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華夏文明 彰顯隴右特色
——《甘肅文化史》的書寫價值

伏雪芹

（西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蘭州 730070）

關于文化史的研究目前有通史、斷代史、區域史和專題史幾種，通史類研究旨在梳理中國文化的發展進程、歷史演變、基本特征與基本規律；區域、斷代和專題史研究，旨在呈現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格局和紛繁鮮活的生命樣態。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地域文化史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關注和重視?！陡拭C文化史》就是一部地域文化史的典型之作。該書由伏俊璉、周奉真先生主編，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馬世年教授組織，西北師范大學國學研究中心十余位學者共同編撰。本書雖然從特定的地域視角入手，但始終重視甘肅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內在聯系與互動，所觸及的皆是中華文化起源與發展的大問題?！陡拭C文化史》不僅是一部彰顯隴右特色的區域史著，也是一部立足地域視野為華夏文明探源溯流的專題史研究。

一、突破傳統思維，革新地方史著的書寫理念

作為地方文化史論著，《甘肅文化史》不同于以往的同類研究，既不限于歷史發展線索的梳理，也不重在羅列介紹甘肅文化的各個方面。關于如何編寫《甘肅文化史》，主編伏俊璉先生在引言中談到：“寫地方文化，要寫出特色，把它放在中華文化的總體框架內予以考慮，不能拔高其份量和價值，在‘特色’中顯示其與中華文化的共同特質?！保?］地方文化是有典型地域特色且個性鮮明的文化類型，要準確反映一個地方的歷史和文化，需要用整體的思維和眼光關照地域文化。就甘肅文化史的研究來說，不能脫離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載體，必須把甘肅文化史的研究融入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之中，只有這樣才能顯示甘肅文化在中華文化中的特殊性地位?！陡拭C文化史》在編寫的過程中始終注意這一學理性問題，重視甘肅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內在聯系與互動，不僅展現了甘肅文化自身的特征與風貌，也積極探討甘肅文化之于中華文化乃至域外文化的關系、地位和作用。

遵從這一研究理念，全書選擇甘肅古代優秀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以專題的形式分別從祖源、中西交流與融合、邊疆及族群、學術思想及藝術成就四個層面詳細剖析并闡述了這一頗具個性特征的文化系統?！笆非拔幕?、“祖根文化”（董芬芬撰）和“周秦文化”（馬世年、劉陽杰撰）是關于祖源文化的討論，旨在追溯文明起源的早期跡象，揭示甘肅在華夏文明中的“源頭性”地位，為助推華夏文明起源研究提供重要例證；“絲路文化”（郭令原撰）、“敦煌文化”（周奉真撰）、“寫本文化”（伏俊璉、張存良撰）屬于中西交流融合之文化，作為華夏文明發展與繁榮的見證，旨在揭示甘肅在東西文化交流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長城文化”（郭令原撰）、“黃河文化”（張景平撰）、“民族文化”（杜志強撰）屬于邊疆及族群文化，旨在展示甘肅最具代表性和標識性的“文化名片”，呈現甘肅文化的不同側面與獨特魅力；“書法、繪畫、音樂”（杜志強、楊曉軍撰）與“隴右思想與學術”、“隴右文學”（冉耀兵撰）討論了甘肅文化在學術思想與藝術成就方面的歷史貢獻。通過這十二個專題的討論，不僅系統、立體地闡述了甘肅文化的地域特征與歷史風貌，而且始終站在華夏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高度觀照甘肅文化?！笆非拔幕?、“祖根文化”、“周秦文化”、“絲路文化”、“敦煌文化”等，立足地域視角，為華夏文明探源溯流；“民族文化”從熔鑄民族共同體的角度，討論了甘肅多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長城文化”和“黃河文化”雖然屬于區域層面的研究，但始終關注區域與整體之間的聯系與互動，為重新發掘黃河文化和長城文化的精神內涵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方法；即使是討論甘肅古代的學術思想與藝術成就，也不忘觀照同時期中國學術界、思想界和文學界的大環境與整體發展情況，以此凸顯隴右的地域風格與歷史貢獻。

要之，《甘肅文化史》革新了傳統地方史著的書寫理念，從中華文化的整體去觀照地域文化研究，探討甘肅文化作為個體與中華文化整體之間的關系，不僅展現了甘肅文化的地域特色，而且對其蘊含的中華文化基因及其承載的中華文化精神作了重點探討，肯定了甘肅文化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做出的貢獻，揭示了甘肅之于中華文化的特殊性地位。

二、立足地域視角，為華夏文明探源溯流

近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了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圍繞中國文明歷史研究的總體目標，持續推進、不斷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甘肅既是中華文化的起源地之一，又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李學勤先生在《仰望星宿——甘肅考古文化叢書·序》中指出“中國歷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問和謎團，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肅”［2］。自上世紀初以來，發現于甘肅境內的諸多重大考古發現，成為推動華夏文明研究的強勁動力?！陡拭C文化史》關于“祖源文化”的討論，涉及甘肅的“史前文化”“祖根文化”和“周秦文化”，旨在追溯華夏文明起源的早期跡象，為助推華夏文明探源工程提供重要例證。

“史前文化”援引諸多考古研究成果，不僅力證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遺址遍及甘肅隴東、隴中和河西地區，而且詳細介紹了大地灣文化、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四壩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等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這些考古發現徹底改寫了中國和甘肅的史前史，例如大地灣一期文化解決了困擾學術界多年的彩陶起源問題，大地灣四期文化901號大型建筑，作為中國史前最早的殿堂建筑，成為文明起源的重要證據?！白娓幕弊匪莘?、女媧、黃帝、炎帝、刑天、大禹等華夏始祖在隴原大地上的歷史遺跡，神話傳說、傳世文獻與考古發現三者之間的互證，為探索華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正如董芬芬教授所言，華夏始祖傳說加上各種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我們有理由相信，甘肅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也不得不讓人們開始重新審視甘肅之于中華文化的特殊地位?！爸芮匚幕庇懻摿讼戎芪幕c早期秦文化在甘肅境內的歷史遺存，指出周人的活動范圍主要集中在隴東的慶陽和平涼一帶，在此發展完善了農耕文化，形成了禮樂制度的雛形；秦人至遲在其先祖非子時期就已居于西垂之地（今甘肅禮縣），在此開疆拓土，并首次設郡縣為地方行政建制。書中特別強調了周秦文化之于民族精神和國家制度層面的歷史貢獻，馬世年、劉陽杰在書中指出周秦文化作為華夏文明最為重要的文化基因，其形成與發展離不開早期周人與秦人在甘肅地區的經歷，這是甘肅之于華夏文明的獨特貢獻，也使甘肅成為華夏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

除了“探源”之外，《甘肅文化史》也注重“溯流”，“絲路文化”和“敦煌文化”著重討論了甘肅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為促進華夏文明的形成與發展所做出的歷史貢獻?！敖z路文化”和“敦煌文化”不僅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華夏文明與外來文化交流融合、走向世界的重要見證?！敖z路文化”從中西交通、商業貿易、思想文化以及絲綢之路上的歷史遺存等多個方面，再現了東西文化交流的盛況。郭令原教授不僅詳細梳理了傳世文獻中的相關記載，而且還使用了大量的簡牘文獻，如書中所舉懸泉漢簡關于西域國家人員往來的記載、居延漢簡關于河西農業生產情況的記載、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的《儀禮》簡、王杖簡和《王杖詔令冊》等，不僅真實反映了漢王朝與西域國家之間的往來情況，同時也說明中原的農耕生產方式、禮儀文化和生活觀念已經推行至西域地區，對考察絲路交流與兩漢中外關系史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敦煌文化是東西文明交匯的重要成果和見證，周奉真先在書中對敦煌文化有全面深入的論述，涉及敦煌文化的概念界定、文化內涵、內容及表現形式、敦煌學的學科特點與國際意義等內容，旨在揭示不同文明、民族和宗教在敦煌的交匯與融合，展現敦煌在東西文明交流中的特殊地位。書中首先對“敦煌文化”的概念作了界定：“敦煌文化是人們在敦煌地區創造的具有多元共生與交融特征的文化，包括藝術、宗教、文學、教育、科技、學術、社會生活等在內的物質和精神產品?！保?］對敦煌文化的創造者、地理區間、內容及物質和精神表現形式都有新的界定。此外，書中還高度概括了敦煌文化的內涵與精神品性，指出敦煌文化融匯了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各種不同文化價值體系在敦煌能夠和諧相處，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開放和包容并蓄的胸懷，最終形成了具有中華文化特點的多元一體、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保?］再者，書中對敦煌文化的內容也有更為詳細的論述，特別強調了敦煌文化反映社會生活和“大眾文化”的內容，認為“大眾化”和“庶民化”是敦煌文化獨特鮮明的個性，書中利用敦煌文書中的社邑文書、書儀文書、戶籍資料、契約文書等各種公私文書，鮮活具體地展現了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情狀，反映了古代敦煌地區鮮活的社會生活和庶民文化。

三、引領學術前沿，開拓文化史研究之新視域

《甘肅文化史》專門列有《甘肅古代的寫本文化》一章，從寫本學的角度重新審視甘肅境內留存的文字文物，發掘其中的社會生活史料價值，旨在從“寫本學”的視角揭示甘肅文化的獨特個性，為地域文化史的書寫開創了一種新的研究視域。甘肅境內保存了寫本時期各個階段的數量甚多的寫本實物，這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地方文化史論著從寫本學的視角討論地域文化，在學界也是前所未有的。甘肅的寫本主要以簡牘寫本和紙寫本為主，“均為各種社會活動的原始記錄，也是人們當時思想、行為、行動的原始憑證”［3］，未經意識形態和精英階層的篩選和改寫，記錄并保存了很多傳世典籍中沒有的官府文書、寺院檔案和中下層民眾的生活應用文和宗教應用文，對考察甘肅文化及其地域特色有重要的參考和補充價值?！陡拭C文化史》不僅詳細介紹了甘肅簡牘寫本和敦煌寫本的出土情況、形制特征、文書類別及其文獻價值，而且還積極發掘甘肅寫本的社會生活史料價值。

以書中論及的佛教寫經、文學寫本和其他社會文化寫本為例。敦煌寫經作為寫本時代的產物，保存了佛籍翻譯初期的面貌，還保存了不少古佚經和一些珍貴的佛教史料。比如早期禪宗的史料，民間佛教教團以及僧尼的生活情況，當時敦煌普通民眾與佛教的關系等。從寫本學的角度看，敦煌寫經還保存了中古時期經典抄寫的格式、程序等諸多前人未見的現象。敦煌的世俗寫本更是如此，它們記錄社會生活的角度和方式更加多樣化，像契約、借條、書儀、書信、賬簿、刻本、轉帖等，這些生活實用文書雖然雜蕪瑣碎，但反而愈能顯露生活本身的真實性，立體動態地展示了當時民眾的生活情景。比如通過大量的契約，我們不僅閱讀到當時文本的內容，更難能可貴的是它們呈現了當時民眾簽定契約的莊嚴儀式，這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誠信精神的體現。而敦煌的文學寫本，是中古時期普通民眾文學生活的真實體現。與傳統的精英文學不同，敦煌文學基本是由社會中下層民眾創作的原生態文學，普通民眾運用文學并不將其作為案頭讀物，而是作為生活及其各類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常直接、立體地還原了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場景。書中還特別提到社會中下層民眾的抄本，討論了敦煌文書中的“雜抄”現象，認為雜抄寫本非常直觀、具象地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寫本的創作情境，正如書中所說，“它們提供了一個個文化世界，讓我們挖掘蘊含其中的生活情境、歷史事件，使我們能夠‘身歷其境’；一個寫本就是一個社會生活場景，就是一篇文化史、心靈史”［1］，是我們了解當時普通民眾文化生活彌足珍貴的資料。以寫本學的研究視角重新審視敦煌文書，不僅可以深入挖掘其中的社會生活史料價值，而且可以進而揭示敦煌文化區別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獨特個性，即典型的世俗性和庶民性文化。葛兆光先生在《中國思想史》中論及區別于精英文化的“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的歷史”［4］，未經精英階層有意識地整理和闡釋的敦煌寫經，反映的正是社會中下層民眾的知識、思想和信仰世界，展現的是古代敦煌地區普通民眾的社會生活，這是甘肅寫本文化的獨特之處，也是從寫本學的角度研究甘肅文化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四、對甘肅文化研究的補充與推進

按照全書的編纂要求，《甘肅文化史》是一部向讀者比較精準穩妥地講述甘肅文化的讀物，追求的是學界的共識，為避免爭議盡量作平實的寫作。但本書的作者在各自的研究領域耕耘多年，對甘肅文化的相關問題有深入的研究，在全面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對甘肅文化史的研究有新的補充和推進。一些具體問題的討論，雖然從特定的地域視角入手，但所觸及的皆是中華文化起源與發展的大問題，得出的結論和認識也很有現實啟示意義，這既是作者學養的體現，也是甘肅文化的魅力所在。

以敦煌文化為例，季羨林先生曾說過：“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保?］這一觀點高度概括了敦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是對敦煌文化研究的一大理論貢獻。此后論及敦煌文化者，都繞不開這一理論，但很少有學者具體闡釋四大文明以及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在敦煌的交流與融合。周奉真先生依據傳世文獻并結合歷史遺跡、實物證據、出土文物與文獻兼及思想、宗教與民俗，詳細闡述了中原傳統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希臘羅馬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在敦煌的文化遺存，不僅從傳世文獻、敦煌文書、敦煌簡牘和藏經洞文獻中仔細尋找其文明交匯的證據，同時也積極探討敦煌壁畫、敦煌石窟、出土器物等文化遺產中的外來文化元素，進一步揭示了四大文明在敦煌交匯融合的歷史事實。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獻資料的缺乏，學界甚少關注伊斯蘭文化在敦煌的交往行跡，缺乏深入的研究。對此，書中專門討論了伊斯蘭文化在敦煌的遺存，指出敦煌地區的伊斯蘭文化元素主要以環形聯珠紋飾為典型代表的薩珊藝術風格為主，而莫高窟壁畫和出土器物中發現的環形聯珠紋飾，正是敦煌文化與伊斯蘭文化進行交流的記錄和見證。探究四大文明在敦煌的交往行跡，總結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經驗，既是對敦煌文化研究的補充與推進，也對當下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書中指出各種不同文化價值體系在敦煌能夠和諧相處，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開放和包容的胸懷，并最終形成了具有中華文化特點的多元一體的敦煌文化，同時敦煌的開放包容又在兼容并蓄中豐富、壯大了自己，成為中華文化兼容并蓄的典范。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的今天，敦煌文化所具備的多元并存、兼容并蓄、開放包容的世界性品格，對于中外關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而言，仍然具有指導性的借鑒意義，對“一帶一路”建設也將持續發揮重要作用，這正是敦煌文化的魅力所在。

除敦煌文化以外，其他專題對甘肅文化的研究也都有一定程度的補充和推進?！懊褡逦幕睆娜坭T民族共同體的視角出發，討論了甘肅19個民族的地域分布、發展歷史及其文化概況，豐富、立體地呈現了甘肅民族文化的歷史樣貌?！敖z路文化”結合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補充了“前絲綢之路”的相關研究情況，展現了史前時期甘肅境內的東西文化交流情況?！伴L城文化”結合最新的普查結果，詳細介紹了甘肅段長城的走勢、建筑過程、建造特點和遺址留存情況，并著力探討了長城文化、長城品格在隴右地區積淀凝結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內涵。作為長城國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甘肅段長城既是中華民族團結融合的標志，又是保護和支撐絲綢之路的重要角色，值得進一步深入發掘其長城元素與文化內涵，為保護傳承長城文化做出甘肅貢獻。此外，《甘肅文化史》首次將“黃河文化”作為甘肅文化的重要單元做專題研究，詳細梳理了甘肅人民以治水事業為核心而展開的一系列的文化創造活動，強調了甘肅人民對黃河文化的創新和貢獻，這對黃河文化和甘肅文化研究而言，都是重要的補充與推進。再者，《甘肅文化史》對古代甘肅的書法、繪畫、音樂、文學和學術思想也有非常詳盡的介紹，尤其是隴右文學與學術思想部分，詳細梳理了先秦至明清的隴右文學與學術思想的發展情況，資料性與學術性兼備，對甘肅文化史研究也有重要的補充。

總之，《甘肅文化史》突破傳統地方史著的研究思路和書寫模式，以專題的形式討論并呈現了甘肅文化的地域特征與歷史風貌。既站在華夏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高度觀照甘肅的地域文化，為華夏文明探源溯流，同時也立足地域視角和區域層面，充分展示并闡述了甘肅最具代表性和標識性的歷史文化現象，呈現了甘肅文化的不同側面與獨特魅力。在具體的研究中，資料性與學術性兼備，重視開發利用各類史料文獻，對材料的使用、處理和解讀都極具學術眼光。我們相信，其文化意義與學術價值一定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被學界所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