侍郎三泰以除徐宗順外其他兩員通事言語不甚通曉為由，奏請授予徐宗順六品虛銜仍留鳳凰城得準。⑦此后徐宗順便一直留在鳳凰城效力。

關于徐宗順的卒年，目前筆者發現的記載徐宗順活動的最晚史料為1755年（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的《盛京禮部知會岫巖漂人出送咨》，⑧而次年隨燕行使團來到中國的洪大容《燕記》中提及徐宗順已離世⑨，如該記載無誤，徐宗順卒年應為1765年（乾隆二十年）或1766年（乾隆二十一年）。

二、徐宗順的主要活動

（一）跟隨出使

清朝每次派敕使出使朝鮮，使團中都要配備通事。歷次使團中的通事既有出自會同館的，亦有出自鳳凰城的。

徐宗順第一次參加使行是在1722年，那時他還只是無品通事，尚無太大影響。但日后其重要性日益凸顯，試舉一例即可看出。1755年（乾隆二十年，朝鮮英祖三十一年），敕使巴爾薩結束訪朝任務后計劃于八月二十四日啟程回國，但適逢懿陵（英祖兄景宗之陵）祭祀日，英祖不便東駕送勅，于是請求巴爾薩一行留館三日，但經朝鮮首譯再三懇請，巴爾薩只允留館兩日且稱再“難以加留”。為使敕使再多留一日，“上出齋室，上屋轎而坐，召通官徐宗順，備辭懇請”⑩，最終才說服敕使。徐宗順能夠說服敕使，可見其在使團中的影響力，而一介清朝通事卻讓英祖親自召見并“備辭懇請”，亦足見英祖對其的重視。

根據《承政院日記》和《敕使謄錄》，徐宗順至少分別于1722年、1749年、1750年、1755年、1757年、1760年六次隨敕使出使朝鮮，自1749年至1760年，清朝共七次派敕使出使朝鮮（丘凡眞，2008:39-40），而徐宗順參加了其中的五次，可見，此時的徐宗順已充分得到了清朝方面的信任。

徐宗順隨使團出使頻繁，以至于1755年敕使隊伍抵達漢陽前朝鮮君臣聽說徐宗順再來時，迎接都監堂上李喆輔以為其次次前來是使用了作弊手段：“徐宗順今又出來，而自稱別通官，以額外每每出來，作弊誠難堪矣?！?

徐宗順跟隨使團出使之時，常趁機對朝鮮進行勒索。如1749年出使時，徐宗順“招戶曹下人，出示江原道人參曰，爾國有如此好品，而所贈之參皆品劣，此后使行，便以如此人參付送為可”。右議政金若魯認為：“此參之私入于通官之手，此是無前之事，后弊有不可勝言，故茲報廟堂云。通官之私得我國物種，必是其差備譯官之所為，事極驚駭，不可不嚴核重勘?！?由此可見徐宗順對收受賄賂毫不避諱，其猖狂可見一斑。

（二）護送朝鮮使者

根據《通文館志》，朝鮮使團進入鳳凰城柵門后要由“迎送官一人、衙譯一人自此護行至北京”。?這里說的“衙譯”即是朝鮮通事。

朝鮮通事及迎送官在護送朝鮮使團的過程中對使團索賄刁難的問題早已引起清朝君臣的重視。1739年（乾隆四年），盛京戶部侍郎雙喜向乾隆帝奏稱鳳凰城通事、迎送官等常尅扣朝鮮使團物品對其刁難，甚至擅自讓朝鮮使團住在旗民私家而非大村莊中的寬敞人家的房屋，以此牟利。?乾隆帝隨后發布上諭要求今后務必嚴加管理制止此類行為，若仍有干犯者，定將其立即抓捕上奏彈劾，從重定罪。?但受到嚴打的恐怕僅限這一類受賄行為，此后朝鮮通事仍以種種方式收受朝鮮使團的賄賂。

徐宗順擔當護送任務時亦常索取賄賂或用各種方式剝削使團成員，如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朝鮮英祖三十三年），參加冬至使團回國的金尚魯向國王匯報：“臣則多有見欺于徐宗順，而李譯亦受欺，至給千兩，若不受欺，則用銀之數，不必至此矣?！?顯然多給的銀兩被徐宗順中飽私囊。

1752年（乾隆十七年，朝鮮英祖二十八年），進賀使海云君李梿一行回國后，在談及出使花費銀兩越來越多時，副使韓師德報告說：“除他雜用，徐宗順所給之銀，為一千兩云矣?！?此言并非說朝鮮使團給了徐宗順一千兩銀子，卻也證明燕行使團常要給予徐宗順等通事一定的賄賂。

（三）漂流人或越境人的審議與送還

李忠輝和柳楊（2020）的《清代朝鮮通事在朝鮮漂民救助中的作用考析》一文通過對朝鮮《備邊司謄錄》《同文匯考》等史料的分析，指出朝鮮通事在漂民救助過程中承擔著審譯漂民身份信息、漂來緣由、核實印票并承擔滯留期間及護送途中的管理之責。

如果朝鮮船民遇災漂流至盛京將軍轄區沿海，則要由盛京禮部負責將其送還。盛京禮部無通曉朝鮮語之人，必須行文鳳凰城傳喚通事前來才能與朝鮮漂流民溝通。

《同文匯考》中收錄了大量清朝盛京禮部知會朝鮮出送漂民的咨文。筆者將1739年至1755年參與盛京禮部負責的漂民審譯及護送任務的通事整理如表1所示。從表中我們不難發現徐宗順參加了這一時期全部的漂民送還任務。

即使送還漂民時，徐宗順仍不忘趁機牟利，如1742年送還漂民時，徐宗順還試圖帶馬匹至朝鮮售賣，甚至為此事在義州停留近二十日，但被朝鮮拒絕。?

除漂民外，非法越境進入清朝者如被抓獲，亦需朝鮮通事審問，如1740年、1745年、1747年，清朝方面抓捕越境采參的朝鮮人后均傳令徐宗順審問以獲取口供。?

表1 1739—1755年盛京禮部漂民審譯及護送通事列表

（四）邊界貿易

1882年（光緒八年），在《中朝水陸通商章程》簽訂之前，清朝與朝鮮定期于中江、會寧、慶源三地開設貿易，清朝的朝鮮通事亦會參與其中，既擔當翻譯職務，又起到監督貿易的作用。?

前文已提及，李樞、韓壽禧等人之所以請求清朝將徐宗順永留鳳凰城，其中一個理由便是“中江馬市多賴此人之力”，這一點亦得到時任中江稅務監督同春的認同，可見徐宗順在中江貿易中出力頗多。

清朝與朝鮮的會寧、慶源邊境貿易分別始于1638年（崇德三年）和1646年（順治三年），前者清方的主要參與者為寧古塔旗人、琿春附近的也春部落、烏喇人等（張存武，1987:167），后者清方主要參與者為賴打湖人、庫爾喀人、琿春駐防旗人等（張存武，1987:172）。每次寧古塔人等往會寧市易或庫爾喀人等往慶源市易時，清朝方面都要“由部差朝鮮通事官二人、寧古塔官驍騎校、筆帖式各一人前往監視”，以確保法律所禁的貂皮、水獺、猞猁猻、江獺等皮不準市易。?每次會寧或慶源即將開市之時，禮部官員都要上題本請求派遣通事，這些題本中很多今日能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檔案館中找到，為我們研究這一制度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根據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能查到的題本及《同文匯考·交易》中的《禮部知會會寧市咨》存目，徐宗順至少分別于1740年、1746年、1752年、1758年參與了會寧及慶源貿易的監督。?

不過，徐宗順等通事對于遠赴慶源、會寧的差使似乎并無興趣，朝鮮官員趙榮國出使北京時曾“聞徐宗順輩言，亦以為爾國，廢慶源開市，可矣”，因為通事們“苦其遠來之役”。?當然，赴慶源、會寧的差使中撈不到什么油水亦可能是通事們對此無興趣的一個原因。

四、清朝與朝鮮官方對徐宗順的評價

在徐宗順所處的時代，朝鮮通事群體的語言能力已普遍下降，可以說他已是清朝為數不多的語言能力出色的朝鮮通事，這增加了其在中朝關系中發揮影響的機會，因此，清朝與朝鮮對他也格外重視。兩國君臣對其毀譽參半的評價在中朝兩國的通事群體中均極為罕見。

（一）清朝君臣對于徐宗順的評價

對清朝君臣而言，徐宗順首先是一位出色的通事。由上文中德福、三泰兩任盛京禮部侍郎均奏請破例將徐宗順升銜永留鳳凰城，便可看出徐宗順受到盛京官員何等器重。乾隆帝亦曾親書“式主東藩”（一說“飭任東藩”）四字賜予徐宗順?，按理說這對于一介通事而言是不可想象的?？梢娖鋵τ谥谐煌ㄋ龀龅呢暙I亦得到乾隆帝認可。

但徐宗順受到清朝方面器重似乎也是分階段的，徐宗順于1745年（乾隆十年）被授予六品虛銜，我們似乎可以以此為分界點。

我們在《承政院日記》數據庫中可檢索到關于徐宗順的記錄共56條，《承政院日記》作為朝鮮王朝最廣泛的國政實錄，其每年關于徐宗順的記錄數量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朝鮮君臣對于徐宗順的關注度。筆者將《承政院日記》中歷年關于徐宗順的記錄條數整理如圖1所示，我們可以發現徐宗順正是在1745年后才被朝鮮君臣廣泛關注，而朝鮮君臣對其關注度的提升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清朝對其的重視程度。

圖1 《承政院日記》中歷年關于徐宗順的記錄條數

在1745年之前，徐宗順僅于1722年以無品通事的身份出使過朝鮮一次，除此之外，1974年（乾隆十四年）前他所從事的任務主要是護送使團、監督貿易以及負責漂民和犯越人的事務等，這些工作相對簡單。在這段時間里也不見徐宗順向朝鮮方面傳達情報或朝鮮方面向徐宗順請求協助的記載?？梢姶藭r徐宗順的影響力較小，也可以說這一時期清朝方面對其的認可主要在于其語言能力和辦事能力上。

但1745年之后，自1746年的第二次莽牛哨風波?開始，徐宗順開始在種種事情上給朝鮮傳遞情報或建議，盡管其中常含有為自己牟利的考慮。朝鮮方面也常主動向徐宗順求助。自1749年起，徐宗順頻繁出使朝鮮并在使團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梢姶藭r的徐宗順在清朝對朝關系事務中已有一定話語權，且已獲得清廷信任。乾隆皇帝賜予其牌匾的內容（無論它是“式主東藩”還是“飭任東藩”）亦可印證此點。

但筆者在清朝檔案中亦找到兩次徐宗順被吏部參奏的案例。一次是1742年（乾隆七年）徐宗順與迎送官博爾遜護送朝鮮洛昌君李樘使團進京時，不等兵票下發便護送使團冒昧先行，導致很多地方官員并未派兵護送，徐宗順被罰俸六個月。?另一次是1744年（乾隆九年）審訊李古魯子失銀案時，徐宗順等偏信李古魯子一面之詞不經確查便一口咬定內地民人有罪，對于此案吏部認定徐宗順等與李古魯子等通同作弊，徐宗順等本應被降二級留任，但遇恩詔被予免議。?如果說前者只能被解讀為工作上的失誤，那么后者便意味著徐宗順與朝鮮方面勾結徇私舞弊之事已為吏部所知。

但相比于朝鮮君臣對其的恨之入骨，徐宗順的貪婪在清朝一側似乎未引起過太大風波，或許是因為徐宗順的貪婪對清朝國家利益而言并無損害。

（二）朝鮮君臣對徐宗順的評價

朝鮮君臣對徐宗順的評價頗為復雜。通過第二次莽牛哨設汛風波中徐宗順的角色，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復雜性。對于“退柵”傳聞，漢學通事出身的朝鮮赍咨官李樞向徐宗順求問情報，徐宗順告訴李樞，清朝并非真有“退柵”打算，只要朝鮮派出使臣呈上咨文進言此事，“退柵”之事便會不復存在，朝鮮應當立刻派出使臣。?但后來朝鮮君臣卻發現清朝確實在大規模開墾邊地。領議政金在魯指出徐宗順“非善文者，故不過聞于他人，而如是言之矣”，英祖國王更是指責李樞“若不能明知不為退柵，而只涂聽于徐宗順輩，則不可不入去矣”，對于徐宗順更是稱他“在彼我之間，滿腔欲字，故欲以退柵事，示德色于我而已”。?但清朝派出兵部尚書班第前往莽牛哨查看后，英祖國王卻又再次試圖令義州府尹向徐宗順詢問班第來意。?一方面徐宗順被朝鮮君臣——特別是譯官視作重要的情報來源，甚至在很多事件中將其視為尋求幫助的對象，但在另一方面又對其懷有深深的蔑視。

徐宗順通過情報及建議的方式向朝鮮提供幫助的事例在《承政院日記》中可找到很多。如1740年（乾隆十五年）的穩城越境奪物事件發生后，徐宗順首先通過朝鮮譯官金景喜建議朝鮮先派出赍咨官向清朝匯報，參核使南泰耆一行抵達鳳凰城后，徐宗順又通過譯官金昌祚提議修改咨文使其與罪人供詞一致，清與朝鮮會同查看時徐宗順亦“觀其氣色，則不無顧護之意”，吏曹判書金尚魯亦感嘆“前頭宗順處，有借力之事矣”。?同年，徐宗順及其弟徐宗孟跟隨出使時，面對其可能的征索，朝鮮大臣們亦表示“徐宗順，以為有力于今番參核時而出來云，則宜可優定其密贈之物矣”“徐宗順兄弟，有力于我國，此后如有難處之事，則將恃此兩人之周旋，不可不從優密贈矣”，英祖亦認同“密贈之物，從優定數，可也”。?可見，徐宗順有時確實會有意識地對朝鮮方面予以幫助，朝鮮官員也希望從徐宗順處得到幫助，甚至也常會產生對其感激的心情。

除提供情報及建議外，徐宗順亦曾嘗試以其他方式幫助朝鮮人，如1754年（英祖三十年）徐宗順曾試圖在朝鮮擔憂的清人于叆陽柵門外起墾居住一事中幫助朝鮮方面與清朝官方周旋，但最終因其影響力仍然不足，以失敗告終。?

徐宗順畢竟為朝鮮人后裔，并保持著對朝鮮的認同，在一些事情上愿意對朝鮮予以協助也是正常的。身為高麗旗人的金氏家族亦常對燕行使團的活動施以援手。如出身的常明擔任散秩大臣時亦在史事辯誣、世子冊封等事上對朝鮮方面予以協助（黃麗君，2019:71-74）。而朝鮮通事這一群體對朝鮮人予以協助的例子在朝鮮史料中可找到的更是比比皆是，畢竟他們與朝鮮人直接接觸，較為可能與朝鮮使團特別是朝鮮使團中與自己身份相同的譯官產生感情。當然朝鮮人也常是其財源，這或許也是朝鮮通事愿意對朝鮮人予以協助的一個原因。

但朝鮮國王及士大夫對于徐宗順也懷有一種深深的蔑視。1748年，朝鮮朝廷接到備邊司呈報的清朝派來敕使的消息后，朝鮮君臣談及此次使團中的通官時，禮曹判書李周鎮一得知徐宗順沒有出現在使團中便感嘆“通官中，徐宗順最惡者，而不為出來，誠可幸矣”。?同年的李古魯子失銀事件中，行都承旨柳復明在朝堂上表示“我國見嫉于徐宗順，故有此等事矣”?，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徐宗順在此事件中反而是偏信了李古魯子誣告內地民人為竊之詞?，可以說朝鮮部分官員對徐宗順的厭惡已經達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地步。次年英祖在與大臣們討論金泰瑞決棍之事時曾開玩笑說“徐宗順，若決棍則快矣”?，雖是玩笑話，卻也反映出英祖內心對于徐宗順的不滿?？梢姵r君臣對徐宗順的蔑視之深。這種蔑視一方面來自其身份優越感——在朝鮮，譯官屬中人階層，低于兩班，另一方面也來自徐宗順自身的問題。

首先，徐宗順借助自己權勢處處搜刮、索賄常引起朝鮮官員不滿。前文已提及，徐宗順不管是出使還是護送朝鮮燕行使團，甚至是出送漂流人之時都會通過各種方式索賄或以其他方式獲取利益，這必然引起朝鮮君臣的不滿。1750年（英祖二十六年）黃梓以冬至副使的身份途徑鳳凰城形容其所住的富商王三平家“可謂之甲富城中而猶亞于通官徐宗順之家云矣”?，作為一介通事竟能富甲鳳凰城，可以想見其貪污之多。

此外，徐宗順為人狂妄，常有越權之舉，這一點朝鮮官員也有察覺。1749年（英祖二十五年），義州府尹韓德弼收到通官徐宗順“出送一封小紙，通報別赍咨官，到東八站，阻水六七日留滯之狀，而以鳳城通官徐宗順，為知會事”。領議政金在魯感嘆“為言，有若行移文書者，然此是無前之事”，“近來通官輩，率多干與國事”，并主張懲罰未能退回文書的義州府官員?，可見金在魯對徐宗順狂妄行為的不滿。

可見，朝鮮君臣對徐宗順的評價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痛恨徐宗順的貪婪及跋扈；而另一方面卻又常試圖從他口中問得一些清朝的機密事宜，并寄希望于他在清朝官員面前為朝鮮說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朝鮮人中與徐宗順等清朝朝鮮通事關系最為密切的是與其身份相同的朝鮮譯官。清朝的朝鮮通事與朝鮮譯官的關系也由來已久，早在清朝入關前，朝鮮的譯官就與以鄭命壽為代表的清朝朝鮮通事建立了緊密的紐帶關系（劉厶睿，2015:36）。徐宗順之所以得以永留鳳凰城就是源于兩名朝鮮譯官的請求。在上文所引史料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徐宗順等人常會通過朝鮮譯官向朝鮮朝廷傳達自己的訴求，朝鮮方面也常會通過朝鮮譯官從徐宗順處獲取情報或向徐宗順傳達請求。1755年，朝鮮君臣試圖罷革慶源開市時，洪鳳漢提出“若于今番勅使時，使譯官輩，善為周旋于通官徐宗順輩，則似得永罷矣”?，可見朝鮮譯官在朝鮮朝廷與徐宗順交往時扮演了很重要的中介性角色。而有些朝鮮譯官則公然攀附、賄賂徐宗順以求得個人的利益，如前文所言的朝鮮譯官以江原道人參賄賂徐宗順一事。

五、結論

徐宗順是清乾隆前期，即朝鮮英祖時期清朝朝鮮通事的典型代表人物。盡管其至死不過是六品通事，但他憑借出色的語言能力得到中朝雙方的器重，以一介通事之身在中朝關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通過對徐宗順一生的考察，我們可以對鳳凰城朝鮮通事的職掌有個初步認識：清朝派出敕使到朝鮮時，會有鳳凰城通事跟隨擔任翻譯工作；朝鮮燕行使進入鳳凰城柵門后，就要有鳳凰城通事伴隨著使團一直到北京；盛京地區若有朝鮮漂流人或犯越人，鳳凰城通事要擔任審譯工作；中江、慶源、會寧開市時，鳳凰城通事要到場監督禁止非法物品交易。同時，我們從徐宗順身上亦可以看到朝鮮通事中普遍存在的貪腐問題以及其對朝鮮的感情和與朝鮮譯官之間的親密關系。

徐宗順之所以能確立其對于朝鮮君臣而言無法替代的地位，一方面因其在中朝關系中逐步累積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亦因其本身作為高麗旗人的民族屬性。正是因為高麗旗人的朝鮮民族屬性，朝鮮君臣對以朝鮮通事為代表的高麗旗人期望頗高，他們也確實在很多事上對朝鮮方面予以協助，盡管與此同時他們也并未忘記謀求自己的私利。以往治滿族史的學者常從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視角出發強調加入滿洲的朝鮮人的滿洲化，但正如近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的那樣，他們中很多人仍然保留著朝鮮人的身份認同并對朝鮮國懷有一定的情結。

徐宗順正因其影響力及民族屬性，才成為朝鮮君臣尋求情報與幫助的可靠對象。也正因為朝鮮君臣無法找到一個可替代他的存在，他才可以肆無忌憚地索取賄賂。

徐宗順的發跡不僅因其語言能力出眾，亦因乾隆年間朝鮮通事的整體言語水平已相當堪憂。在朝鮮燕行使臣回國后給國王的報告中常能見到“彼中衙譯輩，丙丁被虜人皆死，即今通官，皆是其子孫之學習者，言語生澀，多未通情”?、“通官啟文之傳，語甚生疎，皇帝頗為之沓沓”?之類的言論。前文也提及徐宗順之所以被一直留在鳳凰城的原因之一便是除徐宗順外其他通事言語不甚通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徐宗順只是清朝朝鮮通事群體中的一個縮影，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其他朝鮮通事做過的，他對朝鮮朝廷的幫助以及他的貪婪在之前的朝鮮通事身上也都能找到，只是比不上他而已。但正因這一時期朝鮮通事群體的集體無能，才給了徐宗順這樣已為數不多的精通朝鮮語的通事發揮其作用（或說一手遮天）的機會。

以上便是筆者對徐宗順這一清朝鳳凰城朝鮮通事群體中的典型人物的分析和見解。文末筆者還想說的是，學界對清朝和朝鮮通事群體的個體研究仍有待增加，對其中典型個人的史料其實并不少見，相信對這些通事個人的研究會使得我們對于兩國兩大通事群體的認識更加全面。

注釋：

① 《承政院日記》1028冊，英祖二十四年四月壬午日條。

② 朝鮮人入旗后滿洲化加深的表現主要有三：一，剃發易服，實行滿洲習俗；二，姓名稱謂，多與滿洲劃一；三，肄業滿洲八旗官學，考取功名。參見徐凱(2014:349, 350)。

③ 《承政院日記》1179冊，英祖三十六年三月辛亥日條；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七《燕記·衙門諸官》。

④ 《承政院日記》1060冊，英祖二十六年九月己巳日條。

⑤ 《敕使謄錄一·敕使謄錄第九》，景宗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條。

⑥ 德福：《奏朝鮮國大通官李樞等請準將通事徐宗順永留鳳凰城折》，乾隆四年四月十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03-0170-0024-005；三泰：《提請將徐宗順升銜永留盛京鳳凰城事》，乾隆四年五月三十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題本，02-01-005-022716-0025。

⑦ 納爾泰：《奏為鳳凰城八品通使徐宗順通曉朝鮮語言請賜六品虛銜留城辦事事》，乾隆十年六月十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04-01-30-0134-001。

⑧ 《同文匯考二·原編》卷之六十七，《漂民二·我國人》，《韓國史料叢書》第24輯，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8年，頁21a-22b。

⑨ （朝鮮王朝）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七《燕記·衙門諸官》；卷八《燕記·京城記略》。

⑩ 《承政院日記》1122冊，英祖三十一年八月辛酉日條。

? 《承政院日記》1122冊，英祖三十一年八月戊申日條。

? 《承政院日記》1063冊，英祖二十六年十二月壬辰日條。

? 《通文館志》卷之三《事大》，漢城：韓國珍書刊行會，1907年，第38頁。

? 雙喜：《奏朝鮮進貢使臣途經鳳凰城請嚴禁通事迎送官等尅扣物品刁難伊等折》，乾隆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03-0172-0449-001。

? 弘歷：《為朝鮮使臣進出關口通事迎送官員及守關官兵有勒索方物惡習著該交該將軍務必嚴查禁止事》，乾隆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滿文上諭檔，03-18-009-000005-0002。

? 《承政院日記》1149冊，英祖三十三年十月丙子日條。

? 《承政院日記》1081冊，英祖二十八年四月戊戌日條。

? 《備邊司謄錄》111冊，英祖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條；英祖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條。

? 額爾圖等奏折，乾隆五年十月初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滿文朱批奏折，04-02-002-000246-0015；達勒當阿等奏折，乾隆十年十月十九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滿文朱批奏折，04-02-002-000291-0032；《同文匯考二·原編》卷之五十六《犯越八·我國人》，葉1a、b；卷之六十二《犯越十四·上國人》，頁32b-33a。

? 《請停派通官往會寧慶原地方監視交易已奉旨允準》，光緒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01-25-010-02-023。

? 《清史稿·列傳三百十三·屬國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4581頁；來保等：《題為遣通使監視寧古塔人往朝鮮會寧地方交易事》，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題本，02-01-005-022794-0012。

? 《同文匯考一·原編》卷之四十七《交易三》，葉13b-19b；來保等：《題為遣通使監視寧古塔人往朝鮮會寧地方交易事》，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題本，02-01-005-022794-0012；伍齡安：《題為寧古塔人往朝鮮國交易事》，乾隆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02-01-005-022927-0028。

? 《承政院日記》1118冊，英祖三十一年四月丁卯日條。

? 《承政院日記》1036冊，英祖二十四年十一月癸酉日條；1081冊，英祖二十八年四月甲寅日條。

? 1746年（乾隆十一年，朝鮮英祖二十二年）奉天將軍達爾黨阿再次提出前代將軍在莽牛哨設汛的建議（該建議因朝鮮的阻撓而被迫終止）。當時清朝開分沿邊荒地令朝鮮擔憂，由于消息來源不確切，被夸大為清朝將大范圍地移設柳條邊，逼近鴨綠江，朝鮮稱之為“退柵”，為此朝鮮派出陳奏使奏請停止設汛、墾田。乾隆皇帝最終允準停止鳳凰城外墾地，同時諭令兵部尚書班弟與副都統西爾們一起親往莽牛哨查看是否會擾及朝鮮邊疆，兩天后，乾隆皇帝允準停止莽牛哨設汛。參見李花子（2006:144-150）。（李花子.2006.清朝與朝鮮關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M].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

? 張廷玉等：《題為會議盛京禮部迎送官博爾遜通官徐宗順護送外使違例遲延照例處分事》，乾隆八年七月十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題本，02-01-03-04163-010。

? 傅恒等：《題為遵議朝鮮國人李古魯子等誣告內地民人為竊通官徐宗順等偏聽捏詞照律降級恩詔免議事》，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題本，02-01-03-04757-006。

? 《承政院日記》1001冊，英祖二十二年四月戊辰日條。

? 《承政院日記》1001冊，英祖二十二年四月甲申日條、己丑日條。

? 《備邊司謄錄》116冊，英祖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條。

? 《承政院日記》1054冊，英祖二十六年三月庚巳日條；1057冊，英祖二十六年六月乙酉日條。

? 《承政院日記》1060冊，英祖二十六年九月己巳日條。

? 《朝鮮英祖實錄》卷81，英祖三十年四月丁亥日條。

? 《承政院日記》1028冊，英祖二十四年四月乙亥日條。

? 《承政院日記》1036冊，英祖二十四年十一月癸酉日條。

? 傅恒等：《題為遵議朝鮮國人李古魯子等誣告內地民人為竊通官徐宗順等偏聽捏詞照律降級恩詔免議事》，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題本，02-01-03-04757-006。

? 《承政院日記》1050冊，英祖二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日條。

? （朝鮮王朝）黃梓：《庚午燕行錄》卷一《（庚午年十一月）三十日己巳》。

? 《備邊司謄錄》120冊，英祖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條。

? 《備邊司謄錄》129冊，英祖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條。

? 《承政院日記》424冊，肅宗三十一年四月六己巳日條

? 《承政院日記》1682冊，正祖十四年十月己巳日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