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起點收入
——共同富裕時代的新型再分配方案初探

翟東升 王雪瑩 黃文政 李石 劉陳杰 沈曉春

一、引言

未來起點收入是本文基于中國國際收支、人口、產業、財政等國情特點而構想的一項再分配政策，它與全民基本收入（UBI）有著相似邏輯，但又有著若干重大改進。實施這一政策，將在保障機會公平的同時，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有效助力共同富裕的實現。

全民基本收入是指政府為所有國民無條件地提供滿足基本生活條件的資金的政策理念與實踐。[1]新冠疫情的沖擊強化了各國民眾、政府和學界對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力度，推動了各個工業化經濟體向民眾發放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實踐。截至目前，中國大陸并未出現推行全民基本收入的嘗試，但世情、國情的變化急切呼喚出臺全民基本收入的中國方案，主要原因有以下五點。

其一，以經濟外循環為主的發展模式亟待轉型。美歐日三大市場近十億人口的消費需求對中國制造業的崛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時至今日，無論是從相對體量還是從國際政治環境來看，這種為西方國家五億多中產階級而生產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可持續。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然而，當前中國國內消費的發展態勢并不盡如人意。2021年以來，本土消費市場規模增速持續落后于美國（如圖1所示），為中國居民提供更多可支配收入以提振內需是必要且緊迫的。

圖1 主要經濟體國內需求同比增速示意圖

其二，中國面臨著人口結構少子化、老齡化的長期挑戰。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生育率持續走低，2021年已低至7.52 ‰，中國總人口即將見頂。少子化、老齡化趨勢的加速強化了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結構性錯配，因年齡原因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以低端勞動力為主，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則以大學生為主。與此同時，產業結構升級的滯后與勞動力供給結構的快速變遷形成了嚴重的不匹配，導致出現了工廠招工難和大學生就業難并存的雙重困境，從而構成潛在政治經濟風險。

少子化、老齡化趨勢的加速強化了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結構性錯配，因年齡原因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以低端勞動力為主，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則以大學生為主。

其三，中國政府社會支出占比遠低于其他工業大國（如圖2所示），社會貧富分化現象比較嚴重。

圖2 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2]

中國存在推行新型再分配制度的獨特優勢。從現實經濟條件來看，巨額貿易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讓中國擁有發放起點收入的供給側緩沖空間，而無須擔心高通脹。

財富的來源蘊含于人的勞動、創造和消費等各種行為之中

其四，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給就業和社會公平帶來巨大沖擊。經濟的全面數字化和智能化，意味著資本相對于勞動、精英相對于普通民眾的談判地位進一步上升，可能導致大規模失業等現象，還將加劇收入和財富的不均等分配。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報告表示，在中國有77%的工作可能將被人工智能取代。[3]全球科技進步史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告訴我們：潛在受損者很可能成為阻礙科技創新的關鍵力量，而通過補償受損者為新技術鋪平道路，是明智的公共政策應對技術進步的挑戰的不二法門。

其五，中國存在推行新型再分配制度的獨特優勢。從現實經濟條件來看，巨額貿易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讓中國擁有發放起點收入的供給側緩沖空間，而無須擔心高通脹。中國目前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差距，因此有充足的債務空間進行再分配體系的增量改革，面臨的政策阻力較小。從政治發展進程來看，在中國建設更加普惠的再分配機制符合執政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與完善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這一政策熱點相契合。

為了探索共同富裕時代中國更好地改進再分配制度的方案，本文借鑒了全民基本收入的部分內涵并大膽創新，提出了未來起點收入方案。如果將人的一生視為一條曲線，假設努力越多收入越高，那么“起點收入”便是每個中國人在努力程度為零時被賦予的收入。本文希望這一方案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推動探索中國特色再分配制度的改革走向深入。

二、未來起點收入方案介紹

（一）基本理念

未來起點收入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是筆者提出的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4]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念中，涉及未來起點收入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五點。

其一，財富的來源不是物而是人，蘊含于人的勞動、創造和消費等各種行為之中。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提出的勞動價值論，強調勞動才是創造財富和價值的源泉。借助兩個世紀以來的全球產業發展和市場發育的后見之明，當代中國學術界完全應該且能夠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必須認識到財富的源頭不能僅限于人的基礎性勞動，而是包含了人的創造、人對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及消費的經濟活動全過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導致基礎性勞動越來越為復雜技術替代的社會發展情景下，人的重要性越來越體現在創新和消費之中。

其二，關注人口因素的重要性，重視大眾與精英之間的關系。一方面，精英在領導大眾，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但另一方面，基因遺傳的“均值回歸”規律，決定了精英離不開大眾；由于大眾的人口基數足夠龐大，下一代最優秀的精英大概率來自普通家庭。

其三，強調競爭和優勝劣汰的積極作用，倡導保障機會公平而非結果平等，以促進和保持良性競爭。如圖3所示，極左翼思想偏好結果平等，而極右翼思想容忍嚴重不平等。在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前者缺乏智慧，后者缺乏良心。冷戰時代，蘇聯模式追求結果平等，打壓競爭，破壞了經濟效率；而美國模式尤其是美國共和黨奉行的保守主義理念，縱容嚴重的不平等，剝奪了大多數家庭下一代人參與競爭的資格。中國要想在國際競爭中勝出并不斷取得優勢，就必須為年輕人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把每一代年輕人中近似隨機地散布在各階層的潛在天才發掘出來，并讓他們得到發揮天賦和聰明才智的機會。

圖3 各種社會保障模式在政治光譜中的位置

中國要想在國際競爭中勝出并不斷取得優勢，就必須為年輕人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把每一代年輕人中近似隨機地散布在各階層的潛在天才發掘出來，并讓他們得到發揮天賦和聰明才智的機會。

其四，有效而繁榮的市場離不開有為政府和本幣債務的擴張。自由主義思想傳統認為政府是一種“必要的惡”，將國家債務杠桿率的升高視為宏觀經濟風險的積累。但是通過實證數據檢驗，我們發現世界各國的政府規模與其國民的生存發展質量呈現正相關關系。而在1971年以來的信用貨幣時代，以本幣計價的國債本質上是一種變換了形式的稅收（也有學者稱之為“國家的股權”），因為其利率和還款期限沒有了硬約束，政府既可以通過借入新的國債來償還舊債，還可以通過擴張央行資產負債表（即量化寬松）來壓低融資利率。更重要的是，大國發行的國債就是全球貨幣體系的基礎，如果國債不擴張，那么技術進步只能帶來通縮，而不是經濟繁榮。

其五，將可貿易品視為財富，將非貿易品部門的運行定義為財富在特定地域和社會內部的再分配。由于技術進步，大量原本不可貿易的商品和服務變得越來越可貿易，導致財富的生產與分配趨向失衡。新冠疫情對中低端服務業的長期影響，也導致不可貿易品的財富再分配功能嚴重受限，大量民眾的收入和消費嚴重受損。因此，要想在快速技術進步和新冠疫情長期化的條件下處理好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維持原有的社會團結，必須擴大其他的再分配手段，比如未來起點收入方案，來維持和調節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二）方案設計

未來起點收入的方案設計可概括為以下五個要點：其一，由中央政府的社保部門給擁有中國國籍的孩子和年輕人定期發放一定金額的資金，從新生兒開始直到35歲。其二，給0～18歲的孩子發放的資金額度相對固定，未來只增不減；對于18～35歲的年輕人，即具備勞動能力，但是其能力還處于提升階段的年輕人，根據就業、通脹、國際收支和生育率動態調整所發放的資金額度，比如通脹過高或者勞動參與率過低時，可適當減少這部分人的補助。其三，對于35歲以上的成年人，由政府在其一生中給予一次性的教育或技能培訓資助，幫助他們應對技術進步帶來的中年危機。其四，資金由中央政府用數字貨幣或者微信、支付寶等電子形式發放，以提升資金使用效率，降低監管成本，提升治理水平。其五，資金來源以中央政府擴大人民幣計價的國債為主，增稅僅僅是輔助手段。

由于年輕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高，帶動消費、投資和稅收的能力強，因此比起其他方案，給孩子和年輕人發放一定的資金具有更強的經濟可持續性和現實可行性。

（三）比較分析和優點歸納

本文將未來起點收入方案與全民基本收入以及現有的類似基本收入的實踐進行對比，具體內容如表1所示。

與全民基本收入和其他具有全民基本收入特征的方案相比，未來起點收入方案擁有許多優點。其一，注重保障機會公平而非結果公平，既能緩和貧富分化，又能保持社會活力。其二，資金來源以本幣計價的國債融資為主，增量稅收為輔。并且，由于年輕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高，帶動消費、投資和稅收的能力強，因此比起其他方案，給孩子和年輕人發放一定的資金具有更強的經濟可持續性和現實可行性。其三，針對18～35歲成年人的起點收入額度將根據物價水平、工資水平、國際收支差額、生育率等宏觀指標動態調整，可以在實踐中很好地避免出現物價快速攀升、勞動參與率過低、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生育率大起大落等問題。其四，資金發放方式將由數字貨幣體系賦能，可以降低治理成本，提高監管效率。其五，為教育和培訓提供定向支持，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無效工作在社會中的蔓延，[5]提高全社會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和效率。

第一種方案著眼于通脹穩定，第二種方案著眼于社會支出水平與工業化國家接軌，第三種方案著眼于中央政府的債務率向OECD國家平均水平看齊。

（四）未來起點收入的財政可行性分析

財政負擔過重一直是全民基本收入被質疑的重要原因之一。究竟發多少錢才合適？為估算未來起點收入方案的財政可行性及其宏觀經濟效果，本文提出三種具體方案，第一種方案著眼于通脹穩定，第二種方案著眼于社會支出水平與工業化國家接軌，第三種方案著眼于中央政府的債務率向OECD國家平均水平看齊。每一種方案都假設從2025年起開始發放起點收入，此后十年內發放金額穩步增長，2035年之后進入平穩期。

方案一：假設2025年未來起點收入發放總額等于當年的貿易盈余，此后，起點收入發放額度逐年遞增。到2035年，發放起點收入帶動的內需增長將導致中國貿易結構由盈余轉為逆差，全年逆差為1000億美元。

即便假設我國產能在2025～2035年間不擴張，也幾乎沒有通脹壓力，這一方案仍是本文設想的三個方案中最為保守的。這是因為，2025年，起點收入的發放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幅度等于貿易盈余（即國內過剩產能）?？芍涫杖氲脑鲩L將增加居民對國內產品的消費，但由于新增的可支配收入中有一部分會轉化為儲蓄，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幅度必然小于過剩產能，因此不會有明顯的通脹壓力。隨著起點收入發放額度的提升，居民購買力日益增強，到2035年，進口增加和出口下降的共同作用使得貿易盈余轉為逆差，國內過剩的需求由國外供給滿足；但由于國外供給的購買由外匯儲備支持，依然不會導致國內通脹大幅波動。

方案二：假設從2025年起到2035年，中國社會支出水平占GDP的比例勻速上漲到OECD國家2019年的整體水平（20.03%），扣除養老金增量外，增量部分的50%用于發放未來起點收入?？紤]到2025年可用于發放起點收入的資金有限，故教育補貼自2026年起發放。

方案三：假設到2035年中國一般政府債務率由目前的66.33%勻速上漲至OECD國家整體水平的122%，由此帶來的債務增量中僅有30%資金將用于發放起點收入。

三種方案的具體估算結果如表2所示?？偟膩碚f，三種方案都可以為年輕人提供可觀的起點收入，且公共債務規模對于中國財政而言是可承受的，具有財政可行性和可持續性。

表2 三種未來起點收入發放方案的測算

人們出生在不同的家庭環境之中，因早期接受的教育和照顧程度不同，人生走向可能大相徑庭，很多有天賦的人因早期的家庭條件所限而未能成才。對于整個國家而言，這顯然既不公平，又損失效率。

（五）未來起點收入的公平性分析

實施未來起點收入不僅在財政上可持續，有助于提振消費、促進經濟增長，而且對于維護社會分配的公平具有重大意義。這一再分配方案是開放市場條件下，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設計。

其一，未來起點收入主張為年輕人提供一筆基本收入，這有助于實現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起點公平。人們出生在不同的家庭環境之中，因早期接受的教育和照顧程度不同，人生走向可能大相徑庭，很多有天賦的人因早期的家庭條件所限而未能成才。對于整個國家而言，這顯然既不公平，又損失效率。正是基于這一理解，當代政治哲學中的運氣平等主義者（Luck Egalitarianism）認為，一個公正的社會分配制度應該補償那些社會境況較差的社會成員，[9]讓他們的人生有一個更加公平的起點。而未來起點收入計劃正是著眼于實現人生起點的機會公平。一般而言，一個人在35歲之前，其在社會競爭中所處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所處的經濟環境、其家庭所處的社會階層、其家庭擁有的社會資源等外在因素決定的。因此，對于這些非自愿因素導致的弱勢，社會應該予以適當補償。未來起點收入計劃正是一項致力于補償人們早年生活和發展機會不平等的收入分配計劃，就像一張巨大的安全網，使得所有年輕人在“而立”之前都能獲得足夠的保護，有時間和精力開發自己的各項潛能，這將大大推進社會的公平程度和長期競爭力。

其二，未來起點收入方案不僅與當代政治哲學中運氣平等主義對公平的理解相符合，還與馬克思主義對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非常吻合。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憧憬了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們的道德素養足夠高時的景象。[10]那時，勞動不再成為負擔，而是一種需要；資源的分配也不再是你爭我搶式的博弈，而是每個人都可以依據自己的意愿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東西。當然，現在的社會還沒有實現物質財富極大豐富，還不可能分配給每個人他想要的任何東西。但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技術的進步，機器化大生產以及人工智能的應用已經展現出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可能性。事實上，“沒有必要等到全面富裕才開始部分地實現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11]如果無條件地給予某人一筆基本收入，雖然不能滿足他的所有需要，卻能保證他的部分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未來收入起點計劃實際上是在小范圍內和較低層次上——人在0～35歲期間的基本需要——實施了按需分配。

其三，未來起點收入計劃也有助于消除馬克思所批評的自由市場中的諸多弊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競爭方式的一個重大批判，是市場競爭會對普通勞動者造成剝削。顯然，未來起點收入計劃可以有效地減緩甚至消除剝削，將增強普通勞動者面對資本的談判能力，并為他們提供一系列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例如自謀職業、提高技能以獲得更高報酬的工作，等等。另外，未來起點收入計劃還有助于消除馬克思所批評的“異化勞動”。在馬克思看來，人的自由的實現必須首先擺脫為不斷滿足自身的需要而進行的無止境的物質生產的束縛。只有當人們完全從為滿足基本需要而不得不從事的異化勞動中解脫出來，從被迫勞動轉變成自主勞動，人才可能展現自己的自由個性，獲得自主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未來起點收入計劃將保證年輕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將年輕人從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幫助他們充分發展自己的能力，實現自主的自由。

未來起點收入計劃將保證年輕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將年輕人從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幫助他們充分發展自己的能力，實現自主的自由。

三、未來起點收入方案的意義

未來起點收入是實現公平與效率兼顧的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主要原因有：其一，未來起點收入有利于維護公平，推動社會財富的共享。未來起點收入方案能夠盡量避免父輩的收入和財富的結果不公平傳遞為子女在教育、住房等資源占有上的機會不公平，盡力避免不平等的代際傳遞，保證天資聰穎的“寒門子弟”也有機會從事更有價值的學習和創造性工作，使他們能夠充分參與社會競爭，從而鼓勵創新，保證中國在高端科技領域保持長期競爭力，進而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其二，未來起點收入有利于保證效率，引導良性競爭。相比于歐洲國家在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領域的巨額社會支出，未來起點收入為中國年輕人保留了個體和家庭自由支配資金的選擇權，保留并完善了市場競爭機制，提倡效率的重要性，對優勝劣汰的空間持寬容態度。其三，未來起點收入有利于實現區域和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為全體年輕公民提供等額起點收入，將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區域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幫助貧困落后地區留住一部分年輕人，培育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資源。

未來起點收入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解決國內消費市場增速不斷趨緩的問題，進而加速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向橄欖型社會結構的轉型。未來起點收入方案可以立竿見影地提高年輕人的可支配收入。由于年輕人口的邊際消費傾向高，其可支配收入的上漲將有效擴張國內消費規模，進而使得中國強大的生產和制造能力能夠切實服務于提高本國居民的生活水平。此外，內需的繁榮將為本國的高價科技產品創造巨大的消費市場，進一步激勵生產技術的突破，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超大規模市場同時還將成為中國在國際博弈中的“權力杠桿”，因為在總供給過剩的全球市場體系中，市場即權力。

未來起點收入將鼓勵國民生育，積極應對中國社會的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同時鼓勵人們學習深造，提高勞動力素質和人口質量，有利于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未來起點收入將降低父母對子女的養育成本，改善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0～18歲的未成年人的起點收入將由其父母代為領取，且其中大部分由父母支配。鑒于中年人沒有按月領取未來起點收入的資格，僅有一筆一次性的教育補貼，“養兒”將成為保證一個家庭在夫妻二人中年之后依然能夠領取起點收入的重要渠道。換言之，“養兒”可以“防老”。不僅如此，生育意愿的改善將為高端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更為寬廣的選“才”空間，由于出生人口的增多，精英產生的數量也會增多，進而帶動人口質量的提升。

此外，未來起點收入方案還將緩解人工智能時代的失業問題，補貼技術進步的受損者，維持社會穩定；普遍提升中國人的道德水準，降低社會治理成本；豐富宏觀財政政策手段，加速數字貨幣的普及，提升統計信息的精確度，有利于精準施策；擴大以本幣計價的國債池子，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帶動教育產業蓬勃發展；提升中國人民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吸引海外優秀華人回流；等等。

未來起點收入有利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解決國內消費市場增速不斷趨緩的問題，進而加速金字塔型社會結構向橄欖型社會結構的轉型。

四、對潛在風險與挑戰的回應

所有的政策都有代價和風險，未來起點收入方案也不例外。本文在設計方案時，已經充分考慮到可能的質疑和擔憂。本文認為，這些擔憂和質疑是不必要的，未來起點收入的利遠大于弊。

首先，大面積地借債和發放資金，是否會帶來高通脹？我們認為，在少子化、老齡化的工業社會，由于年輕人的新增需求有限，而科技進步帶來的產能擴張近乎無窮，因此通脹難以維持高位。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國，且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嚴重，所以需求增量與供給潛能之間整體上不會持續存在大缺口。

其次，直接給年輕人發放現金，是否會導致他們變得懶惰，不愿意工作？未來起點收入不是“大鍋飯”，它的宗旨是為年輕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人生的結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人努力。該方案的金額并不足以使他們過上富足的生活，更重要的是，35歲之后就不再有按月發放的現金流，這意味著他們必須在35歲之前為后半輩子的財務狀況打好基礎。它也不會導致大規模的懶惰和怠工，起點收入僅與領取者的年齡有關，而與他們是否工作無關，工作能帶來增量收入，因此，“多勞多得、優勞優得”的激勵機制并未被抑制。此外，從實踐看，世界各地關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實驗表明，發放基本收入并不會降低領取者的工作意愿。

未來起點收入可以庇護中國年輕人不被資本剝削，讓他們不必為了一日三餐而從事低價值或有害身心健康的勞動。它將賦予年輕人充分參與社會競爭的機會，使社會縱向流動性大大增強，允許底層家庭的年輕人有機會去競爭那些更有挑戰、更有意義的工作崗位。

再次，該方案是否會使財政負擔太重，債務積累太多，宏觀經濟風險太大？從動態的觀點看問題，未來起點收入不會給財政帶來沉重負擔。年輕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高，發放給他們的起點收入將較大比例地轉化為消費支出，市場的繁榮會帶來更多投資，進而帶動財政收入的增長，這種財政收支的“回旋鏢效應”使得赤字的積累速度遠低于美歐設想的全民基本收入和美歐實踐中的醫療、教育和養老福利制度。未來起點收入也不會使政府債務水平達到難以承受的程度。如圖4所示，中國中央政府的債務率非常低，與其他工業化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更重要的是，國債風險的高低，關鍵不在于債務率的高低或者上升速度的快慢，而在于債務定價貨幣的發行權在誰手上。中國發行以本幣計價的國債，不僅是可持續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圖4 2020年各經濟體一般政府總債務占GDP百分比

起點收入僅與領取者的年齡有關，而與他們是否工作無關，工作能帶來增量收入，因此，“多勞多得、優勞優得”的激勵機制并未被抑制。

其四，國債和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張，是否會帶來美國那樣的資產價格上漲，最終導致貧富分化進一步擴大？這一問題的實質是質疑未來起點收入是不是要重走美國“脫實向虛”的老路。本文認為，中國要汲取美國的教訓，但并不意味著凡是美國做過的事情我們都必須反其道而行之。央行擴張資產負債表買入國債，是否會導致資產價格上漲，取決于這筆資金的使用過程“利為誰所謀，權為誰所用”。

未來起點收入的設計理念，則是將通過發行國債籌得的資金補貼給各個階層的年輕人，使資金進入消費以拉動生產、研發和高質量就業，而不是進入金融系統壓低利率、拉抬資產價格。

未來起點收入的政策目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進共同富裕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最本質區別，既不在于央行是否獨立，也不在于政府債務率的高低，而在于國家性質和執政理念是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維護人民的民生福祉。2008年以來的多輪量化寬松中，美國不斷擴張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去購買國債，但所得的資金中直接發放給本國民眾的部分只占很少的比例，主要部分還是用來購買金融市場上的股權和企業債等高風險資產，拯救破產的華爾街金融機構。而未來起點收入的設計理念，則是將通過發行國債籌得的資金補貼給各個階層的年輕人，使資金進入消費以拉動生產、研發和高質量就業，而不是進入金融系統壓低利率、拉抬資產價格。未來起點收入的政策目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進共同富裕，通過向年輕人發放資金，再配合以遺產贈與稅、移民脫籍稅等稅收調節，使中國的貧富分化指標進入緩慢而持續的下降通道。

最后，該方案的受益者是年輕人，是不是難以獲得中老年人的支持，且對他們不公平？在同一個族群中，年輕人是中老年人生命的延續，是后者奮斗的價值寄托。在堅持個體價值本位的歐美文化中，資金的分配對象是否覆蓋到全民，也許是一個值得爭吵的大問題；但在堅持集體價值本位的東亞社會，由于文化傳統強調發展教育、傾向儲蓄，重視培育年輕人，這根本不是一個大問題。更何況，在過去三十年里許多大城市房產價格相對于工資出現了數倍的上漲，造成了代際剝奪的現實，未來起點收入因此可被視為恢復代際公平的一項必要舉措。

五、結語

本文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再分配方案——未來起點收入，旨在為年輕人提供公平利用社會資源、參與社會競爭、實現自我發展的機會，是共同富裕時代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新型治理方案。一方面，未來起點收入方案著眼于“公平”，給每個公民一生三次相對平等地站到起跑線上的機會：給年輕人直接發放資金，就是給普通家庭的年輕人一個相對公平的參賽資格；給成年人一次接受再教育再培訓的資助，就是讓人在面臨技術變遷和社會變遷的沖擊下，獲得一次重啟人生，實現復合式成長的機會；給小孩子發錢，就是給中下層人民一個結婚并生育下一代從而將自己的基因遺傳下去的機會。另一方面，未來起點收入方案關注“效率”，它與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原則相兼容，它能擴大中國市場的總需求，它為人工智能和數字貨幣的普及帶來的社會沖擊提供緩沖，從而為科技進步和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

在新時代，要兼顧推進共同富裕，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做大本土市場規模，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確保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抑制新生人口過快下降，維護社會長期穩定等多重政策目標，就必須出真招、實招、硬招。本文認為，當前國內許多問題的共同核心癥結就在于分配和再分配體系沒有與時俱進。實施未來起點收入，正是解決上述難題的一個重要抓手，是中國實現從出口導向、低工資低福利、以資本為中心的舊發展模式，向以內循環為主、貿易均衡、高工資高社會支出、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模式躍遷的重要途徑。一綱舉而眾目張，這個看似簡單的方案背后，凝結著對蘇聯道路、美國道路和歐洲道路的批判與借鑒，具有深刻而前沿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基礎。我們相信，未來，在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下，通過深入研究和反復改進政策細節，未來起點收入的構想最終可以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制度創新做出一定貢獻。

當前國內許多問題的共同核心癥結就在于分配和再分配體系沒有與時俱進。實施未來起點收入，正是解決上述難題的一個重要抓手。

注釋：

[1] Daniel Nettle，Elliott Johnson，Matthew Johnson，et al.，Why Has the COVID-19 Pandemic Increased Support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Vol. 8，No. 1，2021，pp. 1～12.

[2] 除日本社會支出為2017年、中國社會支出為2020年數據外，其余均為2019年數據。

[3]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Digital Dividends，2016.

[4] 翟東升：《貨幣、權力與人：全球貨幣與金融體系的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

[5] David Graeber，Bullshit Jobs: A Theory，Simon & Schuster, 2018.

[6] 根據周建軍和黃胤英的論文、菲利普·范·帕里斯和楊尼克·范德波特的著作以及相關政府官方通知等資料整理所得。參見周建軍、黃胤英：《社會分紅制度的歷史考察：阿拉斯加的經驗》，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6年第3期；楊克尼·范德波特、菲利普·范·帕利斯：《全民基本收入》，成福蕊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3、212～219、230～252頁。

[7] 包括美國的“基本收入保障：洛杉磯經濟支持試點”（BIG LEAP）、南非的COVID-19社會救助危難補助金計劃（SRD）、西班牙的最低生活收入計劃（IMV）等。

[8] 包括《新冠援助、救濟和經濟保障法案》《美國救援方案法案》等。

[9] Ronald Dworkin，Sovereign Virtu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頁。

[11] 楊克尼·范德波特、菲利普·范·帕利斯：《全民基本收入》，成福蕊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