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沖擊對農戶經濟決策的影響與正規小額信貸的作用

朱乾宇 尤 婧

[提 要] 本文基于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理論與方法，通過對吉林省3 445個農戶開展的實地實驗，使用雙重差分評估了風險沖擊對農戶經濟偏好與決策的因果效應。研究發現，風險沖擊會使農戶更加厭惡風險，回避高風險—高回報的生產投資策略，并加大農戶對跨期時間偏好不一致的程度，從而降低農戶的跨期決策效率。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對理性人擁有穩定偏好的假設至少在沖擊后短期內并不成立。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能夠調節風險沖擊，表現在：緩解個體尤其是男性、中老年或低教育水平人口在風險沖擊下的焦慮、壓力和負面情緒，從而促進農戶面對風險沖擊時的風險承擔行為；降低女性的風險厭惡概率；緩解農戶跨期時間貼現偏好不一致的程度；緩解中老年或資產貧困人口的損失厭惡程度。

一、引言

風險事件的發生會對各國的宏觀經濟和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在新冠疫情沖擊的背景下，各國相繼出現主要由勞動力短缺、總供給不足導致的經濟衰退、失業激增和貿易下滑等現象。而農業和農戶作為我國最脆弱的產業和人群，在生產經營活動和生計方面都受到更大的沖擊。2020年和2021年，不同地區均有不同程度的因階段性限制人員流動等風險防控措施而帶來的農產品滯銷現象。同時，農民工返城返崗難度加大，失業壓力增加。雖然我國及時采取了各種復工復產的幫扶政策，尤其重視保護農民收入與保證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但2021年發布的《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全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大大低于往年，人均消費支出僅與2019年基本持平。

已有大量研究發現自然災害(Cassaretal.，2017)、健康風險(Banksetal.，2019；何青等，2021)、重大社會沖突事件(Brownetal.，2017)等負向沖擊都會改變人們各種經濟與社會偏好。新冠疫情作為突發的公共衛生風險事件，其沖擊在影響宏觀經濟和社會生活之外，也可能改變微觀個體，尤其是作為農業生產主體的農戶的偏好和決策。而農戶的短期經濟偏好波動又可能進一步使其偏離長期內最優的生產決策，如農藥使用(黃季焜等，2008；Gongetal.，2016)、新型種子與技術采納(侯麟科等，2014)和土地流轉(李景剛等，2014)等，從而降低其可持續收入能力。鑒于此，本文以突發的公共衛生風險事件為例，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研究：一是風險沖擊如何改變農戶的經濟偏好與決策？二是正規小額信貸作為農村普惠金融和緩解農戶預算約束的重要政策手段，能夠通過其可得性幫助哪些農戶調節風險對其經濟偏好和決策的沖擊？三是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對風險沖擊的緩解作用是如何實現的？通過研究，本文希望做出如下邊際貢獻。

首先，本文基于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理論，通過對吉林省3 445個農村人口的大樣本實地實驗，更準確測量偏好與行為決策，增加對于風險沖擊如何影響個體生產生活的認識。本文區別于已有研究使用在校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如Buetal.，2020；Lohmannetal.，2020)，而是通過實地實驗直接研究微觀經濟主體，即本文的糧食主產區東北吉林省農戶的偏好與決策。這對于在風險沖擊下如何穩定糧食主產區農戶經濟偏好與生產行為、保證糧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其次，本文利用數據采集時間和各地區確診病例兩個維度的外生變化，對風險沖擊的微觀影響進行因果推斷。相比已有很少的因果推斷文獻(蔡昉等，2021)，本文嘗試尋找能夠幫助農戶緩解風險沖擊的方法。具體來說，本文從影響農戶生產投資效率的關鍵因素——信貸約束入手，分析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對風險沖擊的調節作用，并進一步從農戶心理揭示其作用原理。研究結果為在突發公共事件后如何在短期內有效干預人們的經濟偏好與決策、減少風險對生計的沖擊提供實證依據。

最后，本文數據采集自風險發生以后兩到三個月，能夠在理論上幫助檢驗微觀經濟學關于偏好穩定性的經典假設。偏好穩定性是新古典經濟學微觀理論中最核心和基礎的假設(Stigler & Becker，1977；Schildberg-H?risch，2018)。經典的微觀經濟學個體最優決策模型認為個體微觀行為是在效用最大化條件下的最優生產和生活決策，而效用函數中包括了個體經濟偏好，其中最主要的兩類偏好是風險偏好(決定效用函數的風險厭惡系數)和時間偏好(決定效用函數的跨期貼現速度)。因此，一個人的風險等偏好可僅用一個參數描述。目前雖然有負向沖擊如何在長期影響偏好的實證研究，但結論不一(Hertwigetal.，2019)。由于數據獲取困難，已有文獻尚未充分研究沖擊后短期的偏好變化，而沖擊對偏好的影響在短期和長期可能差別很大(Pageetal.，2014；Cassaretal.，2017)。本文能夠對負向沖擊對偏好的短期影響進行補充，檢驗偏好穩定性的傳統假設，為微觀最優化決策理論模型的改進提供實證依據。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總結風險沖擊對個體偏好與行為影響的研究發現。第三部分從抽樣、實驗設計和識別策略方面介紹本文數據，證明進行因果推斷的前提假設。第四部分進行回歸分析及其穩健性檢驗。第五部分為結論。

二、文獻綜述

新冠疫情作為一個重大外部風險沖擊，對人們的眾多經濟、社會偏好和行為決策都具有重要影響。

在個體偏好方面，Ortmannetal.(2020)通過疫情暴發后華爾街金融從業者的交易數據，發現在股市出現大跳水的負面沖擊下，交易員(從業時間長的男性)的交易反而更加頻繁，即更加傾向于承擔風險的投資行為。Knotek Ⅱetal.(2020)對比了疫情前后的數據，發現隨著疫情在美國的持續惡化，美國消費者變得越來越厭惡風險。Buetal.(2020)基于在武漢上學的大學生在疫情前后的面板數據，利用學生在疫情后因處于不同的地理位置所帶來的不同染病風險來識別風險沖擊對被試者偏好的因果效應。他們發現，無論是否處在疫區，學生的風險偏好都總體降低，而處在疫情嚴重地區的學生變得更加厭惡風險。Lohmannetal.(2020)同樣使用中國大學生樣本，并未發現風險和時間偏好的顯著變化，而是發現了上升的反社會偏好。同時，Kluwe-Schiavonetal.(2021)在巴西發現為了獲得全職薪水，人們將冒著風險出去工作，年紀超過35歲，家庭收入中高等的測試者更有可能成為出去工作的人，而45歲以上，財務狀況良好的樣本才會表現出很強的風險厭惡。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可能是風險偏好影響異質性的來源之一。

在心理健康和主觀預期方面，風險沖擊降低了人們對經濟的信心(Yueetal.，2020)，提高了人們對通貨膨脹和失業的預期(Binder，2020)，引起經濟恐慌(Fetzeretal.，2021)，也加劇了孤獨、悲傷等心理問題(Brodeuretal.，2020)。蔡昉等(2021)追蹤調查了2020年3月～2020年11月的5 600多名從業者，發現地區層面的疫情防控措施顯著降低了從業者個體復工的可能性，而復工不足會進一步對從業者的心理健康產生顯著的負向但短期的影響。王云龍等(2021)基于2020年2月底3 180個個體工商戶的分析也表明，疫情較重省份由于物流影響銷售和需求下降使個體工商戶對虧損的預期上升。

在行為決策方面，Yueetal.(2020)參考Knoteketal.(2020)的實驗設計研究了我國城市家庭的投資行為，發現疫情降低了家庭投資額的9.15%。他們同時也發現若樣本家庭認識染疫人員，其家庭投資行為和組合將更加規避風險。張瑾(2021)發現疫情與居民對健康保險的投保意愿正相關。Hanspaletal.(2020)將疫情引起的美國股災作為外部重大沖擊，以此研究美國家庭投資的風險偏好，他們發現風險行為與退休年齡、理想工作時間和家庭債務預期的上調有關，但對預期支出的影響很小。

綜上所述，首先，雖然已有多篇國外研究使用實驗方法測量個體在疫情下的經濟與社會偏好，并檢驗這些偏好對個體行為的預測力，但僅有少數研究如Buetal.(2020)、Lohmannetal.(2020)使用標準的行為與實驗經濟學方法，對我國微觀個體偏好變化開展研究。同時他們的樣本均局限于在校大學生范圍內。本文收集的大樣本農戶實地實驗數據能夠擴大這一研究主題及其結論適用性的范圍。其次，在微觀層面，受數據所限，已有的相關研究除了少數論文(蔡昉等，2021；Lohmannetal.，2020)以外，主要使用案例或描述性統計分析，較少使用因果推斷評估其社會經濟影響。已有實證研究也尚未發現重大突發風險事件對個體偏好和行為影響的一致結果。本文結合微觀的個體實驗數據和多種宏觀數據，嘗試對風險沖擊帶給農戶經濟偏好和決策的變化進行因果推斷，提供新的實證結果。最后，在風險防控常態化下，國內外文獻均缺少如何有效幫助個體抵御風險沖擊的政策分析。Catherineetal.(2020)使用瑞典數據，發現當風險發生時尚需通過社會保障等手段補充政府直接補助以緩解個體當期消費的預算約束。對農戶來說，遭受風險沖擊時，可以通過小額信貸機構及其他正規金融機構降低生產成本，促進增產增收(耿云，2020；王永倉和王小華，2022)。劉銀行和黃凱莉(2021)對農村基層金融工作人員的問卷調查顯示，75%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有融資需求，其中主要用途是購買生產資料(81%)。鑒于農戶信貸約束問題一直比較普遍，且我國一直通過大力發展農村普惠金融緩解農戶融資和農村資產流動性問題，本文將從緩解農戶預算約束的角度，分析正規小額信貸對風險沖擊的調節作用。

三、實驗、數據與識別策略

(一)抽樣

本文數據來自2020年3月11日～2020年5月9日采集的吉林省8個州市下23個縣81個鄉鎮里279個行政村的3 445個農戶。一戶出一人參加問卷調查并完成實驗模塊。抽樣時依托截至數據采集時在樣本村鎮唯一的第三方信用認證機構——J公司的客戶名單，調查獲得信用認證的農戶。農戶依憑J公司提供的信用認證可自愿向與該公司合作的商業銀行申請正規小額信用貸款；銀行結合農戶的授信額度發放貸款。(1)J公司成立于2014年，從2017年開始在吉林省開展農戶的信用認證業務，通過和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合作，綜合使用線上金融大數據和實地走訪，對農戶進行貸前、貸中、貸后審核，并向銀行繳納保證金為農戶進行信用認證和擔保。農戶獲得公司的信用認證(包括信用額度)后，可向合作的商業銀行申請基于市場利率的、期限一年的5萬元以下純信用貸款，由銀行直接對經過審核后的農戶進行貸款發放。本文以3:1的比例同時抽取與獲得信用認證的農戶住在同村或鄰村、與獲得信用認證的農戶具有相似的經濟條件但不是該信用認證機構客戶的農戶。農戶經濟條件由村干部和信用認證機構在各村鎮的網點負責人對村里所有農戶排名后匹配。在由此得到的全樣本中，擁有信用認證(即能夠獲得正規小額信貸)的個體占75.7%，沒有第三方信用認證(即不能保證獲得正規小額信貸)的個體占比24.3%。此外截至數據采集時，尚未有其他信用認證公司在樣本村鎮開展業務，同時這部分樣本也沒有其他形式的信用認證。

本文以農戶是否擁有第三方信用認證表示正規小額信貸的可得性。一方面，農戶的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由2017年J公司在吉林省開展業務決定。即使農戶當年的申請可能受到偏好和決策影響，相對2020年的個體情況也具較好的外生性。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獲得認證的農戶都必須去進行實際的借貸。第三方信用認證僅通過評價農戶風險等級、授予信用證書幫助解決商業銀行和農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不處理實際借貸。從而該變量可以被理解為“傾向處置”(Intent-to-treat)的指標(Banerjeeetal.，2015)。其相比農戶實際借貸決策和數額具有更強的外生性，而后者則更多受到個體偏好、意愿、生計決策的影響。后文的敏感性檢驗將進一步處理這一變量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

(二)實驗與數據

樣本個體首先需要完成關于自己和家庭的社會人口學特征、生活生計安排、經濟情況等基本信息的問卷。問卷中同時包括標準的心理學量表(抑郁量表CES-D-10和正、負面情緒量表PANAS-10)，用來測量情緒、主觀福利和主觀風險感知。

隨后，農戶將在激勵情境下完成偏好與行為決策的實驗問卷。農戶將被告之他的回答將影響他最后能夠獲得的現金獎勵。這部分問卷通過誘導法(Elicitation Methods)測量農戶與其動機相容的經濟偏好與決策。本文實驗采用已被證明對實際行為具有較高預測力的經典實驗(如Dohmenetal.，2011；Fehr & G?tte，2007)。本文所有實驗均為有激勵下的行為實驗，進一步加強個體選擇對其在實際生產生活中的行為具有較高的預測能力。

1.風險偏好。首先，基于Eckel & Grossman(2002)設計的實驗，假設農戶效用函數具有不變相對風險偏好系數(CRRA)。農戶需要從6個稻米銷售市場中選擇更愿意去銷售的一個。每個市場的高、低售價出現概率各占50%。該實驗預期回報隨著風險遞增而增加。

本文使用農戶選擇的市場編號，即1～6有序變量分別表示6類風險厭惡系數，風險厭惡系數越大，越厭惡風險。農戶在該模塊的實際收益將基于其實際的選擇，通過計算機隨機拋硬幣決定。

其次，基于Zeballosetal.(2014)的風險承擔行為實驗，農戶需要在消費(代表無風險的行為)、具有不同風險水平的投資組合中進行選擇，并在農戶做出選擇后，以拋硬幣的形式決定其在該模塊結束后能否獲得基于其選擇的收益。Zeballosetal.(2014)定義農戶在不同組合中是否選擇需要承擔更低風險的決策表示其風險承擔程度。

2.時間貼現率及其跨期不一致的程度?；趥鹘y的貼現效用方程(Discounted Utility Model，DU)，詢問個體對于現在獲得某個物品或獎金與半年后獲得多少價值的物品或獎金之間是無差異的。即在當前時間t的ct帶來的效用相當于未來τ時cτ帶來的效用在從t到τ的連續時間內，以指數形式平滑貼現：

u(ct)=e-ρ(τ-t)u(cτ)

(1)

鑒于人們對價值或在生活中重要程度更小的物品具有更高的時間貼現率(Thaler，1981)，本文在沒有利率的情景下，使用多種標的物充分反映測量結果的敏感性、降低框定效應對結果的影響，具體包括獎金、情緒消費品(Banerjee & Mullainathan，2010)，分別包括酒、煙、飲料、日用消費品(洗滌用品)和耐用消費品(智能手機)作為情景框定。與前文保持一致，本文仍然使用CRRA效用函數(自然對數效用函數)，對不同物品分別計算個體年化時間貼現系數ρ。ρ越大，未來價值的貼現值越小，也表明個體越不耐心。

根據Thaler(1981)的發現，個體在不同時間長度內的貼現系數也在變化，通常顯示出貼現系數在個體面對更長時間窗時下降的速度隨時間窗的延長而下降的趨勢，即時間的雙曲線貼現(Hyperbolic Discounting)。本文使用1 000元獎金作為標的物，分別測量了個體在半年、一年和三年內的年化時間貼現系數，并以三年期系數和一年期系數的比值衡量個體偏離理性的程度。時間的雙曲線貼現趨勢會使該比值低于1。比值越低，跨期時間貼現越不一致，即個體理性程度越低；反之則更具有理性。注意這里的理性僅指新古典跨期決策模型下的理性決策，即個體的時間貼現系數不隨時間窗的長度而變化，均能做出最優跨期決策。農戶在該模塊的收益由計算機隨機拋硬幣決定。

3.損失厭惡。Trautmann & Vlahu(2013)設計了是否參加一系列輸贏概率均為50%的彩票游戲，測量個體損失厭惡程度，并檢驗其是否影響個體在信貸市場的借貸和違約行為。當輸贏概率各占50%時，農戶面對5元的損失和45元的收益時，需要選擇是否愿意參加這個游戲。在隨后的一系列問題中，損失以5元的增加量逐漸上升到55元，而收益45元保持不變。農戶需要在六個“損失—收益”的組合中，分別做出是否愿意參加游戲的選擇。在完成該模塊后，他的收益取決于他實際的回答和由計算機隨機扔硬幣決定的輸贏結果。

表1描述了本文回歸分析所用變量的定義與統計學特性。在主要偏好指標中，大多數樣本顯示出風險厭惡(82.9%)，符合Dohmenetal.(2011)對具有統計學代表性的大樣本的風險偏好的一般性結論。時間貼現系數隨標的物價值的上升而上升(即面對耐用品做選擇時相比日用品更不耐心)，隨決策時間窗的上升而下降(即面對三年期做選擇時相比半年期對時間更不敏感)，符合Thaler(1981)的理論模型(見式(1))及其對人們時間偏好的一般性結論。二者均證明了樣本基本上能夠理解實驗問題并做出有效回答，實驗具有較高有效性。

(三)識別策略

本文利用農戶所在州市每日累計確診病例和個體填寫問卷的日期兩個維度的隨機變化，基于同質個體之間的差異(Between-variations Design)，識別風險沖擊對農戶經濟偏好與決策的因果效應。在即使只有風險發生后收集的橫截面數據的情況下，如果滿足累計確診病例數在地理上是隨機分布的(即干預“非混淆”假設，Unconfoundness of Intervention)，且個體每日感染風險的概率沒有系統性差異(即具有“共同趨勢”，Common Trends)，這兩個因果推斷的識別條件，也可以對比不同日期填寫問卷的農戶在風險沖擊下的偏好變化。這相當于使用風險沖擊的地理分布和問卷填寫日期作為兩個維度進行了雙重差分的估計值，能夠識別出風險沖擊對個體偏好的因果效應。下面首先分別檢驗上述兩個識別條件是否成立，然后進一步檢驗個體間偏好差異的平衡性。

1.風險沖擊的隨機分布檢驗。州市確診病例數量很可能與人口流動、州市本身的醫療、環境、人口特征相關，而這些社會經濟特征又可能影響人們的經濟偏好與決策。為了找到這些可能使風險分布不獨立于個體經濟偏好或決策分布的混淆因素(Confounding Factors)，本文首先收集了截至實驗開始前一日，即2020年3月10日，農戶所在州、市累計確診病例數量。8個樣本州、市共累計確診85例，占吉林省截至同日累計確診數(93例)的91.4%。截至實驗結束時(2020年5月9日)，樣本州市總累計確診109例，占吉林省截至同日累計確診數(113例)的96.46%。并且全省截至2020年5月9日累計境外輸入的29例均來自吉林市，且2020年5月9日全省單日新增11例境外輸入確診病例均在吉林市?？傊?，樣本州市疫情情況能夠代表吉林省的情況，并且州市之間確診病例密度分布較寬(州市截至2020年3月10日累計百萬人口確診病例標準差為14.569)，滿足作為識別條件的基本要求。

2.農戶填寫問卷時間的隨機分布檢驗。樣本主要回收于2020年4月11日至2020年4月21日(圖1)。樣本回收時間分布與吉林全省或樣本州市的累計確診病例和新增確診病例都有明顯不同的變化趨勢。這說明農戶并未基于其偏好或其他特征內生的選擇在風險沖擊更平穩或更嚴重的時候填寫問卷，即沒有明顯的自我篩選(Sorting)問題。

3.農戶經濟偏好與決策的平衡性檢驗。鑒于本文為橫截面數據結構，從而即使在上述兩個維度的識別條件成立的情況下，雙重差分估計值也可能因個體間在偏好與決策上的先天差異而有偏。本文使用的個體間差異的識別策略(Between-variations Design)需要在同質個體(但不是同一個人)之間，在沒有風險沖擊時的經濟偏好與決策的平行趨勢成立。

由于本文數據采集在自疫情發生后，從而無法直接檢驗平行趨勢假設，僅能間接利用樣本中無疫情地區進行檢驗。由于松原市截至實驗開始前僅2個確診病例，且在整個實驗期間無新增病例，同時白山市截至實驗完成后均未有任何確診病例，并且兩座城市在整個實驗期間均沒有疑似病例或接受醫學觀察的病例。本文利用這一疫情的“空窗期”，僅使用松原市和白山市的462個農戶，檢驗當幾乎沒有風險沖擊時，在不同日期完成問卷的農戶具有相似的經濟偏好與決策。表2顯示，在沒有風險沖擊時，在不同日期完成問卷的農戶具有相似的偏好和決策。平行趨勢假設成立。

表1 變量定義與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估計與討論

(一)基準回歸結果

若s縣j村的農戶i在日期t完成了實驗，其偏好yijst可由下面方程解釋：

yijst=α+γCst+βiXi+βsXs+ρt+δs+bs

+bsδs+εijst

(2)

圖1 樣本完成問卷和實驗的時間分布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本文農戶調查數據、各省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公布的疫情數據整理計算。

風險沖擊對農戶的時間貼現率沒有產生穩健的影響。不論在哪種長度的時間框定下，農戶貼現率均沒有對風險沖擊做出反應。貼現率在10%邊際顯著水平下隨實驗情景設定不同有時下降(即變得耐心)。同時，損失厭惡程度下降。直覺上，這些變化可能是由數據采集時間帶來的。2020年4月～2020年5月全國已經全面開啟了復工復產，各級政府在春耕時期相繼出臺保護農戶生計的措施，從而可能短期內影響了個體偏好。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式(2)已經控制了實驗日固定效應，從而上述發現更可能是由于某些調節因素的作用。下文將著重分析正規小額信貸對風險沖擊的調節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時間偏好的相對變化：風險沖擊使個體時間貼現率在面對跨期決策時的不一致情況加重?？缙跁r間貼現率比值在5%顯著水平上降低了0.326個標準差?？缙跁r間偏好的非理性變化會引發農戶在風險沖擊下的跨期生計決策偏離最優路徑。

(二)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的調節作用

本文進一步在式(2)中加入農戶是否擁有第三方信用認證Mijst，及其與風險沖擊的交互項，檢驗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對風險沖擊的調節作用：

yijst=α+γCst+τMijst+θCst×Mijst+βiXi

+βsXs+ρt+δs+bs+bsδs+εijst

(3)

同時，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也是前文(圖2)時間貼現率下降的調節變量。在風險沖擊下，獲得正規小額信貸可以調節個體時間偏好，令時間貼現率下降，使風險沖擊對個體時間偏好的總效應變得不顯著，即在所有種類時間偏好的調節效應回歸中都無法拒絕總效應為零的原假設。值得注意的是，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也能夠幫助緩和個體跨期時間偏好的不一致(表3列(15))，使跨期時間貼現率比值在1%顯著水平上提高0.189個標準差。但無法完全折抵風險沖擊本身引發的跨期時間貼現偏差，從而風險沖擊總效應仍在1%水平上顯著加劇了時間不一致的程度，與圖2的基準回歸結果一致。

圖3進一步對不同子樣本進行調節作用檢驗，重復估計式(3)。在性別方面，能夠獲得正規小額信貸使男性面對風險沖擊時變得更加傾向承擔更高風險，在風險—收益組合中更少選擇低風險低收益的生產方案(圖3a，下降12.6個百分點)。但當男性面對無風險和低風險的方案組合時，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反而調節個體選擇無風險活動(消費)。相似的發現也存在于45歲以下、高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個體(圖3b、圖3c)。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僅調節女性面對風險沖擊時變得厭惡風險的概率(圖3a，6.4個百分點)，并不改變其風險承擔行為。

圖2 風險沖擊對農戶經濟偏好與決策的因果效應說明：因變量除了0-1測量的EG風險厭惡和風險承擔程度的三個指標外，均為根據個體出生年和性別標準化為z分數。觀測值數為3 445。標準誤在行政村層面聚類，聚類組(行政村)數為279。*，**和***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顯著，下同。

表2 農戶經濟偏好與決策在沒有風險沖擊下的平衡性檢驗

在年齡方面(圖3b)，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對風險偏好和時間貼現不一致程度的調節作用更常見于45歲以上個體中。

在教育水平方面(圖3c)，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對經濟偏好和決策的調節作用僅存在于高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個體中。并且，風險厭惡系數等在全樣本中無法被調節的指標也能夠被改善：能夠獲得正規小額信貸使個體在疫情下的EG風險厭惡系數下降0.182，變為風險厭惡的概率下降7.1個百分點，選擇低風險低收益方案(避免高風險高收益方案)的概率下降16.8個百分點，跨期時間貼現一致程度上升0.231個標準差。

在家庭經濟水平方面(圖3d)，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能夠調節家庭資產較少的個體的風險偏好：EG風險厭惡系數下降0.185個標準差。但需要注意的是，能夠獲得正規小額信貸也會使他們在風險沖擊下，在低風險低收益和無風險活動的組合中提高選擇消費概率15.3個百分點，而非承擔一些低風險(雖然低收益)的生產投資。當家庭資產較多的個體能夠獲得正規小額信貸后，將更可能開展風險承擔行為：在不同風險—收益組合中選擇低風險低收益方案的概率下降11.4個百分點。在描繪有限理性的指標中，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也顯示出緩解損失厭惡作用。這一效果對低家庭資產的個體是高家庭資產個體的2.6倍(分別為-0.364和-0.141個標準差)。但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對跨期時間偏差的調節作用僅存在于高資產個體中。

在農戶對疫情信息掌握方面(圖3e)，獲得正規小額信貸使經常查詢疫情信息的農戶在面對不同程度的風險投資組合時，傾向承擔更高風險：他們選擇低風險收益方案的概率下降18.3個百分點，是不經常查詢疫情信息農戶(下降5.2個百分點)的3.5倍。但同時，和前述各個子樣本的結果一致的是，獲得正規小額信貸并不改變更多掌握疫情信息的農戶的風險偏好類型，即在低風險和無風險(消費)活動之間，他們仍然更傾向選擇無風險活動(上升13.1個百分點)。在決策理性上，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降低經常查詢疫情信息農戶的損失厭惡0.098個標準差(=-0.192/1.952)，增強時間一致性0.569個標準差(=0.165/0.290)。

圖3 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調節風險對個體偏好沖擊的異質性說明：對根據性別、年齡、教育、家庭資產、疫情信息掌握程度劃分的子樣本分別估計式(3)。其中疫情信息掌握程度通過農戶自我匯報的從各種渠道查詢疫情信息的頻率定義(1～5有序變量遞增，5=經常)。圖中為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與州市疫情乘積項的估計值

已有研究指出災害等嚴重沖擊會導致個體在面對不同風險—收益組合時選擇更高風險(即“不考慮明天”的傾向，“No Tomorrow” Tendency)。如Filipskietal.(2019)使用四川農戶在汶川地震前后對比的面板數據發現該傾向會徹底抵消預防性傾向(Precautionary Tendency)對儲蓄、投資的影響。但本文發現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能夠幫助農戶在重大負向沖擊下維持其風險厭惡的偏好類型，即維持其預防性傾向的來源，同時改善跨期決策理性，提高風險承擔意愿?？傊?，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能夠在風險沖擊下調節農戶經濟偏好，使其經濟決策變得“大膽而謹慎”，尤其增強男性、45歲以上、低教育水平、低家庭經濟條件或認知到更多沖擊信息的個體的決策理性。

本文進一步替換式(3)的因變量為個體抑郁程度(CES-D-10的z分數)和基于PANAS量表的樂觀、悲觀、焦慮、壓力、疲憊等指標，嘗試解釋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對不同特征人口偏好的調節作用是如何實現的。對于男性子樣本的回歸顯示，能夠獲得正規小額信貸可以降低男性面對風險沖擊時的疲憊感-0.209個標準差，10%顯著，但對其他心理指標無影響。從而本文推測男性的親風險性來自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本身的調節作用。能夠獲得信貸的安全保障感使男性面對風險沖擊時的風險決策變得“勇敢”。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降低女性在風險沖擊下的焦慮(-0.441個標準差)、壓力(-0.449個標準差)和負面情緒(-0.467個標準差)。

對于其他子樣本：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降低45歲以下個體面對風險沖擊時的壓力和焦慮感分別為0.181(10%顯著)和0.175個標準差(5%顯著)；降低低教育水平人口焦慮感、負面情緒、壓力分別為0.215，0.218和0.231個標準差(1%顯著)。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使高教育水平人口的焦慮感、壓力(-0.758和-0.503個標準差，1%顯著)、負面情緒(-0.736個標準差，5%顯著)降低更多，但它并未傳導到其經濟偏好和決策上。

(三)敏感性檢驗

考慮到獲得第三方信用認證本身可能具有的內生性，本文結合Delletal.(2018)的地理斷點回歸(Regression Discontinuity，RD)設定，重新估計式(3)：

yijst=α+γCst+τMijst+θCst×Mijst+λf(Djt)

+βiXi+βsXs+ρt+δs+bs+bsδs+εijst

(4)

圖4 結合地理斷點回歸的調節作用說明：觀測值數為3 445。標準誤在行政村層面聚類，聚類組(行政村)數為279。

五、結論

本文基于行為與實驗經濟學理論與方法，于2020年3月11日～2020年5月9日在吉林省8個州市23個縣81個鄉鎮的279個行政村開展了大樣本實地實驗，測量并收集了3 445個農戶的經濟偏好、決策與其他社會、經濟和心理學指標。利用個體完成實驗的時間和風險在時間和地理分布上相對個體偏好的獨立性(即隨機性)，本文首先評估了風險沖擊對個體效用函數中最重要的兩類偏好的因果效應。農戶在風險沖擊下變得更加厭惡風險，且這一偏好也同時體現在風險承擔行為上，即回避相對更高風險但同時收益也更高的生產投資策略。風險沖擊同時加劇了農戶跨期時間偏好不一致的程度，從而可能使農戶跨期生計決策偏離最優路徑。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對理性人偏好穩定的假設至少在沖擊發生后的短期內并不成立。當考慮到重大公共風險事件沖擊下的個人決策時，微觀經濟學個人效用最大化理論模型需體現風險和時間偏好的短期波動。

本文進一步發現當農戶面對風險沖擊時，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能夠緩解個體焦慮、壓力和負面情緒，從而能夠促進農戶面對風險沖擊時的風險承擔行為，尤其是男性、中老年或低教育水平人口。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還能降低女性具有風險厭惡態度的可能性，緩解農戶跨期時間貼現速度不一致的情況，以及緩解中老年或資產貧困人口的損失厭惡程度。

本文的研究發現說明當重大公共風險事件發生時，政策需在微觀上重視生產者的偏好與決策變化。一些既有的改善民生、放松生產者約束的政策手段(如本文著重分析的農村正規小額信貸可得性)能夠調節風險對微觀個體的沖擊。但同時，政策對風險沖擊的調節作用隨農戶特征不同具有很大的異質性。風險沖擊下的調節政策尚需關注女性的風險承擔能力、45歲以下年輕人口對調節政策的不敏感及其重消費輕投資的傾向和資產貧困人口與低教育水平人口的有限理性問題。

本文分析同時有下述尚需改進的部分：一方面，本文研究僅限于風險發生后短期內個體偏好變化。在風險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尚需補充當更多的幫扶政策開始干預時，尤其當不同政策干預之間相互交叉時，如何調節個體偏好與決策的變化。另一方面，本文因果推斷的識別策略來自同質個體間應對不同程度風險沖擊的差異(Between-individual Variations)，且仍然無法徹底排除樣本內生選擇申請第三方信用認證的偏差。未來尚需面板數據追蹤農戶的跨期偏好變化及其帶來的行為決策效率變化，利用個體自身前后變化(Within-individual Variations)更有效地控制偏好內生性，降低個體無法被觀測到的異質性對因果效應估計值的干擾，進一步直接檢驗風險沖擊導致的個體有限理性帶來的跨期效率和效用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