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老城區公園綠地布局社會公平績效評價

王 璐，游寧龍，顏子淳，藍承威

(福建農林大學風景園林與藝術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0)

在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居民對公園綠地的需求顯著增加，確保城市居民公平享有公園綠地資源已成為城市綠地規劃的重要內容之一[1]。一方面，人口的不斷增長導致公園綠地的過度擁擠，公園綠地的服務水平不能滿足居民的需求水平[2]；另一方面，人口結構和居住空間分異使得公園綠地資源在城市的部分區域集中，城市公園綠地布局出現不公平現象[3]。因此，準確量化公園綠地的服務水平，并有效評價城市公園綠地布局的社會公平績效，為改善城市公園綠地的分布不均衡提供基礎依據顯得十分必要。

公園綠地服務水平的評價主要經歷了從地域均等到空間公平再到社會公平的發展階段[4]。地域均等階段，研究主要衡量地理空間尺度上人均公園綠地服務量是否相等，通常用公園綠地的規模[5]、數量[6]、形狀[7]、類別[8]等表征其服務水平，對其空間分布的合理性進行探討，由于因子過于單一，而與實際相差較大；空間公平階段，研究開始強調公園綠地的使用效率，并且引入可達性評價公園綠地的空間分布[9]，在該階段以人均公園面積[10]、服務半徑[11]等為主要的城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評價標準，雖然能在總體上把控公園綠地的空間格局，卻忽略了居民使用需求的影響；而社會公平階段，研究更加關注公園綠地的分布差異和居民的群體差異[12]，對公園綠地服務水平的量化方法也進一步優化，更加注重人群的使用，如戚榮昊等根據居民分布和活動強度對公園綠地服務水平進行量化分析，并以此評價城市公園綠地的布局公平性[13]，唐子來等用公園綠地有效服務面積表征其服務水平，用基尼系數和洛倫茲曲線評價其社會公平績效[5]。這些研究增加了公園綠地服務水平量化結果的真實性，也豐富了社會公平績效的評價體系，但較少考慮公園綠地類型對其公平性的影響[14]。研究表明，對居民公園綠地使用影響最大的是綠地類型，而不是綠地數量[15]。因此，基于綠地類型量化公園綠地服務水平，能夠更好識別公園服務盲區，為制定有效的規劃政策提供依據。

本文以福州市老城區為例，基于社會公平理念，提出城市公園綠地布局的社會公平績效評價方法?；诰用駥Σ煌愋凸珗@綠地的需求程度，引入各類型公園綠地的權重系數計算其服務覆蓋度，并將其引入基尼系數、區位熵中分析研究區城市公園綠地社會公平績效的空間分布格局。通過分析當前公園綠地空間分布存在的問題，為城市公園綠地規劃提供參考依據。

1 研究地區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區

本文選擇福州市老城區(以下簡稱“老城區”)作為研究區域，包括鼓樓區、臺江區、倉山區和晉安區的部分區域，面積約357.6 km2，共30個街道，9個鎮 。根據福州市園林局組織編制的《福州市城市綠地系統規劃》(2016—2020)選取研究區內78個城市公園綠地作為研究對象(不包括零星的街頭綠地等)。

1.2 數據來源

文中的公園綠地邊界數據抓取自百度地圖API，缺失部分根據高德地圖進行補充(如圖1)，并參考福州市園林局組織編制的《福州市城市綠地系統規劃》(2016—2020)，將老城區內的公園綠地分為綜合公園、社區公園和專類公園3類；各街道的行政邊界數據獲取自福州市行政區劃圖，并根據福州市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人口統計數據，獲取各街道的人口數據；研究區的道路網絡等其他數據通過百度地圖提取，再結合Google Earth衛星地圖進行修改。

圖1 研究地區

1.3 研究方法

1.3.1 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 城市公園綠地的服務水平是其是否滿足居民公園綠地需求的重要體現，文中采用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表征其服務水平，通過一個街道內城市公園綠地的有效服務面積與該街道面積的比值測定城市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計算式如下[16]：

式中，Mj為街道j中城市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Sj為一定出行距離內街道j中城市公園綠地有效服務面積；Aj為街道j的面積。

由于不同類型城市公園綠地對居民的吸引力不同，對于服務設施體系較為完善的綜合公園和專類公園等，居民通常愿意給予更多的時間和關注，公園服務范圍更廣；對于社區公園、街旁綠地等面積較小的城市公園綠地，其主要服務對象為就近居民，相對服務范圍較小[17-18]。本文根據不同類型城市公園綠地對居民的吸引力以及需求程度，通過實地調研和問卷調查，以居民訪問各類公園綠地的頻率，設置不同類型公園綠地的權重系數；根據《城市綠地分類標準》CJJ/T85-2017中對各類型公園綠地服務半徑的要求，設置其最大出行距離。據此計算各街道城市公園綠地的有效服務面積，計算式如下[16]：

Sj=waSa+wbSb+wcSc

式中，Sj為一定出行距離內街道j中城市公園綠地有效服務面積；Sa，Sb，Sc為各類型公園綠地在一定出行距離內的服務面積，a，b，c的含義如表1所示；wa，wb，wc為各類型城市公園綠地的權重系數。

表1 各類型公園綠地最大出行時間和相關權重

1.3.2 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常用作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收入差距，隨著方法的發展，也用于評價其他資源分配。由于收入資源與公共設施資源(包括城市公園綠地資源)的分配具有相似的社會公平內涵，故在城市公園綠地資源的社會公平績效評價中，常采用基尼系數分析法，計算式如下[5]：

式中，G為城市公園綠地社會公平績效的基尼系數；Pk為第k個街道的常住人口數量的累計比例，k=1，2，3，…，n，P0=0，Pn=1；Rk為第k個街道的城市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的累計比例，R0=0，Rn=1。其結果值在0—1之間，數值越趨近于0則表示城市公園綠地在空間分布中越均衡，社會公平績效越高，反之亦然。

1.3.3 區位熵 區位熵通過量化各空間單元的城市公園綠地分布和常住人口分布之間的空間匹配情況，識別公園綠地的服務盲區，一定程度上能夠彌補基尼系數只能表征研究區域內的整體趨勢的不足，揭示城市公園綠地布局存在的具體問題。本文利用各街道內常住人口人均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與研究區域內常住人口人均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的比值，分析城市公園綠地社會公平績效的空間格局，計算式如下[19]：

LQj=(Mj∕Dj)∕(M∕D)

式中，LQj為街道j的區位熵；Mj為街道j中城市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Dj為街道j的常住人口數量；M為研究區域內城市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總和；D為研究區域內常住人口數量。LQj>1表明街道j人均公園綠地服務水平高于研究區整體水平；LQj<1表明街道j人均公園綠地服務水平低于研究區整體水平。

2 研究結果

2.1 城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定量評價

街道的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測定后，參照以往研究[5]，按相等間隔法將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的值從0至0.8(最大值)分為5個區間。老城區城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整體較低，空間分布呈現中間高四周低，以鼓樓區為中心向外圍遞減(如圖2)。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在0.48以上的街道有10個，占總數25.6%，集中分布在鼓樓區和臺江區北部，由于社區公園和綜合公園大多分布于這些街道，這些街道的公園綠地有效服務面積明顯高于其他街道；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在0.32—0.48之間的街道有11個，占總數28.2%，分布在鼓樓區和臺江區的邊緣區域；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在0.32以下的街道有18個，占總數46.2%，集中分布在倉山區和晉安區，這些街道分布的公園綠地數量較少，多數為專類公園，且大部分街道的面積較廣，公園綠地的服務覆蓋面積較小。

圖2 城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空間分布

2.2 城市公園綠地社會公平績效評價

通過計算，得到老城區城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分配的基尼系數為0.28，說明從整體空間布局上看，城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的空間分布較為公平。將各個街道按照人均公園綠地服務水平進行排序，以10%的常住人口劃分為10個區間，計算各區間人均公園綠地服務水平的比例。如圖3所示，前面3個區間的累積享有城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比例都較低，分別為3.5%，7.0% 和14.3%，當常住人口累計比例到50%時，城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累計比例才僅達到30.5%，直至最后2個區間城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累計比例才較高，分別為64.5%和84.0%。通過洛倫茲曲線，可以直觀地看到城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分配狀況，即人均享有的城市公園綠地資源水平仍有較大差異。

圖3 城市公園綠地資源分配的洛倫茲曲線

2.3 城市公園綠地社會公平績效空間分析

2.3.1 人均公園綠地區位熵評價 通過計算得到各街道的區位熵，結合福州市實際狀況和相關研究中對區位熵的分析[5,19]，將區位熵分為5個等級(如表2)。結果顯示，研究區人均城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呈現北高南低的現象(見圖4)。有16個街道人均公園綠地服務水平高于整體水平，占研究區域的41.1%，主要集中在鼓樓區和臺江區東部。這些區域的人口數量較少，公園綠地數量較多，且城市道路網絡密度較高，使得大部分街道的居民享有更高的城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人均公園綠地服務水平低于整體水平的街道有23個，占研究區域的58.9%，主要分布在倉山區和晉安區部分街道。倉山區除了倉前和臨江街道，其他街道由于人口較多，公園綠地資源較少，大部分街道的居民不能很好地享有城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晉安區的王莊街道和岳峰鎮道路網絡連通性較低，導致其人均享有的公園綠地服務水平較低。

表2 基于區位熵劃分的街道數量及比例

圖4 基于區位熵劃分的空間單元分布

2.3.2 異?？臻g單元評價 為了更全面地分析城市公園綠地社會公平績效的空間分布格局，對與整體水平偏差較大的街道進行進一步分析，包括區位熵極高和極低的13個街道(見圖5)。區位熵極高的街道有4個，包括鼓樓區的鼓西、南街、安泰街道和臺江區的鰲峰街道。位于鼓樓區的3個街道屬于公共服務中心地區，為人口密度較大、城市公園綠地數量多、服務水平高的區域，居民能夠享有高于整體水平的公園綠地服務水平；位于臺江區的街道周邊的公園綠地數量較多，同時人口密度較低，導致其區位熵極高。

圖5 區位熵極高和極低的空間單元分布

區位熵極低的街道有9個，包括晉安區的王莊街道和岳峰鎮，倉山區的下渡、三叉街、東升街道、建新鎮和蓋山鎮，鼓樓區的東街和水部街道，臺江區的義州街道。鼓樓區的2個街道，雖然享有較高的公園綠地服務水平，但是人口密度較大，使得區位熵極低；晉安區、臺江區和倉山區街道都屬于人口密度較大，同時公園綠地服務水平不足的街道，而且倉山區部分街道的道路網絡連通性較低，進一步加劇了其人均享有公園綠地服務水平低的情況。

3 結論

通過對福州市老城區的城市公園綠地布局社會公平績效評價發現，老城區整體公平性較好，基尼系數為0.28，但洛倫茲曲線顯示人均享有城市公園綠地資源水平仍有較大差異；老城區城市公園綠地的社會公平績效空間分布格局呈現北高南低的現象，人均公園綠地服務水平高于整體水平的街道主要分布在鼓樓區和臺江區，數量占比約為41%；人均公園綠地服務水平低于整體水平的街道較為集中分布在倉山區，數量占比約59%。在今后發展中，倉山區和晉安區的街道應增加公園綠地的數量，尤其是居民使用頻率更高的社區公園，提高現有公園綠地的質量和配套的服務設施，為提高人均公園綠地服務水平，改善老城區城市公園綠地社會公平性提供可能。

4 討論

結合老城區的公園綠地布局社會公平績效現狀，分析造成公園綠地布局不公平的原因大致可分為以下3類：

(1)城市公園綠地空間分布不均。福州市綠地系統呈“一環八楔、兩帶一網、十一山多園”的結構，主要是依托當地的風景資源建設公園綠地。鼓樓區和晉安區北部有較多的山地資源，臺江區近鄰閩江，為建設綜合公園和專類公園提供可能，且鼓樓區作為福州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有完善的公共服務設施體系，在城市發展中依托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了大量的社區公園。倉山區受到自然資源和城市發展的限制，公園綠地數量較少，造成城市公園綠地的空間分布不均。

(2)高質量公園聚集分布于城市中心地區。鼓樓區作為福州的中心城區，聚集有較多的高質量綜合公園和社區公園，臺江區南部也有大量的綜合公園，這些公園都有較為完善的服務設施體系。而倉山區的公園綠地大多為根據當地風景資源建設的專類公園，公園內部的服務設施體系不夠健全，城區內的公共服務設施也未能緩解其服務壓力，造成該地的人均公園綠地服務水平普遍較低。

(3)城市道路網絡不夠完善。雖然福州市道路系統已經有較大改善，但這些改善主要集中在鼓樓區和臺江區所在的中心城區，倉山區和晉安區東部街道的道路網絡通達性仍有待提高。福州市的快速路和主干路等都較為集中分布在鼓樓區和臺江區，倉山區和晉安區較多為次干路和支路，且路網密度較低，地鐵等公共交通設施也分布較小，這些都對城市公園綠地布局的公平性造成了一定影響。

本文以福州市老城區為例，借鑒前人以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表征其服務水平的量化方法[5]，并將其引入基尼系數和區位熵的計算中，完善城市公園綠地布局社會公平績效的評價方法，尤其在對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的計算中，考慮公園綠地類型對居民使用的影響，根據居民對不同公園綠地類型的需求設置其權重系數，更加精確量化公園綠地的服務水平。相較于以往利用可達性[10]或POI[3]等公園綠地特征進行分析的研究，基于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進行分析，能夠將居民的使用角度和公園綠地的空間分布角度結合，更加全面地分析公園綠地分布的社會公平性。在對公園綠地服務覆蓋度的計算中，以往研究通常直接使用公園綠地覆蓋面積進行計算[20]，或根據出行距離對其進行優化[21]，雖然精確了計算結果，但只考慮了居民的出行意愿，未考慮公園綠地吸引力[15,22]，而根據公園綠地類型改進后的計算方法，能夠將居民對公園綠地的不同需求考慮在內，一定程度彌補以往研究的不足。該方法能夠廣泛的應用在城市公園綠地的社會公平績效評價中，也能為后續的城市公園綠地規劃建設提供理論依據。

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1)由于研究缺少其他年份的相關數據，不能夠進行歷時性比較，難以挖掘城市公園綠地布局的變化規律；(2)以街道作為研究單元，未考慮街道內部的差異性，不能夠將城市公園綠地分布的公平性落實到社區層面或個人層面，使得研究結果存在一定的誤差。因此，從更加微小的層面進行相關研究，更加精準地量化城市公園綠地分布的公平性，將是本研究進一步探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