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眾包翻譯模式的現狀與思考
——以譯言古登堡計劃（2012—2021年）為例①

胡伊伊

復旦大學

張 政

北京師范大學

1 引言

2006年，杰夫·豪（Jeff Howe）在美國《連線》雜志首提“眾包”概念，之后眾包翻譯（crowdsourcing translation）作為其中一種網絡翻譯模式，讓眾多網絡用戶共同參與到翻譯工作中，以此提高翻譯效率。

譯言網①譯言網主頁http://cdn.yeeyan.org/（2019年1月10日讀?。?。創建于2006年，是國內最大的譯者社區和眾包翻譯平臺，擁有701,743名注冊用戶，累積發表譯文462,299篇（截至2022年1月12日）。用戶可自由挖掘并翻譯外文互聯網精華，點評翻譯作品，建立或加入專題小組進行協作翻譯與知識分享。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譯言網出版《地震救災手冊》僅用一周；2011年，譯言網在30天內組織完成了《史蒂夫·喬布斯傳》50萬字的翻譯工作，實現了中文簡體版與英文版同步發行。這些案例成果表明，譯言網整合民間分散的力量，有效地進行組織和產出，成為一種新的網絡眾包翻譯模式。2012年，譯言古登堡計劃（Yeeyan Gutenberg Project，以下簡稱“計劃”）推出多語種、開放的協作翻譯項目，旨在使圖書協作翻譯的流程和機制產品化、線上化，從而縮短翻譯周期。該計劃成為一種網絡時代的翻譯協作模式。其中，古登堡計劃（Project Gutenberg）②古登堡計劃主頁http://www.gutenberg.org/（2019年1月10日讀?。?。是1971年由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學生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t）創始，以電子化形式提供版權過期而進入公有領域書籍的協作計劃，主要提供公版圖書（Public Domain）、知識共享協議（Creative Commons，下文簡稱CC）類圖書以及可開放傳播但有限制的作品。

當前，已有賈立平（2016）、肖超（2016）、朱琳（2016）、張慧玉、楊晰雯（2020）等人分別介紹并研究了以譯言網為例的眾包翻譯模式、倫理與應用等內容，但暫無學者考察以譯言古登堡計劃為例的眾包翻譯的實際推行效果。因此，本文首先從該計劃的負責人與譯員篩選、質量保障、激勵機制入手，結合其官方推送現狀、特殊項目與用戶推薦，統計其電子版、紙質版的出版現狀，最后從管理模式、專業水平、發展態勢等三個方面提出改進眾包翻譯模式的建議。

2 以譯言古登堡計劃為例的眾包翻譯運營特點

譯言古登堡計劃具有獨特的負責人及譯員篩選流程、翻譯質量保障措施、適度激勵機制，從而維持計劃持續進行。

2.1 負責人及譯員篩選流程

譯言古登堡計劃流程見圖1。從組織形式看，眾包翻譯以互聯網平臺為依托，形成以翻譯任務為中心的龐大的離散式結構，志愿者通過協約與發包者建立互動關系，志愿者之間圍繞翻譯任務相互協作，構成了一個復雜的協作網絡（胡永近、武艷芹，2018）。

圖1 譯言古登堡計劃流程

“計劃”中的每本書均由古登堡編輯篩選項目負責人，負責考察報名者的編輯、出版、翻譯、語言、作品、專業領域、教育背景、工作經歷等狀況。

2.2 翻譯質量保障措施

隨著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展，翻譯模式已從“作者→譯者→讀者”單向或者有限的傳播變成了“作者→譯者→譯文→網絡→讀者→網絡→譯者”的多向度、多模態、往復循環的傳播模式（張政、王赟，2018：318）?！坝媱潯弊鳛槎嗳朔止ず献鞯姆g項目，個體譯者更需配合其他譯者互校、互審、互查、互糾，從而保證翻譯的整體質量。譯言社區組成的精評師團隊將對譯稿進行抽查驗收。質檢合格的圖書則自動進入電子出版流程，并尋求紙質出版。電子書的出版周期為兩個月以內，紙質書依據出版社情況而定。

隨著眾包翻譯的發展，專業翻譯者與業余翻譯者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也可能擠壓專業翻譯者的生存空間，導致其產生身份危機（翟香荔，2015）。同時，網絡翻譯機構可以聘請傳統翻譯機構中的專業人員進行指導，對翻譯實踐中的注意事項和易犯錯誤加以分析和規避，旨在全面提高翻譯質量。

信息技術賦予“計劃”互動迅捷、自主開放的優勢，使譯者在選擇翻譯文本、風格、策略等方面的主體地位大大提升，而且使普通的讀者挑戰傳統譯者的權威，取代傳統譯者的中心地位并呈現出有力的群體主體性特征（徐嵐，2014），比如，試譯稿經篩選后對外公開，供用戶對比、討論。而在網絡翻譯批評中，不同主體間的對話可以呈現觀點的多樣性、標準的多樣性以及角度的多樣性，同時也可使不同批評主體間相互理解、相互溝通，避免了片面的認識和批評，為翻譯批評的成熟和發展奠定了基礎（王一多，2015）。

2.3 適度激勵機制

“計劃”采取物質和精神的激勵機制。物質激勵主要表現在：作品凈收入的50%歸運營方所有，10%歸項目負責人所有，40%歸譯者所有，多個譯者間的分成比例原則上根據工作量決定。由于譯言網的用戶兼具讀者和譯者雙重身份，“計劃”鼓勵用戶推薦優秀文學作品，正式上架后推薦人可獲贈書籍；譯言網還在周年慶活動中推出合作平臺電子書打折、特價書、分享書評有禮、贈送多套“作家與城”系列紙質書與電子書等活動，這些舉措有利于管理者和譯者配合產出高質量譯作。精神上的激勵主要表現在：譯者提交翻譯作品后兩個月內電子版圖書便可上架，同時根據讀者閱讀、點評和愛好程度有機會謀求線下出版，這對翻譯愛好者本身就是極大的激勵。

3 以譯言古登堡計劃為例的眾包翻譯成果統計

為掌握“計劃”自2012年以來的實際推行效果，分析譯言古登堡計劃官方推送的例行和特殊項目、用戶推薦的翻譯書目，或統計電子版、紙質版出版現狀都是可行的考察途徑。

3.1 譯言古登堡計劃官方推送

2012—2021年，譯言古登堡計劃官方（ID：譯言古登堡計劃）共推出216期譯言古登堡計劃，發布1,055本圖書的翻譯任務。

由表1可知，“計劃”推出的第一年受到廣泛關注，2012—2013年官方計劃推書數量從75本上升到最大值259本。之后，由于管理模式、盈利方式、譯者權益維護、宣傳推廣等方面存在問題，推書數量持續大幅下降。2016年第三、四季度和2017年第一季度，“計劃”由于進行整改，推書系列中斷。雖然“計劃”在2017年第二季度恢復，但第二、三季度的推書量僅為3本和7本。2017年年度推書量也跌至最低值，僅為50本。2018年各季度推書數量基本保持穩定，總量出現反彈，但2019年又呈現回落狀態。2020、2021年則略有回升，但影響力不及以往。

表1 2012—2021年譯言古登堡計劃推書數量

（續表）

由表2可知，《網絡財富》屬于CC協議類圖書，翻譯作品將免費發布，譯者無稿酬，但仍有2人報名負責人，223人報名成為譯者，眾包翻譯的公益性特點可見一斑。而托馬斯·哈代的《一雙藍眼睛》、馬克·吐溫的《三個陌生人》均為名家名作，吸引了不少負責人和譯者。此外，恐怖、懸疑、破案類書籍長期深受讀者、譯者喜愛，比如，洛夫克拉夫特是20世紀影響力最大的恐怖小說家之一，而杰克·福翠爾筆下的“思考機器”范杜森教授探案系列標志著短篇黃金時代的最高水平；柯南·道爾塑造的福爾摩斯更是偵探小說中的經典。同時，譯言古登堡計劃還結合新冠疫情適時推出瘟疫主題類圖書，比如，納撒尼爾·霍奇斯博士的《惡魔之癥》記錄了倫敦大瘟疫期間的實況；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著名小說《威尼斯之死》以霍亂中的威尼斯為背景，而且已被拍為同名電影。

表2 “正在招募”項目

（續表）

3.2 特殊項目

在目前的眾包翻譯實踐中，發包者、眾包平臺和接包者共同構成了翻譯出版活動的主體。發包者一般為出版商或作者，經常會發包一些特殊項目，如表3所示。例如，“計劃”受艾米·馬拉什（Amy Marash）委托，發布招募其繪本《癌癥如此有趣！》志愿譯者和排版設計師的公告，圖書收益則捐給國內為抗癌做貢獻的公益組織。

表3 2012—2021年特殊項目

在2015年，“計劃”發布“英美反奴隸制文學經典譯叢與研究”書目，推薦了3本書籍。項目以中美高?？蒲泻献鳛橐劳?，為華語讀者、學者及教師提供反奴隸制文學譯本與研究素材。西安交通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四川大學等高校的英文系及翻譯碩士專業對該項目給予全力支持。項目負責人由教師擔任。每部譯本附有導讀與教學指導，為學者、教師與讀者提供文本歷史、國內外研究成果匯編以及英美學者在課堂上講授文本時常采用的方法，力求譯本、教學、研究三者有機結合，嘗試超越僅提供譯本的傳統譯介模式。

3.3 用戶推薦模式

網絡時代帶來交互功能革命性的變化，使得讀者、譯者、批評者三重身份可以互換。從目前眾包翻譯實踐看，“用戶創造內容”是指文本的翻譯過程及其結果不再取決于傳統意義上的出版商或作者，而是取決于用戶的需求（胡永近、武艷芹，2018：96）?！坝媱潯苯Y合該現象，在項目首頁設“推薦選題”專欄，并在2014年3月至2016年發布譯言古登堡計劃選題推薦反饋。如果推薦的書籍被采納并出版，推薦人將獲得贈書。如果用戶自身為譯者，通過試譯還可參與翻譯甚至翻譯反饋，直至紙質出版，真正實現用戶創造、討論及傳播。

3.4 出版現狀

2012—2021年，“計劃”已上架583本電子書，另有171本書正在招聘負責人、譯者，632本書正在翻譯，總共可查詢圖書為1,438本。出版與傳播的速度都遠超傳統紙媒翻譯出版物，目前主要用于推廣譯言品牌，增強社會影響力。

3.4.1 電子版

網絡翻譯的興起沖擊了傳統翻譯作品的市場份額，雖然紙質翻譯作品也會在電商等網絡渠道中進行銷售，但網絡翻譯占據線上市場需求的絕對份額，其低廉的價格是傳統翻譯作品難以抗衡的（初慶華，2014）。

每本書的界面除了“想看”“負責人招聘”“譯者招聘”等欄目外，還設有“購買電子版”“購買紙質版”鏈接。所有完成翻譯的電子書可同時上架亞馬遜、豆瓣閱讀、中國移動手機閱讀基地、中信書院、京東電子書、當當電子書、掌閱、拇指閱讀、百度閱讀、字節社、Kindle、多看閱讀、網易云閱讀以及海外亞馬遜、Google play、OverDrive、App Store等多個平臺。

“計劃”注重翻譯多語種外國文學作品。所有書籍語種翻譯情況見表4。

表4 2012—2021年譯言古登堡計劃翻譯語種現狀

由表4可以看出，英語書籍大幅領先，其次為日語、法語、德語等書籍。這表明譯言古登堡計劃與古登堡計劃一脈相承，英語閱讀者仍然占絕大多數。

3.4.2 紙質版

“計劃”注重線上與線下內容出版的結合。線下出版主要是為了推廣譯言的品牌和增進社會影響力。一般而言，“計劃”會根據電子版圖書銷量和讀者評價決定是否推出紙質版。

由于紙質出版周期較長，“計劃”大多數紙質圖書的出版時間在2014—2017年，其中最早出版的紙質書為2014年2月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布朗神父探案集：小村里的吸血鬼》。近年許多決定出版的書籍還處于簽署合同狀態。根據不完全統計，2014—2017年譯言古登堡計劃紙質出版數量如表5所示。

表5 2014—2017年譯言古登堡計劃紙質出版數量（不完全統計）

值得一提的是，在已出版的紙質書中，不乏用戶推薦的成功案例。尤其是2016年，由用戶推薦并出版的圖書占比高達75%（見表6）。其中網友StephanieSays推薦的Edinburgh: Picturesque Notes由“計劃”引進，首次翻譯成中文《愛丁堡筆記》，在豆瓣閱讀、字節社、百度閱讀、拇指閱讀、掌閱、京東、OverDrive、Kindle、當當、網易云閱讀等出售在線版，并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分別在當當、亞馬遜網上售賣。

表6 2014—2017年紙質出版數量及用戶推薦并出版占比（不完全統計）

除了已經出版的圖書外，“計劃”還公示了一系列由用戶推薦、已上架電子書且已簽約出版社但暫未正式出版的書籍，比如，在國內首譯的《小埃達》已與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簽訂紙質出版協議。

4 對以譯言古登堡計劃為例的眾包翻譯模式的改進建議

“計劃”理念新穎、流程獨特，不失為新形勢下網絡眾包翻譯的一種新嘗試，但推廣效果沒有達到其基本預期。本文從其管理模式、專業水平、發展態勢等方面進行分析，希冀助益推廣這一新的眾包翻譯模式。

4.1 改進管理平臺

譯言網在用戶體驗與網站管理方面略顯不足?！坝媱潯遍L期招募負責人、譯者，篩選時側重考察翻譯能力，這種方式打破了翻譯行業的精英壟斷，使更多讀者、“草根”譯者有機會接觸、翻譯書籍，但網站的技術支持嚴重影響了用戶體驗。譯者在上傳系統中容易丟失譯稿，導致浪費了不必要的人力、精力與時間。

在網站管理方面，筆者嘗試對“計劃”翻譯的圖書按照主題、內容進行分類統計，發現譯言網首頁已經以“知識共享”“童話”“女性”等在內共計28個“熱門標簽”的方式進行初步分類，但標簽的分類、設置、管理混亂，界限不夠清楚，存在重疊或者并列現象，比如，“文學”“小說”標簽屬于包含關系，卻將其設置為并列的兩個標簽；而“德語”“日語”“俄語”“法語”“英語”等標簽完全可以歸入“語種”標簽后再細分。圖書漏加標簽的現象也較多。比如，《流蘇房間》一書共設“小說”“文學”“推理”“解謎”4個標簽，但按照語言分類，還應當添加到“英語”標簽下。網站并未公布所有的圖書信息與分類，這不利于出版書籍主題類型的實際統計，而搜索無法全盡，也不利于用戶進一步了解“計劃”的推行現狀。

此外，用戶雖可通過“紙質出版”關鍵詞查看已出版書籍，但更新滯后，或因電子版與紙質版書名不一致導致網頁鏈接失效，比如，當前“計劃”推出的許多書籍是2013年就已經在招募負責人、譯者的舊公告，但具體翻譯進程與推行現狀并未更新且未透明化，全部信息均壟斷在“計劃”一端，用戶非常被動，互動性體驗評價不高。因此，“計劃”應當重新統計、整合書籍信息，及時更新翻譯進度或者出版現狀，并提高讀者書評統計與長期追蹤能力。

當前所有的譯言古登堡計劃、稿費結算公告、特殊項目都通過ID為“譯言古登堡項目”的工作人員發布，同時該賬號還負責用戶答疑等后續工作，容易出現反饋不及時或者索性回避用戶提問的現象。網站維護的自律性與外部監督有待加強。

4.2 提高譯者專業水平

“計劃”不少上架書籍由多位譯者合作翻譯完成，比如，2014年出版的《布朗神父探案集：小村里的吸血鬼》是由四人合譯。這些譯員雖經層層篩選脫穎而出，但因能力參差不齊，文筆風格難以統一。一部作品參與人數越多，情況越難把控，這也是合譯長期遭人詬病的原因之一。而“計劃”出版的紙質書大多以網友集體翻譯居多，風格抵牾在所難免。

鑒于此，“計劃”應要求譯者具備計算機翻譯輔助（CAT）工具使用能力。在“計劃”啟動前，負責人應該充分利用CAT的相關功能，統計高頻詞匯和高頻句子（張政、張少哲，2012），統一術語與風格，以節省時間與精力。同時，“計劃”應加強更為高效的桌面版或者云端版CAT工具實操練習，提高多人合作翻譯項目的速度與質量（陶友蘭等，2021）。

此外，譯員、負責人和質檢應加強自我要求、自我管制，具體包括加強雙語轉換能力，擴充知識儲備，拓展專業領域視野。同時，還應強化網絡翻譯批評和督促，達到全方位監控。

4.3 改善發展模式

眾包翻譯者多出于愛好、興趣等內部動機（陸艷，2020），或因獎金、物質獎勵等外在動機參與活動。比如，“計劃”組織譯者完成了《癌癥如此可笑！》《造夢工廠》《新媒體》等公益項目。當前，譯言圖書項目篩選專業譯者，已與出版社簽訂了多份紙質書協議。但基于Web2.0網絡分眾的思想和用戶主動參與創造價值的理念，該模式在商業價值上比較薄弱，對于用戶而言，其個體創造性和勞動價值難以體現，也容易造成用戶勞動被剝削的問題（朱琳，2016）。實際上，電子書與紙質書籍出版稿費支付本身具有一定的滯后期，有時數月甚至數年后都無法收到稿費。王少爽也指出，“借助眾包翻譯模式，本應由企業承擔的翻譯成本被轉嫁給了‘志愿譯者’，而企業卻從翻譯中‘不勞而獲’”（2014：62）。

“計劃”在篩選、線上協作翻譯以及商業化中都經受長期考驗，但是外界對其認可程度仍然不高，或者對其合作方式、獲利方式存在誤解，說明其在宣傳、推廣、營銷等方面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2012—2021年，筆者僅能找到4篇相關媒體報道（見表7），可見其數量少，影響力弱。

表7 2012—2021年譯言古登堡計劃媒體報道

鑒于此，“計劃”應首先利用網絡、微信、自媒體等渠道，實現線上線下同時推進，提高其在公眾，尤其是在校大學生中的知名度。比如，可積極謀求與高校產學研項目進一步合作，開設翻譯實踐基地，凝聚高校翻譯愛好者的力量，提供交流平臺與實踐機會，實現雙贏；還可加大在外國留學生中的知名度。這樣做的好處：一方面可吸引其推薦更多優質外文圖書；另一方面，譯言網作為國內最大的翻譯眾包平臺，長期積累了大量豐富的眾包漢譯實踐經驗，可在此基礎上逆向考慮如何利用外包形式推行中譯外項目，從外國留學生中選取優秀的中譯外人才。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許多用戶在好奇與新鮮感過后，興趣會逐漸降低，因此應注重維持參與者的熱情，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改進。

（1）翻譯主題聚焦熱點。結合國內外熱點話題、熱門書籍以及社會現狀組織眾包翻譯活動。同時，結合讀者群體進行調整，挖掘新的目標消費者。比如，《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報告2021》表明我國老齡化程度提高、速度加快，“計劃”可以結合這一情況引入國外相關主題書籍組織眾包翻譯活動?！坝媱潯边€應提高統計讀者書評與長期追蹤的能力，結合消費者需求與市場需要不斷調整、擴充、完善出版“計劃”。

（2）改善譯文出版模式。傳統翻譯出版具有把關嚴格、運作模式成熟等特征，而譯言網作為翻譯社區與翻譯平臺，應結合自身優勢實現傳統翻譯的媒體化?！坝媱潯痹陔娮影孓D紙質出版中面臨很大挑戰，因此在引進時須注意結合時代主旋律，提高對主題、內容的把關力度。同時，結合傳統翻譯出版與網絡翻譯出版的特色，深化“計劃”與各大網絡平臺、傳統出版行業的對話、交流、溝通與合作。電子書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目前大多數電子書仍采用“紙書的電子版”或有聲書這兩種簡單的出版樣式，閱讀量和銷量欠佳。但隨著5G甚至6G通信網絡技術的發展，數字出版也應不斷創新其內容、形式和傳播方式。比如，借助富媒體帶給讀者更多閱讀方式和互動體驗，激發讀者興趣；改善電子書與紙質書的裝幀設計，在已有社群的基礎上，針對已出版電子書與紙質書的作者、主題與內容進行精準調研，瞄準讀者需求與喜好，推出多類線上、線下文創產品。

（3）注重多模態互動營銷。動用各類傳統媒體與新媒體，構筑線上線下同步、新舊媒體融合的立體宣傳格局。比如，可通過在官網、公眾號、微博平臺等記錄電子或紙質書負責人、譯者篩選、譯文點評、設計、編校、出版過程中發生的故事，并開設書評連載模塊，以線上有獎報名的方式吸引讀者與負責人、譯者展開互動，增強“計劃”、譯者與讀者之間的黏性。

5 結語

本文通過整理、收集譯言古登堡計劃的系列數據，考察其實施效果，發現其在管理模式、專業水平、發展態勢、質量保證等方面存在不足，并提出改進管理平臺、提高專業水平、改善發展模式等建議，從而為更好的眾包翻譯獻計獻策，增強眾包翻譯這一特色翻譯現象在激烈的市場環境下的存活與競爭能力，豐富翻譯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