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還會轉移嗎？
——重讀阿瑞基《漫長的20世紀》

瞿宛文

近年來，世界秩序發生巨大的變化：美國霸權領導力下降，中國的力量興起。西方輿論界對于中國興起所采用的論述多是“大國博弈”“大國競爭”“文明沖突”“修昔底德陷阱”等。這些說法一是假設中國也跟西方大國一樣，在國際上要參與權力與利益的競爭，爭奪霸權；二是假設世界必須由霸權國主導，只是如今要看新舊霸權如何交接，以及霸權能否和平轉移。在這主導性說法下，未來世界秩序近乎中美擂臺對決，博弈似乎僅僅依據權力與利益的計算，甚至加上意氣之爭。

在現在通行的大國博弈說法影響下，我們似乎只能接受霸權存在的必然性。然而，為何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一定會有“定于一”的霸權制度？霸權一定會有所更替嗎？機制為何？是什么樣的因素與機制在決定這過程與結果？這又與資本主義體制有什么關聯？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應能有助于我們脫離簡化的、具有誤導性的大國博弈的思考框架。

要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霸權的周期理論化，是一件艱巨的任務，屬于宏大理論范疇，敢于嘗試者并不多，并且正式的社會科學領域未必認可這一問題的存在。本文要討論的是阿瑞基在《漫長的20世紀》里提出的基于歷史歸納的、關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周期的理論。[1]我認為，他的理論涵蓋歷史、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面向，從霸權入手，直接處理資本與國家的結合，最能解釋資本主義這七百多年來的變遷，最能幫助我們理解當今的局勢。

簡言之，霸權現象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歷史上，每個體系周期進入后段秩序混亂之際，新的霸權都依據實力與其他條件，領導世界建立新的體系秩序；周期變遷并非機械式的重復，每次重建都帶來體系范圍進一步擴大、組織方式更為復雜，以及權力更為集中的趨勢。美國于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金融擴張并非新現象，在以往每個霸權周期后段都曾出現；金融擴張雖會恢復短期榮景，但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在過去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生危機時，都有新霸權出現而重建體系，然而這并非必然。目前美國霸權體系早已進入金融擴張階段，并且危機持續加劇，但此次危機卻有著與之前不同之處，即軍事與經濟力量的分歧發展，未來的變化未知，這正是世界面臨的巨大挑戰。

霸權現象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歷史上，每個體系周期進入后段秩序混亂之際，新的霸權都依據實力與其他條件，領導世界建立新的體系秩序。

問題的由來

阿瑞基在開始本書寫作之前，原本是要研究20世紀70年代剛顯露出來的美國經濟危機。他原本計劃聚焦于美國資本積累的進程，但后來的發現讓他改變了主意。80年代，美國興起了一波金融化，暫時化解了經濟危機。這一波金融化的趨勢引發了討論，有左翼學者認為金融資本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因此也是最后的階段。但資本主義體系的應變能力顯然比他們預期的更強。

美國體系在70年代進入危機與金融擴張階段

在三卷本《15至18世紀物質文明與資本主義》中，布羅代爾已清楚地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有周期的，金融化不是特殊階段，而是從資本主義體系形成后就不斷反復出現的現象；金融擴張是一種信號，預示將由舊的積累體制進入新的體制。雖然資本主義周期的說法爭議較多，但學者一般多會同意，至少在現象上，世界資本主義的“領導者”經歷了荷蘭—英國—美國的更替。[2]布羅代爾則提早到從北意大利城邦開始討論，并清楚闡明領導權轉移的意涵與機制。

阿瑞基從布羅代爾的研究出發，開啟了一項巨大的工作，進行跨越七百多年的世界性比較歷史研究，在《漫長的20世紀》中推導出他的新理論。[3]阿瑞基將美國體系放置在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周期演變的框架中，在討論美國體系之前，先討論此前的三個周期——熱那亞、荷蘭與英國。英國體系被兩次世界大戰幾乎消耗殆盡，美國體系于20世紀30年代開始接手，“二戰”后全面主導世界。美國體系在20世紀50～60年代進入生產擴張期，但在70年代進入危機與金融擴張階段。

英國體系被兩次世界大戰幾乎消耗殆盡，美國體系于20世紀30年代開始接手，“二戰”后全面主導世界。美國體系在20世紀50～60年代進入生產擴張期，但在70年代進入危機與金融擴張階段。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與市場經濟

何謂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何謂世界資本主義積累周期？首先，阿瑞基采用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公式MCM'來解釋，資本從貨幣資本M開始，為了牟利而進入商品生產C，商品銷售之后得到增值后的M'，再伺機進入下一輪積累。貨幣資本是流動、有彈性、有選擇自由的。商品資本則已投入于具體的生產活動中，失去了彈性與選擇性。增值后的M'則意味著資本重新獲得流動性。資本投資于生產活動不是為了生產本身，而是為了最終能取得增值以及擴大的選擇性。資本偏好流動性，因此金融擴張或緊縮必然是反復出現的周期現象。資本追求持續不斷的積累，無論涉及的商品性質為何，因此現代世界資本主義中的資本積累具有延續性。

時至21世紀的今日，金融資本的重要性早已毋庸置疑

在每一個體系積累周期中，在生產與貿易階段，若利潤率高于平均就會吸引資本不斷進入；隨著競爭日益激烈，利潤率會下降，當降至無利可圖之際，就會有資本退出生產貿易領域，回復到流動資本的狀態，轉而進行金融擴張。當整體如此發展，就是這一體系積累周期進入了成熟期，即布羅代爾稱為“秋天”的階段，阿瑞基則稱其為顯示危機來臨的信號危機（signal crisis）。因此，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公式不只描述了個別資本的投資邏輯，也代表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反復出現的周期現象：每個周期的前半段是物質擴張（MC），后半段則轉為金融擴張（CM'），這兩部分構成資本積累的完整周期。在此，阿瑞基選擇了一種較為接近亞當·斯密的資本主義定義，即以市場擴張與貨幣資本的逐利為主軸，關切國家層次財富的積累；[4]而不是如一般馬克思主義學者那樣主要關切階級權力，聚焦于工業生產過程及資本對雇傭勞動力的剝削。

時至21世紀的今日，金融資本的重要性早已毋庸置疑。例如，在領導國美國2020年近21萬億美元的GDP總值中，制造業創造價值的占比為11%，金融業的占比則達到22%。[5]阿瑞基的資本主義積累周期涵蓋了金融擴張的階段，與僅聚焦于工業生產中的勞資關系的資本主義定義相比，其適用性與解釋能力顯然更為強大。

再則，如何區分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二者是同一事物嗎？一般認為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同一事物，并且市場與國家權力相對立。如在經濟學界，自由市場學派即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市場”，因而與立場相異的結構學派圍繞經濟發展應依賴“國家抑或市場”（state vs. market）展開辯論。

不同于一般說法，阿瑞基贊同布羅代爾，認為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產生之前，市場經濟早已存在于世界許多地方，并且各地區市場之間的連結也早已出現，東西方都早已出現商業機構互相進行貿易，但這貿易網絡并不構成后來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不同于歐洲，其他地區市場經濟的發展并未與國家相結合，因此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例如在中國，初級市場早已密布全國，數個村會有鎮的市集，鎮再圍繞著城市，構成覆蓋全國的系統。但布羅代爾指出，中國的交換體系并未如歐洲那般發展出商品交易會與證券交易所等高級機制。這很可能源于國家的反對，是中國資本主義未能發展起來的重大原因。[6]

不同于歐洲，其他地區市場經濟的發展并未與國家相結合，因此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

資本與國家權力的結合

資本主義的關鍵發展期在中世紀后期，歐洲的資本因素與國家結合，混合形成強有力的組織，推動歐洲國家不斷擴張政治與經濟的領土，產生強大的權力，控制并改變全世界，由此逐漸生成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對于西歐歷史，真正需要闡述的轉變不是從封建到資本主義的轉變，而是資本與權力的結合，以及資本主義權力從分散到集中的轉變。如熊彼特即曾明言，資產階級不能治國，必須依靠國家保護。布羅代爾則宣稱，資本主義只有在與國家結合時才會勝利。

是什么因素驅動資本與國家權力的結合？主要是因為自羅馬帝國解體后，歐洲數百年間出現了諸多國家和政治體互相競逐、通過擴張領土搶奪資源、不斷戰爭的局面。

換言之，阿瑞基與布羅代爾認為，市場經濟在歷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則是一種特殊的、近代才出現的體系；后者雖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卻有著特殊的組織安排——資本與國家權力相結合，資本與國家政權各有各的目的，它們之間是一種既有矛盾又互相依賴的結合。

布羅代爾研究歐洲15～18世紀的歷史，發現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依賴國家權力的支持，絕非源于市場經濟的自然生長。他把資本主義設想為三層結構中的最上層，必須依靠下面兩層而存在。最底層是物質生活，這是自給自足的、資本難以穿透的一層。中間則是市場經濟，不同市場之間有橫向連結，某種自主性連結，是一般經濟學者所研究的對象。最上層則是“反市場”力量運作之處，是叢林規則統治的地方，是資本主義的真正家鄉。

是什么因素驅動資本與國家權力的結合？主要是因為自羅馬帝國解體后，歐洲數百年間出現了諸多國家和政治體互相競逐、通過擴張領土搶奪資源、不斷戰爭的局面。在1500年，歐洲大約存在500多個自治性政治單位，到了1900年這一數目已降為25個！國際權力的競爭導致政治統治者競相向流動資本爭取貸款支持，而資本當然會提出相應的條件與要求，資本之間也互相競爭，因此導向資本與國家相互結合的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對此，韋伯強調世界體系中資本權力日益集中的驅動力同時來自兩方面：國家之間的競爭，以及資本之間的競爭。馬克思最先注意到一國之內資本權力集中的趨勢，也注意到國家尋求資本支持的表現，但尚沒有推導出世界體系中資本權力趨于集中的說法；他也注意到領頭羊位置在熱那亞—荷蘭—英國—美國間的移轉，但沒有注意到領頭羊的規模及范圍不斷擴大的趨勢。

阿瑞基特別指出，過去七百年來，資本主義權力的擴張不僅與韋伯所說的國家競逐資本的競爭有關，也與政治結構的演變密切相關。政治結構被賦予越來越廣泛而復雜的組織能力，以控制世界范圍的資本積累的社會與政治環境。每一個發展階段的變遷都會涉及領導位置的競爭，以及領導者所運用的結構組織方式的變化，而這結構有愈趨復雜且規模愈大的趨勢。

功能論一般認為領導者勝出與組織創新有關。布羅代爾卻認為，領導位置的變化與組織創新無關，是由領導者在體系中所占的位置決定的。并且，領導位置的變化還反映出，在資本主義覆蓋范圍不斷擴大的過程中，新興區域取代舊區域的變化。例如，英國取代荷蘭，是因為英國處于控制新興的大西洋貿易的較佳位置；美國取代英國，則是因為美國身處可以同時控制大西洋與太平洋的位置。阿瑞基大致同意這一觀點，但同時認為每次霸權變更都伴隨著組織上的革命。

簡言之，阿瑞基認為資本主義體系是歷史產物，而不是單純的市場經濟。在中世紀后期的歐洲，數目眾多的國家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它們競相與資本結合起來，最終形成了一個資本與國家借由擴張而相互競爭，驅動著一個不斷擴張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這一體系一旦形成，就不斷擴張它的范圍，從歐洲開始，最后覆蓋了全世界。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當體系矛盾積累到難以為繼之時，則有待新的霸權依靠實力與創新，推動建立新的世界體系。

這一體系一旦形成，就不斷擴張它的范圍，從歐洲開始，最后覆蓋了全世界。

霸權

“霸權”是理解這一體系的重要概念。

阿瑞基在開始實質討論西歐資本主義發展之前，先界定了世界霸權的概念。近年來隨著美國的衰落，學界出現了諸多關于霸權的研究，多數學者認為國際體系的基本機制是恒定的，強調創新與領導權。阿瑞基發現“帝國”的概念既不精確，也不好用。他要呈現的是“世界資本主義積累體系”，這一體系是由霸權領導的，且每一個新的體系秩序都是由新的霸權推動形成的。他的世界霸權概念，是指一個國家對世界主權國家體系行使領導與支配職能的權力，同時涉及對體系運作方式的改變。

葛蘭西認為，在一國之內的霸權，涉及支配與在知性和道德上的領導權。統治集團通常宣稱代表大眾利益，雖多少具有欺騙性，但只有在至少部分屬實時，才能成為霸權。在單個國家內，該國與他國相比相對權力的增加，就是公共利益的標準。但在國際體系層面界定公共利益比較困難，如仿照前述具有排他性質的國內標準，最多只能界定區域性或聯盟性的霸權，而無法建立世界性的霸權。

因此，只有當追求權力不是各國的唯一目標時，世界霸權才會出現。歷史地看，只有當世界陷入完全缺乏組織的體系混亂（systemic chaos）狀態，各國對秩序的需求大大增加之時，宣稱代表一般利益的新霸權才有可能出現，并抓住機會成功地重組秩序，至少部分恢復國家之間的合作。霸權不只是興起或衰落，而是會反復出現由霸主領導的秩序重組，以脫離前一個體系秩序，建立新的秩序。

只有當世界陷入體系混亂狀態之時，新霸權才有可能出現

與中世紀不同，現代國家體系在國家間劃定了清楚的界線，這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積累體系的基礎。這兩個體系之間的密切結合，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統一。資本主義與領土主義（territorialism）有著不同的權力邏輯：政治統治者視權力為控制領土權，追求財富是擴大領土的手段；資本家則視權力為財富控制權，擴大領土是積累財富的手段。兩者代表不同的立國原則，但在歷史和現實中，兩者又并非獨立，而是常會呈現不同的組合。

吊詭的是，最成熟的領土國家——中國并未呈現顯著的領土擴張傾向，反而是誕生了資本主義的歐洲展現出最強的領土擴張傾向。這種差異顯然與能力無關。明朝的鄭和為何沒有去征服或發現歐洲，在過去百年內令諸多西方學者困惑不已。單純根據領土主義的邏輯，很容易理解中國為何不像歐洲那般擴張，它對擴張的成本與收益的考量非常符合理性。這種邏輯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權力邏輯，它并不以追求金錢利益為最大目標。就領土擴張而言，最令人困惑的不是中國為何不擴張，而是歐洲從15世紀下半葉開始無止盡的擴張。

在現代國際體系的演變過程中，資本主義與領土主義權力邏輯的對立持續存在，導致主要國家周期性地重組世界政治經濟空間以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自現代資本主義體系興起后已有四個周期，它們的領導者分別為熱那亞（和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等其他北意大利城邦）、荷蘭、英國及美國，且呈現出體系范圍越趨擴大、權力越趨集中、組織越趨復雜的走勢。[7]

吊詭的是，最成熟的領土國家——中國并未呈現顯著的領土擴張傾向，反而是誕生了資本主義的歐洲展現出最強的領土擴張傾向。這種差異顯然與能力無關。

國家與資本的辯證關系

美國體系帶來的組織創新，主要在于新形式的工業企業

在國家與資本的關系方面，四個周期有不同特征。威尼斯是最早的典范，其國家與資本一體，資本依賴國家的強制力量。熱那亞則缺乏立國與戰爭能力，因此資產階級積極經營范圍廣大的商業與金融網絡。在組織方式上它們是兩個基本典范：威尼斯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熱那亞則是世界性金融資本主義。此后的形式多是兩者的不同組合與變形，但規模與復雜度日益增大。與熱那亞相比，荷蘭將“保護成本內部化”，資本與國家結合為一體。此后，在英國取代荷蘭的轉變中，資本之間的斗爭與領土國家之間的斗爭已經融為一體，成為結合資本與國家的民族國家之間的斗爭。

與荷蘭相比較，英國成功地整合了國民經濟，領土擴張的動力比較強，大幅度推進了體系資本積累的過程。同時，英國是一個農業與工業的綜合體，它將“生產成本內部化”，生產活動被納入資本主義企業的組織范疇，工業主義是其形式。英國從16世紀末開始崛起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真正成為世界霸主，中間經過漫長的孕育過程。英國的興起不是源于工業革命，而是在之前經數百年努力，集中精力和資源，奪得轉口貿易的控制權，經營海外的商業擴張，以及相配合的多回合工業發展。英國崛起也帶來新的意識形態，通過自我調節的市場來拯救人類的自由化思潮成為信條。

超越英國的是美國的企業資本主義。在19世紀末，新的資本主義積累結構開始在美國形成，此次體系周期更迭源于企業內部新的成本內部化方式。荷蘭將保護成本內部化，英國將生產成本內部化，美國則將交易成本內部化。將大規模生產與銷售放在同一企業中，利于協調、控制與計劃。這是一種新的企業——多單位縱向整合的企業，不到30年便控制了美國所有重要工業部門，并迅速向國外進軍。這種企業組織嚴密，所積累的組織能力成為后來者的進入障礙，且功能上超越國界，不斷破壞國際體系作為世界權力中心的地位，是美國世界規模資本主義的基礎。[8]世界貿易很大部分由跨國企業內在化，美國企業由此掌控了外國經濟。美國體系帶來的組織創新，因此主要在于新形式的工業企業。

可見，資本主義經濟在過去數百年并不是直線單向演進的，而是經歷了組織結構上的反復輪回，以及經濟自由與經濟調節的反復輪回：威尼斯/調節—熱那亞/自由—荷蘭/調節—英國/自由（歷經特許公司到解除特許）—美國/調節。

資本主義經濟在過去數百年并不是直線單向演進的，而是經歷了組織結構上的反復輪回，以及經濟自由與經濟調節的反復輪回。

全球金融危機的動態

回顧歷史便不難發現，20世紀70年代后的金融擴張并不是革命性的新趨勢，其實以往曾一再發生，只是此次金融擴張的規模、范圍、復雜度遠遠超過以往。這部分其實仍是延續過去已確立的趨勢，即世界領導機構與國家越來越強大。新的領導機構都是在舊的體制崩解中產生的，是舊體制的危機與矛盾的一部分。

美國體系周期危機來臨的信號于1968～1973年間在三方面顯現：一是軍事上越戰難以得勝，二是金融上難以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三是意識形態上美國的反共運動在國內外失去合法性。1973年美國政府在所有戰線上撤退，開始忽視“世界政府”的職能。

美國體系周期危機來臨的信號于1968～1973年間在三方面顯現：一是軍事上越戰難以得勝，二是金融上難以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三是意識形態上美國的反共運動在國內外失去合法性。

戰后歐洲美元的起源可說是偶然因素，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用美元與西方貿易，但不敢將余額存放于美國，故存放于西歐尤其是倫敦。更主要是美國跨國企業向歐洲投資，美國銀行隨后而來。最初這有助于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但終會與美國的權力基礎發生矛盾，即歐洲美元不受任何國家或機構調節。

流動資金在歐洲美元市場的積聚從1968年起變得更具爆發性。殖民地獨立后開始實行保護主義，西歐開始復興并發展出美國式企業，美國資本的國外市場變小，跨國企業的競爭加劇。在1968～1973年間歐美薪資上漲速度加快，同時又出現石油危機，資本過剩而勞動力與原料供給跟不上。至此，戰后一貫的凱恩斯式刺激需求的做法已失效，價格普遍上漲，而資本撤離到境外金融市場。這也顯現跨國資本與美國國家的矛盾，雖說跨國企業仍是美國霸權的基礎。

戰后初期的設計是由公共部門控制金融，但到70年代美國資本已將金融控制權從華盛頓移回紐約與倫敦。在美國關閉黃金兌換窗口之后，世界貨幣體系成為純粹的美元制。1973～1978年，美國采取浮動匯率，讓美元貶值以提升競爭力，大幅增加美元供給。因此這期間美國經濟大有改進，但鑄幣權的運用并非沒有限制，終會損及美國的地位。

浮動匯率增加了工商活動的風險與不確定性，避險活動增加，推進了金融擴張，但這既加劇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困難，也增加了石油-美元的不確定性。當歐美各國政府試圖調節歐洲美元時，銀行則將業務轉移到海外的避稅天堂。換言之，浮動匯率加快了世界貨幣失去控制的趨勢，歐洲貨幣業務不斷擴張，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得到規模龐大的貸款，通貨膨脹不斷加速，貨幣混亂不斷增加。私人與公共貨幣的競爭加劇，美國鑄幣權也受損。

70年代末期，美國政府面臨選擇：或者繼續寬松的貨幣政策，與世界金融界一決勝負；或者遵循嚴格可靠的發貨幣原則，重建美元地位。從卡特政府時期開始美國走上了第二條路，里根決心更大，施行最嚴格的貨幣政策，以挽回美元信用。這樣對金融的高度重視和對債務的容忍，與以往歷史相同，是強國晚期的典型特征，預示經濟的衰退。同時，如文藝復興時代的佛羅倫薩一樣，金融業不能培育中產階級，中下階層將為此付出代價。美國政府與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從1979年開始聯手實施緊縮政策。內外部的治理危機終于使得美國政府此時放棄了羅斯福式新政，尋求與金融資本合作，以便在全球權力斗爭中重獲優勢。

80年代后，新聯盟的成果超過最樂觀的預期。購買力重歸美國，限制性貨幣政策與高利率給第三世界帶來毀滅性效果，南方國家的商品價格（包括油價）下降了，拉美債務直線上升。命運之輪魔術般轉動了，不再是西方銀行家乞求第三世界國家來借錢，而是后者乞求前者貸款了。這轉變也使得蘇東集團必須與第三世界爭奪流動資本，并最終在壓力下崩潰。西方的美好時期再度來臨，只是危機并未解決，稍后即以更棘手的形式再度出現。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再一次證實了阿瑞基的理論，即危機的規模更大且復雜度更高。這次危機雖由于美國與中國等國家的因應措施而得以緩和，但問題并未解決，由贏利性危機導致的金融擴張帶來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更引發了合法性危機，造成西方國家政治上更劇烈的動蕩。

霸權體系的未來

美國霸權將在何時及如何結束？這當然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在以往的周期中，舊霸權的衰弱都伴隨著新霸權的興起，但是此次有了與以前不同的發展。

美國霸權開始衰弱后，物質擴張的動力轉移到了東亞，先是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然后是體量巨大的中國大陸。但同時，美國的軍事力量仍高居主導地位，日本與東亞資本主義島鏈仍然依賴美國的保護。中國雖然持續復興中，但軍事實力仍遠不及美國，在未來中國是否有取代美國霸權的意圖與能力，也尚難預料，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首次出現了政治軍事力量與經濟金融力量的分歧。再則，美國能夠在70年代后期扭轉困局，有賴于東亞的低廉商品與信貸。阿瑞基為了理解這一體系未來的可能發展，花了十多年時間研究東亞，他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中雖承認未來仍然難以預測，但基于對中國及東亞歷史與文化的理解，清楚地表達了他對中國可能帶來一個不同于以往的未來世界的高度期待。

在此次金融擴張階段，美國并沒有在東亞與中國的成長過程中扮演資金供應者的角色，反倒是后者很早就開始通過購買美國國債輸出資本到美國。

美國霸權開始衰弱后，物質擴張的動力轉移到了東亞

美國確曾在“二戰”后初期，廣泛地向西歐及冷戰相關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然而，在此次金融擴張階段，美國并沒有在東亞與中國的成長過程中扮演資金供應者的角色，反倒是后者很早就開始通過購買美國國債輸出資本到美國。[9]中國自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初期的外來投資絕大部分來自海外華人圈，西方投資者多是等到中國經濟發展起來之后才大舉進入。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近來日漸受到美國政府的限制，但中國對美國的金融投資（包含外匯儲備）肯定遠遠超過美國對中國的金融投資。美國自80年代穩定美元之后，始終是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這也是不同于以往舊霸權凈輸出資本的發展。這種變化意味著新興中心的發展未能高度吸收舊霸權的過剩資本，可能標志著體制中出現了障礙，或許會增加霸權借由軍事手段尋找其他積累的可能性。

戰后美國以非凡權力建立了霸權，重建了世界秩序。然而，如今處于主導地位的組織出現機能失調，為更強大的新組織的出現創造了條件。雖說這過程未必能夠成功，但現存秩序陷入日益嚴重的危機卻甚為顯著。熊彼特曾提出一個雙論述：一方面，資本主義在現實中的持續成功，已經否定了它會在經濟上自行崩潰的看法，亦即反證了馬克思學派宣稱的資本主義會由于不斷出現的經濟危機而崩解的理論；但另一方面，它的成功本身卻會逐步破壞支持它運行的社會性制度。阿瑞基認為兩者可能都是正確的。歷史確實證明資本主義一再地成功再生，然而此次能否重生并沒有必然性。

阿瑞基認為未來的可能發展方向有三：一是舊霸主強力壓制新力量，統合各方力量重建世界帝國；二是舊霸主與新力量并存，建立非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三是世界陷入系統性混亂。軍事超強是否會容許新興力量并存，是否會利用強力將霸權變為純粹的宰制，尚在未定之天。此外，雖說中國的復興有深厚的歷史以及地理性基礎，中國也有著不同于西方的內向型政治傳統，但其是否能夠提供一個不同于以往的、可持續發展的、更為平等的發展模式，更是嚴峻的挑戰。[10]

雖說中國的復興有深厚的歷史以及地理性基礎，中國也有著不同于西方的內向型政治傳統，但其是否能夠提供一個不同于以往的、可持續發展的、更為平等的發展模式，更是嚴峻的挑戰。

戰爭會動搖既有秩序，新霸主將有機會在軍事與金融力量上超過舊霸主

在此，筆者將嘗試以阿瑞基的討論為基礎，進一步討論美國霸權的未來可能變化。在討論之前，先回顧一下過去霸權轉移的機制。以荷蘭到英國、英國到美國的霸權轉移為例，當舊中心進入成熟的金融擴張階段后，就開始將過剩資本轉移到成長中的新興中心，以債主的身份分享利潤。荷蘭的資本支持了英國的興起，英國更是在19世紀借貸了龐大資金給快速發展中的美國。但是國際戰爭一旦升級，則可能扭轉新舊中心的債權債務關系。在荷蘭到英國的霸權轉移中，英國依靠七年戰爭、英荷戰爭的勝利以及對印度的掠奪，從荷蘭贖回了國債，無須借債即可發動對拿破侖的戰爭。在英國到美國的霸權轉移中，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供應的軍需遠遠超過了英國的支付能力，因此美國從英國的債務國成了債權國。就這兩個例子而言，戰爭可說是世界資本主義霸主位置更替的關鍵因素，但戰爭不一定是新舊霸主之間的戰爭，如霸權從英國轉移到美國的例子。但戰爭會動搖既有秩序，新霸主將有機會在軍事與金融力量上超過舊霸主，重組世界秩序。

在過去，每次過渡都會有新的領導者，會有新的地區對老的地區的勝利。目前新的領導者未見，但地區的轉移則已經發生。資本的物質生產擴張已轉往東亞，東亞已成為資本積累最活躍的地區。舊霸主雖開始衰弱，但仍是軍事超強。新的生產力量雖興起，但至今仍難以預見是否會如以往那般結合軍事及經濟金融力量，進而成為新霸主。

且讓我們比較一下現今的中國與19世紀末期的美國的實力。19世紀末正是舊霸權英國開始走向衰弱，未來霸權美國開始顯現超越英國之態勢的時期。美國在19世紀最后三十年中，因立國時間較短、既有勢力較小，故國內市場得以快速整合為全國性市場，工業生產能力已達世界第一，并發展出了新的領導性企業組織——多單位縱向整合企業，且立即開始跨國擴張。只是在金融、軍事與政治方面，美國仍落后于英國，尚待兩次世界大戰時期的進一步發展，至“二戰”結束后，美國霸權的一切條件皆達完備。就新舊霸權的關系而言，19世紀末期舊霸權英國進入金融擴張階段，兩次大戰消磨了德國做霸主的企圖心，也磨損掉英國的領先地位，最后參戰的美國則得以在過程中積累了重建霸權的條件。

美國體系周期的信號危機于20世紀70年代即已出現，金融擴張階段至今已持續四五十年，今日中國被認為是唯一的霸權挑戰者。如何衡量今日中國的條件？19世紀末，英國剛出現信號危機，而美國在工業生產及組織創新方面已領先世界，其他方面則仍然落后。相比較，直到21世紀第三個十年開始之際，雖說中國與東亞已成為世界工業生產的新興主力，但中國在生產力、科技水平上基本仍處于追趕階段，并且自身的工業組織與國內市場仍待進一步整合。同時，因為國內企業數目多、產業競爭程度高，中國雖高度參與國際經貿，但并不具備市場壟斷力量。換言之，當前的中國不像19世紀末期的美國那樣已基本完成了國內市場與重要產業的整合，并發展出領先世界的工業生產力與企業組織。在金融與軍事方面，中國更是仍遠遠落后于霸權國。

當前的中國不像19世紀末期的美國那樣已基本完成了國內市場與重要產業的整合，并發展出領先世界的工業生產力與企業組織。在金融與軍事方面，中國更是仍遠遠落后于霸權國。

單就經濟實力上與舊霸權的距離而言，今日的中國遠不及19世紀末美國的相對位置。除客觀實力條件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或在于主觀的驅動力，這方面中國與當時的美國有著清楚的差異。如前述，在過去世界資本主義周期中，每個成功的新霸權都會誘發其他國家模仿與學習，期能取而代之，這是源于西歐國家與資本結合互相競爭的政治傳統。但中國與之不同，近代以來中國追求經濟發展的驅動力源于自衛，及因應西方的支配性挑戰，此外中國還有著悠久的內向型政治的歷史傳統——正如布羅代爾與阿瑞基所言，傳統中國并沒有如歐洲那樣出現國家與資本的結合，至今亦然。這一點西方世界最難以理解，阿瑞基經過多年探討后，始能將這領悟呈現于《亞當·斯密在北京》。中國雖在客觀與主觀條件上尚不具備霸權條件，卻是數百年來非西方地區對西方世界第一個有效的挑戰者，因此引發了美國與西方更為強烈的反應。

美國霸權的策略為何？阿瑞基的霸權理論指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是一個包含互相競爭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體系，新的霸權帶來新的秩序、范圍的擴大，及權力的進一步集中，而每一個新霸權的權力策略并不相同。不同于英國的殖民帝國，美國的藍圖是建立以自身為中心的世界國家，雖然從未完全成功，但至今并未有任何退卻的跡象。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中，阿瑞基討論了近數十年來美國為了挽救自身權力衰退而做出的反應：繼續以軍事及意識形態等手段使用權力維護霸權，但其提供的保護越發失去效用，而向盟國收取的“保護費”則日益昂貴，威信逐步降低。同時，雖說資本與霸權的矛盾更趨復雜化，但資本積累的危機以及美國內部統治合法性的危機顯著地日漸嚴重，這雙重危機難以在既有體制中予以解決，因此危機的作用卻是帶來美國更進一步追求擴展領土的動力。換言之，美國自身力量的弱化加強了其以剩余的霸權力量維護霸權地位的決心。例如，美國在中東干預的失敗，并未減低反倒加強了其在東歐（如烏克蘭）的擴張企圖，更正面在軍事上與俄羅斯為敵；其遏制中國崛起的目標不僅日益清晰，而且敵對性日漸升高。如上所述，十多年前阿瑞基討論了新舊霸權交替的三種可能性，他并不認為結果有必然性，他顯然對中國充滿期待，但對舊霸權妥協的可能性并不樂觀。在他逝世后這十多年來，霸權政治戲劇化的發展印證了他原先的悲觀預期。

美國自身力量的弱化加強了其以剩余的霸權力量維護霸權地位的決心。

相關研究議題：資本與國家的關系、工業革命及其他

阿瑞基提出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周期理論，探討資本與國家的關系，議題非常重要。然而，現代社會科學將研究對象劃分為互相“獨立的”學科。例如，經濟學不談政治，因此不可能處理資本與國家權力的結合，多是默認式地假設政府是“中性的”存在；并由此引申出國家與市場對立的假設，以及發展到底應依賴“國家抑或市場”的爭論。上升到國際層次同樣如此。馬克思主義學派則著重資本與階級，對于資本與國家結合的問題，常傾向于機械性地認為國家是資本的工具，而忽視資本與國家權力各有其生存邏輯，國家自有其自主性，兩者的結合是一個高度復雜的議題。因此，這無疑仍是一個尚待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領域。

再則，因為現代社會科學傾向于類科學化、去政治化、去歷史化，經濟學偏向于以技術變革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原因。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下，“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為何落后于西方”這一問題，有時就轉化為“工業革命為何沒有發生于中國”的問題。這種提問方式轉化的背后，一是工業革命被超比例地突出，二是此問題被當作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來對待。

若依據阿瑞基的架構，則是在各自競爭的壓力下，國家與資本結合，共同“驅動”了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對于工業革命為何發生這一問題，也必須要置于這一框架下理解。

若依據阿瑞基的架構，則是在各自競爭的壓力下，國家與資本結合，共同“驅動”了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對于工業革命為何發生這一問題，也必須要置于這一框架下理解?！膀寗恿Α睉侵饕蛩?，有了驅動力之后技術變革才會被運用，并且驅動力會推動持續的技術變革。即如中國早已發明火藥，但到千年以后戰爭頻仍的西方才將其變為槍炮；又如鄭和下西洋僅僅宣威而回。在中國傳統政治架構下，沒有發生國家與資本的結合。

阿瑞基采用“霸權”概念建構理論，他認為“霸權”比“帝國”“帝國主義”好用得多。[11]確實，帝國主義的定義并不清晰，還充滿爭議。例如，19世紀末期西方強權把世界其他地區全分割完了，這發展或許怵目驚心，但仍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正常的動態發展，是新強權的出現促使老霸主英國加快腳步擴張殖民地。如果稱這一時期為帝國主義，難道其他時期就不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與所謂的舊殖民政策有何區別？20世紀美國霸權的特點之一是去殖民化，難道因此就不是帝國主義？依阿瑞基看來，每個霸權都會建立新的秩序、競爭方式及意識形態。

這也牽涉到如何掌握與理解各國政治文化傳統的影響。中世紀之后數百年里，歐洲國家戰爭頻仍，互相之間借由戰爭及其他方式競奪權力與財富，并進而與資本相結合，加強競爭程度。這種政治文化取向清晰顯著，并被當事者視為理所當然，這也是西方不能想象中國政治文化不是如此的原因，但是在社會科學理論中卻被忽略。這樣的政治文化取向，可以解釋諸多歐洲國家從中世紀以后持續的對外侵略，也可以解釋19世紀末的“帝國主義”時代——在競爭動態中加快殖民的腳步。換言之，僅從純經濟因素，僅從資本主義的消費不足等經濟決定論，來解釋19世紀末歐洲列強的殖民熱潮，遠遠不夠。此外，資本主義國家是結合領土邏輯與資本邏輯的構成，并且是兩個邏輯互有矛盾的結合，原本就不能只依據資本邏輯來解釋國家行為。我們不應受制于貌似科學與中性的“社會科學”，而應在歷史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框架中直接處理各國的政治文化取向等因素。

在中國傳統政治架構下，沒有發生國家與資本的結合

此外，作為有效的統治工具的民族國家如今出現了危機?！岸稹焙蟪霈F的諸多后殖民國家只是法律意義上的國家，國家僅使得少數精英受益，遠非完整的國家，只能稱為“準國家”，甚至多數后殖民國家可說是“失敗國家”?！皣抑鳈唷逼鋵嵵皇顷P于權威合法性的理論，而現實多與之相背。近年來，第三世界的后殖民國家及后社會主義的東歐各國，秩序并不穩定，且多呈現出現代軍隊與前現代政治模式并存的矛盾現象。在現代國家興起了數百年后，這對國際政治體系的意涵為何？實際上，這表明戰后世界秩序正趨于崩壞與混亂，也意味著對現代化模式的挑戰。

對于后發者而言，戰后世界秩序正進入轉折之際，如今必須重新檢討美國霸權秩序下的既有理論、價值與發展模式。這一挑戰不可謂不大，但也意味著巨大的可能性。面對整體秩序的變動，現代西方社會科學假設了穩定的既有秩序，分科分層井然有序，恐怕難以勝任這項重大的工作。阿瑞基的宏大理論，在今天這個時刻，對我們理解變局應有莫大的助益。

資本主義國家是結合領土邏輯與資本邏輯的構成，并且是兩個邏輯互有矛盾的結合，原本就不能只依據資本邏輯來解釋國家行為。

注釋：

[1] 杰奧瓦尼·阿瑞基：《漫長的20世紀》，姚乃強、嚴維明、韓振榮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堵L的20世紀》的中譯本將“Arrighi”翻譯為“阿瑞基”，而他的另一本書《亞當·斯密在北京》的中譯本則采用“阿里吉”。本文沿用“阿瑞基”作為作者的中譯名。

[2] 經濟史學者安格斯·麥迪森即如此說，參見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2001。

[3] 關于阿瑞基學術探索的心歷路程，可參照大衛·哈維對他的訪談，大衛·哈維：《資本的曲折道路——喬萬尼·阿里吉訪談錄》，載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路愛國、黃平、許安結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代序。

[4] 亞當·斯密的經典名著的書名即是《國富論》。

[5] 資料引自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網頁：https://www.bea.gov/data/gdp/gdp-industry。

[6] 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楊起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7] 限于篇幅，關于這四個體系周期的具體發展過程，本文不再詳述，可參考阿瑞基《漫長的20世紀》原文。

[8] Alfred D. Chandler, Jr.,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Belknap Press, 1990.

[9] 有學者認為在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土地及住房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得以建立土地金融模式，為中國提供了巨量低息融資的環境，因而不需要大量借入外債即可創造資本。趙燕菁：《是“土地金融”還是“土地財政”？》，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2期。

[10] 阿瑞基深入討論了中國提供一種不同的發展模式的可能性，詳見《亞當·斯密在北京》，這部分無法多做呈現。

[11] 稱19世紀末為“帝國主義階段”的文獻甚為豐富，如列寧與霍布森的經典著作，參見Vladimir Lenin,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John A. Hobson,Imperialism: A Study, Unwin Hyman,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