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進入退出與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動態演化

伯 娜，胡長玉

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主體和技術創新的主戰場，其發展直接影響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土地、勞動力和政策等優勢實現了制造業的跨越式發展。然而，也應看到，當前中國制造業面臨勞動力優勢逐步減弱、對外技術依賴度較高和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乏力等現實問題。從國內環境看，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過去依靠要素驅動和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傳統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從國際環境看，中國制造業面臨發達國家高端制造回流與發展中國家爭奪中低端制造轉移雙重壓力，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去全球化和國際經貿規則重構等問題加劇，使中國制造業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國內外環境約束增多，亟需培育和激發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李猛(2013)認為中國經濟減速90%的份額是由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所致，現有文獻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變動機制的研究更多是從要素錯配(Hsieh et al，2009)、政府干預(焦勇 等，2019)等視角展開。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越來越多的學者嘗試從企業進入退出方面探究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Asturias et al，2017；曲玥，2018；Hosono et al，2019)。根據中國工業企業數據發現，1999—2007年中國制造業企業的進入和退出行為十分頻繁，岳文(2017)認為該期間中國制造業企業的退出率處于9%～27%之間，進入率處于15%～68%之間。那么，中國制造業企業的進入退出行為究竟會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何種影響，作用途徑是什么？解答這些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內生增長理論表明，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和技術進步決定。多國發展實踐卻表明，單純增加要素投入型的增長模式是粗放且不可持續的，要保持經濟增長的長期性和連續性，主要途徑是推動技術進步，提高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度。作為技術進步的主要衡量指標，TFP的變動一直是學術界重要的關注點(蔡昉，2013)。圍繞全要素生產率變動展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宏觀層面，如周曉艷等(2009)測算了中國各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發現東部地區最高，西部地區最低；傅曉霞等(2009)作了進一步分析，發現區域生產率增速差異是地區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李蘭冰等(2015)則把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為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及能源生產率三部分，以此來探究中國的區域發展差距問題。微觀層面，魯曉東等(2012)運用多種方法核算中國主要工業企業的TFP，發現半參數方法相對更優；Brandt等(2012)根據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數據測度出中國制造業生產率的增長率在1998—2007年間達到了年均近8%的水平。此外，學者們進一步研究了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因素，如技術進步與TFP(李小平 等，2018；Feder，2018；Antonelli et al，2021)、要素配置與TFP(龔關 等，2013；Midrigan et al，2014；Restuccia et al，2017)。

相對于宏觀數據，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既可以通過地區或行業的加總形成全要素生產率，同時能夠分離出技術進步、資源配置和企業進入退出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使得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更加貼合實際。此外，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數據的可獲得性增加，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對微觀企業生產率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測度生產率變化的方法，第一類有BHC分解法(Baily et al，1992)，以及改進型GR分解法(Griliches et al，1995)、FHK分解法(Foster et al，2001)、BG分解法(Baldwin et al，2006)；第二類為MP分解法(Melitz et al，2015)。這些分析方法將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來源分為新進入企業、存續企業(或稱在位企業)和退出企業，研究的結果聚焦于存續企業的作用，如Foster等(2001)基于美國制造業的數據研究發現企業的進入退出僅能解釋生產率增長的四分之一，剩余部分由存續企業技術進步和要素配置優化提供，Baldwin等(2006)對加拿大制造業生產率增長的研究結果與此類似；李玉紅等(2008)采用BHC分解法發現存活企業的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的優化近乎可以解釋中國工業企業生產率增長的全部，企業的進入退出對生產率的影響較??；毛其淋等(2013)使用1999—2007年中國制造業數據對進入企業和存續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結果發現新進入市場企業的生產率明顯低于存續企業，采用FHK、GR和BG分解法分析發現進入企業的生產率與總體生產率的變動呈負向關系，但退出企業著實能促進總量生產率的增長；陳雯等(2013)及吳利學等(2016)的研究進一步強調了存續企業在制造業總體生產率變動中的重要貢獻，所不同的是使用MP分解法，較好克服了已有分析框架的不足。另一方面，部分研究更加注重企業進入退出的作用，如熊彼特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的創新理論認為新進入的企業會通過創造性破壞來提升行業整體的技術進步水平；而企業的不斷進入和退出也能保留高效企業并淘汰低效企業，為經濟增長創造動力源泉(張維迎 等，2003)；Syverson(2011)認為競爭使低效率企業退出并且新進入企業的生產率進入門檻不斷提高，此外，企業為了防止被淘汰，不斷增加高生產率的成本投入，最終導致企業整體效率提升；Asturias等(2017)以韓國和智利為研究對象，發現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制造業企業進入退出對生產率增長份額的貢獻為37%～58%，而在低速增長階段貢獻率則下降至25%左右；Hosono等(2019)發現日本制造業的進入不僅可以替代市場低效退出企業，而且通過和在位企業的競爭，最終促進經濟整體生產率的提高。事實上，企業進入退出的作用效果依賴于進入企業和退出企業的生產率與存續企業生產率的相對大小，只有在進入企業生產率高于存續企業且退出企業生產率低于存續企業時才會促進生產率增長(Bartelsman et al，2013)。

以上文獻為本文提供了借鑒。當前學術界對相關主題的研究主要在BHC分解法或MP分解法的基礎上展開，前者重點關注存續企業在總量生產率變動中的作用，后者主要突出強調企業進入退出的理論機制。鑒于存續企業、企業進入與退出同時存在的客觀實際，本文在總結分析BHC和MP分解法的優勢和不足的基礎上，將兩者進行有效融合，完善存續企業、企業進入、企業退出與TFP動態演化的研究，力爭分析結果更加符合實際。此外，考慮到不同地區資源稟賦、經濟基礎等方面的差異，本文對不同區域的生產率增長模式進行比較，厘清區域間的發展差異所在，針對性地提出因地制宜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發展策略。

二、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分解方法及改進

根據已有研究，生產率變動的來源主要有新進入企業、存續企業和退出企業的貢獻。由于同一時期微觀企業個體屬性不同，建立一個全要素生產率為基礎的企業生產率增長的動態模型就有其必要性。根據Olley和Pakes(1992)的處理方法(以下簡稱OP分解法)，當測度出每個企業的生產率后，行業全要素生產率可以用行業內所有企業的生產率通過市場份額的加權平均得出，即：

?t=∑isitφit

(1)

其中，?t表示全行業企業在t期的全要素生產率；sit是i企業在t期的市場份額，用該企業當年的銷售收入和整個行業的銷售收入總和的比值表示；φit是i企業在t期的生產率。(1)式說明行業全要素生產率由單個企業的生產率水平和市場份額共同決定，與直接計算總體生產率相比，加入市場份額可以有效避免由于企業間的生產率差異引致的生產份額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的重要影響，因為如果企業或產業間生產率差異較大，市場份額在企業間的配置情況也會影響總體生產率的變動。根據(1)式，生產率的變動則可表示為：

Δ?=?t-?t-1

(2)

根據研究需要，本文將BHC分解法和MP分解法進行有效融合，并在后續分析中作一些改進，使得分析結果更加合理。

(一)BHC分解法

在Baily等(1992)的經典文獻中，生產率的變動同樣分兩期來考察，從第t期來看，在t-1期市場上只存在存續企業和退出企業；從第t-1期來看，在t期市場上只存在存續企業和新進入企業，再結合(1)式，有：

?t-1=∑i∈Ssi,t-1φi,t-1+∑i∈Esi,t-1φi,t-1

(3)

?t=∑i∈Ssitφit+∑i∈Nsitφit

(4)

其中S、N、E分別表示存續企業、進入企業和退出企業，將(3)式和(4)式代入(2)式，可得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為：

Δ?=∑i∈Ssitφit-∑i∈Ssi,t-1φi,t-1+∑i∈Nsitφit-∑i∈Esi,t-1φi,t-1

(5)

為了突出存續企業在全要素生產率變動中的作用，將存續企業的生產率變動作進一步分解：

∑i∈Ssitφit-∑i∈Ssi,t-1φi,t-1=∑i∈Ssi,t-1Δφit+∑i∈SΔsitφi,t-1+∑i∈SΔsitΔφit

(6)

將(6)式代入(5)式得：

Δ?=∑i∈Ssi,t-1Δφit+∑i∈SΔsitφi,t-1+∑i∈SΔsitΔφit+∑i∈Nsitφit-∑i∈Esi,t-1φi,t-1

(7)

由(7)式可知，BHC分解法將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分為五個部分，前三項為存續企業的貢獻，后兩項分別為進入企業與退出企業的貢獻。參考李玉紅等(2008)的研究，從左至右，各項的含義如下：

1.存續企業的市場份額不變，由企業技術變化引起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稱為存續企業的自身增長效應，該效應能有效度量企業的技術進步程度。

2.存續企業的技術水平不變，由市場份額的變化引起總體生產率的變動，也稱為靜態偏離效應。正效應說明市場份額增加，反之則是市場份額減少。

3.存續企業的技術水平和市場份額同時變動，也稱為動態偏離效應，反映存續企業的資源配置狀況。如果為正，則說明企業的技術水平與市場份額同向變動，資源配置優化；反之則是資源配置惡化。

4.進入企業引起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也稱為進入效應。進入企業的規模越大，生產率越高，越有利于生產率的提高；反之則相反。

5.退出企業引起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也稱為退出效應，退出市場的企業規模越小，生產率越低，將能促進生產率的提高；反之則相反。

然而此分解方法的不足也很明顯，主要表現為：分解框架初始就潛在認定進入企業能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而退出企業總是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如前文所述，企業進入退出是否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關鍵在于進入企業和退出企業與存續企業生產率的相對大小。

(二)MP分解法

基于OP分解法發展而來的MP分解法(Melitz et al，2015)，有效克服了上述不足，此外，本文又在MP分解法基礎上作了一些改進。

OP分解法認為全要素生產率可以表示成如下形式：

(8)

MP分解法在OP分解法的基礎上融入了企業進入退出因素，將企業的總體生產率細化為如下形式(1)在兩期的比較中，退出的企業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實際上在退出市場的前一期，進入的企業在第二期產生影響，存續企業則在兩期均存在，這是分解的基礎，同時也說明sS1+sE1=1，sS2+sN2=1。：

?1=sS1?S1+sE1?E1=?S1+sE1(?E1-?S1)

(9)

?2=sS2?S2+sN2?N2=?S2+sN2(?N2-?S2)

(10)

Δ?=?S2-?S1+sN2(?N2-?S2)+sE1(?S1-?E1)

(11)

(12)

(13)

將(13)式代入(11)式，得：

(14)

(14)式中整個存續企業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由公式前三項表示，即存續企業的技術進步變動、市場份額變動、技術進步與市場份額同時變動(資源配置)三個方面，后兩項則對應的是進入企業與退出企業對生產率變動的貢獻。與BHC分解不同的是，這里所強調的是在整個存續企業框架下對不同作用機制的分離，而BHC分解法則是根據經驗分析直接對存續企業的作用進行設定。相對而言，本文的分解更具理論上的支撐，突出顯示了存續企業引致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結構來源。

三、企業的市場狀態與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

(一)中國制造業企業市場狀態的存在性特征事實

本文采用的企業數據為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數據，該數據庫涵蓋了全部國有及非國有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數據，目前該數據庫的數據已更新到了2013年，但由于2008年及以后的數據與前期的不可比(4)該數據庫1998年開始采集，“規模以上”的標準指企業每年的主營業務收入(銷售額)在500萬元及以上，2011年開始，該標準改為2000萬元及以上，前后不具有可比性。此外，2007年以后的數據也存在工業增加值等重要指標的缺失。，故樣本數據時間范圍選擇為1998—2007年。該數據庫同時也存在樣本匹配錯亂和樣本值異常的問題，本文借鑒聶輝華等(2012)的做法對異常值作如下處理：剔除銷售額、職工人數、總資產或固定資產值缺失的觀測值；剔除不符合基本會計法則的數據，如職工人數少于8人、總資產合計值小于流動資產或固定資產合計值、累計折舊小于當期折舊、實收資本小于或等于0。由于企業匹配也有問題，根據Brandt等(2012)的處理方法，先用企業代碼匹配面板數據，如果存在兩個及以上數目的相同代碼則根據企業名稱，反之則使用地區或法人姓名等更具體的信息，直到識別結束。在產業匹配方面，因2002年前后統計局使用了不同的產業分類標準，行業標準不可比，本文按照Brandt等(2012)的做法進行了合并調整。

借鑒毛其淋等(2013)的研究，將企業的市場狀態分為進入、存續和退出三種，當企業沒有在數據庫出現時就定為退出，否則就是進入或存續。具體而言，將第t期新進入的企業定義為在第t-1期不存在，第t期存在的企業；第t期退出的企業定義為第t期存在，第t+1期及以后各時期均不存在的企業；剩下的為存續企業。企業進入率RENt=ENt/Tt，退出率REEt=EEt/Tt，其中ENt、EEt、Tt分別為第t期進入的企業、退出的企業、第t期企業總數。根據相關定義，1999—2006年(5)首尾年份需要用來限定進入企業和退出企業。中國制造業企業總體及分區域的進入退出情況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表1 中國制造業的進入退出情況

通過表1可知，中國制造業具有較高的進入率，平均為25%左右(2004年除外(6)2004年出現較高的進入率，主要是因為2004年進行了第一次工業普查，使更多的民營企業進入了系統。)，高于成熟市場經濟體3.2%～8.2%的水平(李平 等，2012)，同時也伴隨著較高的退出率(平均為14%左右)，說明企業市場狀態變動較大。此外，進入率始終高于退出率，從而使市場上的企業總數呈現穩定增長的趨勢。借鑒謝千里等(2008)的思路，本文按照企業所在省份的不同將總樣本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個子樣本。由表2和表3可知，將不同區域企業的進入率和退出率進行對比，發現東部的進入率和退出率均低于其他地區，說明東部企業市場狀態相對較穩定；東北地區企業的進入率和退出率都比較高，說明企業市場狀態不穩定，營商環境的惡化不利于企業的持續經營；中部和西部企業的進入退出率相當，均處于東北和東部地區之間的水平。

表2 不同地區的企業進入率

(二)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

為了厘清企業生產率與進入退出的關系，需要估算企業的生產率。本文采用已有研究的普遍做法，用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代替企業的生產率。首先，假設所有企業均具有類似的生產模式，生產函數均符合Cobb-Douglas生產函數(簡稱C-D函數)，且具有?？怂怪行蕴卣?，具體形式如下(Syverson，2011)：

(15)

對(15)式兩邊同時取對數，得：

lnYit=lnAit+αlnKit+βlnLit

(16)

進一步變形得：

lnAit=lnYit-αlnKit-βlnLit

(17)

lnAit即為對數形式的全要素生產率(下文簡稱生產率)，Yit、Kit、Lit依次表示i企業在t時期的凈產出、資本投入、勞動投入，分別用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企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均余額、全部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來表示。同時，企業工業總產值使用企業所在省份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進行平減，企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均余額用企業所在省份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進行平減。上述指數平減均以1998年為基期，各類指數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鑒于西藏相關指數缺失，本文予以剔除。

關于具體測度方法，目前比較常見的有普通OLS回歸法、OP法和LP法。OP法和LP法都是半參數法，其中OP法較普通OLS回歸法的優勢在于可以克服聯立方程引起的內生性和樣本選擇的偏差性，但假定投資和產出之間是嚴格的單調關系，容易遺漏大量投資為0的樣本觀測值(7)《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存在大量投資為0的企業，這與實際嚴重不符，且不論投資數據為0的原因，至少我們可以認為不考慮這些企業將對研究結果產生誤差。；LP法則規避了OP法的缺陷，但是不能處理好樣本選擇的偏差性，對于研究企業市場狀態仍存在一定缺陷。Ackerberg等(2015)放寬了OP法和LP法的假設，將勞動投入引入中間投入函數，對兩類方法進行了完善(簡稱ACF法)。ACF法在目前估算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中屬于比較準確的方法，在國內研究中偏向前沿(岳文 等，2015)。鑒于研究實際和需要，本文亦采用該法估計全要素生產率。

四、生產率變動的分解結果

(一)總樣本的分析

按照ACF法測算的微觀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以上一年為基期，結合(14)式對中國制造業企業生產率的變動進行分解，表4匯報了不同時間段的動態分解結果。根據結果可以看出，除2005年以外，中國制造業行業全要素生產率是不斷上升的。具體來看，從2001年開始，增長速度也在不斷加快，這可能與中國2001年加入WTO后，國外企業的大量進入導致競爭更加激烈，進而推動了企業技術和生產效率的提升；2007年增速有所下降，本文認為與2007年開始爆發的金融危機有一定關聯。

表4 TFP變動分解結果

1.存續企業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

分解結果顯示，存續企業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2005年除外)，其貢獻度占生產率增長量的一半以上，其中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均超過100%，這與已有文獻的研究結論一致。在存續企業的貢獻中，資源配置優化起主導作用，其次是技術進步的貢獻。自20世紀末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以來，盡管仍存在資源的誤置(聶輝華 等，2011)，但持續經營的制造業不斷優化發展的趨勢沒變，技術進步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市場份額的變動在存續企業的貢獻中多數年份為負，尤其在2001年以后比較明顯，可能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更多外商進入國內市場，擠壓了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

2.進入企業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

表4的結果顯示進入企業效應為負，即新進入的企業降低了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根據(14)式可判斷進入的企業生產率要低于存續企業。將進入企業效應和生產率的變動量比較，發現前者的絕對值在部分年份顯著大于后者，說明這段時期進入企業的生產率與存續企業有較大差距，但從整體趨勢來看，進入企業效應的絕對值隨著時間推移不斷減小，與存續企業的差距在逐漸縮小。為了更好地在競爭中生存，進入企業逐漸意識到要努力提高生產率，以期在與存續企業的競爭中獲得優勢。

3.退出企業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

從表4可以看出，退出企業效應明顯提高了總體生產率水平，除2006年和2007年外，其貢獻度平均超過50%，表明退出企業的生產率低于存續企業，而且兩者差距有擴大之勢。這可能有外部和內部兩方面的原因：外部的原因是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發展不斷融入世界體系，國外企業的進入加劇了市場競爭；內部的原因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不斷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市場選擇機制的作用逐漸占主導。因此，退出市場的企業都是低效企業。

總體而言，除2004年外，其余年份我國制造業行業生產率均呈增長趨勢，主要是存續企業和退出企業的貢獻，而存續企業的貢獻中又以資源配置優化和技術進步為主；進入企業則顯著降低了行業全要素生產率；進入企業效應和退出企業效應的絕對值均較大，顯示進入企業和退出企業的生產率均明顯低于存續企業，同時也暗含了中國制造業企業進入退出市場比較頻繁，與前述表1中企業進入退出特征形成對應。

(二)分區域分析

由于地區資源稟賦、經濟基礎等差異，我國不同區域間生產率可能存在異質性。那么，存續企業、企業進入與退出對區域生產率發揮何種作用？本文借鑒謝千里等(2008)區域劃分的方法，將總體樣本分解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四個子樣本，輔以各種效應的具體貢獻度來進一步說明(表5)。

表5 TFP變動按區域分解結果(t1=1998，t2=2007)

由表5可知，存續企業依然是各區域生產率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進入企業降低了總體生產率水平，退出企業提高了行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作用效果存在差異，具體結果分析如下：

東北地區生產率增長量最高，主要源于存續企業和退出企業的貢獻。同時發現，進入企業對生產率增長的負向作用也比較強。東北地區內部缺乏新動能使企業的發展動力下降，技術進步緩慢：一方面導致進入企業的進入門檻降低，另一方面可能加速企業的衰退甚至死亡。此外，外部新動能增加則會吸引企業的區際轉移：一是加劇了本地區企業的退出效應；二是企業的退出提高了存續企業的市場份額，使存續企業可以更好地發揮規模效應，優化資源配置，即使技術水平比較低，市場份額的擴大仍然有利于生產率的上升。東部地區生產率的增長主要由存續企業提供，企業的進入退出作用比較有限，市場結構較穩定；中、西部地區生產率的增長主要由存續企業和退出企業共同貢獻，進入企業效應和退出企業效應則均高于東部，市場結構穩定性比東部差但好于東北。

存續企業在四大區域生產率增長中具有突出地位，在存續企業效應的結構中，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優化貢獻了存續企業效應的絕大部分，但在不同區域存在一定異質性。東北地區存續企業的技術進步比較低，市場份額和資源配置是存續企業生產率增長的主要來源；東部技術進步占比最高，說明東部依然是創新資源的集聚地；中西部的技術進步貢獻也較明顯，這可能與1999年和2003年分別開始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有關；除東部市場份額有微弱擴大外，中西部的市場份額都在縮小，說明國內市場主要在東部地區；資源配置對四個區域存續企業生產率增長均表現出顯著的推動作用，表明企業的持續經營有利于生產率和市場份額的同時提高，促進資源配置的優化。

五、結論與建議

通過使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1998—2007年的數據，融合BHC分解法和MP分解法的優勢，本文研究了企業的市場狀態與制造業行業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系統分析了新進入企業、存續企業和退出企業對生產率變動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1)中國制造業企業進入退出率比較高；除個別年份外，全要素生產率基本呈上升趨勢且增速加快；生產率的變動主要來源于存續企業和退出企業的共同貢獻。新進入企業和退出企業的生產率均顯著低于存續企業的生產率；進入企業效應對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負向影響較強，退出企業效應對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正向作用較強。存續企業效應則主要來源于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優化。(2)不同區域的存續企業效應、進入企業效應和退出企業效應與總體樣本具有相似的作用方向，但在具體貢獻度上則表現出區域異質性特征。東北地區企業進入率和退出率最高，同時總體生產率的變動量最大，這不僅有存續企業的作用，也有較強的企業進入退出效應的影響；東部的企業進入退出率比較低，生產率的變動量僅次于東北且主要源于存續企業的貢獻；中西部企業的進入退出率、進入退出效應、生產率的變動量大體相當，其中前兩項介于東部和東北之間，最后一項生產率變動量則處于最低的水平。(3)存續企業是各個區域總體生產率變動的主要來源，但來源結構有差異，東部地區技術進步的作用最高，東北地區最低，中西部地區介于兩者之間；市場份額的變動在東北和東部有正向作用，對中西部則是負向效應；資源配置在四個地區則均表現出正向作用。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1)提高制造業技術創新能力。一是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通過科研補助、政府采購等措施，鼓勵企業使用外界技術、整合和收購等方式推動創新，促進存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二是充分發揮創新載體的協同作用，持之以恒加大基礎研究力度，推進建立由政府、企業、高校、其他非營利機構等創新載體共同承擔基礎科研投資的聯動機制，通過國家實驗室、創新中心和協同創新服務聯盟等平臺實現資源共享，解決創新成果局限分化以及創新投入重復浪費等問題。三是充分發揮人才對于創新的建設性作用，出臺形式多樣的人才政策，吸引國外優秀企業家和科技人員來中國工作。通過在高校建立“二級孵化器”提升專業人才科技成果的經濟效益和實用價值，將高校優勢和社會優勢結合起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2)提升資源優化配置效率。首先，降低創新資源的分散程度，在破除戶籍限制、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農業轉移人口與本地市民同等社會福利，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顯著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形成具有一定地域規模的公共創新資源平臺和支持創新活動順利進行的公共創新服務機構，確保滿足創新所需的科研條件和科研人才。其次，現階段一些資源利用率較低的國有企業可以優先獲得金融資本，而大量中小民營企業卻只能向成本較高的民間資本進行融資，制約了產業升級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因此，需要降低金融資本對國有企業的傾斜趨勢，增加對效率更高的非國有企業的資源支持。(3)完善市場主體進入退出機制。一方面，降低區域進入壁壘以及行政進入壁壘，吸引新企業進入，特別要注重破除行政審批流程以外的各類隱性準入壁壘，優化營商環境；同時，避免盲目降低準入門檻造成低效率企業涌入和行業擁擠。另一方面，規范僵尸企業的審查識別政策、政府補貼和銀行貸款優惠政策，特別要加強企業僵尸化識別指標體系構建和完善企業破產法，減少僵尸企業市場存續時間并加速淘汰低效僵尸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