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簡《詩經》的異序問題
——兼論先秦文獻文本的非穩定性

郝 敬

2019年9月，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下文簡稱“安大簡”)一期研究成果發布。該批竹簡于2015年初由安徽大學入藏，經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和國家文物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分別檢測，確認該批竹簡年代大致為戰國中期(公元前330年)。安大簡一期成果為《詩經》，主要內容為文字辨識(1)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安大簡《詩經》現存內容為《詩經》的國風部分，各篇依次連續抄寫，存詩57篇。與毛詩相比，安大簡《詩經》在風部、篇目和章次排列等文本方面出現了較多的差異。本文將在此基礎上，從文學文獻學的角度對安大簡《詩經》異序問題加以考察討論。

一、安大簡《詩經》文本概況

安大簡《詩經》現存部分，按竹簡原有編號共計117號，其中第18、19、23、24、26、30、56、57、58、60—71、95、96、97號等24支簡缺失，殘簡不等，實際存簡93支。存簡內容為《詩經》的國風部分，各篇依次連續抄寫，存詩57篇。按竹簡原有編號順序，各篇分別為：

《周南》11篇，現存10篇，抄寫于第1至17號與20號竹簡之上，所存18支簡大致完整，第15、16號簡簡首稍有殘缺，依次連續抄寫，為《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漢廣》《汝墳》(缺)和《麟之趾》。其中，《漢廣》缺三章末句，《汝墳》全無，《麟之趾》缺首章，當在所缺失的第18、19號簡上。各篇文字與毛詩(2)本文涉及的毛詩諸篇目，均引自阮元?？蹋骸妒涀⑹琛っ娬x》，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下不贅述。小有異同，各篇次序與毛詩《周南》一致。惟《卷耳》《螽斯》篇二、三章均與毛詩章次互異。

《召南》14篇，抄寫于第21至41號竹簡之上，其中第23、24、26、30號4支簡缺失，其余各簡完整度不一，依次連續抄寫，為《鵲巢》《采蘩》《草蟲》《采蘋》《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襛矣》和《騶虞》，惟《殷其雷》《江有汜》兩篇完整，其余各篇文字殘缺不一，此不贅述。各篇文字與毛詩小有異同，惟《騶虞》篇多末一(多)章，毛詩未見。各篇次序與毛詩《召南》一致，惟《羔羊》《江有汜》篇二、三章，《殷其雷》首、三章，均與毛詩章次互異。

《秦》10篇，抄寫于第42至60號竹簡之上，其中第56、57、58、60號4支簡缺失，其余各簡完整度不一，依次連續抄寫，為《車鄰》《駟驖》《小戎》《蒹葭》《終南》《黃鳥》《渭陽》《晨風》《無衣》《權輿》。其中，《渭陽》篇今在毛詩《無衣》后，余者次序皆同。各篇文字小有異同，惟《無衣》篇多末句“贈子以組，明月將逝”，毛詩未見?！盾囙彙贰恶嗱潯菲?、三章，《小戎》《黃鳥》篇首、二、三章，均與毛詩章次互異。又《小戎》二章四、五、六句，語次亦與毛詩前后互異。又《無衣》篇依前例，二、三章應與毛詩章次互異，詳后。

《某》，風部不詳，篇數不詳，應抄寫于第61至70號竹簡之上，惜乎十簡全失。因全簡抄寫密度每支簡約為38字，又因第72號簡為《汾且洳》二章末二字與三章，所缺首章和二章約38字，當在第71號竹簡之上。又因第83號竹簡標明“侯 六”，風部區分清晰，故第70號簡當不屬其下《侯》部。依前例，十簡約380字篇幅，而國風所余各部，篇幅或長或短，短者如《檜》《曹》不足300字，長者如《邶》《鄭》則大大超越380字之限，均無法獨立滿足十簡篇幅之條件。按全簡所載各風部，如《甬(鄘)》《魏(唐)》皆有不足毛詩本部篇目之例，故十簡不應為二風所加，當為獨立風部，且篇目不足毛詩本部。

《侯》6篇，抄寫于第71—83號竹簡之上，其中第71號簡缺失，其余各簡完整度不一，依次連續抄寫，為《汾且洳》《陟岵》《園有桃》《伐檀》《碩鼠》《十畝之間》。本部各篇，今均屬毛詩《魏風》，獨缺首篇《葛屨》。各篇次序與毛詩《魏風》有異，《陟岵》今在《園有桃》后，《十畝之間》今在《伐檀》前。各篇文字小有異同，《碩鼠》首、二章與毛詩章次互異。毛詩國風今無《侯》部。

《甬(鄘)》9篇，抄寫于第84—99號竹簡之上，其中第95、96、97號3支簡缺失，其余各簡完整度不一，依次連續抄寫，為《柏舟》《墻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其中，第94號殘簡為《定之方中》部分，第98號簡為《干旄》部分，所缺三支簡當為《蝃蝀》《相鼠》篇，因第99號簡在《干旄》篇末標記“甬 九”，故此部風詩共9篇，實存7篇，今均屬毛詩《鄘風》，獨缺末篇《載馳》。各篇次序與《鄘風》一致，各篇文字小有異同，《墻有茨》首、三章，與毛詩章次互異。另，《定之方中》二、三章，當與毛詩章次互異，詳后。

《魏》9篇，抄寫于第100—117號竹簡之上，各簡完整度不一，依次連續抄寫，為《葛屨》《蟋蟀》《揚之水》《山有樞》《椒聊》《綢繆》《有杕之杜》《羔裘》《無衣》《鴇羽》。第117號竹簡篇末標記“魏九 葛屨”，篇數有誤，實有10篇。除首篇《葛屨》今屬毛詩《魏風》，余九篇全屬毛詩《唐風》，缺《杕杜》《葛生》《采苓》三篇。各篇次序與毛詩《唐風》多異，《揚之水》今在毛詩《山有樞》后，《山有樞》今在毛詩《蟋蟀》后，《有杕之杜》今在毛詩《無衣》后，《羔裘》今在毛詩《杕杜》后，《鴇羽》今在毛詩《羔裘》后。各篇文字多有異同，如《葛屨》比毛詩二章多第四句“何以百適”，上下語義較毛詩通順?！稉P之水》比毛詩三章多末兩句“如以告人，害于躬身”，上下語義亦較毛詩通順?！毒I繆》比毛詩缺末章末兩句，疑為“子兮子兮，如此邢侯何”，因末三句為“見此邢侯”，則上下語義與毛詩大不同，簡本更佳。此外，《蟋蟀》首、二章，《綢繆》《鴇羽》二、三章，與毛詩章次互異?！渡接袠小肥渍氯?、四句和五、六句次序，亦與毛詩前后互異。

二、風部次序差異

安大簡《詩經》呈現了與傳世文獻截然不同的風部次序。為求直觀比較，特選取《左傳》所記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季札聘魯觀周樂、毛詩、鄭玄《詩譜》之風部次序，與安大簡《詩經》比較，按時間順序制成表1，如下：

表1 《左傳》、安大簡、毛詩、鄭玄《詩譜》所記風部次序異同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除二南外，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國風余部并無固定的先后次序，只有大致相似的區域表述。這一點在《左傳》和毛詩的記述中特別明顯，季札觀周樂，在儒家相傳的孔子整理《詩經》之前，為公元前544年；毛詩最終形成，在漢惠帝廢挾書律之后，約公元前191年后，雖然毛亨所傳為子夏之學，與季札所觀之周樂有一定的學源關系，但在數百年的流傳中，包括口耳相承的非文字傳播狀態中，只有二南與邶、鄘、衛、王、鄭、齊等穩定地居于十五國風的前部，而后部的諸風除魏、唐和陳、檜、曹有相對固定的次序外，幾無定序。直至鄭玄作《詩譜》，《檜風》前提，《王風》后置，猶未定也。故《詩》在口耳相承與文字并存的傳播狀態下，最大的可能是并無一個固定表述順序的母本，包括魯國在內的各地對《詩》的再表述順序，其實仍處于一個自由狀態。居于戰國中期的安大簡《詩經》正體現出這樣的特點，二南之后，秦風的位置大為提前，其后某風、侯(魏？)風、鄘風、魏(唐？)風的排序，與目前可知的秦火前后的傳世文獻記載皆不相同。

因此，我們據以為定本的毛詩，也應僅是之前在各地流傳的次序不一的《詩經》眾多版本中的一種而已，并不是唯一的一種。

三、篇目次序差異與“侯”“魏”所指

除卻風部大類排序不同外，安大簡還體現出部類內部篇目排序的不同，為求直觀比較，特選取安大簡和毛詩具體篇目比較，制成表2，如下：

續表2

從上表可以看出，安大簡除了缺失的第61至70號十支簡所構成的一個風部外，所見六風中，二南的具體篇目次序與毛詩完全一致，文獻流傳狀態最為穩定。其余四風，《秦風》與《甬(鄘)風》的篇目次序較為穩定，前者與毛詩篇目數量相同，僅《渭陽》篇前提至《晨風》前；后者與毛詩次序相同，僅缺少最后一首《載馳》篇。安大簡中的《侯風》與《魏風》，與毛詩差異較大。前者在毛詩中并無該部，所錄篇目全在毛詩《魏風》，但少首篇《葛屨》，次序又駁雜淆亂；后者所錄除首篇《葛屨》外，余篇在毛詩中全屬《唐風》，次序亦駁雜淆亂。

可見，簡本抄錄所據之“底本”，必定處于一個文本正在固定中的文獻狀態，即篇目大致穩定，而所屬風部與次序排列尚未最終確定。同時，各風部的文本固定有先有后，二南的篇目及次序已經固定，其余各風部篇目與次序編排不一。

安大簡《詩經》所見六風中，問題最突出的即為“侯”與“魏”的風部命名。侯，《左傳》所記季札觀周樂時并無對此部名稱的記載，毛詩亦無此部。根據其所著錄具體篇目，均屬今之《魏風》。據全簡抄錄之錯漏情況，亦不能排除此字有訛誤之嫌。黃德寬先生以為“侯”即《王風》(3)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前言第2頁。，但所錄篇目并無今之《王風》，不妥。魏，第117號簡云“魏九 葛屨”，而此部實錄10篇，故簡本抄寫訛誤明顯。此部除首篇《葛屨》屬今之《魏風》，其余九首均屬《唐風》。如考慮到文獻傳播中的真實遞減、簡本抄錄出現的訛誤，綜合聯系抄錄篇目推斷，則極有可能“侯”為《魏風》，“魏”乃《唐風》。學界從字形發展、風部次序、地域所屬和詩歌旨義等角度，對此二風名稱已有相關討論，亦可參(4)夏大兆：《安大簡〈詩經〉“侯六”考》，《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夏大兆：《安大簡〈詩經〉“侯六”續考》，《北方論叢》2020年第1期；王化平：《安大簡〈詩經〉“侯六”“魏九”淺析》，《北方論叢》2020年第1期；陳民鎮：《安大簡〈國風〉的次序及“侯風”試解》，《北方論叢》2020年第1期。。但限于目前出土文獻相關環節的資料缺失，以及與傳世文獻的不適配，諸說皆不能為定論?！昂睢碑敶嬉?，以待他證。

四、多篇章次互異

安大簡的文本與通行的毛詩相比，出現了一個極為特殊的文獻現象，即多篇文本章次互異。為方便討論，特將相關文本互異現象制成表3，如下：

表3 安大簡、毛詩具體篇目章次互異對校表

續表3

從上表可以看出，與通行的毛詩相比，安大簡的文本出現了多篇章次互異現象，即現存的57首詩中有17首詩發生了明顯的章次互異。在六個風部中，周南2首，召南3首，秦5首，侯(魏？)1首，甬(鄘)2首，魏(唐？)4首，秦、魏(唐？)二風居多。這其中，章次互異又多表現為詩歌的二、三章互異，共計有11首，而首、二章互異與首、三章互異的各2首，首、二、三章交錯互異的僅1首，單章語句互異的僅2首。

在不涉及一些助詞、虛詞的情況下，大部分的章次互異對毛詩的解讀并不會產生語義及全篇的理解偏差，符合風詩往復回環、一詠三嘆的整體特征，只有少數篇目會影響和修正我們的慣常解讀。其中四篇，簡本章次為佳，優于毛詩。一為《駟驖》，按簡本所錄，首章為秦襄公狩獵的準備階段，二章為進入狩獵場所與狩獵器具的細節描寫，三章為狩獵成功時的片段描寫。讀來脈絡清晰，節奏緊湊，刻畫有詳有略，重點突出，尤以“舍拔則獲”結尾，語盡而意不盡，足勝于往昔如“平淡無味”(5)程俊英、蔣見元著：《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337頁。之評價多矣。一為《小戎》，按簡本所錄，分寫戰車、兵器、戰馬，每章后四句則寫思婦之情，末句以“胡然我念之”的思念之情收束三章四言之整齊句式，較毛詩二章中雜五言突兀而出更為妥帖。三為《綢繆》，三章所云“邢侯”，與前“良人”“粲者”文例相類，放置全篇，收束前章，則語義尤佳于“邂逅”生硬之意。簡本此篇章次與異文相結合，可據改毛詩。四為《定之方中》，按簡本所錄，首章敘營建城市宮室，二章敘訪察民間勸事農桑，三章敘登高后縱覽楚丘，抒發對徙居后美好生活的祝福，并以“終然允臧”收束，較毛詩敘事順序更為合理。

在上述章次互異的篇目中，有一首較為特殊，即《秦風·無衣》。此篇在安大簡中為殘篇，僅余“(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贈子以組，明月將逝！”13字，屬第59號竹簡?！靶尬颐?，與子偕作”句，毛詩在二章，但簡本此句后又多“贈子以組，明月將逝”八字，遂接《權輿》篇，無中斷，故依簡本書寫之例，“修我矛戟，與子偕作”章當為三章，《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未標明。而所余“贈子以組，明月將逝”二句，當為是詩終章末句，毛詩未傳，當屬逸句?！睹娦颉方鉃椤按逃帽?，班固《趙充國辛慶忌傳贊》則從正面肯定：“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6)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998～2999頁。原詩三章，氣勢雄渾，排比遞推，主旨愈強，如宋詞之豪放之歌。然《秦風》亦有婉約之作，如《蒹葭》三章，娓娓道來，情不恣肆。二體合而成篇，正在末句“贈子以組，明月將逝”，雖顯家國功業之豪壯，亦存生命有限之感慨。大不掩小，以小見大。此二句之收束，佳于毛詩多矣。

五、先秦《詩經》文本的非穩定性

從文獻流傳層面看，出現如此多的章次互異現象(約占簡本現存風詩的30%)，雖結合全簡抄錄之訛誤情況，不能排除此簡在抄錄時有錯簡的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抄錄所據詩歌之原貌即如此。這就可以和前文合并討論，即風詩在早期流傳時，各篇章次并非皆有固定之順序，或風詩會根據流傳所在地的實際情況加以演繹，或在不同歷史階段的風詩會根據口耳相承和文字傳播的差異發生變化，綜合造成同一首詩歌在不同地區或不同時期的文本章次互異現象。

考慮到上文討論的風部次序，既不與之前的季札所敘相同，亦不與之后的毛詩所敘相同，如果傳承的文本是固定的狀態，則是非常不合理的現象。所以，只有風詩在毛詩形成之前的傳承一直處于非固定的狀態，并沒有一個穩定的文本，才能滿足安大簡《詩經》出現的風部次序差異、篇目次序差異和具體章次差異甚至具體語句差異的條件。反觀，這也有促于我們理解先秦時期文獻的文本傳承特點——至少在刻版(包括石經)普及之前——大量抄錄的文本依然保存著非固定的文獻狀態。

如果這個結論可以成立，我們再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的記錄，就會得到不同的認知?！蹲髠鳌吩疲?/p>

吳公子札來聘?！堄^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睘橹琛囤贰多{》《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睘橹琛夺佟?，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睘橹琛短啤?，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后，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7)阮元?？蹋骸妒涀⑹琛ご呵镒髠髡x》，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006～2007頁。

以往學界對這段文獻的解讀多集中于對《詩經》風、雅、頌三部的分類劃分，尤其關注于十五國風，認為在其時已經有了固定的先后順序。這種解讀甚至又長時間地引發了對于孔子刪詩說的相關爭論。而安大簡《詩經》的風部次序表達，就為我們對季札觀周樂的解讀提供了不同的視角。當魯國依次為季札演奏各類風詩時，除了開始的二南外，季札的經典性評價其實大多帶有“其……乎”的判斷語氣模式。這種語句表達的模式，既可以顯示季札雖居于東南夷狄之邦，但自信于知識體系與道德價值的全面掌握，也可以側面顯示出相對于傳統中原諸國，在吳地習詩的季札對風詩各部的次序并無固定的確認。因此，除了對二南有穩定的認知，其他的風部評判則多少帶有求證的意味。這與安大簡《詩經》的記錄順序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而這個事例的判斷也符合王國維先生、陳寅恪先生宣揚的“二重證據法”，即以出土文獻彌補傳世文獻之不足。

六、先秦文獻文本的非穩定性

通過上文的討論，我們可以對安大簡《詩經》從文學文獻學的角度作出一個大致的判斷。由于此簡本與傳世文本在風部次序、篇目次序、風部命名和章次順序等方面出現了較多的差異，綜合眾多因素，我們認為安大簡《詩經》僅僅是毛詩定本出現之前、在口耳相承傳播狀態中的流傳于世的《詩經》眾多文本中的一種。在《詩經》文本依然沒有最終固定下來的歷史階段，安大簡《詩經》僅僅是《詩經》早期面貌的一個側面呈現，不能完全判斷其為《詩經》的“祖本”，也不能隨意據簡本改毛詩。

同時，我們也可以借助對安大簡《詩經》的文學文獻學的考察，對秦火之前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文獻的文本流傳狀態作出一個大致的判斷，即在刻版(包括石經)出現之前，無論是口耳相承還是簡牘抄錄，文本始終處于一個非固定的狀態中，差異是在所難免的。而不同時間、不同地域中的文本的變化，不論是增刪改逸，對考察最終定本的祖源的唯一性是無能為力的。因此，若將劉向、劉歆校書之時作為文獻考察的分界點，運用不同的文獻認知觀點和文獻考察方法，向前倒推溯源，向后推衍支流，不失為掌握先秦文獻的一條通律。

OntheDifferenceinOrderofTheBookofSongsRecordedonBambooSlipsintheWarringStatesPeriodCollectedbyAnhuiUniversity—A Discussion on the Instability of Documents in the Pre-Qin Period

HAOJing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handed-down documents such as Mao’s Poetry,TheBookofSongsrecorded on bamboo slip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 has many text differences in the naming of The Ballads(Feng) and the order of titles and chapters within. Though documents inZhou-nanandShao-nanare relatively stable, other parts of The Ballads(Feng) are different in naming and the order of contents. Seventeen poems among the fifty-seven poems 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 belong to different chapters. These differences can modify our usual interpretation of Mao’s Poetry to a certain ext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lost sentence Zeng-zi-yi-zu Ming-yue-jiang-shi in the poemWuYiofQinFeng, which can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handed-down literature. Analysis of these differences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eng part ofTheBookofSongs, but also enable a 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judgment on the philological value ofTheBookofSongsrecorded on bamboo slip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 At the same time, strong evidence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instability of documents in the pre-Qin Period.

Keywords: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TheBookofSongs; difference in 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