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制變革、基層行政與近代徽州茶葉貿易

王 燦，周曉光

徽州茶葉貿易是徽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選題，相關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1)參見張海鵬等《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世華《富甲一方的徽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周曉光《清代徽商與茶葉貿易》，《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王廷元、王世華《徽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鄒怡《明清以來的徽州茶業與地方社會(1368—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伴隨通商口岸的開放，茶業成為近代徽商的主要行業，對近代徽州茶葉貿易與政府關系的研究引起學術界重視(2)周曉光、周語玲：《近代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與徽州茶商之興衰》，《江海學刊》1998年第6期；康?。骸督铋T茶業經濟研究》第四章第三節《近代祁門茶葉貿易的盛衰》，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梁仁志：《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與新變——兼論徽商的衰落問題》，《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鄭建新：《近代徽州茶業興衰錄》，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年；盛海生、周曉光：《晚清茶稅與徽茶外銷“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21年第4期。。然而當前的研究成果中，專門探討政府制度對近代徽州茶葉外銷影響的成果相對薄弱，尤其是以近代海關檔案、茶商賬簿和徽州文書資料為基礎的研究更為少見。本文分析國家稅收制度和晚清基層行政運作體制對近代徽州茶葉貿易的影響，并以此為切入點探討制度和社會環境變遷對商業的影響，以期深化近代徽商和社會經濟史研究。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晚清徽州茶葉貿易中的稅收與捐輸

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關鍵在其所創制度是否能促進經濟增長。從十四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中期，明清政府在財政稅收方面仍“將農業作為最主要的稅收來源，商業稅僅起到一種陪襯作用，所以國家也不會基于財政稅收的理由干預市場?；谶@些原因，國家權力很少介入貿易發展的過程。事實上，中央政府還較為成功地約束下級政府，盡量減少對于社會的索取，盡量避免阻礙商品的流通”?！暗壑茣r期的中國大量運用非正式制度是因為中國的空間規模，使得長距離貿易既有可能又利潤豐厚。像法庭這樣的正式制度對于遠在幾百里之外的貿易，并不能特別奏效?！?3)王國斌、羅森塔爾：《大分流之外——中國和歐洲經濟變遷的政治》，周琳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4頁、92頁。以徽商為例，明清時期宗族血緣關系使經營者可以尋找到條件相當的合伙人，借助血緣關系搭建解決商業糾紛的平臺，徽商可以在不訴諸官府和法律等正式規范的情況下解決某些商業糾紛。正是長途貿易的快速發展，催生了基于人際網絡和非正式制度的商業體制。明清時期長途貿易的發展和徽商在商業領域獨占鰲頭的局面，說明了非正式制度的商業體制存在的合理性和高效率。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伴隨著國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化，傳統以田賦為主的稅收政策逐漸演變為以工商稅為主。晚清至民國時期的厘金等稅收制度，既有國家規定的征稅數額，同時也包括地方官員在此基礎上長期形成的陋規溢收，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各種捐輸層出不窮，成為阻礙近代徽州茶葉貿易乃至中國商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晚清徽州茶葉貿易與稅收

太平天國戰爭導致的動蕩局面使正常的南北貿易難以為繼，清政府財政稅收因此受到影響。為籌集軍費鎮壓太平軍，清政府于咸豐三年(1853)創設厘金制度?！俺趸洊|通商，業茶者課輕而利厚。迨江海各口均許互市，日本、印度各國亦皆植茶，引捐厘費迭議加增，利日分遂日微?！?4)《皖南茶稅請免改厘增課全案錄》，康健主編：《祁門紅茶史料叢刊》第一輯(1873—1911)，蕪湖：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9頁。之后為了支付巨額戰爭賠款，清政府更大肆征收各種苛捐雜稅，且呈現不斷增多的趨勢，嚴重制約了近代中國商業經濟的正常進程(5)有關關稅、厘金的專門研究可參閱[日]濱下武志《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第一章第二節《中央與地方——關稅、厘金、幣制》，高淑娟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1.晚清徽茶外銷中的厘金

咸豐七年，勝寶在安徽創辦厘金?！巴钍〔枥?，南北不同。南茶由江督派員于徽屬之屯溪鎮設局征收”，“同治年間，亦由皖南厘局札委歙、黟、休寧、婺源、祁門、建德、石埭、太平等縣知縣暨委員紳士辦理，并有江西浮梁一縣在內”(6)馮煦主修，陳師禮總纂：《皖政輯要》卷31《厘金二·茶厘》，合肥：黃山書社，2005年，第345頁。。初期茶稅沒有固定稅額，“同治元年，江督曾國藩頒發章程，每茶一百二十斤為一引，每引繳正銀三錢，公費銀三分，捐銀八錢，厘銀九錢五分，給發三聯引票及捐票、厘票。捐項銀兩準照籌餉例請獎。二年，每引加捐銀四錢。五年，署江督李鴻章裁去引、捐、厘各票，改用落地稅票，以歸簡便。每引共完銀二兩四錢八分，內劃出一兩二錢仍作捐項請獎”(7)馮煦主修，陳師禮總纂：《皖政輯要》卷33《雜稅一·茶稅》，第358～359頁。。光緒三十二年(1906)，安徽“將行銷外洋之茶每斤加厘二文，銷內地者加一文，以補助賠款”(8)馮煦主修，陳師禮總纂：《皖政輯要》卷31《厘金二·茶厘》，第345頁。。晚清徽州茶商所要承受的各種引、捐、厘、落地稅等有過之而無不及(9)陳勇：《晚清時期的茶稅與徽州茶葉貿易》，《合肥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

為減少運輸過程中所遭受的盤剝，躲避杭州因加納塘工捐銀而導致的高額轉口稅，歙縣、休寧、績溪、黟縣的徽州茶商被迫放棄由杭州經杭嘉內河運抵上海的傳統運輸路線，而由杭州改道寧波，再由海運至上海外銷(10)參見何潤生《徽屬茶務條陳》，《時務報》第21冊，光緒二十三年(1897)二月二十一日。，此過程中至少需要經過三次轉運。即使如此，仍然無法擺脫厘金稅的盤剝。1895年寧波關貿易報告中提到，“徽茶者虧折甚巨，據云每擔約虧折四兩至十六兩之多，為本年貿易中最吃虧之貿易，亦為中國茶葉出口最衰之年，此數十年所未經見。緣去年業茶商人均獲利益，故今年采辦者甚為踴躍，不顧價高，尚且多購。兼之厘金加增至二成之多，成本愈大致使商人無從獲利。后三月洋商辦徽茶者均以最低之價購買，雖屬價賤，而洋商亦未見獲利”(11)《光緒二十一年通商口岸華洋貿易情形總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第23冊，北京：京華出版社，影印本，2001年，第162頁。。上海、漢口和九江是徽州茶葉出口外銷必經之地，以1897年為例，厘金在茶葉成本中平均占比為11.2%～13.75%。

表1 安徽省綠茶每擔所付厘金和出口稅在成本中的百分比

表2 漢口和九江茶葉每擔所付厘金和出口稅在成本中的百分比

表1和表2系1897年西商總會報告中的表格(12)《海關十年報告之二(1892—1901)》，徐雪筠等譯編、張仲禮校訂：《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59頁。，從中可以看出，普通茶葉厘金在成本中比重約占30%，再加上出口稅，稅款占成本的比例則超過50%；各等級茶葉厘金加出口稅，平均也占成本的近30%。如此高額的稅收，既增加了茶商的負擔，也無形中降低了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2.晚清徽茶運輸中的苛捐雜稅

除征收厘金外，晚清中央政府出于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博弈，在全國各地大量征收稅款，致使國內貨物的合理運輸受阻?；罩蒽h、休寧、績溪、黟縣等四縣的洋莊茶船多取道于新安江、嚴陵江、富春江，再到達錢塘江。新安至嚴陵全程400余里，內不下100余灘，路況較復雜，無形中增加了運輸成本，“惟行走紹興內河，則必須抵義橋搬運過塘，及到曹娥，仍須過壩，不數里又過百官壩，數易其船；由百官抵余姚縣屬，復有河清、橫山、馬車、陡馬等壩堰，不一而足，由是始至寧波。及到寧，上棧下棧，裝載海輪，甫抵滬瀆，下輪存棧，種種煩難，因爾茶箱每多破損，不獨修整需工，抑且易啟西商挑剔之隙。似此徽茶成本較重于他處，而獲利實不易易”(13)何潤生：《徽屬茶務條陳》，《時務報》第21冊，光緒二十三年(1897)二月二十一日。。如前文所述，徽州茶商為躲避杭州塘工捐銀，不得已而改道寧波由海運至上海。即使如此，仍難以完全避免沉重的雜稅剝削，光緒《杭州府志》對此記載到：“安徽、江西已捐之茶，無論粗細，由入浙首卡，每引收銀二錢。二十七年，為庚子賠款，照原額加收三成。又浙西塘工捐，始于同治五年，不計箱蔞袋茶，每引加抽一兩?！?14)光緒《杭州府志》卷65，引自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第318頁。加納的塘工捐銀實為當地官員為個人私利而額外征收：“伏思塘工捐款，固為正用，第現在海塘大工，早經告竣，所有歲修月修等費，亦復無多，該省前已議有的款可以挹注，況此項塘捐，雖有征茶之虛名，久無抽收之實濟，咨請停止，應無不可之理?！?15)何潤生：《徽屬茶務條陳》，《時務報》第21冊，光緒二十三年(1897)二月二十一日。杭州當地官員認為征收塘捐是為了防止徽州洋莊茶船從杭嘉運河直達上海時夾帶內銷茶。然而根據當時歙縣知縣何潤生的調查，此說法純粹為地方官員加稅的借口：

論者又謂恐徽茶準由杭嘉行運，難免奸商夾帶內銷之茶，混雜其間。然內銷之茶與外銷之茶，判若天壤，外銷洋莊箱罐裝潢成本極重，色味又屬兩途；內銷裝儲盡屬簍袋，炮制異宜。況洋莊在徽起運，即須完納落地總稅，內銷各茶逢卡抽厘，若舍厘之輕而就稅之重，愚者弗為。兼之茶船過卡例須查驗，驗明果系洋莊，與落地茶引相符，始準放行。設有夾帶，仍可令其照章完厘，雖有夾帶亦奚裨也?？傊?，洋莊茶非完出口全稅，執有拍司，稅司不準裝載出口，法至嚴矣。今準徽茶改行杭嘉內河，徑達申江，該茶商到申，必須在江海新關完納出口洋稅，得有拍司，方能售賣，何庸慮及洋稅之偷漏也。各關出口稅則，向無輕重，亦無趨避。況洋稅系盡征盡解之款，又非若本關常稅各關督有包征賠累之責可比。且茶之出口洋稅，不完于寧海關，即須完于江海關，毫無區別也。(16)何潤生：《徽屬茶務條陳》，《時務報》第21冊，光緒二十三年(1897)二月二十一日。

晚清英國領事在貿易報告中的記載準確指出了地方官員加征雜稅的本質：“當本省及其鄰近省份通過外國武裝的干預終于全部平定后，人們期望古老的杭州城將會逐漸取得它在過去作為徽州茶運往上海途中的轉運口岸的重要地位，而以前這種行業曾向許多民眾提供廣大的就業機會。茶葉經過杭州時可以不再換船或在沒有困難的情況下直接取道大運河運達上海。然而這樣做不符合杭州的浙江巡撫的個人利益，他并不認為他的駐地應當這樣分享茶葉貿易恢復之利。要是他批準茶葉按其自然路線運往上海，則他本人所能收到的只是一小筆過境稅，而由茶葉出口稅所能得到的大筆收入就要留給上海的商務監督去擺布了，因此他對經過杭州轉運的茶葉加征一筆寓禁稅，從而使全部茶葉至少經過三次轉載運到寧波，并在裝外國輪船運去上海前，在浙江巡撫管轄下的寧波繳納全部出口稅款?！?17)《領事文極司脫關于1867年度上海貿易的商務意見摘要》，李必樟譯編、張仲禮校訂：《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第157頁。

成本的增加必然導致茶葉價格升高，使得徽州茶在與印度茶和日本茶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位置?！爸袊a茶內地，載運甚艱，加以沿途厘捐關稅所耗益多，價格增貴……官亦當設法保護，或令運販稍易，或令捐稅稍輕，則尚可與印度爭勝。否則，恐印度將獨擅此利矣！”(18)《茶業可?！?，引自康健主編《祁門紅茶史料叢刊》第一輯(1873—1911)，第7～8頁。從婺源到九江的外銷茶葉，除了應該繳納的落地稅外，還要繳納貨物稅、濟貧稅、轉口稅，共約4兩。而且各種捐稅呈逐年增加趨勢，“溯查道光年間，皖南之茶皆請部引。每引完課銀三錢，公費銀三分。自咸豐初年，軍務繁興，前都堂張加捐銀六錢，準給獎敘，并引共完銀九錢三分，已較道光年間正課加兩倍矣?！靡蚪鹆牮A絀，同治二年又續勸每引加捐銀四錢，內撥一兩二錢，援例請獎。是厘捐兩項，已較道光年間正課加至七倍之多”(19)《皖南茶稅請免改厘增課全案錄》，康健主編：《祁門紅茶史料叢刊》第一輯(1873—1911)，第20頁。。甲午戰爭之后杭州被辟為通商口岸，此狀況得到一定程度好轉。

3.晚清徽茶貿易中的陋規

各關卡征收的稅款，很少會有政府部門頒發的明確條款和細則，因此商人經常會遭受各種稅額不確定和一些陋規的困擾。如徽州茶商將茶葉裝箱后需要到皖南茶局報捐，按茶局慣例，茶商取出一箱茶打開封口，稱驗箱罐輕重，一箱為若干斤，則其余的以此為標準進行去皮即可?！跋浞踩?，曰二五雙箱，去皮若干斤；曰三七箱，去皮若干斤；曰大方箱，去皮若干斤；永為去皮定章，即有提箱過稱之煩，較更簡便。至應完出口洋稅之關，仍循舊提箱去皮，事既無礙于大局，而隱便商民，自非淺鮮?！?20)何潤生：《徽屬茶務條陳》，《時務報》第21冊，光緒二十三年(1897)二月二十一日。然而實際貿易過程中并非如此，祁門、婺源茶商在江西姑塘關時常遭遇連皮收稅以及沿途各局關卡胥吏的索賄?；罩莸胤焦賳T對此提到：

江西姑塘常關連皮收稅，及沿途各局卡司巡需索等弊，疊經該商等控奉督憲批飭查禁有案，無如日久難免玩生，且更換一員，則后來各司巡茫然不知前禁，率多故態復萌，莫若將禁令勒石各關卡處所，則人人得觸目警心，從此百弊悉除，是亦曲體下情之一道也，果能悉遵部議之可行者實力而行之，局員又用當其職，何患有病于茶者病不去，有利于茶者利不興。(21)何潤生：《徽屬茶務條陳》，《時務報》第21冊，光緒二十三年(1897)二月二十一日。

晚清動蕩的政局之下，此種情形在徽州茶葉貿易過程中絕非偶然事件。1897年，任職于皖南茶厘局的程雨亭在《整飭皖茶文牘》中寫道：

訪得西皖各厘局，向有需索經過茶船之弊?！钅纤?，向設驗票之分卡，名為稽查偷漏，徒索驗費，而于公無甚裨益者?！钅喜枵?，向由各分局派司事訓勇至各商號秤箱點驗，不免零星小費。本年札飭各分局，勒石示禁，而屯溪、深渡附近各號，職道遴派司巡秤茶，每次司事給洋一角，巡勇給洋五分，道路稍遠者酌給舟車之資。申儆再三，不準向商號毫厘私索及紛擾酒食等事?！瞾砭謷焯栒堃谢镥X儈，職道皆切實面諭。(22)程雨亭：《整飭皖茶文牘》，朱自振主編：《中國茶葉歷史資料續輯》，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95頁。

文牘中所記載的向茶船索取費用、分卡秤箱點驗時借機索賄，以及向到皖南茶厘局掛號的商號索要小費等行為，都是茶葉貿易過程中實際存在之事，這些陋規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正常的貿易進程。

(二)晚清徽州茶葉貿易中的捐輸

近代徽州茶商除需要繳納各種苛捐雜稅外，還承擔著名目繁多的捐輸。如新安惟善堂、漢口新安篤誼堂、九江新安篤誼堂、新安會館、新安屯溪公濟局、思義堂、上?；諏幩脊?、新安思安堂等慈善機構的活動、修繕和重建費用多由徽州茶商承擔。以新安惟善堂的商捐為例，惟善堂設立之初，經費主要出自鹽業、茶業、木業三大宗。至近代，伴隨鹽商和木商漸趨衰落，各種經費主要由茶商承擔。光緒五年，義源隆等177家洋莊茶號共93545箱茶，每箱捐錢6文，共計捐錢561千270文(23)《新安惟善堂征信全錄·光緒五年捐收各款名目總錄》，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會館公所征信錄匯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56～459頁。。光緒六年，豫昌德記、正源號等179家茶號共計捐錢624千394文(24)《新安惟善堂征信全錄·光緒六年捐收各款堆金總錄》，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會館公所征信錄匯編》上，第463～465頁。。光緒七年，豫盛號、永達號等180家茶號，共計茶葉104025箱，收箱茶堆金洋377元、錢171千715文(25)《新安惟善堂征信全錄·辛巳年(光緒七年)收支 結存》，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會館公所征信錄匯編》上，第490～493頁。。由屯溪經新安江到杭州、寧波的茶葉由屯溪的皖南茶厘總局負責征收，婺源、祁門經九江外銷的茶葉由婺德分局征收。光緒二十年三月，徽州府告示中規定：“該堂(惟善堂)自嘉慶年間創造于杭省江干，所需經費出自鹽、茶、木三大宗，由來已久，洵善舉可嘉。因恐一旦廢弛，有負前功。今凡在徽業茶者務須各循舊章，每箱捐助堆金六文，前赴皖南總局憲轅呈繳，以便該司附入經收?！?26)《新安惟善堂征信全錄·抽收箱茶堆金稟呈存 憲批 告示》，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會館公所征信錄匯編》下，第643頁。婺源縣的告示中同樣有規定：“出示曉諭事：奉皖南茶厘總局憲李札準，據新安惟善堂司事洪培耕等稟稱：浙地自嘉慶年間興立義園，重建惟善堂，為徽州人寄櫬、養疴之所，每年施棺，春送冬埋，經費所需出自鹽、茶、木三大宗，茶捐一項向章每箱代抽捐錢六文，由局代收，并求轉飭婺德分局查照成案，每箱代收堆金錢六文匯繳本總局，發給該堂收領，懇請轉詳兩江總督部堂立案等因。奉此，為出示曉諭，茶商等知悉：凡來局請引者，每箱抽捐堆金錢六文。由屯溪出口者，均經總局抽收?！?27)《新安惟善堂征信全錄·抽收箱茶堆金稟呈存 憲批 告示》，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會館公所征信錄匯編》下，第645頁。直到光緒二十七年，仍然有關于徽州茶商向新安惟善堂捐輸的記載(28)《新安惟善堂征信全錄·光緒二十七年收支 結存》，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會館公所征信錄匯編》下，第768頁。。

除惟善堂之外，光緒二十年新安會館箱茶捐數中，由老協記經收的洪裕大等47家茶號共捐錢183千940文，由寶盛祥經收的鼎盛等60家茶號共捐錢421千518文，由程裕記經收的仁和等30家茶號共捐錢154千48文，江管記經收的汪萃茂等18家茶號共捐錢79千440文，總計捐錢838千926文(29)《新安會館收捐清冊·光緒二十年箱茶捐數》，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會館公所征信錄匯編》下，第891～895頁。。光緒二十八年，新安屯溪公濟局志和祥等203個茶棧每箱茶捐錢6文，保嬰每引捐錢15文，共計箱茶捐錢1156千890文、引捐錢985千373文(30)《新安屯溪公濟局征信錄 箱引捐 施粥捐》，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會館公所征信錄匯編》下，第925～931頁。。

徽州茶商不僅承擔著為善堂、會館捐輸的任務，清政府為籌集經費有時也會強制茶商捐輸，“茶以一百二十斤成引，每引完正課銀三錢，公費銀三分，厘捐銀九錢，又公費銀五分，另捐輸銀六錢，共銀一兩八錢八分”，1895年“每引暫加捐銀三錢六分，悉由皖南茶局統收分解”(31)何潤生：《徽屬茶務條陳》，《時務報》第21冊，光緒二十三年(1897)二月二十一日。。歙縣、休寧、黟縣由新安江運輸的茶葉在浙江還需加納塘工捐。捐輸是徽商的一種義舉，本為一種自愿慈善行為，而至近代這種自愿行為逐漸變為官方規定的強制性任務，不可避免地給徽商帶來一定的經濟負擔。

二、民國時期徽茶貿易的稅收與捐輸

至民國時期，在種種苛捐雜稅中，對茶商影響最大的當屬厘金?！豆饩w二十八年(1902)通商各口華洋貿易情形總論》中提及，“本年茶商當未開盤時期，董事公請減稅，以輕成本而暢銷路，旋經政府奏準，按照稅則減半征稅。如是原冀振興茶務，惟于下等茶仍是太重，每估百兩納稅尚有十二兩五錢，再加厘金以及內地各種稅捐，如漢口一處厘金已與未減出口稅則所征之數相同。厘既不裁，減區區稅銀亦屬無益”(3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第36冊，北京：京華出版社，影印本，2001年，第15頁。。辛亥革命后，民國政府為鼓勵商業發展，曾修訂征稅細則，將出口茶稅由1兩2錢5分降為1兩，但是對于厘金仍未采取有效措施：“現在稅雖稍減，加以厘金合而計之，仍是過重，何能與無稅之印(度)、錫(蘭)茶葉爭衡于外國市場。茶葉失敗，已有年矣，粗茶銷路，全恃印(度)、錫(蘭)兩處，貨缺價漲，方肯改辦值廉之華茶。以此觀之，政府雖減輕稅厘，若欲挽回當年獨享之利，必無其事，惟冀蠲免稅厘，改良種植，庶可立足市場，不致愈趨而愈下?！?33)《中華民國三年通商各口華洋貿易情形總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舊海關史料1859—1948》第64冊，第26～27頁。如時人陳兆燾在《上農林部條陳改良茶務呈》中所言：“非政府豁免茶厘，別無制勝之法，坐令天然美利，為印錫攙奪殆盡，卒至厘稅全無，國與民交困，可為寒心。查印錫茶出口，概無厘稅，日本茶出口，只征稅一元，華茶厘稅共計約三兩余至四兩。茶商屢次吁求免厘，不蒙省察，殊為失計，非謂免厘便操勝算，實可先救危亡。蓋不免厘已置茶商于死地，永無復活之望。裁厘之后，稍足以敵洋茶。然后官任提倡，商思奮進，華茶或尚有振興之一日?！?34)陳兆燾：《上農林部條陳改良茶務呈》，《民國經世文編·實業二》，《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0輯第497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第4697頁。

雖然減少厘稅的呼聲不絕于耳，但從徽州紅茶外銷必經地江漢關的調查可以看出，進入民國后茶商所要繳納的賦稅不但未有明顯減少，反而有增多趨勢。

表3 紅茶磚出口擔數及稅收數目(據江漢關調查)(35) 《調查安徽漢口茶業報告》，《農商公報》1915年第1卷第12期，引自康健主編《祁門紅茶史料叢刊》第二輯(1912—1932)，第33頁。

至1916年，祁門茶商運茶外銷仍承擔沉重的稅厘：“查祁門茶商洋莊茶，定章完納內地稅一次，經過姑塘完納常關稅一次，至九江再完納海關稅一次，其贈品小箱不成引者，向不完納稅厘。到漢后由火車運京，沿途厘金及天津崇文門兩關，尤無一定征收成例?！?36)《安徽模范種茶場制贈品茶解部請轉飭各關驗明免稅放行》，《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會報》1916年第3卷第8期，引自康健主編《祁門紅茶史料叢刊》第二輯(1912—1932)，第45頁。

民國年間社會動蕩，政府對茶葉不斷加捐，茶商生存舉步維艱。1918年6月，上海茶行公所得知政府欲提高茶業稅率，具函陳情：“惟我茶業一項，若照估價稅率，已逾百抽二之外，萬難稍有增加?！也栊幸粯I，自歐戰影響，洋莊不銷，價目步跌，有江河日下之勢?！虿鑳r日跌，盡人能知……若照值百抽二之例，現捐毛茶，每擔四角八分，已屬有過之而無不及，不求減捐，而欲加捐，何能擔任？”(37)《茶業具陳萬難加捐之意見》，《申報》1918年6月11日，第三張第10版?；罩莶枭趟袚母鞣N捐輸負擔同樣沉重，下面是民國年間休寧裕昌祥茶商為保證運輸安全而繳納的保商捐的“收照”：

旅浙徽屬保商公會，為掣給收照事。案照嚴河上下游一帶盜匪充斥，搶案迭出，行旅視為畏途。前清末葉，旅杭同鄉呈請浙撫批準組織徽屬保商公會創辦徽商巡船，由官廳委員管帶，扼要駐防，并派兵隨船護送，借資保衛在案。惟經常費巨，非籌集的款難持久。民國肇興，續經呈明浙軍都督循照舊章，凡徽產引茶，每箱帶收本會經費洋六厘，用助餉需。今據過裕昌祥號徽產引茶四十八箱，計收捐洋二元八角八，合給收照征實。此照。(38)《民國(休寧)裕昌祥茶商協助巡費收照》，黃山學院編：《中國徽州文書 民國編》第二輯第三卷，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89頁。

再以1919年徽寧思恭堂茶捐為例。由榮吉祥寶棧經收的萬宜祥等46戶商號共捐九八(規)元75兩1錢5分7厘；永盛昌寶棧經收的洪斌記等27戶商號共捐九八(規)元73兩5錢5分2厘，合大洋99元9角7分；謙泰昌寶棧經收的廣盛等211戶商號共捐九八(規)元383兩3錢5分；同春寶棧經收徐和發等120戶商號錢295千文，合英洋216元9角；洪源永寶棧經收公馨等109戶商號共捐九八(規)元347兩1錢1分；謙順安寶棧經收源和永等29戶商號共捐九八(規)元44兩1錢3分；恒記寶棧經收春裕和等82戶商號共捐九八(規)元157兩2錢3分5厘。以上共收商號捐九八(規)元1006兩9錢8分2厘(39)《徽寧思恭堂征信錄·茶捐》，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會館公所征信錄匯編》下，第1248～1265頁。。

各種苛捐雜稅合計占成本的比例超過50%，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與印度、日本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時中國茶葉逐漸敗下陣來。又有甚者，如1914年《申報》所言：“印度、錫蘭之茶之運美國也，無進口稅，而我國之茶，大約每擔須稅銀五十兩，運他國稱是。夫以每擔三四十兩之成本，而被課五十兩之稅，國家固無保護之權力，商家復不知求出品之改良，又安得而不失敗也乎？”(40)《九江之茶》，《申報》1914年3月30日，第二張第6版。

三、近代基層行政運作體制對茶商的影響

晚清政府為達到稅收利益最大化而變革稅收制度，以成文法規和不成文的習俗形式，規定茶葉交易中的競爭和合作的基本規則，從而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而規則想要實現，需要基層官員、各關卡的代理人執行。清代的中國商人確曾依賴正式規范解決商業糾紛。但不可否認的是，基層繁雜的行政運作體制使得在動用正式規范中的官府行政資源解決商業糾紛時，往往既耗費金錢又耽延時日，有時會嚴重阻礙商業貿易的進程(41)參見王燦《清代幕友職能新論——以徽州府吳宏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徽學》第十二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22～137頁。。筆者以《清同治元年黟縣商人吳敬修控丁云藻等阻茶放行案》為例，對此進行分析。

吳敬修為黟縣茶商，其所經營的多為長途貿易。其所做春熙茶在運輸至九江銷售時遭到匪徒阻攔燒毀，后又被丁云藻等人控告。吳敬修本與丁云藻的弟弟丁佩芳合伙開設泰豐錢店，后丁佩芳因病去世，丁云藻因聽店內伙計汪殿揚、胡國英模棱言語，誤以為店內一千二百余兩銀子和賬簿被吳敬修私吞，故伙同與泰豐錢店有資金往來的曹正卿、祁門縣庫房文書胡士林等編造各種理由控告吳敬修。為分析需要，下文抄錄部分吳敬修狀詞以及祁門縣、黟縣官府的批詞。

同治元年(1862)二月初六日黟縣監生吳敬修上呈祁門縣的稟詞：

緣生做春熙字號箱茶，曾于(咸豐)十年請過引三百道，被賊竄休(寧)燒毀阻攔，收拾余燼，仍存八百六十九箱，寄休江潭地方。不料合開泰豐錢店之同事丁云藻乘間覬覦，謀生茶箱，在黟誣控，又復跨休捏控朦對。蒙黟江憲傳訊，斷明生之茶箱與泰豐無涉，各具遵結完案，移請休憲起封行茶。生因資斧不足，勉將茶箱在休江潭地方起運貴治，租堆鳧溪口胡慎德堂，意在借款赴案請驗放行。曾蒙敝縣邑尊移文憲案查照，不料丁云藻輒敢糾集多人，將生箱茶圍阻，更將友寄生帶之正大和記箱茶八十九箱一并不容起行。但云藻身列宮庠，竟復越境妄為。不叩憲恩，即賞委員前往生堆茶處所，督同生之人夫，趕即挑運起行。不但有礙稅餉，抑且大為商害，為此赍投文引，呈叩憲大父師恩鑒施行，批示祇遵，戴德上稟。(42)《清同治元年黟縣商人吳敬修控丁云藻等阻茶放行案》，李琳琦主編：《安徽師范大學館藏千年徽州契約文書集萃》第2冊，蕪湖：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第415～417頁。

黟縣將同治元年正月十八日審訊結果通報祁門縣：

即補府左堂署黟縣正堂江，為移請查驗放行事：據敝縣監生吳敬修稟稱，生家春熙箱茶于咸豐十年八月請過府引叁百道，并捐茶厘，由屯溪口切角裝船，適逢逆匪竄休，不能出口。今春被丁云藻捏控案下旋被至休寧縣瞿憲案下捏控稟請將生被匪擄剩茶箱封儲，后于臘月蒙憲訊明，春熙茶號系生獨做買賣，與泰豐錢店無涉。訊結完案，當蒙移文休寧縣瞿憲，將封儲茶箱起封放行，各在案。茲聞九江開市，合將前引呈驗，叩賞移文，以便將茶運往祁邑，請驗放行出口等情。據此，查此案，春熙茶箱實系引茶，前因控案牽涉，致未啟行，并非無故遲延。茲據稟請轉移前來，理合備文移明貴縣，請煩查照，驗引放行，須至移者。(43)《清同治元年黟縣商人吳敬修控丁云藻等阻茶放行案》，李琳琦主編：《安徽師范大學館藏千年徽州契約文書集萃》第2冊，第417～418頁。

之后祁門縣按照黟縣的審訊結果，派衙役驗引放行：

奉祁憲批，該生所做箱茶既經黟邑訊明，與泰豐無涉，丁云藻何得糾人攔阻，不容起行！候飭差前往驗引押放，毋任滋生事端。(44)《清同治元年黟縣商人吳敬修控丁云藻等阻茶放行案》，李琳琦主編：《安徽師范大學館藏千年徽州契約文書集萃》第2冊，第420頁。

然而祁門縣衙差役在驗引時遭到丁云藻等人阻撓，無法完成驗引放行的任務：

案下差役謝喜、吳奎、廖貴、謝清、江遂跪稟。大老爺臺下，跪稟者，緣役等奉票飭查吳敬修租堆鳧溪口胡慎德堂之春熙、正大和記字號茶箱，如果引、茶箱相符，聽運放行等因，奉此，役等遵即前往查看無訛，將任挑運。有丁云藻仝青陽人曹介清，帶領三十多人，鋪排聲勢甚焰，困阻箱茶，不容放行。役持憲票與閱，藻、清踞睨不睬，并將該堆茶屋門戶封閉。役未奉指名傳帶，且見伊人眾，役人少，若一發箱，彼必逞兇拒抗，役等未敢造次，只得點明茶箱件數，交于該處地?？词?，回轅稟復，聽候鈞裁。為此據實稟明，伏叩大老爺恩鑒施行，批示祇遵，上稟。

二月十二日稟(45)《清同治元年黟縣商人吳敬修控丁云藻等阻茶放行案》，李琳琦主編：《安徽師范大學館藏千年徽州契約文書集萃》第2冊，第420～422頁。

收到縣衙差役稟狀后祁門縣同日批示：

案由黟縣訊明，移祁放運，丁云藻何得帶人攔阻？著即傳諭，不準滋事，倘再故違，準即按名帶案，以憑押解黟縣收審。(46)《清同治元年黟縣商人吳敬修控丁云藻等阻茶放行案》，李琳琦主編：《安徽師范大學館藏千年徽州契約文書集萃》第2冊，第422頁。

之后為催促案件處理進度，吳敬修于二十三日再次上稟祁門縣：

為藐抗越阻，請委督行事。緣生春熙茶號，實與泰豐店無涉，業經黟縣江憲訊明斷結，丁云藻與生各具遵結完案，生之箱茶任生起行。前因資用不足，由休江潭轉發，租堆貴治鳧溪口胡屋，生捧文引赍投憲案，沐賞飭差放行。殊丁云藻夜郎自大，糾約數十多人，圍踞生之春熙，友之正大箱茶，一并不容起行。是藻既誑控于前，又越阻于今，不但藐文引于黟案，且更抗批票于憲天，藻為愚氓也則可，而藻身列膠庠，故于案后糾約多兇，越境冒阻，是真知法故犯，情同化外矣。生迫莫奈，為此再叩憲大父師始終作主，或賜指提，或賞委員，迅將茶箱照數起運，任便放行，俾生合家老稚得仰瞻給，不至填于溝瀆，萬感鴻慈于無既矣，戴德上稟。(47)《清同治元年黟縣商人吳敬修控丁云藻等阻茶放行案》，李琳琦主編：《安徽師范大學館藏千年徽州契約文書集萃》第2冊，第423～424頁。

此案自同治元年二月開始，至同治三年十月，祁門縣、黟縣批文及吳敬修、丁云藻等人的控告狀詞數十份，最后經徽寧池太廣兵備道審理才最終得以完結。在此過程中，黟縣、祁門縣官府依據案情如實處理，耗時三年茶商吳敬修才取回茶箱。動蕩的政局下，基層官員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在執行規則時亦會出現損害商人利益之事。如光緒十七年徽州茶號公泰和、源源福的遭遇：

具稟茶號震茂、永達、李祥記、公泰和、永昌福、永隆祥、森元、永茂昌、寶和春、甡榮、怡大、永祥、孫怡達、孫永春、馨記、馨馨、隆泰昌、億中祥、永華豐、林茂昌、永福春、怡和、致中和、雨春、源興隆、森盛恒、方殿記、廣生、和茂祥、公大昌、春和永、萃昌、義隆祥、福生和、朱新記、怡馨祥等，抱呈高升，稟為已革陋規、勒索如故，亟叩查禁以重憲令事。光緒十七年，奉部咨飭整頓茶務，蠲除額外之征，以蘇商困案內，蒙前局憲吳臚列應興革各條，詳奉制憲劉、撫憲沈批：查街口巡檢所收箱茶每引規費錢十五文及每船掛號錢一百六十八文，仰候札行藩司轉飭，以本年為始，永遠裁革，不得再有前項名目，倘敢仍前需索，定行撤參。至每引之十五文，飭即撥歸公濟善局舉辦保嬰在案。茲屆徽茶開運之期，前月有屯號公泰和、源源福等箱茶運至街口，被現任巡檢張派差將茶船扣留，仍前需索。號商以此項陋規系奉督、撫憲批革，礙難照給?，F在茶船被扣，進退維谷，不得不亟叩局憲大人，俯念徽茶出口日多，巡檢婪索如故，迅賜委員查照各大憲裁革條款，嚴示革除。至本月已收之陋規，系屬勒索，并乞飭追，實為公便。翹切上稟。(48)《新安屯溪公濟局征信錄·捐啟 稟呈 告示》，李琳琦、梁仁志整理：《徽商會館公所征信錄匯編》下，第909頁。

在明文規定永遠裁革陋規的情況下，基層官員仍以此為由扣留茶船。30多家茶號共同具稟，說明基層官吏的勒索以及貿易中的陋規嚴重影響了廣大茶商的利益。后雖經督撫查明嚴示革除，但茶商失去了寶貴的運茶時間，茶葉質量因此受損，不可避免地產生巨大虧損?！斑@種耽擱會使他陷入失去銷路的危險，他還擔心他的競爭對手只繳他所納稅款的半數就能把貨物迅速出手，從而使他的貨物加上許多沿途費用后還只好低價出售?！?49)《領事達文波1876年度上海貿易報告》，李必樟譯編、張仲禮校訂：《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417～418頁。英國商人在中國茶葉質量較差的月份，選擇從印度進貨，至中國新茶上市的時候再從中國購入綠茶，這無疑加大了中國茶商庫存茶葉的損失。

四、結 語

為改良茶務，重振茶業，挽回利權，晚清政府曾成立農工商部，調查茶市，厘定章程，設立茶務講習所和茶葉改良公司。民國初年農商部也曾派專員在祁門等地籌建茶業試驗場，后改為安徽模范種茶場，對茶葉種植、采摘、焙制等加以改良。安徽實業廳、財政廳、省立第一茶務講習所等發布諸多訓令，提倡豁免茶葉厘稅，減輕茶商負擔。這些措施在改善茶葉品質，提高茶葉競爭力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受列強侵華、軍閥混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世界性經濟危機影響，國際茶市持續低迷。而對茶業影響最大的厘金以及各種苛捐雜稅仍未得到有效解決，茶商仍被迫承擔著對會館、善堂、官府沉重的捐輸?；鶎訌碗s的行政運作體制的存在，致使基層官吏的勒索以及各種陋規剝削現象難以杜絕。近代中國茶葉貿易雖有短暫復蘇，但始終未能恢復往日之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