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中產：上海市民文化與基層治理*

熊易寒 王志恒

2022年3～6月，上海的城市基層治理體系遭遇了新冠奧密克戎疫情的嚴峻考驗。在兩個多月的時間里，2400多萬上海市民在人員流動性空前受限，本地服務業和零售業市場嚴重失靈的情況下，進入了高強度的應急狀態。由于上海在國內國際的重要地位，使得上海的疫情防控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關注的一個焦點。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關于“大上海保衛戰”的提法，也凸顯了上海的特殊地位。[1]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多個省份和解放軍的大力支援下，上海干部群眾連續奮戰，最終取得了“大上海保衛戰”的勝利。疫情防控從來不是單純的公共衛生事件，特別是像全城靜態管理這樣的舉措，實際上是對城市社會治理體系和能力的全面考驗。有效的社會治理需要基于一個地方的社會特征，充分考慮當地社會的民風、民情、民意?！按笊虾１Ｐl戰”不僅是上?；鶎又卫眢w系和能力的大考，也體現了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中產階層為代表的市民在疫情中成為發聲的主體，也成為影響基層治理的重要社會力量。

疫情防控從來不是單純的公共衛生事件，特別是像全城靜態管理這樣的舉措，實際上是對城市社會治理體系和能力的全面考驗。

當代中國中產階層的都市差異

1994年至今，中國社會正日益成為一個精細分層社會。在此之前，中國處于扁平社會階段，社會分層比較粗疏，階層差別不明顯。所謂精細分層社會，主要指1994年以后，特別是1998年之后的中國社會，其標志是：1.收入和財產差距擴大。2009年收入基尼系數0.49，2010年財產基尼系數0.739，財產性收入的重要性逐步超越工資性收入。2.階層的居住隔離和消費區隔形成。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住房階級形成，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居住空間，消費成為人以群分的重要界線，在城市中這一點尤其明顯。3.階層的分化變得更加精致，跨階層的流動變得更為困難。[2]

在這個過程中，上海的商業文明塑造了一種相對獨立的市民文化，這種市民文化根植于上海的民間社會，并以中產階層為主導。中產階層作為經濟與社會領域的中堅力量，一方面發揮著矛盾緩沖帶與社會穩定器的功能，另一方面也給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比如，由于中產階層具有較強的權利意識和規則意識，往往成為業主維權活動的主力軍。更重要的是，中產階層的崛起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中公職人員個人素質與社會資源通常高于管理對象的局面，見多識廣、信息靈通、人脈發達的中產階層對城市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充分理解上海市民社會的特點，需要將上海與其他地區進行比較。北京是知識分子主導的市民社會，以全國性的思想傳播和政策倡導為主要目標，政治色彩最強，影響力最大；浙江是企業家主導的市民社會，熱衷于改善商業環境，制定行業標準，影響產業政策，政治色彩較弱，與政府關系最為緊密；廣東是市場媒體與社會組織主導的市民社會，關注勞工、環境等議題，政治色彩和集體行動能力較強；上海則是普通市民主導的市民社會，缺乏焦點議題，政治色彩和集體行動能力最弱，但具有國際化視野和權利意識的市民（以中產階層為代表）對政府構成一定輿論壓力。[3]

地區差異的背后是人力資本稟賦的差異，在北京、浙江、廣東和上海聚集了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而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意味著不同類型的社會精英。當社會精英集聚到一定程度，他們必然會試圖參與公共事務，影響政策過程。

地區差異的背后是人力資本稟賦的差異，在北京、浙江、廣東和上海聚集了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而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意味著不同類型的社會精英。

表1 中國市民社會的典型模式

中產階層主導的市民文化

如何界定中國社會的中產階層，一種做法是采用統計學的方法，根據中等收入群體和職業類別的指標，以“中產”劃分出相應中產“階層”；另一種做法是基于階級分析，將中產階層置于整個社會的生產關系中看待，特別是這個階層所承擔的意識形態再生產功能。朱斌和范曉光對這兩種做法的不同展開了探討，強調了中產階層本身固有的文化屬性，認為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自我認知構成了中產階層的最重要指標，提倡使用滿載文化意義的階級分析理論下的中產階層來解釋政治社會現象。[4]

上海市民有較強的法治意識，較注重個人權利的維護

階級分析理論的核心洞見，就是將社會階層放置在生產和再生產的條件中考察其性質和政治傾向。理解中產階層文化就需要追溯中產階層的產生條件。有學者通過考察北京、上海、廣州的中產階層，發現市場能力（受教育程度和專業技術水平）較高和就職于壟斷行業的人更有可能躋身中產階層。[5]就上海而言，這一階層呈現出以下特征：

第一，在個人主義基礎上形成的權利意識和規則意識。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市民受教育程度較高，信息來源多元，見多識廣，對國內國際情況掌握較全面，注重個人權利的維護，有較強的法治意識。在靜態管理期間，不少市民質疑封控措施的法律依據。這些來自社會層面的呼吁和反思，在法理上是否能夠完全成立，我們暫且不論，但確實有較大的民意基礎。徐匯區高端小區匯賢居業主指責居委會擅自加碼，宣布自行解封，則是這種民意轉化為行動的典型案例。

階級分析理論的核心洞見，就是將社會階層放置在生產和再生產的條件中考察其性質和政治傾向。理解中產階層文化就需要追溯中產階層的產生條件。

第二，偏好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方式。上海是中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市民更傾向于通過市場化的方式獲取資源。在常態下，上海的公共資源、市場資源是充裕的，甚至可能存在一定的富余。但是，在新冠疫情肆虐的情境下，全域“靜態管理”讓城市的人員流動性急劇下降，市場因人員流動性的凍結而幾乎停止運行，政府難以迅速填補市場停擺帶來的巨大供應缺口，出現了臨時性的物資短缺。面對公共資源、市場資源雙重稀缺的窘境，上海市民迅速通過團購等方式應對“臨時性匱乏”。團購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方式，即買方通過提高價格和批量購買的策略來增加賣方的供應，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拍賣。通常情況下，小區規模越大，居民接受的價格越高，團購更有可能達成交易。在靜態管理早期，團購對于緩解居民物資短缺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不足之處在于，低收入群體和老年人群體往往被排除在團購之外。

第三，崇尚專業主義。中產階層的受教育程度較高，相當一部分人是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中產階層為主導的社會，容易形成專業主義的文化，更服膺于專業知識的權威。上海的市民階層對于專家、學者、教授、醫生、工程師等專業技術人員認同度較高，尤其是自然科學、醫學等學科的權威性較高。感染科專家張文宏在上海享有的巨大影響和聲望，浦東疾控中心朱謂萍醫生與市民的通話錄音引發巨大輿情，都是崇尚專業主義的體現。

第四，重視官與民、國家與社會的邊界。由于商業文化的影響，上海的官本位文化沒有內地那么強。上海的市民文化不是與官本位對立的文化，而是不那么怕官的文化；市民對于公權力與私人領域的邊界較為敏感。此外，由于上海是一種強政府、強市場格局，社會資源呈現一種相對分散的狀態，體制外精英規模較大，中產階層往往有渠道與中高層官員、主流媒體、意見領袖建立私人聯系，這使得他們在面對基層政府的時候，勇于提出不同意見。

第五，善于使用互聯網、自媒體進行傳播。嚴格來說，這不是上海的特點，而是時代的特點；但上海自帶“熱搜體質”，當上海疫情暴發之后，迅速成為全國人民關注的焦點。上海的數字化轉型走在全國前列，市民的數字化素養也較為突出，在遭遇跟切身利益或公共利益相關的議題時，往往會通過微博、微信、公眾號、抖音、快手等渠道進行傳播。

中產階層的受教育程度較高，相當一部分人是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中產階層為主導的社會，容易形成專業主義的文化，更服膺于專業知識的權威。

中產階層主導的市民文化，一方面尊重官方，另一方面又崇尚專業主義

中產階層主導的市民文化，一方面尊重官方，對體制性權力保持合作態度；另一方面又崇尚專業主義，要求法治化、程序化和制度化，對體制性權力保持一定的警惕，尋求一種基于信息透明性和規則合理性的治理模式。對于政府而言，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也內在包含了規則合理化、法治化的實際需求。[6]但靜態管理狀態下，各種事急從權的疫情防控措施，不符合市民對于國家的專業主義和法治主義想象。

“國家-市場-社會”三維關系中的中產階層與城市基層治理

“國家-市場-社會”三元組合是理解地方治理的一個經典分析框架。在社區層面，街道辦事處/鎮政府、物業公司、業主委員會和居民，分別對應國家、市場、社會，而居委會則介于國家與社會之間，具有“國家-社會”二重性：居委會作為社區的居民自治組織，理所當然屬于社會；然而居委會在實際的運作中，也承擔了國家的一部分職能，在很大程度上執行著國家意志。在整個城市的層面，黨政機關、“保供單位”、社區志愿者則對應著靜態管理期間的國家、市場與社會。

“人類活動的協調機制林林總總但可歸結為三種，即行政、市場和社群機制”，分別對應行政治理、市場治理和社群治理三種模式。國家行政在原則上是以公共利益為優先，帶有強制性的治理主體集群；市場在原則上以私人利益為優先，以自由締約為基礎的治理主體集群；社會則是國家和市場、公與私相互干預，由私到公形成代表性、由公到私形成回應性必不可少的中介?！芭c行政治理和市場治理的非個人性特征有所不同，社群治理的特點在于當事人均為相識者”。在靜態管理的情境下，由于市場機制無法發揮作用，社群治理機制在防疫應急治理的過程中尤為重要。

以上述框架觀之，首先，上海是“強國家”模式。上海有一個高效運作的政府，政府掌握的公共資源較多，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較強，對市場經濟和基層社會的滲透力也很強。上海的地方政府始終以法治、監管、招商引資、改善營商環境等形式培育市場、推動市場化進程，同時管理規模巨大的國有資本。與之類似的是，上海的基層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一方面依賴“強市場”尋求財政和人力支持，另一方面特別依賴“強國家”帶來的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機會，形成依附于強市場和強國家方得以運轉的社群自治機制。[7]

上海的基層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一方面依賴“強市場”尋求財政和人力支持，另一方面特別依賴“強國家”帶來的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機會。

其次，上海也存在一個“強市場”。自上世紀浦東開發以來，上海一直是一個高度市場化的城市?！吨袊质》菔袌龌笖祱蟾妗凤@示，上海自2008年至2018年，市場化水平一直名列國內前茅。根據其測算，上海的市場化指數除了2012年相比2010年有下滑，并在排名上跌到第5名以外，其余4個間隔兩年的時間段一直保持增長，在2008、2010、2014年三次測量中均是全國第一，2016年被浙江微弱反超，依然維持全國第二。[8]在與社會治理相關的領域，上海的公共服務市場化程度較高，政府購買服務規模大，人員市場化程度高。正因為如此，上海才能在控制政府規模的前提下，將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維持在全國第二。[9]

然而，上海的市民社會組織并不發達。上海在基層治理中采取了“以社工替代NGO”的策略，政府向社會工作機構購買服務，并將其吸納為基層治理體系的一部分。有學者指出：“社區居委會本應是居民自治組織，現在成了政府的行政‘末梢’。本應并存的兩套管理系統——政府行政系統與居民自治系統，不可避免同化成一套系統?！逼湓斐傻暮蠊?，“一方面，社區始終無法形成較好的秩序與公共的意識；另一方面，由于社區擁有的公共資源有限，居民個體存在的‘私’的東西就會膨脹。一旦出現問題，社區的自我協調能力不夠，且每個家庭又從‘私’的角度出發看問題。小矛盾發酵成大問題?！盵10]

總體性應急管理：中產階層與國家、市場、社會的邊界重塑

上海3月份以來的疫情防控不同于以往的防臺防汛、救災等工作，這不是局部性管理應急，而是總體性應急管理；不是某個政府部門牽頭的應急管理，而是國家、市場、社會總動員的應急管理。在面對局部性應急事件時，超大城市的治理資源處于富裕狀態，可以“集中優勢兵力”解決問題；而在面對總體性應急管理時，公共資源相對匱乏，市場和社會又處于“停擺”狀態，基層治理體系超速運轉，仍力有不逮。

3月份疫情暴發以來，上海的居委會變成了一個個超負荷運轉的基層治理機器?！稊底x上海居委會：疫情下城市的“末梢”治理難在哪》一文中，詳細考察了疫情期間居委會承擔的防疫任務。居委會人員配置（平均6～9人）與治理對象的規模（平均3940人）相差懸殊，還根據2018年度上海市浦東新區《居民工作清單》統計了119項居民日常事務。在119項事務中有82項，即68.9%是支持黨委、政府、人民群體、法院以及為個人在相應國家機構辦事出具證明。也就是說，盡管居委會在法理上是居民自治組織，但實際上是介于官民之間的治理樞紐?，F行《上海市居民委員會工作條例》第20條和第21條，分別規定了居委會對業委會和物業的“指導監督”職能。

新冠疫情沖擊下，居委會的履職和運轉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居民要求居委會及時透明地傳達權威信息，敢于當機立斷，做出相應決策。由于人員流動被管控，居委會開具證明的自由裁量權，對于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小如物資放行，大如急病送醫、緊急配藥）影響舉足輕重。居委會被市民視為基層政府的一部分。由于中產階層業主信息靈通，資源相對豐富，他們常常對居委會的執行力和權威性提出質疑和批判。

另一方面，中產階層要求居委會作為居民自治組織，積極配合物業和業主，為后者的物資采購、維修服務和小區公共衛生服務提供便利。這反映了中產階層的市場偏好，他們更傾向于通過市場機制和手段獲取各種生活物資。

在面對總體性應急管理時，公共資源相對匱乏，市場和社會又處于“停擺”狀態，基層治理體系超速運轉，仍力有不逮。

雖然上海市民社會的組織化程度不高，中產階層在常態下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低，缺乏系統的自治經驗，但他們畢竟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很多人都是公共機構和私營部門的管理層。靜態管理讓他們不得不參與社區公共治理，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切實利益。此時最突出的社區需求，就是物資保障和秩序邊界劃定。中產階層的市場能力和規則意識都發揮了作用：前者表現為居民運用辦公軟件和項目管理軟件，實現精細化團購，對接市場以維持物資供應；后者表現為居民通過微信等線上渠道，在以物換物和鄰里互通消息的過程中快速“熟人化”，為運用業委會等平臺商討出方案，與居委會、物業一起重構治理規范創造了條件。居民團購順利與否，一方面考驗物資協調者（即所謂“團長”）本人的能力，另一方面還是要由居委會擔當責任、物業做空間籌劃、業委會做議事平臺，要求良好的社區治理規范。

浦東新區Z小區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層社區，房屋每平方米均價10萬人民幣以上，居民規模700余戶。在靜態管理期間，Z小區的業委會和居委會牽頭、物業參與配合，在疫情最為吃緊的4月中旬嘗試編制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封控期管理指引手冊”，發布于業委會的公眾號。在Z小區的管理架構中，居委會更多發揮向上與政府部門溝通接洽的職能，而業委會則通過動員和宣傳發揮業主自治的積極性，物業為社區出入和物資配送、垃圾處理等事務提供支持。

雖然上海市民社會的組織化程度不高，中產階層在常態下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低，缺乏系統的自治經驗，但他們畢竟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很多人都是公共機構和私營部門的管理層。

在明確治理邊界的基礎上，居委會、業委會和物業又聯合組成防疫工作指揮小組，在組內實行具體工作的精細化分工。在指揮小組內成立了六個專項工作組，分別聚焦組織核酸檢測、保障醫療需求、保障物業人員餐飲、照顧特殊人群、采購應急物資和對外宣傳。黨員在指揮小組內起領導作用，成立先鋒隊，招募并培訓和管理志愿者，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為了工作組可以在日常各種信息精準識別需求，及時改進工作，指揮小組還納入了專門的各個單元樓的代表團，作為民主議事和監督機制。

Z小區的抗疫管理模式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業主自治充分發揮靈活性，主動劃分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各自重點職責的邊界，建立起合作的基礎。第二，在職能劃分基礎上，又集中力量、統一指揮協調抗疫事項。這樣可以做到相互補位，避免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分工過細，導致任何一方出現問題就導致整個治理體系癱瘓。第三，在指揮小組內部，對專項工作進行分工之外，又加入了黨組織和樓代表，體現了黨組織領導下的基層自治。這樣一套機制有集權有分權，體現了政府、市場與社會的分工合作，調動了多元治理主體的積極性，體現了互動式治理的邏輯。

改革開放以來，中產階層作為一定程度上的既得利益者，他們與國家共享了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相信“發展是硬道理”，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發展中的問題。

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中產階層作為一定程度上的既得利益者，他們與國家共享了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相信“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他們也是經濟民族主義者，從經濟發展中獲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是，持續兩個月的靜態管理，相當一部分體制外中產在經濟上蒙受了一定損失，部分人對經濟前景預期產生悲觀情緒。從社會穩定的角度看，穩定中產階層的發展預期，維系中產階層與國家之間的發展主義共識，有助于中產階層發揮社會穩定器的作用，強化體制外中產階層的向心力。

維系中產階層與國家之間的發展主義共識，有助于中產階層發揮社會穩定器的作用

在2022年春季疫情防控中，上海的中產階層呈現出兩副面孔：一面是捍衛私人領域自主性的“個人主義者”；另一面是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提供志愿服務的“社群主義者”。

作為個人主義者的中產階層，他們試圖保持自由的、體面的、帶有小資情調的生活方式，在這個過程中偶爾與基層執法體系發生爭執（包括警察、城管、居委會、社工、保安等）；作為社群主義者的中產階層，積極配合國家的疫情防控政策，試圖通過鄰里互助、志愿活動來重建社區的秩序，提高社區的韌性與應急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靜態管理有可能帶來一個積極的社會后果，即鄰里之間的應急互助網絡有可能轉化為鄰里社會資本，為“熟人/半熟人社區”創造契機，進而為社區自治提供良好的社會基礎。[11]

疫情防控的“手勢”加大了國家對社會的干預力度，改變了既有的國家與社會邊界，但這種調整到底是臨時性的，還是長期性的，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在2022年春季疫情防控中，上海的中產階層呈現出兩副面孔：一面是捍衛私人領域自主性的“個人主義者”；另一面是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提供志愿服務的“社群主義者”。

注釋：

[1] 新華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 分析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 研究部署抓緊抓實疫情防控重點工作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新華網，2022年5月5日。

[2] 熊易寒：《精細分層社會與中產焦慮癥》，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5期。

[3] 熊易寒：《中國中產階層的政治傾向及其對輿情的影響》，載《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4] 朱斌、范曉光：《中產階層抑或中等收入群體——當前中國中間階層的再審視》，載《江海學刊》2019年第1期。

[5] 張海東、姚燁琳：《市場化與市場能力：中國中產階層的生成機制——以北京、上海、廣州為例》，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6期。需要注意的是，這一研究的主要結論是市場化水平對中產階層產生有顯著影響。然而研究也指出，市場化水平放在將市場能力和壟斷行業兩個指標納入考慮的二元邏輯斯蒂回歸模型中，其影響不如后兩者那么大。研究所用的市場化指標，取自本文所引的王小魯等人的報告的較早版本（2014版），其中京滬穗的市場化水平差異明顯（9.87,10.96, 10.42），而2018年的同期數據（9.14, 9.93, 9.86）則縮小了這一差距。因此，后來的研究者有理由相信市場能力和行業壟斷造成的差異比市場化本身更穩健。

[6] 國家通過制度硬化，在基層治理中“一把尺子量到底”，既與中產階層的形式公正相適應，又實際上削弱了社會個體與基層治理具體做法討價還價的空間，參見施蕓卿：《一把尺子如何“量到底”：基層治理中的制度硬化以一個城市更新試點項目為例》，載《社會》2019年第2期。

[7] 葉敏：《依附式合作：強國家下的城市社區自治——以上海NX街道的社區自治經驗為例》，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2第1期。

[8] 王小魯、樊綱、胡李鵬：《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5頁。

[9] 何艷玲、鄭文強：《“回應市民需求”：城市政府能力評估的核心》，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10] 洪俊杰、林尚立：《上?；鶎又卫碛行?？》，載《上觀新聞》2014年9月24日。

[11] 有關中產階級和國家推動的熟人社區，可參見熊易寒：《國家助推與社會成長：現代熟人社區建構的案例研究》，載《中國行政管理》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