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格局下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評價與比較

劉 欣 徐莖桃

（河北政法職業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46）

引言

當前，面對全球范圍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各國不同程度地降低了開放程度；同時，美英等部分西方國家試圖在中國實現經濟強國的轉變中“卡脖子”，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化面臨著不確定性。2000年以來，中國凈出口占GDP的比重從2%左右逐年提升至2007年的8.66%，隨后出現下降趨勢，2010年凈出口占比GDP為2.59%。2020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進入“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要牢牢把握內需戰略這一基點和創新驅動這一戰略支點。金融作為經濟的命脈，在暢通生產、流通、消費和分配環節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金融如何發展，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如何優化，才能在實現普惠金融、擴大消費和助力區域創新水平方面發揮作用，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文獻綜述

2020年開始，任君（2021）等學者從“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科學內涵、理論基礎、歷史模式、形成原因、實踐路徑等角度入手進行研究，針對各區域如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研究尚少。劉佳鑫（2021）系統研究數字金融發展影響區域創新水平，從而發揮金融在新發展格局的作用；夏詩園（2021）研究如何開展金融供給側改革，為新發展格局提供常態化跨周期的金融支持；宋玉臣（2021）、趙先立（2021）分別對吉林省、甘肅省如何發揮金融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作用提出相關建議。目前對新發展格局下，各區域如何開展金融改革最大化發揮金融賦能的研究尚少。本文擬從金融生態環境的角度入手。金融生態環境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自2004年周小川（2004）率先提出金融生態的概念后，國內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的研究已有豐富成果，多數學者主要從金融生態的概念界定和評價、金融生態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研究。黃國平、劉煜輝（2007）從經濟基礎、社會企業和地方政府誠信、金融部門的獨立性和金融發展、區域法制環境、中介服務支持等方面進行金融生態環境評價，分析表明我國金融生態環境基本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李媛媛（2016）、穆獻中等（2017）、黃思剛等（2018）分別對河北省、京津冀和西南六省構建了金融生態環境評價體系，對如何改善區域金融生態環境提出了針對性意見。孫倩等（2020）從經濟環境、金融發展、政策環境三個方面構建了區域間金融生態環境的指標體系，并研究分析京津冀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現狀?？傮w而言，國內學者對金融生態環境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評價數據大部分為2018年以前，對疫情發生后各省市區域的金融生態環境變化的研究以及如何構建適應新發展格局的金融生態環境研究尚少。

指標體系的構建與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評價

（一）指標體系的構建

當前學者們對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形成了一些共識，常選用經濟發展水平、金融發展水平、政府治理水平和信用水平等作為主要的評價因素。本文立足于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結合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同時結合數據的合理性和可得性，擬從經濟基礎、金融發展水平、政府治理水平和社會誠信水平4個維度選取了16個指標構建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

1.經濟基礎。從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和對外開放水平3個層面，分別選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產業/GDP、區域進出口額/GDP、外商直接投資金額5個指標。區域的經濟是金融生態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是金融生態的主要服務對象。通過進出口占比GDP衡量一個區域的外貿依存度，從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國際循環角度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情況。

2.金融發展水平。一般而言，金融業發展水平越高，金融交易越頻繁，金融生態環境更趨向優化。本文采用銀行業各項存貸款/GDP、保費收入/GDP、區域上市公司數、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融資額、金融業增加值和數字金融指數6個指標。近年來，互聯網科技企業通過信息化技術及產品創新，提供了較低成本的金融服務，同時擴大了覆蓋范圍，為暢通國內循環和擴大消費提供了金融便利。尤其隨著微信支付和支付寶等移動支付方式在生活中的廣泛應用，增加了將數字金融納入區域金融發展的必要性。本文中采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衡量區域的數字金融發展情況。

3.政府治理能力。選取財政支出占GDP比重、財政收入增長率、政府工作人數/地區總人數作為衡量政府財政能力和政府工作效率的指標。

4.社會誠信水平。良好的社會誠信水平是金融生態環境得以良性發展的空氣和土壤，選取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登記失業率和每十萬人口高等學校平均在校生數作為衡量指標。

（二）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的評價

通過對2011-2020年期間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進行評價，可以分析比較出近年來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各維度的動態變化，發現不足和優勢，客觀評價分析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的水平。

首先，使用SPSS軟件對經濟基礎變量進行因子分析。根據KMO和Bartlett的檢驗結果（見表2），5個變量間存在著高度相關性，適合做因子分析。根據總方差表和碎石圖，第一公因子的旋轉后累積方差解釋率為90.793%，解釋效果較好。最終以各因素的累計方差解釋率，確定經濟基礎水平的評分為：

表2 模型KMO和Bartlett 檢驗結果

F1=20.90%*X1+20.86%*X2+20.86%*X3+18.26%*X 4+19.11%*X5

以同樣的方法對金融發展水平進行分析，KMO為0.815，大于0.6，且數據通過Bartlett 球形度檢驗（p＜0.05），說明研究數據適合進行因子分析。第一公因子的旋轉后累積方差解釋率為96.511%，最終以各因素的累計方差解釋率，確定金融發展水平的評分為：

F2=20.27%*X6+19.62%*X7+19.85%*X8+20.32%*X 9+19.95%*X10

同樣，政府治理水平和社會誠信水平也通過了相關性檢驗，適合做因子分析，通過公因子方差貢獻率分別確定其評價得分公式為：

F3=34.45%*X11+31.67%*X12+34.45%*X13

F4=35.25%*X14+32.90%*X15+31.85%*X16

隨后采用熵權法對影響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四個維度進行賦權，進而得到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2011-2020年不同年份的得分（見表3）。

表3 2011-2020年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變動情況

從表3數據和圖1的趨勢來看，2011-2020年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得分逐年上升，盡管近兩年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金融生態環境仍在不斷完善和發展。分維度來看，經濟基礎、金融發展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呈現逐年平穩上升的態勢，而社會誠信水平呈現一定的波動性。

圖1 2011-2020年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變動情況

（三）與安徽省金融生態環境橫向對比分析

安徽省與河北省的土地面積及人口數量相差不多，分別為京津冀和長三角兩大經濟圈非核心省份，為更深入了解近年來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的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優化的方向，將以安徽省與河北省進行橫向對比分析。參照上文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方法，從經濟基礎、金融發展水平、政府治理能力和社會誠信水平構建指標體系，采用多元因子分析和熵權法進行分析，得到2011-2020年安徽省金融生態環境的綜合評價得分（見表4）。

表4 2011-2020年安徽省金融生態環境變動情況

通過兩省的綜合評價對比（見圖2），可以看出兩省金融生態環境差距不大，安徽省稍稍優于河北省的金融生態環境。為了更清晰地分析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各要素與安徽省的差距，進一步得到兩者各要素的對比圖（見圖3）。

圖2 兩省金融生態環境綜合評價對比

圖3 兩省金融生態環境各要素評價對比

分維度來看，不同維度上存在著差異性。經濟基礎方面，從2016年開始，安徽省的經濟基礎超過河北省的經濟基礎，外貿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資額均高于河北省。兩省的金融發展水平基本持平。從內部結構來看，河北省的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和保險行業發展優于安徽省，而安徽省的上市公司數量2020年達到126家，遠高于河北省的63家；從2018年開始安徽省的數字金融指數反超河北省，依托互聯網技術的普惠金融發展勢頭良好。河北省的政府治理水平穩步上升，安徽省受財政收入增長率影響較大呈波動性上升。社會誠信水平方面，安徽省的指標情況明顯優于河北省，兩省的高等教育水平和商業銀行貸款不良率差別不大，而安徽省的失業率低于河北省。

結論與啟示

第一，充分發揮自貿區試驗區的帶動作用，繼續強化“外循環”；深化與“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合作，推動外貿外資穩定發展；充分把握京津冀協同發展向縱深推進、雄安新區大規模建設、冬奧效應持續顯現等重大機遇，優化產業結構，促進民營和小微企業、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同時通過布局區塊鏈和量子通信等高科技產業鏈，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為促進金融生態環境的發展夯實經濟基礎。

第二，繼續強化金融發展水平。當前河北省銀行和保險行業發展態勢較好，需進一步加強金融改革創新，形成金融行業的可持續發展，為暢通國內循環的生產、流通、消費和分配環節和企業創新提供及時有力的資金。一是推動更多企業首發上市，提升優化已上市公司的質量；二是加強對省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的扶持力度，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區域性股權交易融資成為中小企業重要的直接融資平臺，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高新技術企業產權交易和轉讓問題，可為培育創新這一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第一驅動力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第三，繼續提升政府服務管理水平，縱深推進“放管服”改革。近年來河北省的政府治理水平逐年提升，但個別領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仍存在，政策舉措落實不到位的情況時有發生，營商環境與一流水平存在差距。提升政府管理水平，營造公平透明的營商環境，是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基礎和前提，也是進入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經之路。

第四，健全高質量促就業機制，提升就業率和就業質量。能夠工作和就業，人的精神面貌和狀態就會不一樣，個人誠信進而社會誠信也會得到提升。在我國經濟主要增長動力由外貿和投資轉向為內需和消費的新發展格局下，就業率的提升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至關重要。地方政府應確立就業優先原則，政府出臺經濟政策時應以就業為第一考慮因素，通過加強對中小企業、農村和服務業等容納較多勞動力的產業的支持降低失業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