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貫中西，身遍寰球：上海廣方言館的翻譯及外事人才①

張 鑫

上海外國語大學

1 引言

在晚清內憂與外患交織的歷史背景下，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清廷開明官員發起了以“自強、求富”為旗號的洋務運動。期間，數所旨在學習外語及西方科學技術的洋務學堂相繼成立，其中被稱為“同文三館”的北京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以下簡稱廣方言館）和廣州同文館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地位。目前，學界對于這三所學館已有一定程度的關注，其中有關廣方言館的研究多集中于對其外語教育的探討或辦學歷程的鉤沉（鄒振環，2004；季壓西、陳偉民，2007；張美平，2014；章朝紅，2015；閻莉、朱梅紅，2015；黎難秋，2016；等），近來，有學者對廣方言館學生的出身和出路進行整體性論述（劉曉琴，2020）。廣方言館培養出一大批外語人才，在清末民初的歷史進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在翻譯及外事人才的培養和產出方面，尚未見有針對性且系統深入的研究。有鑒于此，本文結合相關史料對該議題進行梳理和研究，以期能補闕拾遺，豐富晚清翻譯史的書寫。

2 廣方言館辦學始末

廣方言館是一所為培養外語人才而創辦的學校，為方便后文討論，先對其創辦背景及辦學歷程作一介紹。

2.1 創辦背景

晚清時期，中外交涉日益頻繁，社會對外語人才的需求急劇上升。上海作為洋人總匯之地，對于外語人才的渴求自不待言。然而，受制于“華夷之辨”的傳統思想，社會各階層均不屑于學習“夷語夷務”，外語人才極度缺乏。在此情形下，中方只得求助于略通幾句洋文的通事來進行翻譯。自1843年開埠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上海各個角落都活躍著通事的身影（楊華波，2020）。晚清思想家馮桂芬描述通事為“質魯識淺，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2002：55-56）的游閑之人；晚清時期長期旅居上海的葛元煦則稱露天通事“沿江守候，跟隨指引，遇有買賣則代論價值，于中取利”（2006：88）。不難看出，這些通事大多來源不正、譯技不精，個人品質低劣，無法勝任重要外交場合中的翻譯工作。李鴻章在《署理南洋通商大臣李奏請設立上海學館折稿》中清楚地表述了當時中方在中外交涉中的尷尬處境，“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恃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務，無非雇覓通事往來傳話，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中國史學會，1961：139）。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官辦外語學?！獜V方言館應運而生。

2.2 辦學過程

廣方言館成立于1863年，其最初定名為“上海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同文館”，后更名為“上海廣方言館”（熊月之，1986：72）。開辦之初，辦學者們從培養譯才的角度出發制定教學計劃，十分重視學生外語能力的培養，規定學生每日必須學習西文西語。1869年，廣方言館并入江南制造局翻譯館，隨后新擬定的《課程十條》和《章程十六條》對館中課程進行了一定變革?！墩n程十條》將學生分為上、下班，剛入館的學生全部進入下班學習外國公理公法，升入上班后，學生從七個專業中選擇一個深入學習，內容涵蓋冶煉、鑄器、行海、水陸攻戰等多個領域，外國語言文字及風俗國政只是其中之一。在《章程十六條》中，除了“廣翻譯以益見聞”之外，還提及要“廣制器以資造就，編圖說以明理法”（佚名，1989：124-130）等。由此可見，此時的廣方言館已逐漸從一所外語專門學校轉變為西學與西語并重的綜合性學校。

到19世紀末，上海已經開設了相當數量的外語學校。據統計，僅在1872—1882年，在《申報》上刊載招生廣告的各類外語學校就有60多所（江文君，2011）。此時，上海外語人才緊缺的情況也已得到一定緩解。1905年，廣方言館被改為工業學堂，至此，其作為外語學校的歷程畫上了句號。

3 廣方言館翻譯及外事人才的培養

廣方言館在辦學之初是一所外語專門學校，雖然在后來的辦學過程中開設了天文學等西學課程，但外語教育貫穿其辦學始終。在廣方言館的外語教學中，又以翻譯教學為重點。通過對外語教習構成、外語教學內容以及學生考核方式加以分析，可對廣方言館的外語教育形成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以更好地理解其在培養翻譯及外事人才方面所做的努力。

3.1 外語教習構成

教育大計，教師為本。深諳這一點的廣方言館辦學者們對外語教習十分重視，這在當時各教習的薪酬上有明顯體現。根據《上海議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同文館約需經費銀數》，西人教習兩人，約需銀三千兩，分教習四人，需銀共四百八十兩，通夷語董事二人，需銀共四百八十兩（佚名，1989）。主管外語教學的兩位西教習薪酬高達一千五百兩左右，是主管經學、史學、算學、辭章的分教習薪酬的十二倍多，承擔課堂口譯工作的通夷語董事的薪酬為二百四十兩，也遠高于分教習薪酬。這一差異從側面表明，為組建一支優秀的外語教習團隊，廣方言館辦學者們愿意斥重金招納賢才。

從表1可見，廣方言館共有外語教習24人，其中西人教習7名，有留洋經歷的教習8名，占總教習數的一半以上。他們要么本身是外國人，要么有在國外工作或求學的經歷，受到過西方語言文化的浸染，是外語教習這一職位的最佳人選。在西人教習中，林樂知于1858年在埃默里學院取得學士學位，金楷理于1863年畢業于羅切斯特大學，傅蘭雅于1860年畢業于倫敦海伯雷師范學院，后又于1896年赴美任加州大學教授。此外，以上三人皆在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從事過譯書工作，并有多本譯作出版。璞琚曾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書記員，裴勃盟原為鐵路工程師，應該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梢?，廣方言館的西人教習并非真如梁啟超所言“半屬無賴之工匠，不學之教士”（梁啟超，1992：33），他們中大部分人的知識儲備和個人素質都足以開展高質量的外語教學活動。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視西人為蠻夷之人、視西語為蠻夷之語的風氣盛行，跟隨西人學習外語并不順應社會主流觀念。聘請如此多西人教習開展外語教學活動，可以說是洋務派官員對當時社會中陳舊觀念和頑固守舊勢力的一種挑戰。除上述教習外，還有一部分教習是廣方言館培養的學生?？傮w而言，廣方言館有一支素質較高的外語教習團隊。

表1 廣方言館外語教習概況

3.2 翻譯能力培養作為外語教學之重點

廣方言館誕生于外語人才緊缺的特殊時代背景之下，承載著培養翻譯人才的重要使命。在這種目標導向下，廣方言館的外語教育緊緊圍繞著翻譯技能的培養展開，格外重視學生應用性外語技能的養成。開館之初，《試辦章程十二條》就以翻譯水平作為評定學生學習成果的標準，其中規定三年期滿時，能獨立翻譯西書者可送通商大臣督府衙門進行考核，按照奏定章程作為附生，不能翻譯西書的學生則只能出館。此外，翻譯還是課程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墩n程十條》中寫明，在下班學習時，“閱七日，課以翻譯一篇，評定甲乙，上取者酌給獎賞”（佚名，1989：122）。在這種機制下，學生自然會倍加重視翻譯技能的學習。

廣方言館外語教學的另一個特點是學用結合，讓學生參與各類翻譯實踐?！墩鲁淌鶙l》中多次提及要廣泛翻譯外語書籍，在實際辦學過程中，廣方言館學生與西人教習合作翻譯西學書籍。另外，為提高工人的制造知識和操作水平，江南制造局曾設立夜校培訓工人。由于夜校中的西人教習不懂中文，江南制造局便從廣方言館的學生中指派成績優異者擔任課堂翻譯。這些口筆譯實踐提高了廣方言館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為他們今后從事翻譯及外事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3.3 以翻譯能力為核心的外語能力考核方式

廣方言館對學生外語能力的考核方式多以與翻譯技能有關的考試為主?！对囖k章程十二條》對考核方式和周期進行了大致描述，“每月初一、十五兩日課試西學，初八、二十四兩日課試所業文，均取所讀書當面指問”（佚名，1989：112）。根據林樂知日記（貝奈特，2014），每周日下午，上海道臺都會讓學生將他前一周從英國及美國領事館收到的照會翻譯成中文，以此測試學生的翻譯能力。由于這些照會本身就附有一份中文版本，所以道臺即使不懂外文，也能對照中文版檢驗學生的翻譯水平。此外，廣方言館同樣重視外語口語能力的培養，其教習每個月都要組織兩次口語考試。正是在這種口頭表達和筆頭能力并重的考核制度下，才得以涌現出一批又一批翻譯人才。

4 上海廣方言翻譯與外事人才的產出及其歷史影響

《萬國公報》曾較為全面地總結過廣方言館學生畢業后的發展路徑：三年學成翻譯通曉中西教習之師，公同保送移咨通商衙門考察，倘考察如式，移咨學政作為附生即補送通商衙門司翻譯事兼理洋務，如當差勤奮，通商督撫保奏送總理衙門考察授以官階（佚名，1875）。做翻譯、理外事、辦洋務是他們畢業后的主要出路。雖然館內學生資料大多已很難找到，但根據現有史料，仍能探尋出源自廣方言館的翻譯與外事人才在歷史中留下的印記。

4.1 廣方言館的翻譯官

清末民初的許多翻譯官都出自廣方言館，他們作為中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橋梁與紐帶，在這段歷史進程中貢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就工作單位而言，他們中既有在總理衙門等國內機構任職的譯員，也有在駐外使館任職的譯員；其工作內容口筆譯兼有，包括外交文件翻譯、陪同出使大臣出訪、協助中外條約談判等工作。根據現存史料進行統計，筆者發現出自廣方言館的翻譯官有20名，具體見表2。

表2 出自廣方言館的翻譯官

廣方言館學生在許多中外交涉的場合中承擔過翻譯工作。比如，上表中的劉鏡人，他曾擔任駐俄公使館翻譯，主持中俄間各類交涉活動，積極維護國家權益。又如劉式訓，他從廣方言館畢業后被咨送至京師同文館繼續學習。隨后，他在駐法公使館任翻譯一職，又隨許景澄出使俄國擔任翻譯。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他還協助李鴻章參與《辛丑條約》的談判。清政府官員履歷檔案中記錄劉式訓為“年四十二歲，江蘇南匯縣人，由同文館官學生隨使法國、俄國，歷充翻譯官、參贊官。光緒三十一年，奉旨以四五品京堂候補派充出使法國兼使日國、葡國大臣”（秦國經，1997：329-330）。廣方言館培養的翻譯官們充分發揮自己在外語方面的優勢和才能，是清末民初中外交涉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此外，廣方言館還培養了一批西書譯者。在館學習時，就有學生與教習合譯西方書籍，畢業后，也有不少學生投身于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的譯書活動，其所譯書籍涉及政法、軍事、地理等多個領域。在上海大辦洋務、學習科學知識的新風潮下，廣方言館各類譯著的出版為該風潮提供了新鮮的學習資料，促進了中國社會對西方文化及科技的了解，推動了近代科學的啟蒙與發展（見表3）。例如，劉式訓的譯著《泰西禮俗新編》是晚清時期介紹西洋禮俗最為完備的書籍之一；瞿昂來翻譯的《法國水師考》、鐘天緯翻譯的《英國水師考》《美國水師考》，以及吳宗濂翻譯的《德國陸軍考》等書為當時國人了解西方國家的軍備力量提供了直接參考。梁啟超在《五十年來中國進化概論》一文中曾這樣評價：“這一期內，思想界受的影響很少。其中最可紀念的，是制造局里頭譯出幾部科學書。這些書現在看起來雖然很陳舊很膚淺，但那群翻譯的人，有幾位頗忠實于學問……因為那時讀書人都不會說外國話，說外國話的都不讀書，所以這幾部譯本書，實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國話的西學家’開出一條血路了”（梁啟超，1923：125）。在他所說的“幾部科學書”的翻譯過程中，也有廣方言館學生的一份力量。

表3 廣方言館學生參與翻譯的譯著

（續表）

4.2 出自廣方言館的外交官

廣方言館的學生具有外語知識和西學知識儲備，是處理外交事務的首選人才。許多學生畢業后都投身外交事業，或作為使節出使各國，或任職于國內外交部門，是19世紀與20世紀中國外交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見表 4）。

表4 出自廣方言館的外交官

（續表）

在這些投身于外交事業的畢業生中，相當一部分都曾從事過翻譯工作。在廣方言館學習的經歷使他們擁有當時大部分人所不具備的外語能力，這種外語能力為他們今后從事外交工作打下了至關重要的基礎。廣方言館的畢業生們并肩奮斗在外交戰場中，他們在工作中往來頻繁、互相支持，是那段時期中國外交領域的重要力量。表4中的唐在復和戴陳霖是同批被派往法國留學的學生，并且是這批學生（共四名）中順利畢業的兩名。劉式訓在擔任駐法欽差大臣時，將戴陳霖視為自己的左膀右臂，唐在復也從二等翻譯官升任三等參贊。1910年，劉鏡人由清廷派遣前往圣彼得堡工作，以參贊身份輔助駐俄欽差大臣陸征祥的工作。

部分廣方言館的畢業生后來在外交領域身居要職，如擔任過外交總長的陸征祥和胡惟德，以及擔任過外交次長的劉式訓，他們對中國外交隊伍的建設起到過不可忽視的作用。陸征祥曾提出外交部“長于一門外語者優先”的錄用原則，并要求外交部所有官員都必須懂一門外語，這一規定使中國外交隊伍的素質大大增強。他在任期間，外交部涌現出一批杰出的外交官。

4.3 歷史影響與評價

不同于北京同文館從八旗子弟中挑選學生的標準，廣方言館招生時實行“多途以取之，隨地以求之”（林子勛，1976：2）這種更加自由開放的選拔方式，確保相對而言較為優質的生源。加之強大的教習團隊，廣方言館可謂是不負其最初作為一所外語學校的使命，培養了一批杰出的翻譯和外事人才，極大地緩解了晚清時期翻譯及外事人才短缺的局面，也為中國在對外交流中爭取到一定的主動權，在近代對外交流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廣方言館培養的學生活躍于翻譯場和外交場，許多都見證甚至親歷過近代中國重大外交事件，無怪乎吳宗濂曾作出如此高的評價：“一館之中極勛位于首輔，展奇韜于秘府，遍使節于環球，振古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1983：250）。畢乃德在對比過京師同文館、廣方言館和廣州同文館之后也得出結論，“在這三所學校中，廣方言館培養的學生質量最高”（Biggerstaff，1961：195）。

廣方言館的成立有助于當時的中國社會打破對學外語、辦洋務的偏見，館中師生所譯書籍也推動了當時中國社會對西方科學文化的了解。上海雖然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之一，但受封建思想影響，當時大部分人對外語、洋務仍存鄙夷之情，認為學習外語并非正途。廣方言館的開辦意味著清廷對于學習西學的認可，這一認可對于社會偏見的消解無疑有巨大的推動作用。此外，西書的譯入和傳播對于社會風氣的開化也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根據傅蘭雅的信件，1867年，上海就已經有很多青年在尋求接受英語教育的機會了（熊月之，1994）。

晚清時期中國政局動蕩不安，西方國家威脅著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國民安危，在此種局勢下，廣方言館培養的翻譯官與外交官利用自己的語言優勢直接與西方勢力進行接觸，在歷史的夾縫中盡力維護國家尊嚴，還為彼時的中國引入西方科學技術作出了一份貢獻。不能不說，廣方言館在中國近代翻譯史和外交史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5 結論

在外交交涉中，語言是外交雙方主權的一種象征（司佳，2002），而廣方言館則是洋務派試圖在中外交流中為奪回語言上的主動權而做出的一次積極嘗試，其在辦學理念、教學內容方面均具有一定的進步性?？v觀其辦學過程和成果，廣方言館培養出一批優秀的翻譯與外事人才，使“國家有得人之慶”（甘作霖，2007：222），客觀上改善了當時中國在對外交涉中依賴洋翻譯的窘況，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譯官在歷史中向來身份低微，加上大部分駐外的廣方言館學生品秩都不高，且個人記載和回憶錄等相關史料稀少分散，因此出自廣方言館的翻譯及外事人才極少作為一個群體得到學界關注。針對廣方言館翻譯及外事人才的培養和產出進行系統梳理和探究，對于晚清翻譯史、外語教育史和外交史均具有重要補充意義，同時，對這一群體的觀察和研究也能為我們理解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提供一個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