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邊境城市旅游與貿易耦合協調發展研究

廖 哲 易肖肖

（廣西民族師范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廣西崇左 532200）

引言與文獻概述

近些年，中越兩國在發展邊境旅游和貿易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兩國在旅游合作方面追求更長遠穩固的發展，并簽署了系列相關協議。中越兩國作為彼此重要的旅游資源，地方的合作也日益制度化和多樣化，從而更有效地推進了跨境旅游合作區的建設。除此之外，中越之間的合作包括“兩廊一圈”計劃和“一帶一路”倡議，現正在積極建立跨境經濟合作區。隨著中越經貿合作日益深化，邊境省區蓬勃發展，兩邊人民生活幸福指數不斷飆升。

在中越邊境合作取得良好發展和國家注重沿邊開放發展的積極態度下，理解中越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間的聯系機理并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在理論方面為其良性互動和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檢索已有文獻，學者為如何實現中越兩國間的跨境旅游與貿易合作的發展，從不同角度展開了研究。丁焰輝（1995）和楊榮新、王邦（1997）就中越邊境貿易產生的問題以及邊貿產業發展前景提供相關解決對策。黃軍勇（2002）結合中越邊境旅游發展現狀探討了中越旅游發展。石峽、曾佳蓉（2007）和熊禮明（2009）就中國東盟自由貿易深入背景下，建議中越兩國發揮優勢，以可持續的方式實現邊境旅游帶動邊境貿易。陳滄（2008）從互動的視角立足于廣西邊境旅游，探討近年來廣西省邊境旅游的發展。單玲玲（2011）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為背景，從多個層面運用邊境貿易有關理論和綜合數據分析廣西邊貿發展，并為其提出相應建議。高楠（2012）基于物理學研究理論分析入境旅游體系與進出口貿易體系協調發展的機制，對中國31個省份1993-2010年的二者耦合協調度進行了定量測量。趙玉靜（2012）充分了解可持續發展理念下中越邊境旅游的現狀，對中越邊境旅游的發展進行了探討。黎氏玉英（LE THI NGOCANH）（2017）基于中越兩國貿易逆差情況，從越南的角度分析了中越貿易關系。張昆丹（2017）以云南邊境為例，分析了邊疆地方政府在促進邊境貿易中所發揮的作用。邵冰（2015）和婁陽、李慶雷、高大帥（2017）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以云南邊境地區為例提出了中越邊境旅游空間布局及發展思路。吳建麗（2018）分析了云南邊境旅游空間結構的演變趨勢采用“點-軸”理論，對云南。藍婷和吳恒拾（2020）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分析了廣西中越邊境定制旅游的發展背景、意義。楊利元（2020）通過2000-2017年邊境口岸數據，分析了云南省邊境口岸地區入境旅游與邊境貿易，并提出了促進其協調發展的相關建議。

縱觀以往研究，從幾個角度出發，研究主要側重于邊境貿易或者邊境旅游的單方面研究，而對邊境地區進行跨省研究的較少，且不具備時效性，只考慮某個階段性成果情況?；诖?，本研究嘗試采用耦合協調模型分析，探討中越邊境城市旅游與邊境貿易的相互作用關系，為促進中越邊境城市旅游與貿易可持續性發展提供建議。

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耦合作為物理概念，反映兩個系統間的作用關系，耦合度則是衡量其作用關系的維度，系統間互動特點符合便利性、互動性和相近性就說明兩個系統間是耦合的，協調反映的是系統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耦合程度能保證兩系統間良性促進和協調發展。因此，衡量一個系統內或系統間各要素有序協調發展的程度，稱為耦合協調程度?？梢钥闯?，耦合度不考慮影響的好壞，而主要衡量系統之間或系統內部各要素間相互作用的大小及其強度；耦合協調度反映良性促進系統間協調的程度，而衡量的是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發展的程度。本文引入系統計學中離散系數和耦合理論，并結合邊境貿易與邊境旅游作用聯系機制，且建立了中越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的耦合協調度模型。

1.耦合度理論模型。為較直觀反映中越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間系統間作用，且能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觀因素帶來的偏差，故借用綜合發展水平評價模型和熵權法分析所采集的各指標作用。為了構造初始數據矩陣，令表示第i個系統中第 j個索引的值為Xij，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i=1，2，3…，n，j=1，2，3…，m，n和m分別是樣本數和指標數。因指標間的差異化，異質指標對每個指標都進行了同質化，為了避免熵計算過程中出現無意義的情況，數據還需要是非負的。詳情如下：

其中，第i個系統的第j個指標為Uij，第j個索引的最小值是min（Xj），第j個索引的最大值是max（Xj）。然后計算第i個系統的第 j 個指標的熵值ej和第 j個指標的比例 Pij。即：

其中，K＞0，ln為自然對數，ej≥0；式中取的年份m與常數k有關，設k=1/ln m，比較各個年份數的m值，得0≤e≤1。計算第j個指標的差異系數gi，得出每個指標的權重數Wj，以及所取各年份邊境旅游或邊境貿易產業發展水平的綜合得分Ui。即：

借鑒耦合系統的物理模型，得出中越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產業耦合評價模型。結果如下：

其中，中越邊境旅游產業綜合評價指數為U1；中越邊境貿易產業綜合評價指數為U2；中越邊境貿易產業和邊境旅游產業兩個體系的耦合度為C，取值范圍為[0，1]，用以初步衡量其產業耦合的程度。

2.耦合協調度理論模型。如上所述，耦合度反映系統間的交互強度，而耦合協調度反映耦合過程中的良性促進程度，所以引入中越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耦合協調度模型，可客觀真實地反映其體系間的良性耦合程度和協調發展水平大小。公式如下：

其中，耦合度是C；耦合協調度是D；綜合協調指數是T；待定系數是α和β。根據中越邊境貿易與邊境旅游的作用機理，設定α和β的數值分別為0.5、0.5。借鑒已有文獻研究的耦合協調度十類標準（見表1），然后計算中越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產業各自的發展綜合得分進行分析，公式如下。

表1 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產業耦合協調度的分類標準

其中，U1是中越邊境旅游產業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分，U2是中越邊境貿易產業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分，P是同步性。根據P值的結果來區分同步發展類型，依次是邊境旅游滯后型、邊境貿易滯后型和同步發展型（見表2）。

表2 中越邊境貿易與邊境旅游產業的同步類型評價

（二）評價指標體系建構與數據說明

本文結合中越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耦合模型的協調度數據內容及特點，遵循指標選擇原則的完整性和科學性，以中越邊境、邊境旅游、邊境貿易和耦合協調模型關鍵詞，并通過CNKI數據庫對2001-2020年中越邊境六市邊貿產業發展水平測度的421篇論文和旅游產業指標的315篇論文進行統計分析。選取近五年出現頻率較高的指標進行理論分析，旨在界定和拓展中越邊境旅游和邊境貿易的概念。借鑒邊境旅游和邊境貿易的評價指標體系，本研究中邊境旅游系統包括中越邊境6市的旅游構成要素中的2個一級指標和客人接待量、旅游外匯收入、國內旅游收入等9個二級指標，度量邊境旅游發展效益；邊境貿易系統包括中越邊境6市的貿易組成要素指標以及邊境人均GDP、進出口總額、全社會固定資產、財政收入等8項二級指標，度量邊境貿易發展效益（見表3）。

表3 中越邊境6市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耦合系統指標體系及權重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口岸年鑒》（2001-2020）、《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1-2020）、《云南統計年鑒》（2001-2020）、《廣西統計年鑒》（2001-2020）和關于崇左市、百色市、防城港市、普洱市、紅河州、文山州的文旅網站或新聞報道以及崇左市、普洱市、百色市、紅河州、防城港市和文山州的社會經濟統計公報（2001-2020）等，熵值法被用來給指標賦值，然后計算和引用現有的數據。

實證研究

（一）案例地概況

邊境旅游發展概況，國家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對外開放戰略以及興邊富民行動，有效地推動了中越邊境地區的發展。廣西省崇左市是中越兩廊建設的重要節點城市，努力打造邊境海關旅游地帶，2016-2020年接待游客量1.6億人次，實現旅游消費額達1500億元，跨境旅游合作區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南部與越南接壤的百色市自2011年以來，爭取到區級旅游專項發展資金7840萬元，主要用于旅游公共服務設施和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旅游業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防城港市不僅是中越邊境跨境旅游集散地，也是廣西旅游的代名詞。云南省普洱市在旅游業發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2020年接待游客2518.84萬人次，旅游總收入達到254.14億元；隨著中國自貿區在紅河州建設的全面推進，中越旅游合作和旅游產品的推廣力度不斷加強；文山州位于云南省東南部境內，南部與越南接壤，通過項目的落地、景區的建設帶動旅游業的發展，使旅游業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

中越兩國自古以來關系密切。近年來，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和發展，兩國之間的交流在許多方面都在增加，邊境旅游也順利開展。自1994年中越簽署雙邊旅游合作協定以來，中越開始開放邊境旅游市場。自1996年以來，中國一直是越南最大的國際游客來源國。近年來，中越兩國政府大力制定邊境旅游發展戰略。目前，中越跨境旅游已經形成，主要以歷史文化旅游、沿海休閑旅游、森林療養旅游、民俗旅游、商務旅游等為主。2018年，兩國人員往來超過1000萬人次。其中，中國赴越南旅游人數超過500萬人次，同比增長超過100%；同時，200多萬越南游客前往中國旅游。據了解，中國各大旅行社開通的赴越南旅游線路超過15條，覆蓋越南主要景點。漫長的邊境線、眾多的邊境城市和港口使中越邊境旅游越來越繁榮。中越之間不僅有兩條鐵路直達航線，還有多條公路直達航線、國際航線和海運航線。中越邊境旅游經過多年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積累了許多豐富且寶貴的經驗。兩國旅游業發展的外部條件主要來自于國家對旅游業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和重視。使得雙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的同時也增長了他們對外事務的興趣，最終也極大地影響了中越兩國旅游業的發展。

邊境貿易發展概況。中越邊境貿易在我國邊貿中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位于中越邊境的崇左市是“一帶一路”對接的重要邊境城市，2018年外貿進出口總額高達1475.69億元，連續10年廣西排名第一，2019年崇左憑祥市推進邊貿轉型升級，其社會安全感連續8年排名廣西第一；百色市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質量，2020年進出口總額實現310.5億元；防城港市邊境貿易的優勢得天獨厚，近年來對外貿易總額和邊貿成交額一直居廣西前列，因為其積極實施“興邊富民”行動，所以邊貿日益繁榮；云南省普洱市在對外貿易發展中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2006-2011年外貿進出口額連年增長，增長至6.86億美元；紅河州全力推進對外開放，2012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2950萬美元，全州邊境貿易呈良好的發展態勢，2018年外貿進出口總額高達36.43億美元，而邊境貿易總額也取得了15.2億美元的好成績；文山州在融入國家、省、州發展戰略和“一帶一路”建設方面表現出較強的積極性，抓住延邊開放發展機遇，充分利用境內外市場拓展貿易領域，增強國際合作和競爭優勢，努力打造開放發展和邊境經濟合作新高地。

2013年10月，習近平同志倡導以“公平、互利、以共同為中心”為主題，同世界共發展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洋通道”（“一帶一路”）。越南與中國接壤，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為越南經貿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自2004年以來，中國一直是越南最大的商業伙伴。越南的貿易便利化對中越經貿合作有著重要的影響，不僅可以降低中越之間的貿易成本，還可以促進雙方的經濟發展。2003年，中越兩國貿易額達到46億美元。十年后，中國和越南的經濟貿易總額也增長了十倍，達到驚人的655億美元，而且每年都在一定程度上增長。2014年，越南已成為中國在東盟經貿關系中的第二大伙伴國。2015年，中越貿易額突破900億美元的框架，此后兩國貿易增長放緩。根據越南海關的一項貿易調查，中國對越南的出口價值近660億美元，而越南的進口價值近300億美元。越南與中國的合作已有幾十年，保持著穩定的貿易關系。自中國開展自由貿易以來，越南一直是中國與東盟的貿易紐帶，也是東盟離陸地和海洋最近的國家。一些東盟國家也開始響應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并向越南運輸一些貿易產品。他們把越南作為中轉站，然后把它轉移到中國，在中國內部消化，但中國也把越南作為中轉站，把很多貨物運往東盟國家。越南充分發揮了中國與一些東盟國家之間的橋梁作用，這既有利于越南自身的經濟發展，又穩定了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貿易的發展。

邊境貿易與邊境旅游協同發展。從中越邊境六個城市旅游與邊境貿易的發展概況可知，邊境區域優勢、國家政策支持等因素都有利于邊境旅游和貿易的發生，早期因為條件尚未成熟致使發展較慢，后期邊境旅游的標準化水平提高是由于得到了國家政策的支持。邊境地區發展的主要任務是邊境旅游和邊境貿易，其中邊境貿易能為邊境旅游的發展創造源源不斷的動力，兩者相對作用逐漸明顯，呈現協同發展的趨勢。中越邊境城市的口岸建設，制定出入境管理措施，更便利和規范跨境貿易往來。為了支持中越邊境地區的發展，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興邊富民行動計劃》。中越邊境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代表著邊境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增強，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不斷完善，特色文化旅游、商業貿易加快發展，跨境企業、邊境產業園、開放式跨境交流平臺顯著增加。中越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關系所處耦合穩定時期，其邊貿行業就能取得不斷的發展。

目前，中越邊境的六大城市已步入穩定的發展，有較為穩定的邊境旅游貿易發展體系。但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發，邊境旅游和邊境貿易也受到了不小的打擊。在符合疫情防控相關規定和要求的前提下，應當積極創新旅游產品和服務，通過構建多元化服務體系抓住政策帶來的機遇，做到發展邊境旅游和邊境貿易兩不誤，并不斷探索新發展路線，以實現多樣化的邊境旅游發展。

（二）實證分析

根據前述方法分別計算出中越邊境6個城市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的綜合得分情況，以及兩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度和耦合度及其變化情況（見圖1、圖2、圖3、圖4和表4）。

表4 2001-2020 年中越邊境6市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產業耦合情況分析

圖1 2001-2020年中越邊境6個城市邊境旅游產業發展水平綜合得分變化

圖2 2001-2020年中越邊境6市邊境貿易產業發展水平的綜合得分變化情況

圖3 2001-2020年中越邊境6市兩系統間耦合度變化情況

圖4 2001-2020年中越邊境6市兩系統間耦合協調度變化情況

中越邊境6市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產業綜合發展水平結果分析。綜合上述圖表，中越邊境6個城市的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產業綜合水平都呈上升趨勢并逐漸朝著同步協調趨勢發展。中越邊境旅游和中越邊貿獲得新的發展契機是，由于2000年簽訂中越相關協定和2002年啟動“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以及2004年提出和實施“兩廊一圈”經濟架構的結果。有了邊境貿易人員資金的往來，就會為中越邊境文化交流創造契機，中越邊境貿易產業的發展為邊境旅游產業發展創造了活力。從時間的維度看，2001年百色市邊境旅游產業綜合得分較高，原因是百色市是一座紅色旅游城市；2003年受到“非典”影響，六市邊境旅游業和邊貿業綜合得分均有所下降；2008-2009年6個市的兩系統綜合得分都有所下降，其中文山州的起伏較大，原因是國際金融形勢動蕩、國內經濟困難明顯增多，文山州經濟基礎較于其他市比較薄弱，經濟社會發展遇到許多困難矛盾，需要經受較多考驗；2012年崇左市邊境旅游產業綜合得分有所下降；2014-2015年崇左市邊境旅游產業綜合得分再次小幅下降，邊境貿易產業在2013-2017年得到小幅增長；2017-2018年崇左市的邊境貿易產業綜合得分上升幅度較大，其他五個市都有所下降。2020年6個市邊境旅游產業綜合得分都呈現下降，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致使旅游業受到嚴重沖擊，從而導致了游客出游率下降。

中越邊境6市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結果分析。綜合上述圖表，2001-2020年中越邊境6個城市耦合度都呈現平穩發展特征，反映了邊境旅游和邊境貿易間相互作用逐漸增強且逐漸趨于同步發展，大部分城市呈現良性發展狀態，并朝著高水平階段邁進。從時間維度看，2001年百色市相較于其他5個市兩產業間相互作用影響較弱，處于磨合階段；文山州在2001-2008年耦合度波動較大，2009年后呈上升趨勢發展，到了2014年后趨于同步發展，其中在2001-2007年介于高耦合水平階段和穩定階段之間起伏，2008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耦合度下降較大，導致兩產業相互作用到達最低值；防城港市從2010年開始朝穩定方向發展，交通方面與外界交流方面具有優勢，為邊境旅游和邊境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有利保障。2001-2007年6個市都處于低水平耦合階段，兩產業在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發展水平較低，但總體呈上升趨勢；2008-2009年經歷一個過渡階段后，又繼續呈上升趨勢，在此期間從中等水平的耦合協調發展到高水平耦合協調；2020年由于疫情影響，6個市的邊境貿易和邊境旅游業遭受沖擊，相互作用程度有所下降，雖然20年遇到了很多不利因素影響，但依舊朝著上升的趨勢發展，各市兩產業間協調性推進都在加強，說明中越邊境旅游和邊境貿易間存在相互作用關系日益增強。

結論與討論

本文通過構建中越邊境6市的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耦合關系模型以及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以地處中越邊境地區的廣西崇左、百色、防城港市以及云南普洱市、紅河州、文山州等六個城市為例，對系統耦合協調指標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結合耦合協調度模型測度中越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的耦合協調度以及兩者之間的綜合發展水平。研究表明：中國和越南邊境城市的邊境旅游和邊境貿易具有明顯的相互作用關系，中越邊境旅游和邊境貿易發展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中越邊境城市的兩產業間耦合度在2001-2020年達到穩定的高水平耦合階段，只有文山州的耦合度波動較大，但在2007年也達到了穩定階段，其耦合協調度最終會進入高水平耦合協調階段；邊境旅游市場水平和進出口貿易水平等指標會影響中越邊境旅游與邊境貿易的耦合協調發展。

綜上，本文從中越邊境產業可持續協調發展的視角，構建了中越邊境城市旅游與貿易耦合協調度模型，采用所處中越邊境地區的6個城市（云南普洱市、紅河州、文山州以及廣西崇左市、防城港市、百色市）近二十年來旅游和貿易數據，分析其旅游與貿易的相互作用關系，旨在為中越邊境城市旅游與貿易協調持續發展提供參考。與此同時，本文也存在不足之處。首先，中國和越南邊境城市邊境旅游和邊境貿易指標體系構建中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以至于評價指標不甚精準；其次，本文具有針對性，研究方法可能會受限于地域原因，不適用于其他邊境地區；最后，數據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誤差，由于官方共享數據不是很全面而從不同渠道收集，因此會有一定的差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