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衰退”時代的律師生涯

戴 昕

2008年夏末，起自美國房市、根在全球金融、崩坍于華爾街的危機洶涌襲來，迅速吞沒了美歐多國民眾的血汗積蓄和中產愿景，也讓平日里自命不凡的巨賈、精英在慌亂逃生的過程中洋相盡出。

觸到的“時代”

2010年1月14日，帶著兩箱行李，我從北京飛抵紐約肯尼迪機場，又打車來到曼哈頓中城，開始了個人在美生活經歷的第二個段落。此番赴美前的五個多月，是我有生以來最長一段既不用上學、也不用上班的空閑期。攤上這個假期，是史稱“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2007～2009年經濟下行的直接后果。2009年夏，我從位于美國南部北卡羅來納州的杜克大學法學院如期畢業，也通過了紐約州的律師資格考試，按往年慣例，稍作休整，就應在秋天揣上一年前收到的聘書，到曼哈頓中城寫字樓里的那間國際律師事務所報到。但2008年夏末，起自美國房市、根在全球金融、崩坍于華爾街的危機洶涌襲來，迅速吞沒了美歐多國民眾的血汗積蓄和中產愿景，也讓平日里自命不凡的巨賈、精英在慌亂逃生的過程中洋相盡出。大型金融機構遭受重創，如多米諾骨牌般接連要倒下。而包括我的老東家在內，總部設在紐約的上百家大型律師事務所，雖不像金融機構那樣首當其沖，但因業務與華爾街深度綁定，也承受極大的自保壓力。

為壓縮員工薪酬開支，此前連年漲薪、擴容的大型律所，紛紛推遲已錄用應屆生的入職時間。不少律所還提出，可付給本要赴約任職的應屆生幾萬刀大洋，名為鼓勵其先用一年時間探索其他人生可能，實際上就是待業生活費，甚至變相遣散費。少數律所因經營狀況惡化，直接撤回此前發出的聘書，甚至自己先行倒閉。對于法學院——尤其是精英法學院——畢業生而言，若沒丟掉本已到手的工作，少領幾個月甚至一年工資，本身不是大事。但美國法學教育此前持續以收取高額學費、承諾高收入就業的“高舉高打”模式紅火運營，高額負債的學生滿懷“畢業必當金領，否則全都白瞎”的自我期許，突遭時代迎面暴擊，情緒很難穩定。我的老東家直到畢業前一個月，才將延遲入職的安排正式通知了應屆生，使我們在各類小道消息中焦慮的時日還更多了一些。

2009年8月中我返回北京時，“大衰退”在技術意義上據說已結束，但實際經濟影響持續延宕。那時美國其實有另一件大事，就是豬流感（H1N1）大流行。據WHO統計，那次全球有約50萬人感染、2萬人因感染死亡。不過，除了我這樣回國后遵循建議自覺“居家14天”的人，有多少中國人當時感受到了那次大流行？而中國經濟彼時看去仍有望不到頭的增長空間，再有“四萬億”加持，“大衰退”在此岸更多是時事談資，并非多數人的切身感受。

但恰好在那時身處中美聯結的微妙地帶，使我親身觸碰到了那波時代浪潮中的一丁點水花。十多年后，“時代”再次從普通人生活的背景里走出，躍向前臺。在新的沖擊徹底抹去舊的體驗之前，或許值得先記下幾筆。

中美關系在經歷世紀之初的摩擦后，重歸熱絡，海歸的光明就業前景在當時已非常清晰。

“有什么區別？”

我在美國的第一段生活經歷始自2006年的明媚夏末。大學畢業后，匆忙上完起早貪黑的駕照速成班，就登上了飛往美國的航班。到了北卡小城杜蘭姆，放下行李，生怕隨身帶著的現金不安全，立刻跑去瓦考維亞（Wachovia）銀行開戶。接待的黑人營業員熱情、禮貌、友善——后來才知道，這叫南方范兒。接過他給新開戶客戶贈送的洗衣袋，我翻到包裝背面，忍不住念出聲來：“Made in China！”營業員聽到了，平靜但又認真地說：“是啊，所有的東西都是中國制造?！?/p>

我這批本世紀初的留學生，來美國時仍覺得新鮮好奇，但不大會再有鄉下人進城的感覺，主要因為匯率，生活上需要比國內節儉。中美關系在經歷世紀之初的摩擦后，重歸熱絡，海歸的光明就業前景在當時已非常清晰。特別是美國名校經管、法律專業的文科留學生，在跨國金融機構及律所、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中介機構加速鋪開中國業務的背景下，尚屬供不應求。年輕畢業生要權衡的，無非是被大機構選中后，馬上回到設在中國的代表處，還是先在機構的美國總部待些年，鍍層金，再頂著總部外派的光環衣錦還鄉。后者聽著更有逼格，但已被一些人認為機會成本太高。2007年夏天，一位美國老師笑著向我轉述了某個應屆中國畢業生的臨別感言：“得快回去，不然就趕不上趟兒了！”

對于精英法學院的學生來說，2008年前的幾年里，不管你說的是資本市場、就業市場、美國市場還是新興市場，無非是繁榮、持續繁榮、更加繁榮。

同年秋天，我結束法學院一年級的暑假，回學校參加求職面試。杜蘭姆小城里同樣是這種如火如荼的氛圍。美國法學院法律博士（JD）項目學制三年。每到秋季學期開學前，法學院都會邀請以大型律所為主的雇主單位到校，對二年級學生進行為期兩天的面試。表現被認可的學生，會被雇主邀請到單位所在地二面，決定其能否在二年級暑假參與為期十二周的暑期實習項目。二年級獲得暑期實習機會，是法學院學生求職流程的核心環節，一旦上車，只要實習期間不做騷擾女同事、團建裸奔一類蠢事，完成實習后就會獲邀在畢業后正式入職，拿到十幾萬美元一年的起薪。因此，每到夏末秋初，法學院學生之間的話題，就只剩下“市場”二字。對于精英法學院的學生來說，2008年前的幾年里，不管你說的是資本市場、就業市場、美國市場還是新興市場，無非是繁榮、持續繁榮、更加繁榮。

那個初秋的周末，法學院租用的一家附近老舊酒店里，涌入了超過200家用人單位。和同年級約200名同學中的大部分一樣，我在兩天內參加了約二十場面試，收到其中十來家上門再談的邀請，借機去游玩了當時還沒去過的西海岸和華盛頓。但就真實的求職意愿而言，我的方向非常明確，就是進一家有較大中國相關業務的紐約律所，入職后最好能盡快回國，領上美國律所給“外派律師”額外多開的每年幾萬塊“生活補貼”，速速解決經濟問題。這是中國學生當時已探出來的路，難度系數不高，隨大流也不用費腦子，適合對律師職業并無長期理想的我。

如預想中一樣，那年的求職只覺新鮮，并無難度。我選定要去的是家一百三十多年歷史的紐約老字號。轉過年，所里按慣例邀請實習生先到紐約搞周末團建。人頭聚齊時，大家才發現，這個鼎盛時在全球范圍內律師規模不到1000人的律所，當年一口氣接收了130多個暑期實習生。但沒人覺得自己是被擴招了，大家都相信這只是市場“火熱”背景下律所確保人才供給的必然策略。晚宴上，一個穿著三件套的老派合伙人，用紐約人標志性的自嘲語式對圍在身邊的幾個學生說：“咱也沒想到，本所居然還會這么受歡迎?！毖韵轮?，人力部門要約發多了，沒想到你們都會接受??！當時沒聽出老同志云淡風輕中話里有話；歌舞升平之下涌動暗流，誰都不愿正眼去看，但總有人會有些難以言明的感知。

其實，在2007年秋到各家律所上門面試時，為硬拗財經大事門兒清的造型，我特意準備的一個防冷場問題，就是“您對次貸危機的影響有什么看法，前景如何判斷？”。當時，“大衰退”還只有“次貸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這個小名，這個詞如此“專業”、拗口，人們誤以為它說到底無非那個主要歸華爾街認知、承受和應對的事情，又叫“周期”（cycle）。被我問到的華爾街律師，都很有信心地表示，最多是特定業務臨時受點影響。

吃了專業大佬的定心丸，年輕學子回到法學院，繼續情緒飽滿地研習金融創新的法律架構。那學期我剛好選了一門“結構性融資”（Structured Finance），講授的就是MBS、CDO之類金融衍生品相關法律問題，課程基調則是展示精妙的法律和財務安排如何具有將垃圾資產點石成金的魔力。一次，教授請來著名評級機構的高管講解衍生品評級。一位從不發言的中年日本留學生罕見舉手，用僵硬的語調一字一頓發問：“能解釋下，衍生品和賭博，有什么區別嗎？”臺上專家和臺下美國學生發出歡快，但聽來并非完全善意的笑聲：這日本人什么腦子，講了半天，都沒聽懂嗎？

若不是后來出了特朗普，鮑爾森單膝跪地求佩洛西在國會領銜配合救市的橋段，或許就是21世紀美國政治的戲劇畫面巔峰了。只是，經歷了特朗普時代，還有多少人記得鮑爾森和蓋特納這樣的角色？

大而不倒

二年級春季學期一結束，我馬上就到紐約開始暑期實習。律所的安排照樣周到、豐富，每月上萬的實習工資也一分不少，但實習生明顯人浮于事?！跋奶毂揪褪切菁偌竟?，再說實習，不就是體驗下嘛！”所里的律師這樣安慰，實習生們也樂得做個領高薪的游園者。一個夏天過來，雖沒干什么正經工作，但對所里內部情況見識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實習結束沒兩周，正式工作聘書就來了。帶著輕松愉快的心情，我再次返回杜蘭姆，選了些感興趣而沒什么用的課程（比如法理學和法律經濟學），并計劃要鍛煉身體。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正式宣告申請破產保護。新聞爆出那天，還有同學在課間聊得興高采烈，爭論小布什政府不出手解決，到底真是為避免道德風險，還是想把鍋甩給下屆政府。但超大型金融機構很快一個接一個告急，蕭條雖還未出現在南方小城的街面，緊張空氣卻已彌散在小城里的知名法學院之中了。律界八卦網站不斷刷新頭條：今天哪個所縮減來年暑期實習項目規模了，明天哪個所裁員了，后天哪個所直接倒閉了。而這些聳人聽聞的消息，有時居然能與身邊同學的境遇對號入座。2008年底，北卡起家、全美規模第四大的瓦考維亞銀行被來自西海岸的富國（Wells Fargo）銀行收購，躲過破產。那位當年幫我開戶的黑人營業員，在并購后保住這份體面、從容的工作了嗎？

自2008年秋天起，我每天花在讀報和看電視新聞上的時間，比之前增加了許多，甚至養成了每天看股指的惡習。那段日子的時事報道還是精彩的，白宮、國會和商界圍繞救市的博弈，本是政治經濟學在冷戰后的一個高光時刻。若不是后來出了特朗普，鮑爾森單膝跪地求佩洛西在國會領銜配合救市的橋段，或許就是21世紀美國政治的戲劇畫面巔峰了。只是，經歷了特朗普時代，還有多少人記得鮑爾森和蓋特納這樣的角色？若沒有索金的生動報告文學《大而不倒》，當年的大人物也要享受“被遺忘權”了。

《大而不倒》中讓中國讀者最有親切感的，應是描寫中投公司險些出手接盤摩根士丹利的章節。2008年冬，時任中投總經理高西慶先生赴美談判期間，曾轉道杜蘭姆，以杜克大學校董和法學院校友身份，在法學院發表講演。其時，包括黑石、大摩、瓦考維亞等一眾美國金融機構一把手齊聚現場，如此眾星捧月，既印證了美國當時危機的深重程度，也揭示了中美相對地位的微妙變化。那次講座后，我心里稍微踏實了一些，覺得自己的工作不至于丟掉。雷曼垮掉后，華爾街一時并不自信自己“大而不能倒”，更有理由緊抱住中國的“大而不會倒”。

雷曼垮掉后，華爾街一時并不自信自己“大而不能倒”，更有理由緊抱住中國的“大而不會倒”。

“活在當下”

2010年正式入職之初，紐約辦公室還沒恢復元氣。一年級律師入職后，填充日程主要靠各類業務培訓活動，此外被安排參與一些不向客戶收費的研究、宣傳類文件的撰寫工作。新律師從中當然能學到不少東西，但這畢竟不是計費業務。大律所那些年通用的一款管理軟件系統叫“Carpe Diem”，每名律師需要具體錄入自己每天在不同工作事項上花了多少時間，具體干了些什么，所里借此系統匯總信息，形成發給客戶的律師費賬單。每名律師一年下來的業績，主要也體現在貢獻了多少能夠放到賬單上的有效工作時數?？催^電影《死亡詩社》的人都有印象，“Carpe Diem”的意思是“活在當下”。身為一個日薪起碼五六百美元的大所律師，你要是在辦公室從早到晚待上一天，收工時填不出幾小時能計費的業務，這一天還算是“活過”嗎？入職頭一個月，午餐和下午茶時間，新律師扎堆聊天，普遍羨慕被分到訴訟業務組的新人，因為他們一來就參加實際業務工作了，要做海量的文檔審閱，讀包括電子郵件在內的涉案文書材料，從中查找訴訟中可用的蛛絲馬跡——沒錯，這當然是中學畢業就應該能做的工作，未來則會全由機器承擔。

雷曼垮掉后，華爾街一時并不自信自己“大而不能倒”

我入職后分在公司并購組。并購業務技術含量很高，組里每周的午餐培訓會和法學院一些商法課堂非常相似，都是滿頭銀發的白人男性品評特拉華公司法判例的微言大義。因為打定主意要在新單位兢兢業業隨大流，因此無事可做的頭一個月中，我沒按照一些“經驗貼”里建議的那樣，主動去向資深律師“找活兒”；每日一早打卡，端坐在辦公室讀組里發的業務學習材料，把律所的班兒上出了機關范兒。和我共用一間辦公室的黑人姑娘就要豁達得多，眼見沒正經活兒干，上午恨不得十點才翩然而至，晚上六點沒到拎包就走，遲到早退碰到合伙人，還熱情打招呼。不過，有天她突然關上房門，告訴我，人力的大姐私下找她談話了：新人態度“不端正”，老板們看破不說破，但年度考評時打分不會手軟。

十六萬美元一年聘來的年輕律師搬這種磚，乍看荒唐，但其實是律師職業學徒制傳統在公司化時代頑強延續的寫照。

到三月，并購組的業務隨天氣回暖，一年級律師都開始被安排到交易項目上，一些人甚至上了不止一個，傳說中的加班甚至熬夜加班終于出現了。隔三岔五，我也會有披星戴月踏出萊克星頓大道辦公室、夜闌人靜返回羅斯福島住處的時候，畫風真是有點精英。但實際上，新律師加班的內容，無非是在會議室待命，隨時給上級和客戶打印資料、整理交易文件、訂晚餐披薩外賣。十六萬美元一年聘來的年輕律師搬這種磚，乍看荒唐，但其實是律師職業學徒制傳統在公司化時代頑強延續的寫照。法學院如今常被業界乃至社會公眾批評，認為提供的教育不實用，但許多真正的實踐技能是沒法在學校傳授和學習的。比如說，在法學院時，因為經常參加午餐講座，我吃過太多免費的快餐披薩，但從沒有修過“如何訂披薩”的課程。一次被安排晚上臨時給項目上開會的律師和客戶訂披薩作晚餐，高年級律師隨口吩咐，客戶要多加“basil leaves”（羅勒葉），就回頭忙活去了，而我既沒聽明白“basil leaves”是什么，更沒聽說過披薩餡料里還能放什么“葉子”。幸虧碰到同事臨時回辦公室取東西，趕緊請教，才解了窘迫。

2010年入夏后，律所業務總體有了好轉，我在紐約的工作和生活也已經自如。不加班的周末，我有時會繞著羅斯福島獨自散步，看看眼前的東河水，覺得先這樣順流漂吧。但8月突然接到人力部門電話，說中國資本市場業務極為火爆，合伙人點名叫我和另一位說中文的新加坡老哥調到香港辦公室充實人手。我沒猶豫就答應了。10月一落地香港，作為所里唯一的代表直接被派去參加了某教培機構赴美上市的招股書起草會，而我基本上不知道這都是在干什么，訕訕地邊聽邊記筆記。合伙人事后笑著說，沒事，那天所有人都沒法分身，你一個活人去看住場子，就算幫大忙了。

這在講究年輕律師按部就班成長的紐約，至少是很不常見的。但也正是在亞太市場這種放手讓年輕律師獨當一面的執業環境中，自2010年末到2013年夏，我感到自己確實從手足無措吃干飯的學徒，迅速成長為對律所有價值的壯勞力。離開紐約前，一位對我很關照的合伙人曾勸我留下，在紐約扎實受訓，日后才能成為“一流并購律師”。言下之意，去了香港，只顧糙快猛做項目，紐約這套繡花功夫不可能有人細細教你?！按笏ネ恕眲傔^那兩年的亞太資本市場，總體上高歌猛進，歐債危機隔段時間冒頭，制造點恐慌情緒，這讓企業和機構更要玩命抓住“窗口”，唯快不破，“活在當下”。多年后，心里還很感謝那些錯看我的老板，就像任教最初幾年我勸學生做研究不能光顧求快跟風一樣，都誤會了被規勸者，以為他對這事有長遠規劃。其實，若只為“活在當下”，那還打什么基礎，扔進水里撲騰兩下淹不死，就是扎實的速成。

但速成也不輕松。在香港執業的不到三年里，我真切體驗了身處中美聯結地帶的肉身張力：每天從香港股市開盤前，熬到紐約股市休盤后，學會了喝黑咖啡，以確保撐到凌晨三四點，也不至于把交易文件中數十億美元交易金額的阿拉伯數字寫錯。雖然更累，但我那時很樂意從紐約調到香港，原因之一是對我這樣融入白人社交環境能力較差的人來說，在中國人為主的環境里，更少有那種總怕說錯話、會錯意的交際壓力。沒有這種壓力，才能和同事甚至業務上往來的伙伴建立有可能走出辦公室的友誼。當然，實話說，香港的“當下”給我打的最大一管雞血，其實還是比紐約高出近三分之一的收入。到港不出半年，在美國念法學院期間的貸款就全部還清了。記得那天很高興，請了幾個朋友吃飯，真切地體會到了高收入的成就感，甚至恍然間覺得一直這樣，也挺好。這或許就是被“黃金手銬”鎖在“當下”的感覺吧。

“資本”無非是一種生產要素，應該配置到能創造價值的地方去，金融則是必要的配置機制。但身處其中就會知道，“市場”不是無形無象的客觀過程，而是全都承載于有血有肉的活人身上。

“Pole-Pole”

“黃金手銬”的說法其實很矯情，因為真沒人逼你。自打學費貸款還清后，每到夜闌人靜，盯著Outlook界面出神，等一個號稱今夜必定發來、明早前務必返回意見的交易文件時，我都會想，如此兢兢業業地做一顆保障跨國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飛速運轉的螺絲釘，有多大意思？“資本”無非是一種生產要素，應該配置到能創造價值的地方去，金融則是必要的配置機制。但身處其中就會知道，“市場”不是無形無象的客觀過程，而是全都承載于有血有肉的活人身上。經理人、銀行家、投資人、律師、會計師等各類所謂專業人士，不是一臺臺機器。這些行業中，頂級大佬可能真有情懷，但也可能只求滿足粗鄙油膩的貪欲。打工者過上了遠超普通百姓的“品質生活”，但若還不滿足，要追問自身的意義，就有點麻煩：要么真覺得自己也不過一般中產，只是“討生活”；要么就得建立足夠真誠的“專業主義”信仰，覺得做好專業，就證成一切。

商業律所清楚員工內心有意義空洞，它們給出的一個填充方案是投入可觀資源，組織律師成建制地參與公益法律服務。在紐約那年的春夏之交，我被安排了一個公益服務的活兒，客戶是一個黑人越戰老兵，年過五十，身高一米九，但背微駝，走路慢，說話也委頓。老兵希望請律師幫他填寫聯邦退伍軍人事務部（Veteran Affairs，VA）的表格，申請醫療待遇，申領因戰負傷的獎章。初次見面時他告訴我，三十多年前在美軍航母上服役，隨部隊撤離時航母遭炮擊，他在艙內被隆隆炮火震出了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常年耳鳴、頭疼、失眠、陽痿，卻沒能在VA獲得充分治療。把他送走，我帶著疑惑，上網檢索有關VA的信息，發現這個美國聯邦政府中規模僅次于國防部的機構，長期被抨擊為官僚主義深重，辦事效率之低超乎想象。這位老兵從越南返回三十年后，其實仍是牙買加國籍，在紐約扎下根，有些親戚，但沒有勞動能力，VA待遇沒享受太多，靠著政府基本福利，好歹過到現在。至于獎章，他說此前申請時，無法自行證明曾參與過戰斗，直接被拒。

我很快填好了他的醫療待遇和獎章申請表格，又用律所信頭的信紙附了幾頁情況說明，按要求用掛號信寄到了VA。自夏入秋，老兵拖著并不靈便的身體，晃晃悠悠地從布魯克林家中到曼哈頓中城找過我四五次，說是了解進展，但沒有一點著急催促之意。而我并無進展可向他匯報，只是請他喝杯咖啡。兩個月里，我大概給VA打過四五次咨詢電話，只有一次接通人工，態度是熟悉的生硬和不耐煩：“我們會按規定流程處理！”要離開紐約時，我把老兵的事轉交給同組的韓國老哥。韓國老哥在家服過強制兵役，韓軍幫美軍，答應一定上心。大半年后，因為家里介紹了在港工作的年輕韓國姑娘相親，韓國老哥架不住誘惑，也到了香港。與他聚餐時，我聽他說老兵的事仍毫無回音，他曾遞進新的書面材料，也是石沉大海，走前再轉給另一位同事。這是我聽到有關老兵的最后消息。

這位老兵從越南返回三十年后，其實仍是牙買加國籍，在紐約扎下根，有些親戚，但沒有勞動能力，VA待遇沒享受太多，靠著政府基本福利，好歹過到現在。

香港辦公室對律師參與公益法律服務的要求不像紐約那樣系統，到港頭兩年，我甚至不記得做過任何服務。2012年夏天，之前請好的年假快到了，盼著千萬別再有新項目啟動，但墨菲定律從不失靈。接近下班，突然收到合伙人轉來一長串郵件，明星企業家掌舵的行業龍頭要爆個大雷，能解套嗎？怎么跟投資者溝通？怎么依法披露？這單活兒比常規的發債發股項目更有趣，但我那會兒乏得只想躺平，提不起精神再做額外功課。準備拎包開溜了，突然電話想起，顯示來自另一個合伙人，心里一萬個不爽，卻聽見他說：“十月底在聯合國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ICTR）檢察官辦公室的公益服務，你可以去嗎？在坦桑尼亞的阿魯沙，一個月?！?/p>

美國聯邦退伍軍人事務部長期被抨擊為官僚主義深重

我到達ICTR那年，距離1994年的盧旺達大屠殺已過去快20年。根據聯合國決議，特別法庭的所有工作本應在2012年全部結束，而我到時，聽說確實只剩下一些尾巴了（雖然法庭最終關張還是拖到了2016年）。向ICTR派遣律師，是老東家堅持多年的一個公益服務亮點。ICTR最初設立時，聯合國無力提供足夠數量的專業人員運轉國際刑事案件的檢控和審理，律所便自費派出精兵強將支持檢察官辦公室的工作。后來，這種援助機制穩定下來，每個月都有一名律師來到阿魯沙幫忙。為此，所里專門在當地租下一個面積很大的獨棟院落，雇用司機、保安和清潔工，確?！霸恰甭蓭煹陌踩褪孢m。

作為中國人，我聽說過的“援非”當然不是這么個援法。因為檢察官辦公室當時事情已經不多，我每天到下午三點半就準時下班，叫司機接上我，在阿魯沙小城打轉。乞力馬扎羅山下的這座國際都會，只有市中心有點國內小縣城的樣子。很多地方都有作業中的工地，遠看是成群本地工人，離近便總能看到人群里協調指揮的中國員工。那時剛讀了美國學者布勞迪加姆（Deborah Brautigam）研究中國在非投資的作品，對這個議題很感興趣，每周至少三四個晚上會去阿魯沙的幾個中餐館吃飯，和老板與到餐館吃飯的中國人聊天。碰到過幾次的一位山東小伙告訴我，他從二本學校一畢業就應聘了基建央企外派坦桑的崗位，月薪上萬，還有補貼，比國內崗位優厚不少。但英語不咋會，斯瓦希里語更是一竅不通，來了就得自己組織本地工人干活，跟官商各界打交道?！懊?，多吃點苦，慢慢也就有門道了，再過些年考慮單干?！?/p>

ICTR最初設立時，聯合國無力提供足夠數量的專業人員運轉國際刑事案件的檢控和審理，律所便自費派出精兵強將支持檢察官辦公室的工作。

盧旺達經歷大屠殺劫難后，迅速脫困，成為東非發展最快、治理最好的國家

跟他們聊過，我更加確認了自己此行的性質，就是假冒西方游客公費旅游。趁本地一個長周末假期，我飛到盧旺達首都基加利，想著好歹去看看“案發現場”。但一出機場，基加利看上去幾乎不與阿魯沙同處第三世界：平整嶄新的柏油公路，干凈、整潔的市容，恍然以為又回到了北卡羅來納。第二天凌晨四點，我約的向導開車帶我直奔城外的瓦隆嘉火山公園去看野生山地大猩猩。一路穿山而行，朝日漸出，盧旺達圓潤翠綠的山林地貌逐漸清晰。但自然景色之外，我再次被盧旺達盤山公路的質量震撼，因為這與在坦桑的出行體驗差別太大了。這個東非小國經歷了大屠殺劫難后，如何迅速脫困，成為東非發展最快、治理最好的國家？西方出于負罪感提供了大量資金援助，也把清算追責的政治包袱帶到了國際社會，盧旺達政府就此聚精會神謀發展。中國的角色呢？晚上回到酒店上網再查，盧旺達百分之八十的公路，以及其他大量基礎設施，都由中資企業建成。

從基加利回到阿魯沙沒幾天，收到兩則壞消息。第一，一位先前的同事英年早逝。雖然知道他身體出過大問題，但還是感到極為突然。第二，由于歐債危機影響，近期所里業務受沖擊很大，有同事說又有了裁員苗頭。我愣怔了一會兒，但還是決定專心體驗好自己短暫律師生涯中這最難忘的一個多月。到阿魯沙后，我跟司機學了點斯瓦希里語單詞，除了著名的“hakuna matata”（“別犯愁”），還能記得的另一個“pole pole”，意思也是“不著急，慢慢來”。但這一個多月，感覺過得真快。

西方出于負罪感提供了大量資金援助，也把清算追責的政治包袱帶到了國際社會，盧旺達政府就此聚精會神謀發展。中國的角色呢？盧旺達百分之八十的公路，以及其他大量基礎設施，都由中資企業建成。

倉促收尾

2012年圣誕節前回到香港，感覺辦公室里氣氛確實有點微妙。但自己很快被安排上幾個當時還要趕進度的項目，重新拾起連續加班熬夜的節奏，甚至反復感冒，連登記結婚那天還帶著燒。咬牙堅持過又一個春天，六月收到芝加哥大學法學院錄取通知后不久的一個晚上，給老板們寫了正式的辭職郵件。他們覺得我是累得挺不住了，紛紛安慰、勸說。

到大學任教后的這些年，記不得有多少學生問過我，為什么決定不再做律師了？我的回答是，從一開始，就沒計劃干太久。但當年，直到遞交辭呈之后，我才誠實地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所里的領導、同事乃至相熟的客戶。

此前不說，并非擔心裁員時會因此被排在前面，而是怕大言不慚地說“沒有長久興趣”，會被誤解為對職業和同事缺乏尊重。終于能說實話了，周圍人只有理解和支持，我則倍感輕松。接下來兩個月左右，完成了工作收尾、交接，我告別老東家，告別香港，也告別了自己在“大衰退”時代的短暫律師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