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海外英譯與國內原文選集選材差異探析
——以《哥倫比亞簡明中國傳統文學選集》為中心的考察

梁濟朋

吉林外國語大學

卜玉坤

吉林大學

1 引言

20世紀50年代以來，海外漢學界已出版多部以“中國古代文學”為內容主體的綜合性英譯選集。例如，白之（Cyril Birch）與唐納德·基恩（Donald Keene，1922—2019）主編的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Volume I & II）（《中國文學選集》上下卷）（Birch & Keene，1965；Birch，1972），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編的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諾頓中國文學選集：從先秦到1911年》）（Owen，1996），閔福德（John Minford）與劉紹銘（Joseph S. M.Lau）主編的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Vol I):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含英咀華·上卷：遠古時代至唐代》）（Minford & Lau，2000）等。這些選集一方面塑造了中國古代文學的海外形象。另一方面，如果從中國本土讀者角度，將這些選集收錄的英譯選文一一找到漢語原文，往往很容易發現：它們在選材上普遍與國內古代文學選集差異較大。海外選集經常收入國內教材很難見到的生疏作品，而國內教材耳熟能詳的經典名篇卻時常落選。這種差異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有規律可循？本文以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哥倫比亞簡明中國傳統文學選集》）（Mair，2000）為中心案例，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哥倫比亞簡明中國傳統文學選集》由美國漢學家、翻譯家、敦煌學家、干尸研究者梅維恒（Victor H. Mair）編寫，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全書共741頁，分為“基礎與闡釋”“詩歌”“散文”“小說”“口頭與表演藝術”五章，共設置了218個選文條目。但由于有時一條選文未必只包含一篇作品，某些作者在不同體裁中也會重復出現，因此最終由筆者統計，共收錄英譯文280篇，涉及原作者209位。

每篇譯作在篇尾處標明了譯者。經筆者統計，全書譯作共由75位譯者貢獻而成。筆者對這75名譯者的身份、背景一一進行檢索研究，最終發現：60位為西方人，他們少數來自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絕大多數為美國人，且大都是現今仍活躍在美各大院校東亞系或翻譯研究中心的當代學者。華人譯者有15位，雖占比20%，但仔細研究發現其中來自中國內地（大陸）的很少，大部分為中國港臺人士，且很多已加入英美等國籍，長期工作生活在海外。因此，由以上統計可見，這部選集的取材主體是以美國為主的當代西方漢學界的翻譯成果。

2 選材差異的客觀成因——英譯與原文素材的不同

在看待英譯與原文選集的選材差異時，我們不能只關注由“選”帶來的主觀判斷，而應首先考察英譯與原文在“材”上的差別，這也是通常被忽視的成因。

就單篇作品而言，譯作可看成原作的一種“副本”。任何事物的副本往往都具有既依賴原本存在又自身獨立存在的兩重性。就翻譯來說，一方面，原作是譯作存在的依據。沒有原作就不會有譯作，譯作的諸多特質借原作而來。另一方面，譯作也是它自身存在的依據。人們欣賞譯作時，通常不會或不能理會原作究竟為何，眼前的譯作即是其把握作品的實在依據。從單篇到選集，原文選集相當于匯集“原本”，譯作相當于匯集“副本”，而“原本”與“副本”的素材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會造成兩類選集的不同。

第一，“質”的區別。眾所周知，文學翻譯包含了譯者的創造性參與，因此嚴格意義上說，譯作已經變成了與原作審美特質不盡相同的另一件作品。原作精彩，譯作未必精彩；原作平庸，譯作未必平庸；甚至原作的初創意圖、主題思想等為了適應目的語文化已經被譯者改寫或調適。因此，原作因藝術水準、特色在文學史上獲得的經典或非經典地位，在譯作體系里往往都不宜簡單對應。翻譯選集編者在選材時，往往也會更看重譯作自身的品質，以此作為新起點進行評判。

第二，“量”的區別。對原文選集編者來說，排除古代文學領域古文本考古發掘、當代文學領域新文本不斷產生的情形，面對的素材整體上是穩定的，單篇作品是唯一的，但翻譯選集編者的情況則大不相同。就世界大多數民族文學而言，譯文本數量都不會像原文本那樣豐富。譯文本往往只是文學傳統整體中少部分應文學交流需求的產物，其數量、規模以及內部構成方式是譯者群體創造的結果。翻譯選集編者只能在既成譯本范圍內思考選擇方案，那些沒有既成譯本的原作很難馬上被收入翻譯選集。對此《含英咀華·上卷：遠古時代至唐代》的編者之一劉紹銘曾感嘆：“只要可盈利，諾頓選集編者們就可以盡可能頻繁地推出修訂版，因為重要篇目短缺從不是他們的命運。而對翻譯選集編者而言，我們想呈現的重要作品只要還有翻譯，就已經算是幸運的了”（Lau，1995：229）。除了素材范圍受既成譯本的限制，由于翻譯行為“譯無定本”，翻譯選集編者還要在多名譯者為同一原作提供的平行譯本，或歷時角度的“新舊之譯”之間做出選擇，這些都是原文選集編者不會遇到的情況。

通過以上分析還可以看出，英譯與原文素材的不同以及由此導致的選材差異是由翻譯行為本身帶來的，它是獨立于編者編纂思想之外的一種客觀事實。在具體編纂實踐中，選集創作者的身份、語境、目標讀者等因素會給選材帶來主觀影響，它們與素材的客觀差異疊加在一起，導致選材差異的種種外在表現。

3 選材差異的主觀影響

3.1 受海外的創作語境和編者的個人學術興趣影響

張福貴曾在《文學史寫作的四種制約》一文中指出：受機制、觀念、知識、方法的制約，國內現當代文學史寫作常給人以大同小異、千書一面的感覺（張福貴，2010）。上述結論雖針對現當代文學史教材，但對古代文學選集也有借鑒意義。國內古代文學選集也常給人“千篇一律”的印象。編者往往視客觀、中性為評判理想，很難看到哪本教材大幅度地體現編者個人的學術興趣。

海外選集的創作語境則有所不同，編者創作往往更個性化地抒發一己之見，這在很多案例中都可以看到。據陳橙統計分析，《諾頓中國文學選集：從先秦到1911年》的選材不合比例地給了詩歌，而《紅樓夢》除了簡要介紹外竟沒有選文，這與宇文所安漢詩英譯的學術興趣直接相關（陳橙，2010）。此外，筆者曾通讀劉紹銘、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主編的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哥倫比亞現代中國文學選集》）（Lau & Goldblatt，2007），發現該書大量選入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作家的作品，對中國大陸作家則體現不足，這與劉紹銘、葛浩文的個人身份緊密相關。劉紹銘生于中國香港，受教育于中國臺灣；葛浩文也曾長期在中國臺灣生活。仔細審視本文案例以及編者梅維恒的個人學術興趣，也可以在大比例的選文中找到直接關聯。

3.1.1 通俗、民間、邊緣文學

梅維恒的研究領域橫跨漢學、語言學、翻譯、考古、歷史等多個學科，其在文學上的主張，是對通俗（popular）、民間（folk）、邊緣（peripheral）文學的推崇。早在1995年，他就在“Anthologizing and Anthropologizing:The Place of Nonelite and Nonstandard Culture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選集編纂與人類學考察——論中國文學傳統中非精英與非正統文化的地位》）一文中選取了廣東、福建、蘇州等地的方言文學作品，論證其足以被世人承認的文學價值，以及編入選集、敬為經典的正當性（Mair，1995）。他還提出：要想重振中國文學，就要挖掘非循規蹈矩的作家以及知名作家的不知名作品（同上）。

2011年，梅維恒與本德爾（Mark Bender）合編出版的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Chinese Folk and Popular Literature（《哥倫比亞中國民間與通俗文學選集》）（Mair & Bender，2011），是梅維恒多年致力于中國民間與通俗文學研究的集中體現。全書共640頁，分為“民間故事和其他口述傳統”“民歌傳統”“民間儀式”“史詩傳統”“民間戲劇”“南北方職業故事講述傳統”六章，搜集、挖掘、整理了中國各地、各民族民間通俗文學作品，并以英譯呈現出來。

梅維恒的上述主張明顯體現于本文案例中。經筆者統計，《哥倫比亞簡明中國傳統文學選集》的209位原作者中，佚名達27位，占比約13%。在章節安排上，詩歌大類下專門設有“民歌、歌謠、敘事詩”一節；位于“詩歌”“散文”“小說”之后的第五章，不稱作“戲劇”，而是稱作“口頭與表演藝術”，并單獨設有“說唱性敘事文學”一節。

表1，表2是該選集典型的選文舉例。表1側重民間文學；表2側重通俗文學，并按題材進行了分類。從中可以看出，這些作品的普遍特點是直抒胸臆、不加偽飾、質樸動人。例如，表2中的132《悲愁歌》是西漢公主劉細君遠嫁烏孫國后的悲傷歌吟。77和65雖出自知名文人湯顯祖與高啟，但都是國內教材中很少見的非知名作品，他們的喪子和喪女之痛感人至深。155出自《粵謳》，是清代文人招子庸搜集整理的粵語情歌集，目前是廣東省白云區非物質文化遺產。154出自《山歌》，系馮夢龍采集的明代蘇州一帶的民歌小調集，曾一度失傳，1934年才失而復得。

表1 民間文學選文舉例

表2 通俗文學選文舉例

編者在“前言”（Introduction）中說，“本選集的一個基本主張是給予民間與通俗文學適當考慮，因為只有通過它們，才能使中國文學傳統不斷重現生機，免于僵化與停滯”（Mair，2000：XX）。編者的這種文學觀，與他在中亞考古、人類學、敦煌學、中古歐亞文化交流、中國方言等文學之外的多領域學術探索緊密相關。眾所周知，史料是民間和通俗文學研究的重要一環，梅維恒的多領域學術探索，使他得以掌握更多史料，有力支撐了他的這種文學觀。

標新立異的文學觀以及背后的史料支撐，帶來了梅維恒“重寫文學史”的主張。他曾指出：中國古代文學史書寫具有同質化（homogenized）傾向，對中心（central）、官僚（bureaucratic）、儒家（Confucian）作品反復推選，縮小了中國古代文學的應有范圍（Mair，1995）。對于《哥倫比亞簡明中國傳統文學選集》，他在“前言”中曾說：這將是一部反傳統（iconoclastic）（Mair，2000：XVIII）的作品。通過以上論述，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很多國內教材中常見的名篇被此書避開。國內教材以正統、文人文學為主體，反復推選名家名篇；此書倡導“以俗入史”，避中心而求邊緣，自然會導致較大的選材差異。

3.1.2 敦煌文學

梅維恒還是著名的敦煌學家，曾被譽為“北美敦煌學第一人”。表3舉例體現了他的這種學術興趣。從中可以看出，除選文86選擇了華茲生（Burton Watson）的譯作，其余譯作均由梅維恒自己完成。214《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系敦煌變文名篇，譯作全文收錄，長達36頁，是全書篇幅最長的選文。151出自《伍子胥變文》，亦是敦煌變文名篇，該書節選了翻譯難度最高的伍子胥和妻子用中藥名作雙關語對答的一段。其實，敦煌文學是通俗文學的一種，筆者之所以沒有并入上一節，而選擇在此單獨論述，是因為考慮到了梅維恒在敦煌學領域的杰出成就，以此體現其選文與其學術興趣的關聯。

表3 敦煌文學選文舉例

3.1.3 文學以外的學術興趣

表4體現了梅維恒文學之外多領域的學術視野。在選文39的注釋中，梅維恒介紹了此詩的背景是中國唐朝與阿拉伯帝國的怛羅斯之戰，并考證了作者岑參在安西都護府將軍封常清、高仙芝部隊中的任職情況。150是白居易和元稹同以“胡旋女”為題的詩作。在注釋中，編者考證了這些西域舞女在當時中亞、西亞地區具體的來源國。在選文133的注釋中，編者認為該詩經歷了由越方言翻譯成楚方言再翻譯成漢語的過程。64、69則展現了明代中國與東亞國家的文化交流。

表4 文化交流選文舉例

茶文化是梅維恒的另一學術興趣，他曾與郝也麟（Erling Hoh）合著《茶的真實歷史》（梅維恒、郝也麟，2018），講述了中國茶葉向外傳播的不同途徑，以及茶葉在西方世界的傳播軌跡。193講述了《茶經》的作者唐代茶學家陸羽的生平，體現了梅維恒在這方面的學術興趣。

3.2 遁世、隱逸、山水、養生、遣懷等主題作品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文人士大夫群體既參與政治，又是文學創作的主要群體。然而，與國內教材選材方式不同，在《哥倫比亞簡明中國傳統文學選集》中很難見到憂國憂民、文以載道、國制朝章等嚴肅、沉重的作品。相反，該書鐘情于遁世、隱逸、山水、養生、遣懷等主題的作品，見表5。這些主題的共通之處是都涉及“人與社會的矛盾”。對這個問題，中國古代的文人階層給出了多樣而豐富的答案。他們有的寄托于道家禪宗，有的掩罷青史、投入青山，有的曠達超脫、閑適養生，有的甘于平淡、隨遇而安。這類主題涉及了生而為人都須面對的問題，跨越語言文化也易于理解，并給人以宣泄、慰藉的體驗。

從表5還可以看出，入選作品以生僻居多，在國內教材中很難見到。究其成因，西方受眾對此類主題的文學需求起了主要作用。從表5中的譯者一列可以看出，選文來自眾多不同的譯者，說明初始譯介形成的備選資源很豐富。編者在此再度選擇，是對受眾需求的再度回應。以45《寒山詩》為例。寒山是一位唐代僧人，生卒不詳，出身官宦，年輕時曾多次投考不第，后終生隱居，與山林為伴?！逗皆姟氛Z言淺白，因內容有消極的一面，所以國內教材如袁行霈的《中國文學作品選注》（2007）和朱東潤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2002）均沒有收錄。但自從被斯奈德（Gary Snyder）首次發掘、譯介以來，寒山的作品被西方譯者爭相譯介，被多部海外選集爭相收錄，后來還出了全譯本，在美國伯克利地區以“詩歌道”留名，可謂在異域成就了經典之路，成為美國垮掉派的精神食糧（周曉琳、胡安江，2008）。

表5 人生主題選文舉例

（續表）

（續表）

3.3 迎合西方讀者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興趣

表6中的舉例經筆者按主題涉及領域分類排列，似乎變成了對中國古代文化方方面面普及介紹的“文化讀本”。對國內讀者來說，這些選文有的不屬于文學作品，有的雖屬文學作品，可藝術水準并不突出。但它們卻迎合了中華文化圈之外的西方讀者對中國古代文化的陌生感、好奇感和興趣。西方讀者可借此了解中國古代人的行為方式、所思所想，這些作品既滿足了他們的認知需求，也可作為文學欣賞。

表6 古代文化選文舉例

（續表）

編者在“前言”中談及該書的定位時曾說：“這部選集可作為時長一學期的中國傳統文學通識課程的主教材，也可作為中國歷史、文明、社會、文化入門課程的輔助讀物”（Mair，2000：XXIII）。由此可見，海外讀者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獨特需求與興趣帶來了某些不同的選材。

3.4 對女性文學的關注

從表7可見該書大量采擷有關中國古代女性的文學作品。筆者將其分為三類。在中國古代，能夠把內心世界藝術化地表達成文學作品的女性本身就很少，因此第一類是編者在歷史夾縫中著力搜尋的“才女”作品，讓人們得以體察她們的內心世界。這些作品以表達思念、愛戀為主，當然也有對男性學優登仕特權的艷羨之情（如選文53）。第二類涉及中國古代男權社會中女性的倫理和社會地位。例如，162《女誡》由于宣揚封建思想，基本不會見于國內教材，但卻可激發西方讀者對遙遠的異國文化時空里女性命運的關注，對女性倫理規范的思考。再如，186《雜事秘辛》在國內恐怕屬于不入流的稗官野史，但對西方讀者卻具有探求的吸引力。第三類是女性人物，除195中的賢孝之女外，其他選文人物都帶有明顯的“抗爭”色彩。她們有的用語言或武力抗拒違反意愿的婚姻，有的控訴壓抑人性的生活，向往自由解放。

女性文學是肇始于西方的一種文學傳統，在西方一直擁有廣泛的受眾基礎。西方譯者以翻譯的方式將目光轉向中國古代文學資源，可以說是西方女性文學傳統向翻譯領域的一種延伸。從表7的譯者一列也可以看出，選文來自眾多不同的譯者，說明此類譯作備選資源豐富。筆者曾繼續深究，發現表7中幾乎每位譯者都有大量有關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的翻譯作品或作品集，被選入的只是“冰山一角”。例如，拉爾森（Jeanne Larsen）的英譯作品集Willow, Wine, Mirror, Moon: Women’s Poems from Tang China和Brocade River Poems: Selected Works of the Tang Dynasty Courtesan Xue Tao等。

表7 古代女性選文舉例

3.5 體現西方文化的影響力

該書有三篇作品的入選頗令中國讀者費解，見表8。眾所周知，作品若被選集選入通常意味著其藝術水準突出，或在同類作品中具有代表性。但80、119內容盡為基督教教義，幾乎沒有文學欣賞價值。82表達了康熙皇帝對西洋器物的贊美之情，從文學角度只屬于泛泛之作。在“中國傳統文學選集”標題下，如果說前文列舉的某些選文雖然生僻，仍可看作對這個標題的不同理解，那么這三篇作品的選入，則有些西方編者強加于我國文學傳統的意味。

表8 西方文化選文舉例

論及選集本質，《詩歸》的編者明代文學家鐘惺曾說：“雖選古人詩，實自著一書”（轉引自鄒云湖，2002：285）；魯迅也曾指出：“選本所顯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轉引自方志紅，2008：33）。這說明表面上看，選集的言說方式都以真實文學史料為依據，但實際上選什么，依據什么標準進行選文，對所選之文怎樣排列、闡釋等，這些最終都是編者傳達編纂意圖的方式。從以上三篇作品可以看出，它們的共同點是體現了西方文化在精神或物質層面對古代中國曾產生的影響。這恐怕也是編者借助這些文學史料意欲傳達的意思。

4 結論

海外英譯與國內原文選集的選材差異應從主觀和客觀，即從“選”和“材”兩個方面看待。翻譯行為本身帶來了英譯與原文素材的不同，部分導致了兩類作品的選材差異，其作用方式獨立于各種主觀編纂意圖之外。它與編纂意圖疊加在一起，導致了差異的種種外部表現。

海外創作語境傾向于鼓勵編者表達一己之見。在海外選集中，往往可以更明顯地看到選材方式與編者個人學術興趣的聯系。受眾需求是影響選材的另一個因素。中華文化圈外的海外受眾，對中國文學資源往往有迥異于國內讀者的需求，他們可能是出于陌生、好奇、興趣，也有可能是出于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從而偏愛某類主題。譯者群體看似在選集創作中“無所作為”，好像只是在被動地等待選擇，但他們創造譯作資源的初始譯介，是編者是否有素材可加工、有什么素材可加工的制約因素。一方面，被選中的譯作成了編者訴諸編纂思想的材料；另一方面，譯者初始譯介時的傳播目的也借選集有機會再度言說。因此，某些選文與其說是編者的選擇，不如說是編者和那些與他“情投意合”的譯者的“共同選擇”。

以上分析雖源自《哥倫比亞簡明中國傳統文學選集》，但抽象出的因素和角色也存在于其他海外同類作品中，因此也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國內遴選的“佳作”與海外遴選的“佳譯”經常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