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甘寧青書院研究與展望

張 之 佐 王 紅 成

（1.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2.河西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甘肅 張掖 734000）

書院作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文化教育組織，由唐而宋元明清歷經千年發展，遍布除今日西藏外的全國所有省區市。地處西北地區的甘寧青書院，其發展雖未與全國同步，但至遲在明代已開始出現并興起，體現出自己鮮明的邊地特色。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已被國人所認識，國人對承載千年中國文化傳播重任的傳統書院也有了更為理性而深刻的認識。因此，從文化傳承視角而言，通過對甘寧青書院的歷史沿革、代表人物、辦學特點、興廢情況的詳細說明，可以完整呈現這一地區書院的歷史風貌及發展態勢，進而窺見其不同于其他地區書院的邊地特色；通過梳理該地區書院的運行機制情況，可以透視甘寧青書院與西北地區教育發展的互動情況，了解書院對這一地區社會教育的重要影響，進而展現書院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所承載的文化使命和在教育史上的特殊意義。

一、中國書院研究現狀

要研究甘寧青書院，就必須從中國書院說起；而要了解目前甘寧青書院的研究現狀，則先要從中國書院的當下研究狀況說起。

關于中國傳統書院研究，學界有諸多研究綜述可資參考，于此不贅①。綜合來看，學界對傳統書院研究綜述大體遵循以下理路：首先，對某一時期或時段書院研究的論著進行數量統計；其次，從傳統書院的功能出發，對書院教與學、藏書刻書、祭祀等領域展開專題述評，間或涉及書院經費、書院建筑、書院改制等內容。進入新世紀以來，學界對傳統書院的研究領域已擴大到政治、社會領域，使之呈現出全方位、多層次的研究局面。綜合觀之，當前中國傳統書院研究，不論是從宏觀上全面考察書院發展歷史，還是就書院的教與學、書院的管理、書院的藏書等方面作專題研究；不管是斷代研究歷朝歷代的書院教育與建筑，還是區域研究各地的書院發展狀況，以及對某個書院進行個案研究，都形成了蔚為大觀的研究局面。為與目前學界對中國傳統書院研究綜述路徑有所區別，筆者擬從整體論述、區域研究、專題研究、資料整理、學術交往等方面舉其要擇述如下：

關于書院的整體論述，早在上個世紀初期，隨著中國傳統書院改制為近代學校不久，就引起了國人對中國傳統書院的關注。1923年，青年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中對書院教育與近代學校教育進行了比較，并指出書院教育并非一無是處［1］。此外，胡適當年在《書院制史略》中亦對書院之廢表達了一種強烈反思［2］。之后，曹松葉在《宋元明清書院概況》一文中，對宋元明清時期的書院從整體上進行了研究［3］。20 世紀30 年代，盛朗西在《中國書院制度》一書中，全面概述了傳統書院的發展歷程，并就書院的教與學、藏書、祭祀等方面進行了探討［4］。自20世紀50年代起，大陸的書院研究幾近中斷三十年之久。在此期間，港臺地區對書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重要的論文有：陳道生的《中國書院教育新論》［5］及《書院建設之源流》［6］，何佑森的《元代書院之地理分布》［7］，嚴耕望的《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兼論書院制度起源》［8］，丁肇怡《書院制度及其精神》［9］；代表性專著有：孫彥民《宋代書院制度之研究》［10］等。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書院研究形成新的高潮，這一時期的代表性著作有陳元暉《中國古代書院制度》［11］，張正藩《中國書院制度考略》［12］，李國鈞《中國書院史》［13］，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14］，樊克政《中國書院史》［15］，陳谷嘉、鄧洪波主編的《中國書院制度研究》［16］。進入21 世紀，湖南大學的鄧洪波出版了《中國書院史》［17］，該書先后在大陸和臺灣以簡、繁體字出版，系統地用統計方法及圖表對中國傳統書院從唐代萌芽、五代兩宋時期成型、元明清時期繼續發展與流變的整個歷史過程進行了翔實描述，并提出了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學術觀點；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著者從廣義的書院角度出發，對“華人文化圈”中的書院也進行了論述，突破了以往書院史研究的框架，使該書成為近百年以來書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關于書院的區域研究，書院研究覆蓋的范圍極廣；單就研究內容而言，也是包含甚廣，舉凡書院發展沿革、社會作用或個案書院挖掘等內容均有關涉，一定程度上呈現出與專題研究相結合的特色。就大陸地區書院研究來說，主要集中在華中、華東、華南、華北地區。如涉及華中地區的代表論文有：石正義的《唐朝至晚清鄂南書院考》［18］、劉艷偉的《城南書院非雍正年間所設省會書院考》［19］等，主要著作有：張學龍的《萍鄉鰲洲書院史話》［20］，王立斌、吳國富、金來恩的《象山書院》［21］等；涉及華東地區的主要有：徐放鳴的《云龍書院》［22］，章建的《書院安徽》［23］，黃樹先的《循理書院志》［24］，王志強的《學術、學派與文化傳承：文化傳播視野中的寧波古代書院研究》［25］，周達章、周嫻華的《寧波書院文化》［26］，福建省圖書館編著的《福建書院概覽》［27］等；涉及華南地區的主要成果有：鄧敏杰、鄧滔發表的系列論文《廣西書院鉤沉》②等。此外，學界近些年對西南、東北地區書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進展，涉及西南地區的代表成果有：肖雄的《明清云南書院與邊疆文化教育發展研究》［28］，龐思純、鄭文豐編著的《明清之際的貴州書院》［29］，張羽瓊的《貴州書院史》［30］，吳洪成、王培培、郭春曉的《重慶書院史》［31］等；涉及華北地區的主要有趙連穩的《北京書院史》［32］等成果；涉及東北地區的主要有顧建娣的《晚清的旗人書院》等成果③；涉及西北地區的主要有張世清《西北書院制度略論》［33］等成果。就港臺地區書院而言，重要的論文有：張勝彥的《清代臺灣書院制度初探（上、下）》［34］，王鎮華的《臺灣的書院建筑（上、中、下）》［35］；代表性專著有：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筑——臺灣書院實例之研究》［36］、王啟宗《臺灣的書院》［37］以及林文龍《臺灣的書院與科舉》［38］等。

關于書院的專題研究，從其研究領域來看，其犖犖大端者有：書院的沿革、建置、祭祀、講學、教學、章程、學規、講義、課藝、學田、藏書、古籍、經費以及對當代教育的借鑒等。就傳統領域而言，涉及書院教學的有：黎文麗《清代陜北書院的教學與管理特點》［39］、魯小俊《清代書院的知識結構——以閱讀指南、課業設置和考課題目為考察視角》［40］、邱志誠《宋代學規的興起及其對生徒的身體規訓》［41］、蔣建國《晚清書院讀報活動與時務新知的傳播》［42］等；涉及書院藏書刻書的代表性成果有：鄒桂香《國內書院藏書研究現狀與展望》［43］、靳力《論清代山東書院的圖書出版文化》［44］；涉及書院學田的主要有：劉靜等人的《白鹿洞書院學田沿革考》［45］、沈伏瓊《元代江南寺院侵占儒學田產現象探析——以胡文昭公墓據碑為中心》［46］；涉及書院學術的有：馮曉霞《書院教學與陽明學傳播》［47］、王勝軍《明道繼統——書院志編纂與理學道統的構建》［48］、徐雁平《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49］；涉及書院與社會文化的代表性論著有：胡青《書院的社會功能及其文化特色》［50］、肖永明《儒學·書院·社會——社會文化史視野中的書院》［51］；涉及書院祭祀的主要有徐永文《明代儒學書院祭祀論述》［52］；涉及書院與科舉關系的主要有李兵的《書院與科舉關系研究》［53］；涉及書院與士人關系的主要有黃思記的《二程書院教育活動尋跡》［54］。從新興領域來看，涉及書院與圖書館的主要有齊誠、馬楠編著的《外國傳教士與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55］，該書對明清以來古代傳統藏書基礎條件逐漸瓦解，兩次西學東漸西方圖書館思想傳入及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過程進行總結；涉及現代書院建設與教育活動的主要有：肖永明、吳仰湘的《書院傳統與當代大學教育：岳麓書院本科生導師制的實踐與思考》［56］，何毅的《現代大學制度視域下的大學書院制研究》［57］，吳曉明的《書院的理念與探索：復旦大學書院講演錄》［58］，王家新的《書院制改革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59］；涉及書院對現代研究教育影響的文章有：歐陽霞《我國書院制度特征及其對現代民辦高等教育的啟示》［60］、鐘坤杰《書院教育制度文化的現代啟迪》［61］、沈晴《通經明道經世致用——試論廣雅書院的教學風格及其現實意義》［62］、王洪亮《古代書院教學思想的現代啟迪》［63］；以上論文均認為，古代書院的教學內容、辦學特色、教學特色，對當代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啟迪意義④。

此外，關于書院資料的整理，歷來受到學界重視。從鄧洪波目前主持的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可見一斑。書院文獻的發掘、搜集、整理、點校、出版等不僅是書院研究的前提，也是書院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以陳谷嘉、鄧洪波為代表的學術團隊先后出版了《中國書院史資料》［64］《中國書院學規》［65］《中國書院章程》［66］《中國書院學規集成》［67］《書院學檔案》［68］等研究史料集，為開展書院研究提供了相當的便利。此外，趙所生、薛正興編著的《中國歷代書院志》［69］，以影印的方式收錄了歷代書院志、書院章程、課藝、學田志等115種；季嘯風主編的《中國書院辭典》［70］，其內容之豐富、考證之精當，堪稱一部難得的經典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開放之后中外書院同仁也開始了更多學術交往。實際上，在此之前域外學者對中國書院已多有關注，他們從書院的功能作用、運行機制等方面進行了探討，如大久保英子的《清代的書院與社會》［71］、丁淳睦的《中國書院制度研究》［72］等已為中國學者所熟知。隨著李弘祺Chu His，Academies and the Tradition of Pri?vate Chiang-hsueh（《朱熹、書院與私人講學的傳統》）的翻譯與發表，我們對英語世界的中國書院研究也不再完全陌生⑤。之后，域外同仁更多地從書院與社會視角出發進行探討，代表性的論著有美國學者狄百瑞的《儒學教育對培養世界公民的貢獻》、萬安玲的《南宋書院與社會》、秦博理的《中國帝制后期的典型書院：長江下游的社會變遷（1830～1900）》等⑥。

綜合來看，上述論文與著作，有對中國傳統書院制度的全面論述，有對書院個案的細致分析，有對某地書院的區域性考察，有對書院某個側面的專題研究，還有對中國書院史資料的整理與匯總，這些研究無疑共同深化了中國書院史的研究。當然，上述研究成果也成為甘寧青書院研究的基礎，為開展甘寧青書院研究提供了可行性研究思路與論述范本。

二、甘寧青書院研究現狀

與全國其他地區書院蔚為大觀的研究局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地處西北地區的甘寧青書院，雖然在明清時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目前學術界對其的研究卻重視不夠，較長時間缺乏專門系統的研究，總體上還處于較為薄弱的地位。究其原因，可能與該地區書院的非典型性有一定關系。目前，學界對這一地區書院的研究，從地域來看主要聚焦在甘肅地區，從時段來說主要集中在清代。

從書院研究區域來看，涉及甘肅的主要成果有：漆子揚《古代甘肅書院考》［73］、黃兆宏《甘肅書院諸問題探討》［74］，這2篇文章針對甘肅書院進行了初步探討：前者以現存資料為基礎，對明清時期甘肅書院及其修建（重建）年代進行了考證；后者則對甘肅書院的創建與發展情況、教育管理及特點進行了論述，并初步探討了甘肅著名的書院——蘭山書院的基本情況。涉及寧夏的主要有李小鳳的《寧夏書院文化歷史演變》［75］，該文在梳理明清之際寧夏書院歷史發展軌跡的基礎上，從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背景切入，對這一地區書院的作用進行了論述；涉及青海的則目前沒有檢索到。

從書院研究時段來看，涉及明代的論文有：陳尚敏《明代甘肅書院述略》［76］、趙丹《明代甘肅地區的書院》［77］等。陳尚敏一文主要通過考證明代甘肅書院創建人情況，對明代甘肅書院之公、私屬性進行了探討；與其他書院文章相比，該文考證所得1 所明代甘肅藩王書院理應引起我們重視。趙丹之文則通過梳理明代甘肅書院發展情況，認為這一時期該地區書院的發展落后于全國其他地區，與其自身所處的地理位置有關。涉及清代的論文有：王迎喜《簡談清代甘肅的書院》［78］，陳尚敏《清代甘肅書院時間分布特點成因分析》［79］、《清代甘肅書院發展中的地方因素》［80］、《清代甘肅書院與地方士人的教育養成》［81］及《清季科舉改章、書院革新與甘肅士人思想變動》［82］，李并成、吳超《清代甘肅書院的時空分布特征》［83］等。就王迎喜的文章而言，主要是從書院的發展脈絡、使用教材內容、經費來源與使用、書院嚴格的管理與要求四個方面對清代甘肅書院進行了梳理，對深化甘肅書院研究有很好的引導作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該文由于發表時間較早，文中個別統計數據與論述觀點仍值得進一步商榷。陳尚敏關于清代甘肅書院的第一篇文章，主要對清代甘肅書院不同時期的設置情況進行了考證，并從清廷文教政策和國內時局兩個方面對清代甘肅書院分布特點進行了論述；而第二篇文章《清代甘肅書院發展中的地方因素》實際上是對其2006 年所發文章《清代甘肅書院時間分布特點成因分析》部分數據的進一步細化，并糾正了其2006年文章的部分統計數據，并對左宗棠興學進行了重點討論；第三篇文章《清代甘肅書院與地方士人的教育養成》則從清代地方教育機構說起，圍繞其與科舉的關系，認為與科舉的聯系是形成清代書院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進而從清代甘肅書院的生源和山長選聘兩個視角論證了書院教育的養士功能；第四篇文章《清季科舉改章、書院革新與甘肅士人思想變動》從清廷癸卯恩科《甘肅鄉試闈墨》所收錄第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文章，探討甘肅士子的思想變動，認為這一變化與當時陶模、崧蕃兩位陜甘總督推動的蘭山、求古書院的教育革新密不可分?！肚宕拭C書院的時空分布特征》一文，首開從時間和地域分布探討清代甘肅書院設置情況之始，認為清代甘肅書院的發展既有與全國一致的地方，同時也呈現出自己的特點。此外，高麗萍《清代甘肅書院》則從教育社會學及教育文化學的角度，以清代甘肅書院為研究對象，對其發展歷程、運行情況以及功能作用進行了探析，認為清代甘肅書院在為國培養人才、促進古代甘肅文化教育事業發展方面具有重要貢獻，并對當今教育與教學有深刻的意義［84］。

關于書院個案研究的成果有：周文昌《清代甘肅蘭山書院》［85］，張維英、王美蓉《甘肅河西書院教育發展史考評》［86］，雷蕾《清代甘肅隴東地區書院探析》［87］等?！肚宕拭C蘭山書院》一文重點對甘肅省立書院——蘭山書院的興革以及教育、教學內容進行了梳理；《甘肅河西書院教育發展史考評》則對甘肅河西書院教育體制進行了初步探討，并從生源、經費、學規、教學、育人等方面對其特點進行了總結；《清代甘肅隴東地區書院探析》一文就隴東書院的興廢歷程、教學內容、管理制度和社會影響等方面進行了探討。綜合來看，這幾篇文章對具體問題的呈現略顯簡單，有待進一步展開梳理與分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張鈺曌、崔隴鵬《清代甘肅平涼柳湖書院研究》［88］、趙維璽《湘軍與甘肅書院的復興——以隴南書院和甘州書院為例》［89］兩篇文章，分別從西北園林建筑的角度對柳湖書院的營建、清季左宗棠肅清關隴后湘軍對甘肅書院的整頓和復興角度對這幾所書院進行了論述，作者所切入的研究視角和提出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

由上可知，目前學界對甘寧青書院的研究，雖然在質和量上有了較大的發展，但仍有諸多問題，如對書院與西北地區文化教育，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綜合來看，無論從縱向還是橫向開展對該地區書院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拓展與建構空間：對甘寧青書院的深入研究，從史料整理視角來看，可補充、完善現有《中國書院史資料》中關于這一地區的史料，方便后學進一步深入開展該地區書院研究；從學理探析視角來說，通過對甘寧青書院的深入討論，可推動和豐富中國書院的區域性研究，“以小見大”觀明清之際中國書院發展大勢。

三、總結與展望

總體來看，中國書院研究走過了90多年的發展歷史，已經取得了甚為豐碩的成果，相關研究內容范圍廣、層次深、影響大，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個案研究、區域研究和專題研究上，這也符合由小到大、由點到面的研究路徑。當前中國傳統書院研究，不論是從宏觀上全面考察書院發展歷史，還是就書院的教與學、書院的管理、書院的藏書等方面作專題研究；不管是斷代研究歷朝歷代的書院教育與建筑，還是區域研究各地的書院發展狀況以及對某個書院進行個案研究，都形成了蔚為大觀的研究局面。從個案研究來看，研究熱點和重點主要集中在中國傳統著名書院，對其的研究幾乎涉及到書院研究各個領域，而對西北地區尤其是甘寧青書院的挖掘不夠深入；從區域研究來看，對地方書院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熱點，尤以華中、華東、華南地區研究最為深入，西南地區近些年則迎頭趕上；但與東部和中部地區對書院的深入發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學界對甘寧青書院的研究明顯不夠深入；從專題研究來看，學界在對傳統研究領域取得深入的基礎上，不時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但鮮有涉及專門探討甘寧青書院與西北地區文化教育發展研究的成果；從書院文獻整理來看，目前已經出版了幾部很有影響的著作，但對西北地區尤其是甘寧青書院的資料整理與挖掘仍略顯薄弱。

必須指出的是，由于甘寧青書院身處西北地區，該地區書院除具有一般書院的共性外，還具有自己鮮明的邊地特色。就前述學術史的梳理來看，學界對甘寧青書院的研究多是片段的、零碎的，缺乏系統、動態的研究；就其研究方向而言，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書院數量、分布、教學活動、興衰原因的考察；二是對個別代表性書院的沿革歷史、興衰原因、歷史意義等問題的探討。具體來說，在地域上以甘肅為主，在時段上以清代為最。從研究個案來看，以蘭山書院、柳湖書院、隴南書院、甘州書院等為要，其他書院則鮮有論及；從研究專題來看，仍集中在傳統書院的研究領域，且在數目統計等諸多問題上有許多不夠周詳之處，而對書院與該地區文化教育則涉論不夠，尚待進一步加強與完善這一區域書院的地方特色研究。由此來看，對甘寧青書院的研究尚有巨大的拓展空間，完全可做全面而系統的史實重建與理論分析，進而展現書院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所承載的文化使命和在教育史上的特殊意義。

注釋：

①重要的有鄧洪波.書院研究綜述（1923-2013）［G］//書院學檔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3-27.除此而外，尚有諸多以時間、分地域進行綜述的論文，恕筆者再不一一列出。

②鄧敏杰、鄧滔發表的系列論文《廣西書院鉤沉》共計8篇，均刊載在《廣西地方志》上，時間為2016 年至2018年。

③顧建娣對東北地區的書院發展沿革、社會作用以及書院個案研究等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詳見氏著：晚清的旗人書院［J］. 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45（4）：32-37；清代的旗人書院［J］. 近代史研究，2015（6）：146-156.

④王帥、鄧洪波對不同區域間的書院的教學內容、辦學特色等進行了論述，詳見氏著：2017 年書院研究綜述［J］.南昌師范學院學報，2018，39（5）：101-106.

⑤鄧洪波的相關論著中還提到了一些歐美漢學家對我國古代書院的研究，詳見氏著：書院學檔案［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18.

⑥鄧洪波、周月娥在其論文中也收錄了相關域外研究論著，詳見氏著：八十三年來的中國書院研究［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1（3）：3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