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產階級與中國社會主義*

修遠基金會

新冠疫情加劇了2008年之后引爆的資本主義體系性危機，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全球的中產階級都出現了萎縮的局面，而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運動卻此起彼伏。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結構得到重塑。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市場，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一個派生于市場經濟、規模龐大的中產階級正在中國社會迅速崛起。如今，學界普遍認為，這一群體的數量已達到4億左右。這4億中產階級的構成比較復雜，其中既有少量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等老中產階級，也包括部分既有體制內的公務員；但占據更大規模的，還是工作于私營部門的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其規模比例在中產群體中高達近五成。

以往的社會學研究依據發達國家經驗，將中產階級界定為“穩定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推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希望打造出“橄欖型”社會結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之上保持社會穩定。但是，近年來，新冠疫情加劇了2008年之后引爆的資本主義體系性危機，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全球的中產階級都出現了萎縮的局面，而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運動卻此起彼伏。

2022年春天，上海疫情暴發。在圍繞著疫情防控政策的互聯網辯論中，可以發現，一個崛起并壯大的新中產階級已然登上公共領域的舞臺。他們的話語表達與利益訴求，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與自媒體傳播技術產生了高度契合，正在成為社會輿論場的主流。這場疫情提醒我們，對于將“共同富?！钡纳鐣髁x目標作為長期方向的執政黨來說，必須要辨析中國中產階級的特點，也必須將中國中產階級問題，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加以定位，置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進程中加以考察。

中產階級問題與社會主義

對于中國來說，新中產階級問題，是一個新問題；但對于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來說，卻是一個理論上的老問題。

20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以后，在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崛起的壓力之下，歐洲資產階級改良了自己的統治技藝，不斷提升社會福利保障，社會矛盾大幅緩和，歐洲普遍進入了后工業化的“富裕社會”。面對這種新的社會狀況，歐洲知識分子開始檢討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他們中的大部分都認為：隨著工業化進程與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進入繁榮期，工人階級的生活水準大幅提高，他們開始享受到市民福利與政治權利，原有的無產階級意識也隨之被持續消解。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在“富裕社會”中的規模大幅下降；在社會結構中開始占據核心地位的，是掌握專業知識、技術能力的“白領”中產階級（middle classes）——這里所說的“產”，已經不再是生產資料和私人財產，而主要是科層制中作為雇傭勞動者所賺取的個人薪資。由此，歐洲知識分子普遍認為，社會矛盾不再按照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與勞工兩大階級的對立與沖突為主軸，也不再圍繞對生產資料的占有與爭奪展開。左翼政黨及其思想理論也愈發消解了原本的階級性與斗爭色彩，日益喪失社會影響力。20世紀90年代，蘇東解體，更是讓歐洲左翼政黨失去了推進社會革命的希望，全球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與此同時，左翼思想家們不再強調馬克思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階級分析方法與階級斗爭理論，轉而進入哲學與文化政治層面的分析，強調的是個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個體化斗爭與反抗。這其實是放棄了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與集體斗爭。社會主義變成了倫理、審美意義的烏托邦，在現實中越來越遙不可及。

在市場經濟中快速成長起來的龐大的新中產階級，可以說是附著于資本的“次生階級”，他們的生產生活、社會活動，主要受到資本投入與資本流向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中國仍然堅持著對于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共同富?！?，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于社會主義實踐的全新探索。但是，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民族國家的凝聚力顯著上升；但另一方面，資本力量崛起，不斷消解我們這個社會的社會主義價值。在市場經濟中快速成長起來的龐大的新中產階級，可以說是附著于資本的“次生階級”，他們的生產生活、社會活動，主要受到資本投入與資本流向的影響——某種意義上，資本的邏輯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到他們的行為方式與價值取向。這一階級的主要成員，普遍成長于后革命時代，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掌握著專業的知識技術與文化資本，其勞動雇傭方式所依托的是一套以契約、規則為核心的市場經濟邏輯，其思想價值取向是以個人主義為根基的自由主義。

20世紀70～80年代，“白領”中產階級開始在西方社會結構中占據核心地位

因此，在中國這種不斷探索社會主義方向的國家，新興中產階級在整體社會結構中的壯大，必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產生深遠影響。為此，我們需要對新時代的中產階級問題做出清晰的判斷，思考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提出的新命題與新挑戰。

現在我們討論的中產之所以“新”，正是因為這一群體是在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而重新出現的，并在這四十多年中得到了多元化的發展與成長。

中國“新中產”的階級定位

在當代中國社會，誰是“中產”？“中產”是不是一個階級？這是在討論新中產時，首先面對的棘手問題，即我們如何在現實中定位這一日漸壯大的社會群體。

由于中國革命是在一個農業國展開，歐洲革命早期意義上的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生產者、小手工業者）以及知識分子等社會群體并不占多數，在革命和建國時期，這些邊緣化的中間階級以自我改造為基調，追隨新的社會制度與國家政權，被融合進中國社會的“工農兵”主流，其自身的“中產”特點基本被消解?，F在我們討論的中產之所以“新”，正是因為這一群體是在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而重新出現的，并在這四十多年中得到了多元化的發展與成長。

然而，在界定中國這個新興起的中產群體時，會發現我們面對很多理論上的困難。以往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劃分方式，以及韋伯意義上的“階層”概念，都遇到了與現實經驗無法匹配的問題。

中產階級越來越失去社會穩定器的作用，反而在全世界引發政治與社會動蕩

在市場經濟運作中，由于財富獲取方式的多元化、復雜勞動占比提高，當代社會的階級形態呈現為模糊、分化和多元的復雜面貌，馬克思理論基于財富和生產資料占有方式的劃分標準，在識別今天中國中產階級的過程中，遭遇到很大的挑戰。而如果我們以韋伯的社會分層視角（即財富、職業和聲望三個標準）來界定“中產階層”，或將其等同于“中等收入群體”，也只強調了中國中產一般的經濟與社會屬性，缺乏對這一“群體”在中國政治社會現實中能動性的準確描述。

理論與概念界定上的困難，是我們面對這一新群體的現實。我們認為，雖然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并不完全適用于這一階級的現實狀況，馬克思的階級沖突論也不適應于這一群體和其他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但是，我們還是傾向于以階級分析的方法來定義這一群體。以階級分析為方法，一方面，是由于上文所說，中國的新中產，尤其是體制外的新中產，可以看作是市場經濟中伴隨資本而生的“次生階級”，而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現實與資本意識形態之間的內在矛盾，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強調具有政治面向的中產“階級”；另一方面，我們運用階級這一概念，是想克服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文化與哲學問題的片面強調，回到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分析方法，強調意識形態的社會經濟基礎。

在中國現行政治經濟體系中，新中產可以被劃分為兩個主要部分：體制內的公職新中產階級和體制外的市場新中產階級。本期劉欣的文章以翔實的數據，為我們進一步認識中國新中產階級的結構性特征，提供了更多的實證基礎。

全球危機下不穩定的中產階級

整個20世紀，關于中產階級最重要的論述，是關于“中產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器”的假說。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界也普遍認為中產階級是一股穩定的政治力量，是實現政治現代化目標的最重要的社會基礎。但自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資本主義全球化危機不斷加劇，國際自由資本主義秩序出現重大紊亂，階級之間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上升通道加速收窄，全球性的社會運動此起彼伏。無論是美國“1%對99%”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還是北非、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法國的“黃馬甲”運動，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中產階級而非底層群體，構成了社會運動的主體。中產階級原本是穩定的政治力量，如今其方向卻發生調轉，越來越失去社會穩定器的作用，反而在全世界引發政治與社會動蕩。

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世界，中產階級正面臨困境與災難性危機。正如李成在本期文章中所揭示的，美國目前所出現的經濟、政治與安全的多重危機，與中產階級在過去十幾年間的大幅度萎縮有較大關聯。由于美國中產階級群體的收入幾乎未在全球化進程中得到任何改善，逐漸拉開的貧富差距使他們的憤怒和沮喪與日俱增，國內的經濟衰退、政治分裂與四面樹敵更加劇了中產的焦慮情緒。

中產階級原本是穩定的政治力量，如今其方向卻發生調轉，越來越失去社會穩定器的作用，反而在全世界引發政治與社會動蕩。

在社會主義中國，同樣遭遇資本主義全球危機與疫情危機疊加導致的經濟下行的問題，新中產階級也成為不穩定力量的一大來源。經濟下行帶來的財政壓力，使得這一階級或許會自認為將成為未來以房產稅為代表的各種稅費征收的主要對象，導致其因自身利益受損而不滿。而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條件下，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新中產階級的階層躍升通道收窄，甚至面臨滑入下層的風險，其現實困境表現在近年來沉重的房貸壓力、互聯網大廠的裁員風潮、中產家庭對子女的教育焦慮、青年中產“躺平”“擺爛”的社會心態等方方面面。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仍面臨諸多嚴峻性與不確定性，新中產階級，尤其是成長在“豐裕時期”的“90后”“00后”的年輕新中產，可能會因階層流動不穩定的前景和預期而產生普遍的底層感與焦慮情緒，這種心態或許會成為觸發社會矛盾的導火索。

自媒體構成了新中產階級敘述最具能動性、召喚力和組織力的中介。通過發達的自媒體，中產階級得以形成能動的政治意識和公眾人物標識，醫生、律師、科學家等群體成為這一階級的代言人。

自媒體時代的中國新中產階級

中國新中產階級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基于互聯網新技術形成的強大組織力與影響力。

目前，中國已步入數字社會時代，成功創造了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互聯網經濟體，以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為媒介的新興經濟形態在社會中不斷涌現。其中，尤為重要的一大媒介，就是以自媒體為代表的移動互聯網新技術。它使中國的媒體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傳統官媒遭到巨大沖擊，體制內的流量不斷被分流到自媒體管道。

與傳統媒介不同，微博、微信公眾號和抖音等自媒體具有傳播速度快、自主性強、去中心化的特征，因而能夠扎根于社會民眾，尤其是新中產階級群體當中。中國的新中產階級普遍受教育程度較高，他們樂于關注社會公共議題、善于使用互聯網新技術，因此，這一階級的興起與自媒體在中國的普及高度合拍，他們既是自媒體的發布者，也是主要的受眾群體。借助自媒體平臺，中國的新中產階級能夠在公共領域實現自身觀念、思想和訴求的表達，并成為塑造社會輿論聲音的主流。但兩者之間的這種契合，也會帶來嚴重的輿論危機。

近年來的諸多輿情事件，都顯示了新中產階級在自媒體輿論場中的主導地位，以及由他們所代表的中產價值觀對于公共話語的塑造，例如在婚育議題中對個體自由而非家庭責任的強調，在食品安全、環境風險等公共政策問題中對自身公民權利的話語表述，都在自媒體平臺中得到廣泛傳播，并引起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共識的撕裂，以及新舊價值觀之間的沖突。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在2022年的上海疫情中，網絡自媒體平臺成為中產階級輿情的一大集散地，造成了此起彼伏的輿情危機，其中輿論的制造主體和滲透力量，大多為體制外的新中產階級。在輿情發酵過程中，自媒體構成了新中產階級敘述最具能動性、召喚力和組織力的中介。通過發達的自媒體，中產階級得以形成能動的政治意識和公眾人物標識，醫生、律師、科學家等群體成為這一階級的代言人。他們崇尚專業主義，偏好市場化的資源配置，強調科學、自由、啟蒙、權利等話語，以及基于個人主義的權利與規則意識。他們對于疫情防控緊急狀態下所需要的讓渡個人權利缺乏理解，對于疫情防控所需要的集體主義也缺乏理解。這種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通過自媒體這個中產階級輿論陣地得到了表達與傳播，與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形成鮮明對比。如何應對自媒體技術與體制外新中產階級相結合所帶來的輿論危機，是中國社會治理面臨的新挑戰。

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應對新中產階級的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核心，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政黨”，一直以來，中國共產黨所熟悉的，是回應工、農階級的利益訴求，它長期以來的工作經驗也是針對工、農階級?；谑袌鰴C制形成的體制外新中產階級，則是它不夠熟悉的階級。這一階級展現出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特征，以及對于自媒體技術的熟稔掌握，可能是執政黨傳統的治理方式難以應對的。

因此，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執政黨如何與新中產階級互動？對此，需要探索新的治理方式，重新調動“兩個積極性”。在強調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統一部署的同時，也要強調上下互動、自下而上的積極性。單位制解體后，在生產主體變動不居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基層治理不得不從生產空間轉向居住空間，其組織與抓手就是以街道、居委會為組織單元的社區。面對差異巨大的城市新中產居住群體，中國社會治理的重心，應當從“維穩”轉向“建設”。在這種變化下，要主動通過黨的組織體系、集體經濟、公共服務和公共活動深度動員大眾參與，使社區能夠更多承擔“非市場物質分配”的功能，解決市場（貨幣）交換不能解決的問題，推動“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當自下而上的空間足夠充分時，就能探索出對于新中產階級更加獨特、多樣化的治理經驗。

中國社會治理的重心，應當從“維穩”轉向“建設”。要主動通過黨的組織體系、集體經濟、公共服務和公共活動深度動員大眾參與，使社區能夠更多承擔“非市場物質分配”的功能。

新中產階級的興起與自媒體在中國的普及高度合拍

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由新中產階級帶來的這些挑戰，實質指向的是兩個根本性問題。

根本問題之一，如何理解新中產階級的不穩定狀態與共同富裕目標之間的關系。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一大關鍵任務就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即推動更多人群進入中產階級的行列。但在目前新冠疫情與經濟下行雙重危機疊加的情況下，中產階級不僅面臨上升通道縮窄的壓力，甚至還有著階層下滑的風險，其規模的穩步擴張可能會面對更多挑戰。如何使不穩定的中產階級，重新恢復其“社會穩定器”的功能？這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關乎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根本問題之二，是如何處理社會主義議程與新中產階級價值觀的關系。由于中國兼具強大的社會主義傳統和市場經濟體制，中產階級對于政府（執政黨）與資本這兩股政治力量及其意識形態，都具有一定的依附性。當下社會所展現的，是一個已然壯大的、由資本所派生的新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議程之間的復雜關系。長遠來看，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強調以平等原則為核心的社會主義議程，更加注重保護、發展中下階級的利益。但在推進過程中，共同富裕的平等原則，與中產階級崇尚的“契約精神”“權利意識”的價值觀也有著沖突。崇尚獨立、自由的新中產階級，他們因其個人能力在市場競爭環境中的優勢，更強調“公正”而非平等。他們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基礎與他們在市場化環境中的現實經驗，使得他們不太能對共同富裕所訴諸的共同體情感產生共鳴。他們在市場競爭中對于機會平等、程序正義的要求，與共同富裕內含的主動幫扶弱勢階層、與不發達地區攜手共進的發展思路，也是有沖突的。如何在價值觀上更多引導新中產階級與社會主義原則相協調？這是在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中，社會主義發展所不能回避的挑戰。

未來的關鍵，是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在20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隨著中產階級的壯大，左翼思想家們放棄了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返回到文化政治與哲學層面，回避了社會現實的階級問題，這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理論的失敗。而在21世紀的中國，在一個已經充分發達的中產階級社會，實行并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向中下階級傾斜的平等政治議程，這是社會主義漫長發展過程中的新議題。探索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的社會主義方向，需要我們回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回到勞動者本身，基于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面對新中產階級興起后帶給社會的結構性變化，思考新的階級之間的對立-沖突關系及其化解之道，辨明中國社會主義的新的理論內涵。

在21世紀的中國，在一個已經充分發達的中產階級社會，實行并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向中下階級傾斜的平等政治議程，這是社會主義漫長發展過程中的新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