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發現的民間文書看清代漕運實態
——基于《李泰遠抄本路程》的考察

康 健

漕運作為傳統時期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制度，長期受到學界高度關注。20世紀以來，學界在清代漕運研究中取得豐碩成果。這些成果涉及漕運制度，漕運與地方信仰，漕運中運丁、旗丁、水手等群體，鬧漕問題，漕運河道治理，漕運與市鎮經濟等多方面內容(1)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修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戴鞍鋼：《清代漕運盛衰與漕船水手纖夫》，《安徽史學》2012年第6期；曹金娜：《清代漕運水手研究》，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吳琦、肖麗紅 、楊露春等：《清代漕糧征派與地方社會秩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曹金娜：《清代漕運水手群體初探》，《歷史檔案》2017年第3期；沈勝群：《清代漕運旗丁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吳琦：《漕運研究七十年》，《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10月14日；袁飛：《困境中的掙扎：嘉慶朝政治與漕運治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周?。骸毒S正之供：清代田賦與國家財政(1730—1911)》，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管見所及，目前清代漕運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多利用《漕運全書》、政書等傳統典籍及官方檔案，而對直接反應漕運實態的民間文書利用不足(2)少數學者利用官員日記對清代中葉漕運進行考察，如劉玲《〈轉漕日記〉整理與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一定程度上導致對漕運制度運作的具體社會背景以及不同群體的社會活動實態的認識出現偏差。有鑒于此，筆者以新發現的清代民間文書《李泰遠抄本路程》為核心資料，結合其他相關文獻，對清代乾嘉時期漕運沿線的商業市鎮、交通地理和豐富的漕運規例等進行初步考察，以展現該抄本路程的學術價值，并力圖進一步深化清代漕運的相關研究。不當之處，還請方家指正。

一、《李泰遠抄本路程》概述

《李泰遠抄本路程》1冊，抄本，計108頁、13000余字，民間私人收藏。封面用棕色厚紙裝訂，未題寫書名，現名為筆者所擬。內容第一頁《婺源至大通旱路程途》下題寫有“李泰遠抄”字樣，抄錄者簽名旁邊和該書末尾各印有一枚“李泰遠記”印章，因此該路程應為李泰遠抄錄。書中有多條路程以婺源為起點或者終點，如《婺源至大通旱路程途》《饒州府由樂平至婺源縣》。由此推測，該路程抄錄者李泰遠可能為婺源人(3)遺憾的是，筆者查閱道光、光緒、民國三種《婺源縣志》和乾隆、光緒兩種《三田李氏統宗譜》均未見到有關抄本作者的任何記載，因而暫時無從知曉李泰遠的生平事跡及家世情況。。筆者了解到，該文書是休寧縣齊云山文物商人在江西省婺源縣北鄉中云鎮龍山村(4)明清時期，龍山屬于婺源縣二十三都，中云屬于婺源縣三十都，兩地都屬于婺源北鄉且南北相鄰(光緒《婺源縣志》卷2《疆域四·坊都》，光緒九年序刻本)。一帶農家收購，當地有李姓聚居?！舵脑粗链笸ê德烦掏尽返钠瘘c清華，距中云鎮不遠。結合以上分析，可以確定該文書抄錄者為婺源人。

抄本路程的成書年代，從書中的內容可推斷出來。該書《山東濟南府德州安德驛七十里到柘園》路程中提到“柘園即桑園，回空查鹽”(5)《李泰遠抄本路程》1冊，抄本。下文凡引用該書資料，不再逐一出注。。查乾隆《德州志》記載，“北鄉有柘園鎮，南鄉有甜水鋪，東鄉有邊臨鎮……按，柘園鎮，即桑兒園，乾隆十三年改今名”(6)乾隆《德州志》卷4《疆域·市鎮》，乾隆五十三年刻本。。由此可知，該路程抄本當出現在乾隆十三年(1748)以后。另，該書最后一頁有“己卯年仲秋月謄寫”字樣。清乾隆以后有乾隆己卯(1759)、嘉慶己卯(1819)、光緒己卯(1879)。又，該書涉及的內容大多與嘉慶時期有關。此外，在《淮安府山陽縣山陰驛六十里至清和縣》中記載：“清江浦閘，出線麻。嘉慶二十二年改名蔣家壩，新造?！狈Q嘉慶二十二年(1817)的蔣家壩為“新造”，由此可見，該抄本路程成書時間距離此年很近。而光緒以后，漕糧多改折，且漕糧海運也逐漸興起。綜合考察，《李泰遠抄本路程》的抄錄時間當為嘉慶己卯年，即嘉慶二十四年(1819)。書中所見最早的時間記載為乾隆二十三年，最晚的時間為抄錄該書的嘉慶二十四年，前后跨越60年，頗為珍貴。

《李泰遠抄本路程》主要內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為路程，具體包括《婺源至大通旱路程途》《大通至北京通州壩水路程》《北京出張義門回南旱路程》《徽州府至南京旱路程途》《饒州府至大通鎮水路》《饒州府由樂平至婺源縣》等。其中，《大通至北京通州壩水路程》“三千二百六十二里，共四十三站”，由36條具體商路組成，里程最長，書中對該條線路沿途的關津渡口、物產風俗、官府衙門、商業市鎮等記載最為詳細。

銅陵縣大通鎮是池州幫漕糧運輸的起點，漕糧通過長江、運河轉運到通州漕倉交卸。該抄本路程在《婺源至大通旱路程途》后記載有在大通兌運漕糧的稟帖：

具稟池州幫旗丁△△十四名等，稟為米色不純潔，叩賞篩飏事。丁等一十四船駕江受兌，心急如剪。無如貴治漕米青腰白臍、斷碎糠秕，前已稟明監兌廳憲，蒙論[諭]丁等一面乘吉開倉，丁等遵論[諭]，各領四五十石不一，奈米色實在潮雜，若不篩飏，南兌容易，北卸甚難，且船駕江停泊，風濤泊[洶]涌，晝夜不寧，若坐此守候，危儉[險]難堪。若一面回次，又恐誤限。為此，稟明憲大老爺，伏乞上念天庾，下恤丁難，[乞]恩賞示，免下狼狽，呼恩上稟。

嘉慶△年△△月△△日稟

清代規定，新安衛池州幫“兌運青陽、銅陵、貴池、建德四縣水次”(7)《欽定戶部漕運全書》卷10《水次派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319冊，?？冢汉Ｄ铣霭嫔?，2000年，第124頁。，因此稟帖反映的是漕運體制下池州幫旗丁因米色不純，無法按照規定在銅陵倉厫兌糧。于是他們一面先向當地負責兌運漕糧的監兌官稟報，一面各領兌漕糧四五十石，但因米色實在潮雜，要求將這些糧食篩飏，以免出現“南兌容易，北卸甚難”的情況。

關于兌換漕糧米色，清廷規定“交兌漕糧，應責令監兌官秉公查驗米色。如并無潮濕、摻和，兌完運弁即照例出具通關米結，不得勒掯推諉。其有縣衛以米色爭持者，應令將現兌米樣眼同封固，馳送總漕、巡撫察驗，并申送委查道員親往驗看。果系潮濕、摻雜，督令賠換篩飏”(8)(清)楊錫紱：《漕運則例纂》卷8《征納兌運·交兌軍旗》，《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輯第2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68頁。。由此可見，上引池州幫旗丁的稟文要求將交兌的潮濕、摻和雜物的漕糧進行篩飏是遵守清廷漕運則例的體現。

第二部分內容為商業書，記載了各種漕運規則，主要內容有乾隆二十三年到嘉慶十二年輪流充當船大頭情況及水手等的工資規例、遞年貼衙門飯米、本所公議貼費、坐兌條例、遞年開工修驗規例、水手油船[艌]規例、洗倉酒規例、壩上卸米回空洗倉規例、各地纜匠規例、水腳木規例、買柴火規例、留雄縣糧本年規例、逐日風暴、水次裝客貨關鈔水腳便覽、通州壩回空規例等。雖然因資料缺少，李泰遠的確切身份無法得知，但從漕運規制和抄本路程內容來看，其為漕運的隨從人員當無疑問。

第三部分內容為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養生常識，主要包括各種藥方，如脾寒單方、瘡藥方、救諸哽方、跌打奇方、種子方、治痘瘡方、禁腫毒、治汗斑方、治打死活命方、燒酒蒸制方、治產后無乳方、治婦人難產方、瘋氣方、牙齒痛方等。這些藥方對于常年活動在外的漕務官、運丁、水手等群體來說，具有不時之需的作用。

《李泰遠抄本路程》反映的是盛清時期池州幫漕糧經長江、大運河轉運到通州的相關情況，為考察乾嘉時期漕運實態及運河沿線的交通地理、商業市鎮等提供了絕佳素材。

二、漕運路程中的交通地理和商業市鎮

《李泰遠抄本路程》集中記載了幾條重要路程，對于探討盛清時期大運河沿線漕糧轉運中的關津渡口、商業市鎮和風俗物產變遷等頗有裨益。下面舉其要端分別論述。

《李泰遠抄本路程》十分注重對運河沿線市集和商業城鎮的記載。在桃源縣的眾興集記錄有“二六小集、三八大集”，說明眾興集每月逢二、六日有小集市，三、八日有大集市。皂河在宿遷縣西北四十里，“源出港頭社，南流入河，以土色黑故名”?？滴跏拍?1680)，駱馬湖淤塞，在此開河以通漕運，于是皂河很快興起形成集市。路程在皂河下注“三八集、五十集”，說明在每月三、八、五、十日有集市，商民可以在此貿易。在瑤塆口注有“一六集、三八集”，在貓兒窩注有“三八集、五十集”等等。這些都說明路程的作者十分留意運河沿線的集市貿易，具有濃厚的商業色彩。

《嶧縣韓莊六十里至夏鎮》路程，在嶧縣韓莊下標注“一六南、三八北”，表明每月一、六兩日韓莊南邊有集市，每月三、八兩日北部有集市。在丁家廟閘下標注“一七、四九”，說明這里每月一、四、七、九日都有集市活動。徐州府沛縣夏鎮閘是一個重要的市鎮。夏鎮，本名夏村，嘉靖乙丑年(1565)，“開新河于此，建為鎮”，“隆慶元年，沽頭分司駐此”(9)民國《沛縣志》卷5《建置志·集鎮》，《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164)》，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248頁。。同年，新河修成，“自留城而北，建留城、馬家橋、西柳莊、滿家橋、夏鎮、楊莊、珠梅等七閘”(10)民國《沛縣志》卷4《河渠志·閘》，第199～200頁。?？滴跗吣?，因運河東岸鎮市漸盛，清廷于此置夏陽巡檢司(11)民國《沛縣志》卷5《建置志·公署》，第233～234頁。。夏鎮因設閘商業逐漸興起，不少商人在此貿易。對此，民國《沛縣志》引光緒《沛縣志》曰：“貿易多居寨圩，按日而集，市廛中謂之逢集，每集自辰至午始散，貨物羅列，購買者錯雜紛紜，轂擊肩摩，有舉袂如云之盛，商賈多齊晉人?！?12)民國《沛縣志》卷3《疆域志·風俗》，第137頁。除了齊晉商人之外，徽商在沛縣經營也有跡可循。江嘉楠的妻子孫氏，“隨夫僑居徐州夏鎮。明末夫遭寇亂死，孫矢志殉烈，同瘞夏鎮”(13)(清)江登云輯、江紹蓮續編：《橙陽散志》卷4《人物志二·列女傳》，嘉慶十四年刻本。。

該抄本路程對泰安府、東昌府境內市鎮的記載也頗為豐富。在東平州戴家廟閘下注“一七、四九”。戴家廟在安平州西四十里，明景泰五年(1454)建閘，后來閘遂成集市(14)光緒《東平州志》卷5《河渠志下三·閘壩》，《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70)》，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5頁。。在兗州府陽谷縣張秋鎮下注“三八集、五十集”。張秋鎮位于陽谷縣城東四十里，即原來的安平鎮(15)光緒《陽谷縣志》卷9《市鎮》，1942年鉛印本。，地處壽張、東阿、陽谷三縣交界，又位于運河之濱，乃漕運咽喉之區。利用漕運轉運中樞地位，張秋鎮在乾嘉漕運全盛時代商貿發達，呈現出“輦阿膠膠棗、綿布、瓜仁等物與船，帶大米、赤砂、竹席、葛布等物，雜沓交易，各得所歡”(16)光緒《陽谷縣志》卷1《輿地志·山川》。的繁榮圖景。當時在張秋鎮從事貿易的商人很多，“盛時江寧、鳳陽、徽州諸緞鋪，比屋居焉。其他百貨亦往往輻輳，乃鎮之最繁華處”(17)康熙《張秋鎮志》卷2《建置志·街市》，乾隆三十二年補刻本。?？梢?，徽商是控制張秋鎮綢緞生意的重要商幫之一。

閘是運河地區普遍設立的一種調控河水水位高低的裝置，即“建于水以酌啟閉蓄泄者”(18)萬歷《汶上縣志》卷2《建置》，萬歷三十六年序刻本。，上文提及的夏鎮就是一個實例。抄本路程對兗州府境內運河沿線閘的記載較多，體現出這些閘在運河沿線的重要性?！秲贾莞肷峡h開河驛六十四里至安山》中提到開河閘、袁老口閘、磙子城汛閘和靳家口閘等?？滴酢躲肷峡h志》記載，該縣運河沿線重要的閘有開河閘、南旺上、南旺下、袁家口等(19)康熙《續修汶上縣志》卷1《方輿》，《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78)》，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6頁。。這些閘周圍往往因運河運輸的重要性，逐漸形成集市。如抄本路程在開河閘下注有“二七、四九”，顯然是每月二、四、七、九四天有集市活動。在袁老口閘下注“三八集、五十集”，在靳家口閘標注有“二八集、五十集”。此外，該段路程還留意對沿途社會治安的記載，如在濟寧小閘下注“進子拐騙，小人甚多”，提醒過往商旅需要提防。

魏家灣地處漕運孔道，“為南省入京必經大道，自立春開凍后，令役于上下交界之所，凡云貴、川廣、江浙各省官員有采辦銅鉛等物送部者，必詳察其解數之符否，護送至交界所，而書其出境、入境時日，并船若干數，馳報于上官”(20)民國《清平縣志·輿地篇·河渠》，《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89)》，第224頁。。在清代漕運全盛時期，“各項船只自魏灣入境，每年過往不下萬艘，夏秋之間，尤為繁盛”(21)民國《清平縣志·交通篇·河運》，第278頁。。魏家灣在漕運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抄本路程在魏家灣閘下注“一六”，在戴家灣閘下注“三七、五十”。這兩個閘都在清平縣境內，至民國時期，魏家灣仍是該縣規模最大的集市之一(22)民國《清平縣志·實業篇·集市》，第273頁。。

臨清州是山東運河地區最為重要的中樞，“據南北要沖，合汶衛二水，以濟運道，于是舟車輻輳，商賈云集”(23)乾隆《臨清直隸州志》卷9《關榷志·關署》，《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94)》，第597頁。。乾隆《臨清直隸州志》記載：“臨清為四方輻輳之區，地產麥谷不敷用，猶取資于商販。從衛河泛舟東下者，豫省為多，秫梁則自天津溯流而至。其有從汶河來者，濟寧一帶之糧米也。布帛亦皆來自濟寧，舳艫千里，衣粗食糖者取給焉。精美輕赍之物，附糧艘而麇至，蓋尤易矣?！?24)乾隆《臨清直隸州志》卷2《建置·市街》，第341頁。從宏觀上介紹了臨清的主要物產及往來販運情況，尤其提到漕運對商貿的重要帶動作用。對于臨清的路程商貿等情況，《李泰遠抄本路程》有專門描述：

東昌府臨清州源驛七十里至渡口驛。臨清磚閘(坑子出千張、皮貨、氈貨、棉線帶)。十里。板閘(出衙河)。九里。真武廟(即保搭塆)。十里。臨清州、清和縣交界(地名鹽店)。石佛寺(又名五里窯)。一里。王家淺。九里。半邊店(四)。十里。窯口(直隸廣平府)交界。十里河(東上首西下孫家口)。油坊兒(一六大集、三八小集)。梨甚好。十里。小屯兒。十里。

上引臨清路程對沿途的河閘、物產、關津渡口、集市等有著詳細記載。臨清“南接淮關，北接天津關，帆檣并集，百貨流通，商賈操厥奇贏，趨利若鶩”(25)乾隆《臨清直隸州志》卷9《關榷志》，第595頁。，因而商業繁盛，形成很多市鎮。

四女寺地處山東省恩縣和直隸故城縣交界，“河南人煙湊集，屬山東恩縣，河西半村屬故城”(26)光緒《續修故城縣志》卷2《疆域·關隘》，1921年重刊本。，是運河沿線一個重要關隘?！吨彪`河間府故城縣梁莊驛七十里至德州》在四女寺下注“一六、四九，恩縣、德州交界”，這里既標注了此地集市活動時間，也說明了四女寺的地理方位。宣統《恩縣志》記載，“四女寺，在二鄉一圖，四九日為市”(27)宣統《恩縣志》卷2《輿地志·市鎮》，《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18)》，第27頁。。光緒《續修故城縣志》云：“四屯，即四女寺，河北岸鹽店，西半村為故城，東半村屬德(州)衛”(28)光緒《續修故城縣志》卷4《鄉村》，1921年重刊本。。對比路程與方志關于四女寺的記載可知，無論是對集市時間的說明，還是地理方位的記載，二者基本一致，這也進一步說明了李泰遠路程記載的可靠性與真實性。

德州“當水陸之沖，舳艫相接，車騎交馳”(29)乾隆《德州志》卷7《驛政》，《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10)》，第163頁。，利用運河轉運優勢，很多市鎮因此興起。對此，方志有明確說明：“每遇漕船帶貨發賣，遂成市廛?！?30)乾隆《德州志》卷4《疆域·市鎮》，第100頁。柘園鎮為德州北鄉著名市鎮，因漕運興起?！惰蠄@鎮新店水驛七十里至連兒窩》在柘園下注“即桑園，回空查鹽”。查乾隆《德州志》可知，康熙五十一年，在柘園鎮運河東岸設立鹽關，總漕每年委員“稽查回空漕船”(31)乾隆《德州志》卷5《建置·關榷》，第116頁。。這也驗證了路程記載的真實性。類似的記載還有很多，不再贅述。

因漕運事關國計民生，漕糧轉運中需要在一些重要關口設置官府衙門，對漕船進行盤查，故《李泰遠抄本路程》十分重視對漕船轉運途中重要官府衙門的記載?；窗驳靥幋筮\河南北要沖，又是漕運總督衙門所在，因此漕船皆要在這里接受盤查才能繼續北行。抄本路程對淮安境內官府衙門的記載頗為詳細：

淮安府山陽縣山陰驛六十里至清和縣(漕院衙門城里)?；窗哺?。五里。(有韓信釣魚臺、漂丹祠，西門城外有盤糧廳，漕院出皮鼓重進，遷米盤貨頌準，放銀十八兩回。)湖嘴上。十里。板閘關。十二里。(空查鹽查貨甚惡，查鹽奉漕院楊大人禁革。)百子堂總河、清和縣衙門。三里。清江浦閘(出線麻)，嘉慶二十二年改名蔣家壩，新造。二井汛(西草壩、張王廟、惠濟越閘)。三里。馬頭汛(奶奶廟、外邊皇河)。三里。天妃閘。二里。二壩。二里。三壩。二里。頭壩。一里。風神壩(少黃河南奶奶廟、北清和縣)。十里。乾隆廿六年，衙門移駐清江。

《儀征七十里至揚州府》路程中，在儀征下有“四閘，回空查盤投皮稅”，說明李泰遠運送糧食到北京通州后，回程經過儀征之時，需要在此接受稅官盤查貨物，繳納投皮稅。在《揚州府江都、甘泉兩縣廣陵驛五十里至邵伯》路程中記載，鈔關，回空查鹽、查貨，土宜報稅。說明在回運途中需要在揚州鈔關接受稅關盤查鹽貨。在《淮安府山陽縣山陰驛六十里至清和縣》路程中，有“漕院衙門城里”字樣，說明淮安府城是漕運總督衙門所在地(32)光緒《淮安府志》記載，漕運總督公署“在舊城中長街”。光緒《淮安府志》卷3《城池·公署》，《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398)》，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126頁。。又有“西門城外有盤糧廳，漕院出皮鼓重進，遷米盤貨頌準，放銀十八兩回”的記錄，說明淮安西城外有盤糧廳，專門負責督查漕糧轉運。關于盤糧廳，乾隆《淮安府志》記載，“盤糧廳樓，在舊城西門外北角樓，運河南岸，系總漕桑建。上蓋大樓，下砌石岸。凡糧艘過淮北上，總漕率屬逐一盤驗”(33)乾隆《淮安府志》卷11《公署》，《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397)》，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912頁。，明確說明糧船北上需要在此接受檢查。又，路程在板閘關下注“空查鹽查貨甚惡，查鹽奉漕院楊大人禁革”，說明稅官在此盤查貨物過分，乃至引起商人厭惡，漕運總督遂禁革過分盤查、勒索商人的行為。北關是淮安府清河縣一個重要榷關，南來北往的商旅、船貨都要在此接受查驗。乾隆《淮安府志》記載：“商船自南而北者，過淮關納稅，至此驗票。自北而南者，至此登號，抵關輸稅，往來商賈號為北關?！?34)乾隆《淮安府志》卷5《城池·關》，第285頁。由此可見北關在運河轉運貿易中的地位。

運河過了天津之后，則稱為北運河，距離京畿不遠了，漕務機構設置也比較多。李泰遠對于順天府的路程記載頗為詳細：

順天府武清縣河西務河西驛六十里至和站。武清屬巡司河西務。五里。新河口汛。二里。沙河口(又名打魚莊)。五里。門樓上。五里。紅廟兒。二里。武清、香河二縣交界埂子上、狼家窩。五里。張家莊。五里。王家擺。五里。王家樓。五里。東出五里，香河縣石灰廠。五里。板層口。五里。肖家林。六里。楊家洼。五里。

順天通屬州管和合驲四十九里至張家灣。驲丞管巡檢乙事。和合站。十里。馬頭鎮。五里。公雞店。三里。施河岓。五里。小屯兒。三里。馬坊兒。四里。新莊。三里。雀家樓。三里。黨淺。五里。浬江泗。五里。長店頭。四里。

通州管張家灣三十六里至通州。糧運通判駐張灣鎮?；誓緩S、東營。五里?；ò迨?。五里。南營。二里。翁家莊。一里。老堤頭。三里。小圣廟。二里。啞叭莊。三里。江家場。二里。郝家浦。二里。楊家宅。三里。流水溝。一里。羅家擺。二里。藥王廟。一里。戲樓。三里。通州土石壩。十里。此處倉場總督大人驗米，大五長，交卸上船裝去。

通州壩四十四里到京都東便門。普濟閘。八里。平律閘。五里。慶豐閘。三里。大通橋。米上倉。

上述為北運河經過的順天府武清縣、香河縣、通州地區的路程，《李泰遠抄本路程》對于這段路程中的行政機構記載尤為詳細，這顯然與漕糧轉運密切關聯。武清縣巡檢司，設立在縣城西北(35)《新校天津衛志》卷2《公署》，《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142)》，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104頁。。路程記錄“糧運通判駐張灣鎮”。查光緒《通州志》可知，從南方運來的糧食由此進入通州倉(36)光緒《通州志》卷1《輿地志》，光緒九年刻本。。糧運通判設在張家灣，顯然是負責監管經過運河長途轉運來的漕糧。路程在通州壩下注“此處倉場總督大人驗米，大五長，交卸上船裝去”，則是說明從南方經過運河轉運來的漕糧在通州交解給總督查驗。

《李泰遠抄本路程》除了關注運河沿線的市鎮外，也十分留意記載沿途的物產?！稉P州府高郵州孟城驛六十里至界首》中，在高郵州下注明“出鴨子、藕粉”。高郵州以出產鴨聞名，嘉慶《高郵州》記載，“業炕房者，取卵以火炕之得生，并售他方”(37)嘉慶《高郵州志》卷4《食貨志·物產》，《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29)》，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704頁。。光緒《高郵州志》記載更為詳細：“河東水田便于養鴨，故每年輸出極多，唯產雞不及湖西之肥大。闔境雞鴨蛋甚多，為輸出品之一。每年春夏，本地炕坊炕出雞鴨雛，運銷江南各處?！?38)光緒《再續高郵州志》卷1《實業志·物產》，《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4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98頁。由此可見，作為高郵州特產的鴨子出產量大，經營此物獲利者甚多?！稉P州府寶應縣安平驛八十里至淮安》路程中，于寶應縣下注“出銀魚、藕粉、包米”。光緒《重修寶應縣志》卷九《物產》在“鱗之屬”下就有銀魚，在“貨之屬”下不僅有藕粉記載，而且還摘錄吳知縣《吟藕詩》，并詳細介紹藕粉的制作方法(39)光緒《重修寶應縣志》卷9《物產·貨之屬》，《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406)》，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396～397頁。。

抄本對徐州府、兗州府運河沿線的物產、市鎮也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在臺兒莊下注“出黃豆、栘桃、綠豆、柿餅、焦煤”，在猴山閘下注“出豬石、瑯頭、磨刀石”。光緒《嶧縣志》記載，“蓋嶧地被山帶河，南接江淮，其中興五民，皆仰機利而食。當乾嘉盛時，江浙、湖廣諸行省漕糧數千艘，皆道嶧境北上，商旅歲時往還不絕，而奇物珍貨衍溢，居民皆仰之以贍身家。而本地所有麥豆及煤炭諸物，亦得善價，而行銷數千里”(40)光緒《嶧縣志》卷7《物產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9)》，第87頁。。這里明確指出嶧縣地處運河沿線的優越地理位置，使得乾嘉時期往來漕船繁多，物產豐富，商業貿易發達。路程中標注的物產與方志記載基本吻合。關于柿餅，《嶧縣志》指出，“至山產之出境者甚夥，而以棗米、柿餅、楂梨為大，巖谷之民衣食皆仰給焉”。焦煤屬于礦產資源，方志也有記載，“為礦之屬，銅、鉛、金、鐵，而煤炭尤盛?！瓧椙f、田家莊、齊村居民以此為業，往往以煤故致貲數百萬”。該縣煤炭業的興衰與漕運密切相關：“先是，嘉道間，糧艘過境，多挾南貨，以易邑煤，米關津不敢詰，故運費甚輕，而炭價極昂，業此者皆積貲巨萬。及今糧運不行，關稅日重，故煤運出境者，皆以厘課多，不足以更費，而奸商又故低其價以困之，以故諸冶窯商賈大都虧賠，亦勢之所迫然也?！?41)光緒《嶧縣志》卷7《物產略》，第92頁、91頁。從乾嘉時期到光緒年間，嶧縣煤炭業興衰軌跡由此可見一斑。

該路程還在東昌府下注“原名通濟橋，出氈貨、硝磺、梨棗”。東昌府聊城縣的黑棗十分有名?！读某强h志》記載，“有膠西人在此創作，此棗行之最遠，獲利亦至厚。前數十年，每逢棗市，出入有數百萬之多。貧民無正業者，往往借此以治生。今雖漕船不通，再盛莫繼，然由海艘南販，仍復不少”。詳細勾勒出聊城縣黑棗貿易興衰與漕運興衰的密切關系。關于硝磺，方志記載，“地質斥鹵宜硝，故城內硝戶最多。每當天色微明起，向街巷掃土，日上運土至家，立鍋熬硝以售，借此治生，即以此為業”(42)宣統《聊城縣志》卷1《方域志·物產》，《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82)》，第29～30頁。?？梢?，聊城縣以硝磺謀生者不乏其人。東昌府清平縣出產的梨、棗也頗為有名，“棗熟于秋季，土人熏制之，為出口大宗。熏棗每屆棗熟之際，土人取其實，用木屑熏制數次，名曰黑棗，銷路頗暢”(43)民國《清平縣志·實業篇·物產》，《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89)》，第266頁。此外，清平縣的手工業產品也頗多，“其人恒造蘆席、葦簾、麻繩等，分銷各市，皆堪為農村副業。惟紡棉織布，最為普遍。當民國以前，四境之內，機聲軋軋，比戶皆然，所織之布，運銷于兗、沂、泰安一帶，蔚然成為出口大宗”(44)民國《清平縣志·實業篇·工藝》，《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89)》，第270頁。。這些產品多屬于抄本路程中提到的“氈貨”。

總而言之，《李泰遠抄本路程》詳細記載了從婺源縣清華經黟縣、青陽縣到銅陵大通，裝載漕糧，由長江入運河北上直達通州的路程，尤其是對運河沿線的商業市鎮、物產風俗、行政衙門等都有記載。值得關注的是，清代乾隆年間江西糧商吳中孚撰有《商賈便覽》一書，為清代前期關于糧食貿易的最為全面的商業書，也是其一生經商經驗的總結。該書《江南省城由漕河進京水路程》中，雖然也記錄了從南京到通州漕運沿線的路程(45)王世華：《薪火相傳：明清徽商的商業教育》附錄《商賈便覽》，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年，第434～435頁。，但與《李泰遠抄本路程》對這段路程的記載相比，顯得十分簡略。由此進一步凸顯了《李泰遠抄本路程》的價值。

三、漕運規例：漕運實態的真實反映

《李泰遠抄本路程》第二部分內容是關于漕幫輪值、漕運中的各種規例，這些內容占據全書一半篇幅，對于了解乾嘉時期的漕運實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漕船是漕運中運輸漕糧的主要工具，長年累月的轉運中漕船難免破損，因此需要經常維修，或者定期建造新船(46)有關清代漕船的維修、建造，可參閱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修訂版)，第159～166頁。。抄本路程中有一份關于買料造船的稟文，頗為珍貴：

具稟胡朱金，池州幫為恩驗明放行事。丁船冬屆歲造，遵例于江寧上地方采買木料，茲抵天關，據實稟明。伏乞恩賜，驗明放行，俾免誤限，萬代公候，呼恩上稟。

池州幫中的胡朱金因建造漕船需要，按照漕運制度規定，在南京上新河采買木料(47)南京的上新河是當時江南地區最為重要的木材市場。，運抵榷關之時，希望查驗放行，從而有利于盡快建造新漕船。

以往的研究對清代漕糧交兌中的輪兌制度涉及較多(48)有關清代漕糧兌運各種制度，可參閱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修訂版)，第122～133頁。，但囿于《漕運全書》等官方典籍的限制，對漕糧輪兌的動態變化情況缺少認識。作為民間文獻的《李泰遠抄本路程》則詳細記載了漕運體制中漕幫的輪兌制度，不僅記錄了每次新安衛(49)洪武二十三年始設新安衛，下設左、中、右、前、后五千戶所，到明末清初尚有左、中、右、前四千戶所。乾隆中期以后，《李泰遠抄本路程》所載漕糧輪兌中只有左、中、右三所，前、后兩個千戶所是否在清代前期衛所歸并時消失，因暫時缺少文獻記載，尚未可知。參閱弘治《徽州府志》卷5《公署·兵衛公署》；(清)顧炎武《肇域志》卷2，清鈔本。輪兌的左、中、右所，而且還記錄了每次輪兌中頭船旗丁丁頭信息?，F將其所記內容整理為表1。

表1 漕幫輪兌情況

續表1

漕運制度規定，每年按照左、中、右所進行漕糧交兌。乾隆三十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嘉慶元年和嘉慶八年清廷實行優免政策，故這幾年沒有進行輪兌。表1中提到的有關安徽的3次蠲免情況(50)關于清代安徽漕糧蠲免的研究，可參閱吳琦、肖麗紅、楊露春等《清代漕糧征派與地方社會秩序》，第106～122頁。，也有跡可循。乾隆三十一年，朝廷發布漕糧普免上諭：“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河南、山東應輸漕米，著照康熙年間之例于乾隆三十一年為始，按年分省通行蠲免一次……并各省蠲免次第應酌辦事宜，著該部速行定議具奏?！?51)《欽定戶部漕運全書》卷3《蠲緩升除》，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319冊，第30～31頁。從上諭可知，乾隆三十一年開始安徽在輪免之列。安徽輪免具體是在乾隆三十五年(52)光緒《安徽通志》卷81《食貨志·蠲賑二》，光緒四年刻本。，抄本路程與方志記載的時間相差一年，但內容基本準確。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又一次發布上諭，普免有漕八省的漕糧：“各省漕糧于乾隆三十一年普免一次，茲蒙昊蒼眷佑，累洽重熙，朕敬體天心，愛養億兆，用是再沛恩施，著于庚子年為始，復行普免天下漕糧一次?！?53)《欽定戶部漕運全書》卷4《蠲緩升除》，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319冊，第48～49頁。因此，表1中的乾隆五十一年安徽漕糧蠲免，當為乾隆四十三年上諭輪免的規定。乾隆五十九年，乾隆帝再次發布上諭普免漕米：“六十年各省應征漕糧，著再加恩普免一次?！?54)《欽定戶部漕運全書》卷5《蠲緩升除》，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319冊，第59頁。結合表1所列內容可知，嘉慶元年安徽蠲免漕糧則是屬于這次輪免中的地區。

表1中安徽池州幫的前三次漕糧蠲免都有確切的典籍文獻記載，這說明李泰遠抄本記載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三十二年輪值中的胡朱金就是前文講述采買木料建造漕船而給官員進呈稟文的池州幫旗丁。

在羅列這份漕幫旗丁輪兌名單后，《李泰遠抄本路程》標注“輪流四十六船當大頭全完，又復照老例輪來，不得違例”，說明漕運輪兌必須按照以往的老例進行，不得違規操作。接下來，李泰遠詳細記載了漕運過程中頭舵、水手、燒鍋、坐夜、閑人等群體薪酬的各種規例：

又，包頭工、頭倉、窩子一半，管船之人裝磁器二百子，給七折錢二兩。

又，包頭工、頭倉、頭桅、根底，回頭窩在內，總共給大錢九千文，不許頭工、頭倉裝貨，俱是管船之人裝貨。

又，包舵工、厫底給發七折錢四兩，裝紙張居多。

又，艄上裝貨水腳折七折錢付，舵工關鈔系倉里管船得。倘有無貨包艄上，大若大錢十千文，不許舵工裝貨。

又，包水手八人、悶頭、小稈、窩子七折錢每名六錢，大若裝磁器、山貨俱多。

其窩子身工候出通關之銀，通幫照依市價換錢，水次給付一半，到魯港付訖。

從上面的記載來看，頭工、頭倉等群體因分工不同，其具體酬勞也有所區別。漕運制度規定，“糧船南起江淮，北達通州。其運米北行者謂之重運，卸載南歸者謂之空運。自二月至五月，為重運北行時期，自五月至八月，為空運南返時期。屆期由縣署派差攢催，不許逗留，于其入境、出境之際，必詳書其幫船數目，及出入境之月日時刻，造冊匯報于巡撫、布政司與其他長官，以比較各幫出入之遲早，而考其勤惰”(55)民國《清平縣志·交通篇·河運》，第278頁。。由此可見，漕船運糧北行稱為重運，在通州卸載南返稱為空運(又稱回空)。在回空之時，可以沿途裝帶各種土宜，南回販賣，上面提到的瓷器、山貨就是回空之時裝帶的土宜。

關于漕運中頭舵、水手群體的津貼，清代漕運制度規定，“池州幫重運，頭舵每名銀三兩，水手每名銀二兩五錢?；乜?，頭舵每名銀二兩，水手每名銀一兩五錢”(56)(清)楊錫紱：《漕運則例纂》卷9《官丁廩糧·舵水身工》，第499頁。。但實際情況如何，不甚明晰。該抄本路程則有詳細的記載。嘉慶六年，淮安府漕運總督鐵大人對水手、頭舵等工人進行加薪，提高了待遇，“每名水手加大錢一千文，頭舵亦照例，連身工，二共每名大錢三千五百文，重船進去?；乜账?、頭舵，每名給發身工一千五百文”。閑人、坐夜兩類群體，在重運、回空之時，皆給大錢五千文。頭工，重運打閘，按照定例給五百文；在回空時，按照定例給他們各四百文?？梢?，重運、回空時待遇有所不同。

清廷規定，在漕運重運、回空之時，會給旗丁、水手免稅載運土宜。同時，漕船轉運中也需要向相關衙門交納“衙門飯米”規費。該路程對漕運中的這種規費有所記錄：

重運主米二石，空運米一石，回空加米三升。閑運米一石，□房米五斗。班上米五斗，大王廟米五斗，五百六十文燈油。

通州壩大人驗米，領銀九兩。裝土宜貨規五錢，付空運?；乜涨褰P口，查貨看倉禮一千五百文不等。若是裝土宜棗包，扶秤禮一百文不等?；搓P查鹽仟子手，看倉禮一百文。

又，包八名水手、悶頭、四鋪，全包計大錢廿二千文。斷定不許裝貨，不包可矣。

遞年造房、道房二處，免三所小頭船，收南京道房錢銀十一兩。又收通州漕房錢銀五兩在手，改做小頭船，得本所每船收錢七折錢七錢，必要請酒，不請不貼。

從上引“遞年貼衙門飯米”規例可以看出，重運、回空時所交“衙門飯米”規費多寡不一。雍正八年規定，“各船頭舵二人，每人準帶土宜三石，水手無論人數，準帶土宜二十石，合算每船準帶土宜共一百二十六石”(57)(清)楊錫紱：《漕運則例纂》卷16《通漕禁令·重運攬載》，第661頁。，自此以后，頭舵、水手在重運時攜帶的土宜數量不斷增多。上述資料顯示，漕船空運所裝土宜需要繳納“貨規”五錢。

在回空之時，漕船的頭舵、水手人等可以“零星稍帶梨棗六十石，免其輸稅”，后改為“準其將核桃、瓜子、柿餅等物，攜帶六十石，以抵梨棗之數”。也就是說，回空每只漕船的頭舵、水手等人可以攜帶60石的“梨棗”等土宜，超過60石才課稅。具體來說是“淮關則例，梨與豆每石納銀五分，棗每石八分，無小販每石四分”(58)(清)楊錫紱：《漕運則例纂》卷16《通漕禁令·回空夾帶》，第667頁。。上引“回空清江關口，查貨看倉禮一千五百文不等。若是裝土宜棗包，扶秤禮一百文不等”，顯然是指回空漕船在經過清江口關之時，需要繳納查看貨物的倉禮規費銀1500文，同時對攜帶的土宜棗包要交納100文的扶秤禮規費。顯而易見，回空漕船交納的這些規費在官方編纂的《漕運全書》《漕運則例纂》等典籍文獻中沒有詳細記載。

漕船需要維修，對此清廷有“三修則例”。具體來說是“糧船到次，糧道即給發三修銀兩，飭各丁修艌”，這些銀兩“定例在于各該糧道庫內支給報銷”(59)(清)楊錫紱：《漕運則例纂》卷2《通漕運艘·三修則例》，第332頁。。但關于漕船維修的具體情況，典籍文獻則缺少記載?！独钐┻h抄本路程》中有《遞年開工修驗規例》，對漕船檢修的規例有詳細記載：

驗師修驗，擇期吉日，于船頭上剪雞敬神，用紙馬編爆香，再托驗師相對一揖，喜包一只，大約五十文。辦酒肴六品，公雞一只，計重二斤半，肉三斤，伏干十塊，鯉魚三斤，子六只，藕二斤。驗師并本船頭舵打伙人倍飲。完工之日，辦六品，亥三斤，子六只，粉條半斤，魚三斤，藕二斤，伏干五塊，請驗師并頭舵、打伙人同飲。

從上引的漕船檢修規例可以看出，漕船檢修要由驗師選擇吉日開工維修，舉行焚香敬神的儀式，給予驗師一些報酬。在開工當日和完工之時，都要置辦酒席。

水手不僅是漕運中十分重要的群體，而且來源繁雜、生活貧困，往往容易滋事。因此清廷明確規定，“雇覓有身家并諳練撐駕之人充當”(60)《欽定戶部漕運全書》卷26《查簽運丁》，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319冊，第324頁。。但因漕運任務繁重，需要水手的數量龐大，實際運作中招募的水手不僅多是“無籍之人”，而且“多崇尚邪教，聚眾行兇，一呼百應”(61)(清)楊錫紱：《漕運則例纂》卷16《通漕禁令·抗頑不法》，第645頁。，故龐雜的水手群體往往因經濟利益結成幫派，容易釀成各種事端，成為影響漕運秩序的潛在力量(62)關于清代漕運水手的研究，可參閱陳鋒《清代漕運水手的結幫活動及其對社會的危害》，《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2期；曹金娜《清代漕運水手研究》《清代漕運水手群體初探》。。為穩定漕運秩序，給予水手一些津貼也是一種必要的舉措，抄本路程記錄有“水手油船[艌]規例”：

用四品，肉三斤，魚二斤半，子六只，付干五塊?；鹁贫?，頭舵、水手仝飲。搖繩辦六品，肉三斤，子六只，粉條二斤，魚二斤，藕二斤，付干五塊?；鹁坡狅?，系繩匠頭并舵于幫人仝飯，給發犒賞肉例。頭工三斤，舵工三斤，火夫三斤，水手每名二斤。次日殺豬，水伏三斤，火酒二升。

船到通州壩卸米殽辦，并付菜四五品，肉三斤，魚二斤，子八只，粉條半斤，金針、木耳菜，卸頭載給一餐，卸完再給一餐，次日給賞一餐(大約火酒六斤，均作三餐，十一人飲福)。

卸米完成之夜，官倉備敬，接頭舵到官倉里來，同飲平安酒。雞、魚、子、肉，其頭舵家眷□送；魚、肉、子、菜，叫閑人送上艄頭倉，飲平安酒。

上引規例內容豐富，無論在漕運行程中，還是漕船到通州壩卸米之時，都要置辦酒席，款待漕船的水手、頭舵、繩匠、伙夫等人群。這些舉措主要是改善水手等漕運群體的物質生活，以調動他們勞作的積極性，穩定漕運秩序。無論是在重運還是回空過程中，水手對航運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對水手都有一定的津貼，尤其是到達通州卸載之后，需要辦酒席宴請水手，喝平安酒，這些體現出對辛苦勞作的水手的一種“人文關懷”。清代官方典籍文獻記載，池州幫“重運，水手每名銀二兩五錢；回空，水手每名銀一兩五錢”(63)(清)楊錫紱：《漕運則例纂》卷9《官丁廩糧·舵水身工》，第499頁。。這樣的記載顯然十分簡單“刻板”，而各地漕運情況又千差萬別，故而漕運水手的實際經濟待遇難以知曉。十分慶幸的是，《李泰遠抄本路程》對于池州幫漕運過程中水手的各種規費、津貼的種類和數額都有詳細記載，這對于深入了解清代漕運實際運行中水手群體的經濟收入有很大幫助。

漕運過程中，每隔一段時間需要對船艙進行清洗，以保證漕船順利航行，因此抄本中也有“洗倉酒規例”：

肉三斤，魚一只，子六只，水伏四斤，火酒二斤。船次三日內，于船頭上剪雞敬神。午后，于官倉獻熟，備豬頭、豬蹄十四斤，魚一尾，伏干六塊，雞一只，子十一只，粉條半斤，金針四兩，木耳二兩，藕三斤，火酒二斤。本船頭舵、水手、火夫十一人飲福(不殺者買七斤可也)。次日，給水伏三斤，火酒二升。

船到水次三天后，蓋鍋、水手、火夫各散，自倉官倉給發頭工米五斗自食，給發舵工米一石自食。

漕船每到一定的水次需要進行洗倉，給負責洗倉的頭舵、水手、伙夫等各色人等一些實物的同時，還舉行一些相應的儀式以表敬意。這些都算是給漕運中頭舵、水手、伙夫等群體的一種津貼。糧艘在通州卸貨回空之時也有洗倉規例：“肉三斤，魚一只，子六只，水伏四斤，火酒二升?！?/p>

在漕運過程中，運載貨物需要使用繩索捆扎，該路程記載了向銅陵、河南、湖廣纜匠購買相關用品的具體費用：

各地纜匠的費用各不相同。其中，銅陵纜匠記載最為詳細，不僅注明了纜匠的名字陳良玉，而且費用是有打九折的“定例”。而河南纜匠的價格比銅陵為高，湖廣纜匠的價格明顯又比河南要高不少。相比較來說，銅陵纜匠價格最為經濟。

漕船往返需要好幾個月時間，途中要生火做飯，因此每年需要不少柴火費：

遞年要買四百卅四捆，每捆計錢五十七八文，至六十文止算賬。其柴火，大通零買，可以少得兩斤。倘看到銅陵兌糧，買柴火便好。

遞年水次開船，要辦長用家伙，快子一千枝，砂宮碗二子，紙馬明樊[礬]廿斤。打水用木杓、飯瓢大錢二文，不能由他多要。

到萬年閘，買煤炭廿石，焦炭三四石?；乜赵儋I。

上揭內容為李泰遠抄錄的每年漕運過程中柴火等費用支出情況，看來在運糧的出發地大通購買柴火更為劃算。糧船北行到了山東兗州府嶧縣萬年閘(64)萬年閘，在丁廟閘西十里，有賈農溝口。參見光緒《嶧縣志》卷12《漕渠志·閘座》，《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9)》，第133頁。和回空經過此地，都要購買煤炭、焦炭，這些物品除少數用于糧船生活外，大部分應該是販運到南方貿易。

天氣對于行船安全影響甚大，因此《李泰遠抄本路程》專門有“逐日風暴日，行船慎之”的內容，記載了整年中各種極端天氣狀況，并在結尾處標注“以上每日風暴日期，查明前后三日，宜小心謹防避之；箕壁翼軫四宿，值日多有風暴，慎之”。由此可見，他不僅基本掌握了每年特定時節的風暴情況，而且對于如何避免極端天氣有深刻認識。這些知識對于漕船的運輸安全十分重要。

無論在始發地，還是在運輸終點通州，都需要專門人員將漕糧入鋪填滿，因此抄本路程中也有“鋪倉規例”，記錄運糧過程中給頭舵、水手、伙夫等人提供飯食的情況：

擇日吉時，于桅倉剪雞，新例，鋪倉之時，索面酒。中午敬神，用香紙、燭、編爆，備八品于下官倉獻熟。下午，頭舵、水手、火夫十一人飲神福酒：雞一只(計重二斤半)，魚二斤，亥五斤半，子十一只，伏干十五塊，粉條半斤，火酒聽飲。次日，外加水伏三斤，火酒二壺(又名殺貓)。

重船出入閘，擇吉日，船頭剪雞敬神，下午于官倉獻熟，備八品，頭舵、水手、火夫十一人飲福酒。豬頭并豬蹄，共十六斤，連豬頭則用。不殺豬者，大約稱肉七斤可也。魚二斤，灰面三斤，雞二斤半，子十一只，金針四兩，木耳二兩，伏干五塊，粉條半斤，酒二壺。

到大通州壩北河等處，宰牯豬，剪雞，在船上敬神。午時于官倉獻熟，備八品，頭舵、水手、火夫十一人飲福。豬頭并豬蹄，計重十四斤，魚一尾，灰面三斤，雞一只，粉條半斤，金針四兩，木耳二兩，子十一只，火酒聽飲。

李泰遠特別留意對通州壩鋪倉規例的記載，這應該與糧艘以通州為終點有密切關聯。漕糧運到這里交解，算是順利完成任務，因此要特別犒勞船工，要辦酒席以表慶祝。漕糧在通州交解后，接下來就是回空南返，可以在沿途購買各種土宜，運往南方貿易。為加強對回空漕船的管理，官府也制定有相應的規例，但大多為制度規范，對于漕運中的實際動態情況則缺少記載(65)(清)楊錫紱：《漕運則例纂》卷13《糧運限期·回空事例》，第586～589頁。。抄本路程記載了“通州壩回空規例”：

回空裝土宜，給大錢五百文，付空運。倘看不裝土宜，五百文不仝。

壩上大人驗米，給發空運錢糧銀九兩，內抽五錢付空運。

倘有裝家眷，看價錢高低，衙門兩再少二錢五錢不等。

裝棺才亦有看價高低，衙門有例，多少不等。

從上述規例可以看出，漕運衙門對于回空的糧艘給予一定的津貼。盡管漕運衙門對于糧艘回空裝帶土宜的種類、數量有明確規定，但實際上很多糧艘都私自夾帶大量不在名單之列的土宜，以圖獲利(66)回空中的各種弊端可參閱袁飛《困境中的掙扎：嘉慶朝政治與漕運治理研究》，第42～45頁。?！独钐┻h抄本路程》對于漕船回空之時運丁包攬客貨的種類、關鈔、水腳、進倉和出倉繳納的各種費用都有詳細記載，現將具體內容列為表2：

表2 “水次裝客貨關鈔水腳”一覽

表2顯示，漕船回空時裝帶的客貨種類繁多(67)關于清代漕運隨船土宜的種類，可參閱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修訂版)，第379～381頁。，抄本路程不僅對這些客貨的類型、關稅多有記載，而且對這些貨物的水腳費和進倉、出倉的費用也都有明確記載。

四、結 語

《李泰遠抄本路程》成書于乾嘉時期，內容時間跨度前后達半個多世紀，不僅詳細記錄南方漕糧從皖江流域到京畿的運輸路程，尤其留意記錄沿途的重要關津渡口、商業市鎮、物產風俗、官府衙門等情況，對于深入認識乾嘉時期運河地區的交通地理、商業地理、社會風俗變遷等具有重要的價值。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商業史、經濟史研究的興起，陳學文、楊正泰、王振忠、張海英等學者對明清時期徽商編纂或抄錄的商人書和商業書進行了深入研究，尤以王振忠成果最為豐碩，他利用個人收藏的多種商編路程圖對徽商的經營活動、交通地理、商業地理等進行研究，推進了徽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68)王振忠：《新發現的徽商路程原件五種箋證》，《歷史地理》第十六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清代徽州與廣東的商路及其商業——歙縣茶商抄本〈萬里云程〉研究》，《歷史地理》第十七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徽州人編纂的一部商業啟蒙書——〈日平?！党尽?，《史學月刊》2002年第2期；《新安江流域交通、商業與社會的綜合性研究》，《歷史地理研究》第三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瓷商之路：跋徽州商編路程〈水陸平安〉抄本》，《歷史地理》第二十五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太平天國前后徽商在江西的木業經營——新發現的〈西河木業纂要〉抄本研究》，《歷史地理》第二十八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徽、臨商幫與清水江的木材貿易及其相關問題——清代佚名商編路程抄本之整理與研究》，《歷史地理》第二十九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清代徽商與長江中下游的城鎮與貿易——幾種新見徽州商編路程圖記抄本研究》，《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若從涉及區域和行業兩方面檢視既有研究成果，不難發現，這些成果主要反映長江流域和閶江—贛江—廣州沿線的商編路程，以及徽商在這些路程中有關木材、茶葉、食鹽、墨業、瓷器等行業的經營情況，而對徽州人編纂或抄錄的有關其他區域和行業的路程內容較少涉及?！独钐┻h抄本路程》反映了大運河沿線的漕運路程以及商業活動實態，能夠彌補以往研究的不足，頗具學術價值。

值得關注的是，該抄本路程詳細記載了漕運中人工薪資規例、漕船檢修規例、水手油船[艌]規例、洗倉酒規例、鋪倉規例、纜匠規例、通州壩回空規例、買柴火規例、關鈔水腳等各種規例，而這些均為官方典籍所未載，為深入認識乾嘉時期漕運運作實態提供了絕佳視角。以往的研究在談及清代漕運的“漕規”時，多是涉及官場、地方紳衿的“漕規”，關注的是這些官紳通過各種不正規手段獲得的豐厚陋規，“漕規”遂成為各利益集團競相爭奪的對象(69)吳琦、肖麗紅、楊露春等：《清代漕糧征派與地方社會秩序》，第61～68頁。。同時，受典籍文獻記載所限，以往學界將頭舵、水手等漕運中下層群體的形象大多歸結為烏合之眾，認為其生存狀況長期處于貧困化。但《李泰遠抄本路程》的記載表明，在盛清時代的漕運運作中也存在面向頭舵、水手、伙夫等下層社會群體的各種規例。相較弊端叢生的“漕規”而言，這些規例使從事繁重漕運勞作的下層社會群體獲得相應的“津貼”，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減輕其生存壓力，為學界重新考察其群體形象和生存狀況等提供了空間。筆者認為，今后的漕運研究在利用漕運全書、方志、官方檔案等資料的同時，還應大力發掘與漕運密切相關的民間文書，并將二者有機結合，以進一步推動清代漕運研究向縱深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