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的高標”與“用的典范”：李并成先生歷史地理學研究綜述

僧 海 霞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李并成先生是西北師范大學歷史地理學科的重要創建者，在西北歷史地理和敦煌學等學術領域貢獻卓著。自1985年師從侯仁之院士進入歷史地理學研究領域以來，他出版著作20余部（含合著），發表論文370 余篇，成果豐碩，令人敬仰。李并成先生以文獻為基礎，以不間斷的田野考察為路徑，對西北地區的歷史文化遺存進行科學考察，尤其是在歷代行政、軍事治所變遷和沙漠化區域的調查方面，四十余年間足跡遍及河西走廊、隴東隴西高原、塔里木盆地、內蒙古西部、寧夏南部等地，可謂學界“行的高標”。所著數十本專著和數百篇論文，多從實地考察出發，將地理環境變遷的歷程和原因進行了精彩解讀，為區域發展提供“史鑒”，飽含著他對祖國大地的深情和厚愛，更是先賢“經世致用”思想的堅定踐行者，可謂學術成果“用的典范”。李并成先生在西北歷史地理等領域勤懇耕耘，其學者風范深受學界同仁稱道。

一、河西走廊歷史地理研究

李并成先生對河西走廊研究傾注了滿腔熱情，在國內外享有盛譽。至今出版有關河西走廊的專著10 余部，發表論文數百篇。其中，《河西走廊歷史地理》《瓜沙史地研究》《河西走廊歷史時期沙漠化研究》《河西走廊人地關系演變研究》［1］等是其河西史地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他關于河西走廊歷史地理的研究，可歸結為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兩方面。前者集中在河西走廊氣候變遷、自然災害和水利史等方面；后者則集中在歷代行政、軍事建置及其城址、遺址的調查考證、歷代經營開發、地名地望考證等方面。這些研究將區域社會發展歷程悉數展現，并通過實地調查反映遺存現狀，為當前區域社會建設提供歷史借鑒。

（一）歷史自然地理

1.氣候變遷研究

在氣候演變方面，李并成先生檢索了河西走廊史載以來的氣候旱澇資料，采用濕潤指數公式進行處理分析，復原該地區歷史上氣候干濕狀況變遷的概貌。對唐代西北地區的沙塵天氣，則運用信息化處理方式，歸納其發生特征，探討唐代沙塵天氣發生等級呈明顯增高趨勢的人文動因和沙塵源因素，對今天沙塵天氣的預防預測提供了重要借鑒［2］。

2.生態環境與自然災害研究

《西北出土文獻中的民眾生態環境意識研究》［3］是李并成先生關于生態環境與自然災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該書以西北地區出土文獻為主要依據，分析導致民眾生態環境意識產生的背景和基礎，從傳統儒家、佛教和道教思想等方面探討古代民眾生態環境意識產生的思想根源，并汲取古代民眾生態智慧的精華，為今天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歷史借鑒。他系統探討歷史時期祁連山區林草資源的破壞狀況，分析林草破壞帶來的生態問題［4］。經研究，發現古今西北干旱區河流水量沒有顯著的變化，只是某一時段的不同河段水量有所變化［5］。清代石羊河流域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生態問題的產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氣候變遷和河流改道［6］。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李并成先生運用敦煌學、歷史學的有關知識，連續發表了4 篇論文。其中兩篇論文他采用敦煌文獻和壁畫中有關野生動物保護、講究公共衛生、愛護環境、防止疫病的發生和傳播等史料，揭示和探析愛護水源、注重水源，營造良好的居住環境，展示了唐宋時期人們講究公共衛生、愛護環境諸多方面的習俗，對于戰勝疫病提供了有益的歷史借鑒［7］。另外，他還研究了清至民國時期甘肅發生的重要疫災，探討疫情的波及范圍和嚴重程度，揭示疫災發生的時間規律、空間分布以及造成疫災的自然和人文原因，分析了政府、地方鄉紳和普通民眾對疫災采取的不同防治措施，總結了民眾公共衛生意識的演化，對于今天應對重大公共衛生安全問題頗為有益［8］。

3.水利史研究

水利史方面，李并成先生著重探討西北地區的水利開發過程，解析水利開發對環境產生的影響。他通過對漢晉簡牘的解讀，梳理漢晉時期中央與西北地方水利官員的設置及運行情況，詳述了河西走廊自漢至唐水利工程建設的歷史背景、分布地域、工程建設規模，分析其產生的影響。他通過梳理明清時期河西地區水案史料，對水利灌溉爭訟案件發生的區位因素、相關的配水原則和制度、主要水案等進行分析，總結明清時期河西水案的經驗教訓［9］。

（二）歷史人文地理

歷代行政、軍事建置的嬗遞演替，既是傳統沿革地理學的主要內容，也是現代歷史地理學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李并成先生除解析郡縣等建置沿革演變外，特別重視考證這些城址的位置。他認為，“時至今日，對于古代城址的考證，對于古代地名（州郡名、縣名、山名、河名、湖泊名等）位置的考定，仍然是學術界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也是歷史地理研究中一項重要的基礎性工作”［10］。自1980 年代起，他每年數次赴河西走廊等地實地考察，大到州郡城、縣城以至整片古綠洲，小到驛站、戍、燧遺址，一一踏查，為復原河西走廊歷史遺址的面貌作了大量工作。

1.歷代行政建置及其城址的調查考證

李并成先生經過長期的實地考察，結合文獻、考古材料，對不同時代河西郡縣城址作了考證，理清了許多城址的位置及面貌。

首先，漢代河西四郡及諸縣城址的考證。例如，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敦煌郡為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分酒泉而置，為河西走廊最西的一郡，地處今疏勒河流域中下游，領敦煌、冥安、效谷、淵泉、廣至、龍勒6 縣。他經過多年的實地考察，對于敦煌郡所領諸縣的城址作了詳實的考證。1995 年8 月李并成先生經再次實地踏查，發現漢冥安縣城并非今鎖陽城，應在鎖陽城東北4.5 公里、古冥澤中部南岸古冥水干流所經的南岔大坑古城。他還對漢敦煌郡宜禾都尉府與曹魏敦煌郡宜禾縣城作了考辨，認為漢敦煌郡宜禾都尉府昆侖障，即是西晉元康五年（295 年）所置的會稽縣城，今安西縣小宛破城；曹魏敦煌郡宜禾縣城，是西涼涼武昭王元年（400年）所置的涼興郡城（治宜禾縣城），今瓜州縣六工破城［11］。他還考證了郡內的玉門關、陽關、壽昌城、河倉城等10多處古城遺址［12］。對于漢代河西其他3 郡酒泉、張掖、武威及其所屬29個縣的縣城，李并成先生同樣運用文獻和考古資料，并經反復實地考察，分別考出了其具體位置以及現存古城遺址狀況，理清其歷史演變軌跡。

李并成先生對于漢代以后一些城址的變遷亦多有考察和考證。例如，他考證了晉代金昌城、河會城、纏縮城、清塞城的地望，至今均有古城遺址存在［13］。他還探討了北朝時期瓜州及敦煌地區建置沿革、郡縣嬗遞演替狀況、郡縣城址［14］。此外，對一些缺乏文獻記載的古城，他則通過反復實地考察來考證。如他與李正宇先生等經反復勘尋，找到老鄉們俗稱的位于安西、敦煌交界處蘆草溝古綠洲北部的“巴州城”，考得該城即魏晉時期于敦煌郡北界寄理的伊吾縣城［15］。唐代涼州（武威郡）所轄諸縣的城址，史料記載多疏而不詳，《中國歷史地圖集》亦不免偏誤，李并成先生考證和探討了涼州所轄的姑臧、神鳥、昌松、天寶、嘉麟、武威六縣城址［16］。在研究中，他指出孫修身先生對瓜州治所的考論中有疏誤之處，根據實地調查并對照文獻和考古資料，認為唐代瓜州（晉昌郡）暨晉昌縣的治所為今安西縣橋子鄉南的鎖陽城，該城亦為漢代冥安縣的治所［17］。

李并成先生非常注重實地調查，由此獲得一些新的發現。上世紀90年代初，他發現在古瓜沙二州之間有一片面積達420 平方千米的荒棄的古綠洲，即蘆草溝下游綠洲，遂對其進行了系統的考察和研究。2013 年利用遙感技術，學者們又在這片古綠洲上新發現了5 座古城廢墟等遺跡。2015 年，他對新發現的5 座古城址做了系統的調查考證，理清了其存廢時代、性質和興衰演變過程以及它們與古綠洲上先前已發現的古城址的關系［18］。

2.歷代軍防建置及其遺址的調查考證

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東屏關隴、西營西域的重要基地，是關乎中原王朝戰略全局的要地，歷代王朝在此實施了大規模的軍防建設。李并成先生從1980年起大量調查和考證河西走廊沿線的長城、驛站、戍、燧等遺址。

李并成先生通過多年野外工作，參照相關文獻和考古資料，對河西走廊東部、中部、西部的漢長城的修建和現存遺跡進行了詳實考察。他對漢揟次縣至媼圍縣段長城進行梳理，調查與考證了河西走廊南境漢代塞垣。依據敦煌、居延所出漢簡等文物文獻資料，結合實地踏勘，考證了敦煌郡宜禾、中部二都尉所轄長城塞垣、治域、所屬候官及其治所，以及候望燧次。此外，他還探討了殘存在石羊河流域的邊城遺址及其軍屯區域，對石羊河流域的漢代邊塞設置及軍屯狀況進行調查［19］。上述研究廓清了河西走廊漢長城的面貌，對河西地區長城研究、建設長城國家文化公園提供了有益的支撐。

長期以來，李并成先生對于河西走廊境內的驛置、戍所、燧次系統亦作了大量的研究。依據敦煌懸泉漢簡等史料，他實地考察敦煌郡境內漢代的郵驛系統，調查研究了所設置、騎置、驛和亭的位置和所存遺址［20］，以及敦煌懸泉Ⅱ0214①：130簡中所記漢酒泉郡十一所置的位置［21］。他經多次實地考察，結合文獻資料與考古材料，考證了一批唐代河西的戍所城址［22］?？甲C和調查唐代河西戍所，對于研究邊疆形勢、軍防布局、統治者的戰略意圖以及戍城的建筑形制等，具有重要意義。

在河西關隘變遷研究中，李并成先生最突出的貢獻無疑是對玉門關變遷的調查和考證。九十年代初，他考得西漢最早設置的玉門關當位于今嘉峪關市的石關峽，后隨著漢王室西方戰略的需要，遂將玉門關西遷至敦煌郡西北。2013 年7 月，由嘉峪關市人民政府與西北師大發起的“尋找最早的玉門關”調研活動，學者們經實地考察，對石關峽是歷史上設置最早的玉門關與最晚的玉門關，達成共識。經過二十余年的研究，他系統梳理玉門關的變遷軌跡，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23］

歷史地名、地望的研究是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李并成先生從1984年起開始作河西地區的歷史地名、地望的考證工作。他先后對“敦煌”“武威”“酒泉”“張掖”及“潴野”等地名進行了考源，提出新的解釋，如“張掖”一名應為“潴”（豬）野”“涿邪”“湜野”等名稱之別譯，是早在漢取河西之前就已有的古地名，這當然并不排除漢將其譯寫成“張掖”二字的確寓有“張國臂腋”之意圖。此外，他還考證河西地區屯田的古地名，考述河西四郡郡名與古代民族之間的聯系［24］。對于《魏書·食貨志》中“河西”的地望，清代至今許多學者均認為其指的是甘肅西部的河西走廊。他以史料為基礎，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牲畜徙牧轉場的路線、綠洲的環境容量、當地畜牧業發展情形等考出，“河西”非指河西走廊，而是今鄂爾多斯高原及其周圍一帶［25］，此說在學界影響較大。

3.歷史時期河西地區開發研究

區域開發研究是歷史地理學的一項主要內容，其不僅內涵著生產與社會經濟的發展，還內涵著綠洲生態系統的發展演變。河西走廊開發自漢代開始，三國曹魏時期是其發展的重要階段，曹魏政權開發經營河西的措施以及地方廉吏的作為，在今天西北的開發中仍具有借鑒意義［26］。

唐代是河西走廊開發的高峰期。李并成先生考證了唐代前期河西走廊水利建設的興盛、耕地的墾辟、糧食生產對國家的貢獻，而盛唐時期河西地區的農業開發，使其成為國家所倚重的富庶的農業基地之一，開發的規模和水平前所未有［27］。西夏在河西設立行政軍事建置后，通過增加勞動力資源、建設水利、墾辟耕地、使用先進的農具，農業和畜牧業均獲得發展［28］。蒙元時期河西的再開發，改變了自唐末以來數百年生產衰落的面貌，在某些方面和某種程度上恢復農業發展，為明清時期更大規模的開發奠定了基礎，然而與漢唐盛世相比已等而下之［29］。他探討了歷史上河西糧食畝產量，作出定量性的今古對比，客觀地評估古代農業生產水平，為今天的經濟建設提供歷史借鑒［30］。此外，他還考述了河西地區古代桑蠶絲織業的發展［31］。李并成先生對河西走廊歷史時期開發研究，對今天的開發建設具有史鑒意義。

4.絲綢之路交通道路考

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以至歐洲的必經孔道，是絲綢之路的“黃金段”。李并成先生通過出土的簡紙文書，詳細考證了漢唐時期河西走廊的交通道路。他依據居延EPT59：582簡、敦煌懸泉Ⅱ0214①：130簡等史料，經反復實地考察，考得漢代長安通往河西東部重鎮武威（姑臧）有南北兩道。北道由長安徑取西北方向，大體溯涇河河谷而上，于索橋渡口渡過黃河，復經媼圍、居延置而至姑臧，全程約720公里。南道則由長安沿渭河西行，于今蘭州附近渡過黃河，經令居、蒼松、鸞鳥等地而至姑臧，全程長達880 公里［32］。他還考證了絲綢之路河州古道、敦煌通往吐魯番之間的大海道等［33］。

蘭州一帶是古絲綢路上的“山結”、“水結”之處，亦為“路結”所系之地。李并成先生通過研究炳靈寺石窟中留存的游人題記等史料，剖析炳靈寺在絲路交通上的重要地位，并為該石窟作為絲綢之路整體“申遺”入選的重要景點提供新的歷史依據［34］。

二、沙漠歷史地理研究

沙漠歷史地理學是我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奠基開創的一門新學科，在侯仁之先生的指導帶領下，李并成先生自1980年以來就從事西北地區沙漠化研究，是我國沙漠歷史地理研究的骨干力量。

李并成先生的沙漠地理研究，主要是從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出發，對西北地區尤其是河西走廊歷史時期形成的沙漠化區域，進行全面細致的調查，摸清它們的分布狀況，從遺存的古遺址、古城址、遺物和廢棄的農田渠道遺跡等方面，探討河西地區數千年來在人類活動的作用和影響下綠洲生態環境的演變，著重研究其沙漠化發生、發展的歷史過程，揭示沙漠化的形成機制和原因，并針對現實問題，探查今日綠洲環境問題的歷史根源［35］。

（一）沙漠化區域的調查研究

古城遺址是古綠洲上最具有標志性、遺物分布最為集中的處所。河西走廊現存各個不同時期、不同等級、規模、規格、形制的古城遺址多達120 余座，是沙漠化研究的重要依據。李并成先生通過二十余年的野外工作，實地調查了石羊河中下游、黑河中下游、玉門花海、瓜沙二州等沙漠化發生的區域，運用考古和文獻資料，考證鎖陽城、張掖“黑水國”、西沙窩等遺址遺跡，復原其歷史面貌，探討分析其周圍古墾區沙漠化發生的時代、原因和過程［36］。近年來，李并成先生在今瓜沙綠洲間發現了一塊早已消失了的漢唐古綠洲，即唐代苦水（今蘆草溝）下游綠洲。他據此揭開了長期以來瓜沙史地研究中的一些懸案［37］。這些研究系統考證了河西走廊沙漠化影響下的古城址意義重大。

在河西走廊之外，李并成先生還研究塔里木盆地古綠洲的沙漠化，如渭干河下游、克里雅河、尼雅河下游的古綠洲沙漠化。他認為在氣候變干、水流量減少、冬季處于西北與東北兩組風所攜帶流沙夾擊的自然因素背景下，人們不顧及自然資源的承載能力而過度開墾、過度放牧，破壞了固沙植被，以及大規模戰亂的破壞，導致了古綠洲的毀滅［38］。

（二）影響沙漠化因素的研究

李并成先生通過對遺址、遺跡、綠洲的考察調研，認為沙漠化的原因可分為自然和人為兩種因素，河西走廊及周邊地區沙漠化的發生和形成更主要的是人為因素的結果。

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的變化。河西地區沙漠化過程發生較明顯的時代有漢代后期、唐代中后期和明清時期。這些時期除明代后期至清代外，基本上屬于氣候的溫暖期。因此本區沙漠化歷史過程中，氣候變遷的影響亦應為不可忽視的因素，但這一因素的影響又是有限的。例如清代雖處“濕潤”時期，但是水量所增有限，而人口和耕地的增加擴大則遠超于前，土地開發的規模超過了水量增加所允許的程度，濫墾濫伐有增無減，因而沙漠化過程就在所難免。他在諸多研究中，不斷驗證這一觀點的有效性［39］。由此可見，西北干旱地區的氣候變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逆轉或加速沙漠化過程。

人為因素對沙漠化影響，主要表現在人口增殖、過度耕種、過度放牧、毀林和粗放的灌溉方式等方面。李并成先生通過民勤縣近300余年來人口增長的數據，分析人口增長與沙漠化的關系［40］。李并成先生根據有關史料，經實地反復考察，探討河西走廊歷史時期綠洲邊緣荒漠植被的破壞狀況。早在河西漢代大規模開發時，因大量用作薪柴、飼草等，這一破壞即已發生，且危害匪淺。迨至唐代、西夏破壞更趨嚴重，及至明清伴隨著河西更大規模的開發，綠洲邊緣荒漠植被遂被更大面積的刈伐、采挖，由此引發更為嚴重的沙漠化過程［41］。

（三）沙漠化問題的研究意義

李并成先生認為，侯仁之先生的研究不僅揭示了歷史時期人類活動對沙漠地區自然環境的影響過程及其演變規律，而且也為今天西北地區防沙治沙以及生產發展和經濟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和歷史借鑒［42］。李并成作為侯先生的學生，繼承并發揚其學術思想［43］。

就沙漠化的問題和警示，他認為人類活動對沙漠化的發生具有重要影響，多次談到人為的不合理的開發經營活動對我國歷史上干旱、半干旱地區沙漠化的形成和發展起著特殊的作用［44］。他認為，要解決今天的沙漠化問題，就必須重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追根溯源，考究其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和原因，以科學地認識其在人類活動作用下的演變規律，預測其今后的發展方向，制定科學的土地開發和生態環境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45］

三、地方文化建設研究

作為一名學者，李并成先生一直致力于歷史地理學、敦煌學的研究。作為政協委員，李并成先生堅持以自己專業所學為政府積極建言獻策，為區域社會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李并成先生曾擔任甘肅省政協第七、八、九、十屆委員，第九、十屆常委。2006年起擔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參事，2020年起擔任甘肅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一直為甘肅經濟發展、環境保護、文化弘揚發聲。他曾在甘肅省政協會議上提出提案200 余件，被《甘肅日報》等媒體譽為“提案大戶”，他還提出參事建議、館員建議等約50件，從而為社會可持續發展貢獻自己的智慧，成為學界學以致用的典范。

（一）甘肅歷史文化的地位

甘肅歷史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李并成先生對甘肅歷史文化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作了重要闡述。甘肅位處祖國西北內陸，雖經濟發展相對滯后，但歷史文化的積淀十分豐厚。李并成先生指出，源頭性、開放性、多元性、創新性是甘肅歷史文化中最為閃光的亮點，最為突出的特征［46］。甘肅是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資源寶庫，歷史文化價值非凡，魅力永恒，不僅在全國，而且許多方面在世界上都享有盛譽［47］。

（二）“一帶一路”與敦煌文化

絲綢之路是東西方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李并成先生認為，絲綢之路對于世界歷史的作用和貢獻并不僅僅體現在“通道”上，更重要的是這條道路是名副其實的文化創新之路，使得敦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匯的大舞臺上能夠大放異彩［48］。他認為，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落戶甘肅，是因為甘肅在歷史上曾經是絲綢之路的黃金段，是東亞與中亞的結合部、絲綢之路樞紐地帶、世界上四大文化體系的匯流之區［49］。打造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平臺，應始終以習近平同志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為引領，深化文博會與旅游業的協同發展，發揮敦煌文博會在經濟方面的獨特功能，加大文博會品牌運營和市場推廣，進而形成“文博經濟”?；诙鼗桶l展的需要，他建議將敦煌由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繼續擴大敦煌文化、經濟的影響力［50］。李并成先生提出“敦煌外交”的概念，認為應充分發揮、釋放敦煌以及敦煌文化、敦煌學等的“外交潛能”。敦煌是一座特殊的、極為重要的對外文化交流的橋梁與平臺，在服務“一帶一路”戰略中獨具優勢，大有可為［51］。

（三）甘肅省旅游發展、開發與宣傳

甘肅是我國中東部腹地通往西北地區的走廊過渡地帶，歷史文化積淀深厚，是旅游開發的超級富礦。甘肅省有各種旅游類型的超級大金礦，絲綢之路文化是甘肅歷史文化資源中最有優勢、最具光彩和魅力的品牌之一［52］。旅游業的發展是經濟文化繁榮的結果，具備多元化的特點。李并成先生認為甘肅的精品旅游資源甚多，例如，航天文化資源、大禹文化資源、“銅奔馬”文化資源、長城文化資源、岐黃文化資源，等等。而蘭州牛肉面就是甘肅旅游對外宣傳的金字招牌［53］。旅游扶貧開發是一種嶄新的集約開發型的扶貧方式。甘肅省實施旅游扶貧開發的有利條件較多，可行性強，應積極組織、大力發展［54］。

（四）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生態環境脆弱是制約甘肅發展的重要瓶頸，李并成先生在甘肅生態文明建設、振興鄉村建設等方面提出了重要建議。他從國家治理理念、國家公民、法律法規、城鄉發展、經濟發展等多角度，闡述建設生態文明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55］，提出加強水利建設、控制人口增長、制定中長期規劃、制定生態環境地方性立法等建議［56］。對于區域發展，他也做了諸多構想。他以改革開放40多年牧區發展經驗為基礎，依托特色牧區建設、民族文化、綠色發展、興邊富民政策扶持等優勢，走出一條甘肅牧區新型城鎮化的道路［57］。

在地方文化建設和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李并成先生提出了諸多可行性強的建議和提案，得到省委、省政府和各部門的關注，為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奉獻了學術熱誠，貢獻了學術力量，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