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差異、生命周期與企業創新產出

宋建波 謝夢園

[提 要] 企業創新產出水平的影響因素一直是學術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焦點。本文以我國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考察企業戰略差異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對于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研究發現，企業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顯著負相關，隨著企業戰略差異的增加，企業創新產出水平顯著降低；在企業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企業戰略差異對創新產出的影響呈現不同特點，相對于成熟期，成長期企業的戰略差異對創新產出的抑制效應更明顯。進一步研究發現，企業戰略差異通過融資約束路徑對企業創新產出產生影響。研究結果對于企業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制定合適的企業戰略具有參考意義。

一、引言

創新是企業發展以及提升核心競爭力的源泉。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與創新能力的提升依賴于企業的內部決策、資源的持續投入與配置效率的提高(Jeffersonetal.，2006；宋建波和文雯，2016；翟勝寶等，2018)。而企業的資源配置取決于其戰略定位(王化成等，2019)。不同戰略定位的差異本質上是企業資源配置方式的不同，最終會對企業的創新產出產生影響。

企業戰略差異是指企業實施的戰略或企業的戰略定位偏離行業常規戰略(Tangetal.，2011；王化成等，2019；袁蓉麗等，2019)。企業實施異于行業常規的戰略或是為了提供差異化的產品和服務，或是為了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以獲取額外的競爭優勢，但較大的戰略差異往往也意味著更高的經營風險和更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導致企業業績具有更大的波動性(Tangetal.，2011)、更高的權益資本成本(王化成等，2017)以及更高的債務資本成本(李志剛和施先旺，2016)，造成企業融資條件的惡化。而創新是一項高投入、高風險的投資活動，若企業不能為研發活動提供充足的資金保障，可能直接導致企業研發活動的中斷，進而影響企業的創新產出。因此，戰略差異可能會通過提高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對企業的創新產出產生影響，而且根據企業生命周期理論，企業在不同階段本就具有不同的特征，也面臨不同的機遇和挑戰。所以，在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也可能是存在差異的。但已有文獻卻很少關注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為數不多的研究也尚未對二者關系得出一致的結論(Tangetal.，2011；孫潔和殷方圓，2021)，也未能對二者關系的作用條件或情境深入分析，更不用說從企業生命周期的角度對二者關系進行深入研究。而厘清企業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作用條件以及影響機制，對推進企業核心技術自主創新、提高創新產出水平、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又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

因此，為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從企業戰略差異的視角出發，重點探討以下三個問題：(1)企業實施異于行業常規的戰略會對企業的創新產出產生怎樣的影響？(2)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在企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是否存在差異？(3)探究戰略差異影響企業創新產出的內在作用機制，即戰略差異影響企業創新產出的路徑是什么？

本文以2013—2018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借鑒Tangetal.(2011)、葉康濤等(2014)度量企業戰略與行業常規戰略偏離程度的度量方式，實證檢驗了企業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以及二者關系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影響差異，并進一步分析了二者關系的實現路徑。研究結果表明，企業戰略差異對企業的創新產出具有顯著影響，企業戰略偏離行業常規戰略模式的程度越大，企業創新產出水平下降的可能性越大，二者關系隨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的不同而存在顯著差異；進一步研究發現融資約束是企業戰略差異影響企業創新產出的重要實現路徑；最后，我們改變企業戰略差異和創新產出的測度方式、改變樣本期間和控制變量的方法對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并進一步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工具變量法以及傾向得分匹配法緩解回歸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實證結果依然保持不變。

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拓展了企業戰略差異的經濟后果以及企業創新產出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F有企業戰略差異經濟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會計信息質量(葉康濤等，2014，2015)、資本成本(王化成等，2017)、審計決策(王百強和伍利娜，2017)、企業避稅(袁蓉麗等，2019)、分析師預測(何熙瓊和尹長萍，2018)、企業違約違規風險(孟慶斌等，2018；王化成等，2019)、企業績效(朱丹和周守華，2018)等方面，而為數不多的關于企業戰略差異對創新產出影響的研究又存在爭議。本文以企業戰略差異為切入點，不僅探討了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還分析了二者關系的實現機制和路徑，豐富了企業戰略差異經濟后果方面的已有文獻。第二，拓展了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的研究框架。已有研究表明處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企業其投資水平和融資約束程度等特征均存在明顯差異(Miller & Friesen，1984；李云鶴等，2011)，因此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企業其適合和實施的戰略也存在明顯差異，但已有研究往往都是孤立考察企業生命周期與企業戰略或企業創新的關系，很少將三者納入同一研究框架，考察在企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特征差異的影響下，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差異。本文基于企業融資生命周期理論，檢驗了企業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之間的關系在企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差異，為企業制定合適的戰略和融資策略提供理論參考。

本文余下部分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文獻評述，第三部分為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第四部分為研究設計，第五部分為實證結果分析，第六部分為對影響渠道的進一步分析，第七部分為穩健性檢驗，第八部分為內生性檢驗，最后為本文的研究結論與展望。

二、文獻評述

(一)企業戰略差異的經濟后果

現有關于企業戰略差異經濟后果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研究結論，企業既可能由于實施有別于行業常規的戰略而取得極端優秀的結果，也可能取得極端失敗的結果。具體而言，一部分學者認為企業戰略差異向外界傳遞了積極的信號，有助于企業競爭力和企業價值的提升。Chen & MacMillan(1992)及Chen & Miller(1994)指出企業實施偏離行業常規的戰略模式有利于企業建立額外的競爭優勢并提高企業被復制和攻擊的難度。Geletkanycz & Hambrick(1997)發現企業實施偏離行業常規的戰略獲得超額回報的可能性越高。Marceauetal.(1999)也證實企業可以通過服務增強型產品獲得超出競爭者的高額回報。藺雷和吳貴生(2007)基于產品差異化理論也發現服務質量差異化有助于增強企業的競爭力，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Barney(1991)、Porter(1991)以及Baum & Mezias(1992)認為這與企業的資源配置過程有關，戰略差異大，企業面臨的競爭相對較少，因此也更容易獲得競爭性資源。

一部分學者認為戰略差異加劇了企業代理沖突，增加了企業業績波動性，導致企業資本成本上升、投資效率下降、盈余管理動機增強和審計費用的提高。朱丹和周守華(2018)發現戰略變革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的曲線關系，過度的戰略變革會導致企業績效下降。王化成等(2019)認為偏離行業常規模式的戰略一方面由于較少受到投資者的監督，為管理者謀取私利提供了空間，導致企業代理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由于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資金、人力等成本，但又囿于適應行業環境以及獲取充足資源的難度上升，加劇了企業經營風險，導致企業價值的下降和波動，提高了企業違約的風險，即戰略定位差異與企業違約風險顯著正相關。王化成等(2017)發現戰略差異提高了企業權益資本成本，而這源于戰略差異提高了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和經營風險，導致投資者要求更高的回報率作為補償。葉康濤等(2015)探討了企業戰略差異與企業盈余管理行為之間的關系，發現戰略差異加劇了企業與投資者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導致企業更傾向于應計項目的盈余管理。王百強和伍利娜(2017)考察了戰略差異與審計師決策之間的關系，發現企業戰略差異程度越大，收到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越高，并支付更高的審計費用。袁蓉麗等(2019)發現戰略差異程度越大的企業，更可能低估避稅風險，因此具有更強的避稅動機和激進的避稅行為。何熙瓊和尹長萍(2018)以分析師盈余預測為切入點，發現企業戰略差異程度的增大導致企業經營風險和信息風險的上升，增加了未來盈余的不確定性，導致分析師跟蹤數量和分析師盈余預測準確度的下降以及分析師之間的盈余預測分歧度的增加。

(二)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

國內外對于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之間關系的研究不多且研究結論并不一致。一方面，有文獻表明企業戰略的差異性越大，企業的研發創新活動所受到的重視程度越高，研發投入的支持力度越大，相應的企業的創新產出水平也就越高。Tangetal.(2011)的研究表明戰略差異激發了管理層進行產品或技術創新的動機和需求，從而對企業的創新產出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也有文獻表明企業戰略差異會對企業的創新活動帶來負向影響。申嫦娥等(2019)表示資金支持是企業創新活動開展與持續的根本保障，若缺乏穩定的資金支持，即使戰略差異程度高的企業具有較高的創新動機也會導致企業創新活動受限，從而導致企業研發投入的下降，但其未進一步分析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而孫潔和殷方圓(2021)雖然利用我國2007—2019年的上市公司數據，實證檢驗發現戰略差異會增加企業的代理成本從而抑制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但其在樣本期間選擇以及對戰略差異影響企業創新的作用情境和路徑分析方面略顯不足。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多從企業價值、會計信息質量、資本成本、審計決策、企業避稅、分析師預測等方面考察企業戰略差異的經濟后果，盡管已有少數學者關注了企業戰略差異對創新活動的影響，但囿于數據可獲得性以及變量設定等因素的影響，這些為數不多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結論，而且在探討二者關系時也并未關注企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不同特征的影響，對二者關系的作用情境未做深入探究，對二者關系作用渠道的分析也不夠透徹，這顯然不符合企業的實際發展情況，也會導致研究結果可信度的下降。戰略定位與企業決策密切相關，創新產出作為企業創新活動的重要量化指標之一，又是評估企業經營成果以及創新能力的重要標準。因此，厘清企業戰略差異對創新產出的影響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務上都顯得至關重要。為此，本文將從企業戰略角度，探究企業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的關系以及二者關系在企業不同生命周期發展階段的表現和作用渠道，力求在理論上為理解戰略差異與創新產出關系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視角，以助于更好地理解企業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和作用情境，使研究結論更符合企業發展實際，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現有研究的不足。

三、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戰略差異程度反映的是企業戰略與行業常規戰略模式的偏離程度，其往往會提高企業的經營風險，使企業的融資能力受限，從而對企業的創新產出產生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戰略差異程度大往往會導致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侵蝕以及經營管理成本的增加。具體而言，根據Mintzberg(1978)提出的資源基礎理論，企業戰略是企業以自身資源為基礎所做出的資源配置決策，而戰略差異往往意味著企業需要在多種細分戰略維度上改變資源的配置方式，但囿于資源的稀缺性，戰略差異程度越大往往越會分散企業既有的有限資源，尤其是資金能力。因此，戰略差異程度大的企業往往需要重新配置資源，并在項目之間進行取舍，即若企業將更多的財力投入到新項目中就會相對減少原有項目的投資(Benner & Tushman，2002；陳紅等，2019)。從而，若企業無法聚焦主業，且其主營業務或核心業務得不到充足的資源保障，將難以形成或維持企業核心競爭力，導致企業核心競爭力受到侵蝕，而且戰略差異程度大通常還意味著企業內部資源的關聯程度較低，增加了企業經營管理的成本以及產品開發的成本。

第二，戰略差異程度大的企業其資源有效配置的不確定性更高。具體表現為戰略差異程度大的企業由于與行業常規戰略偏離程度較大，因而往往無法利用已有的行業經驗，需在企業資源重新配置基礎上，開發新渠道、獲取新資源、培養新能力以促進戰略的穩步實施(朱丹和周守華，2018)，但企業學習新知識及實際執行的能力是有限的，即戰略差異越大，企業重新配置資源難度就越大，因而增加的服務性需求和資源需求不僅擠占了企業有限的資金資源，還增加了企業資源有效配置的不確定性(Cohen & Levinthal，1990；Zhang & Rajagopalan，2010)，而且根據DiMaggio & Powell(1983)的研究，戰略差異程度越大的企業其偏離產業趨勢的可能性越大，越不容易獲得政府支持，獲取所需資源的難度也就越大，進一步提高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程度。

第三，企業的戰略差異大往往更容易出現現金流不足等經營風險。具體而言，與行業常規戰略偏離程度較小的戰略，即企業戰略差異較小的企業在現有的經驗和技術支持下，其創新成果往往具有更高的確定性，也有助于維持企業既有的行業競爭優勢，而戰略差異程度較大的企業，其研發創新活動往往與企業現有的研發創新活動差異較大，因而往往需要付出更長的研發時間和研發成本(Geletkanycz & Hambrick，1997)，面臨的不確定性往往更高，會大大提高企業的經營風險以及對資金的需求(葉康濤等，2014)，因此往往會導致企業的財務杠桿不斷升高，甚至可能由于現金流不足而陷入財務困境(Ittneretal.，1997)，在一定程度上威脅了企業未來經營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進一步限制了企業外部融資能力。

第四，企業的戰略差異大會提高企業與投資者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具體表現為，當企業戰略差異較大，投資者將無法依據行業內其他企業的資源配置情況來評估企業價值，導致信息來源變少，而囿于資金、精力以及能力的限制使得投資者信息收集難度和成本大大增加，進一步加劇了投資者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增加了投資者對企業經營情況以及價值評估的難度，往往無法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最終導致企業的融資渠道受限或是融資成本增加(Carpenter，2000；葉康濤等，2014；王化成等，2017)；另一方面，已有研究結果也表明，戰略差異程度大，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和債務資本成本也會更高(李志剛和施先旺，2016；王化成等，2017)。

因此，我們認為企業戰略差異程度大時，會使得企業的融資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難以為企業的研發活動提供充足、穩定的資金保障，從而影響企業的創新產出?；谏鲜龇治?，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1 企業的戰略差異程度越大，創新產出下降的可能性越大。

根據企業融資生命周期理論，不同生命周期的企業獲取資金的能力存在顯著差異(Berger & Vdell，1998)。因此，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可能會隨著企業不同生命周期中融資能力的變化而變化。具體而言，成長周期的企業，一方面面臨巨大的資金需求以開發新產品、搶占市場份額以及建立核心競爭力(Jawahar & Mclaughlin，2001)；另一方面又由于投資風險高而面臨資金短缺的困境，強大的資金需求和有限的融資能力使得成長期的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最大(黃宏斌等，2016)。這一時期，若企業為建立有別于競爭對手的競爭優勢而實施與行業競爭者不同的戰略，會進一步提高企業的投資風險，加劇企業的融資約束困境，不利于研發活動的開展和創新成果的轉化，而且若企業實施的戰略與行業常規戰略模式的差異度越大，需付出的研發時間、人員、資金越多，與企業現有的研發創新活動的背離也越大，進一步加劇了創新成果的不確定性(翁智剛等，2015；陳紅等，2019)；成熟期的企業，盈余積累豐厚、市場份額穩定、現金流充裕，使得成熟期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是最低的，為企業研發活動的開展提供了一定的資金保障(March，1991；黃宏斌等，2016)。此外，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企業其創新需求也不同，或是進行開發性創新以獲取即時回報鞏固市場地位(Dundas & Roper，2010)，或是進行探索性創新以開發新產品和新市場，或是二者同時進行，而企業的創新產出效果取決于有限的資源在不同創新方式間的配置效率(陳紅等，2019)。綜上，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企業，其融資能力和創新需求均存在差異，對企業研發創新活動的支持力度也不同，則其創新產出績效也不同?；谏鲜龇治?，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2 戰略差異對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存在差異。

創新是一項資源消耗性以及依賴性都很大的活動，若在創新活動開展的過程中不能獲取足夠的資源支持，往往會導致創新活動的失敗。而在眾多的資源中，充足的資金保障既是創新活動開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創新活動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宋建波等，2019)。從而，是否有足夠以及可持續的融資能力是企業創新活動持續以及成功的關鍵。根據前文假設所述，戰略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企業的融資能力，進而影響企業的創新產出。具體而言，雖然企業戰略差異可能會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和新競爭優勢的形成(朱丹和周守華，2018)，但企業戰略差異的程度越大，往往意味著其偏離行業常規的業務活動就越多，這不僅對企業有限的資金資源、資源有效配置、項目取舍、學習能力以及執行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戰，使得企業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未來經營的持續性以及創新成果產出的不確定性都大大提升，增加企業的經營風險，而且還會進一步提高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引發企業的代理沖突。依據Myers & Majluf(1984)的研究，代理沖突引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信息不對稱是企業融資能力受限的根源，因而戰略差異引起的信息不對稱和代理沖突，會進一步提升企業融資能力受限的可能性，最終對企業的創新活動和創新產出產生影響。李志剛和施先旺(2016)以及王化成等(2017)的研究也先后發現，企業的戰略差異會影響企業的融資成本，導致更高的權益資本成本和借款利率、更短的借款期限以及更少的借款金額。張靜和張焰朝(2021)在對戰略差異度與融資約束關系的直接檢驗中，也發現戰略差異度會造成企業的融資約束困境。綜上，融資能力作為企業創新的重要支撐要素，其又受到企業戰略差異的潛在影響。由此，我們認為融資能力可能是企業戰略差異影響創新產出的渠道。于是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3 融資約束在企業戰略差異和創新產出間起到了中介作用。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滬深A股2013—2018年間(1)由于本文采取滯后被解釋變量創新產出的設定，因此實際上本文用到的數據期間為2013—2019年，具體為基準分析的樣本期間為2013—2018年，企業創新產出相關數據的樣本期間為2013—2019年。同時，考慮到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并未將2020年的數據納入主體研究中，在穩健性檢驗中會進一步說明。全部上市公司為初始研究樣本，選取2013年作為樣本區間起始年份是考慮到2012年9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對企業創新活動的影響。按如下條件對樣本進行篩選：(1)剔除金融業以及保險類行業上市公司；(2)剔除年度內出現過ST、*ST、PT類等異常交易狀態的上市公司；(3)剔除資不抵債的上市公司；(4)剔除樣本期間存在數據缺失的觀測值；(5)為減弱異常值可能導致的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分位的Winsorize處理。最終得到7 302個公司-年度觀測值。研究中使用的專利數據取自于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其他數據取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

(二)變量定義及度量

1.企業創新產出。依據我國《專利法》，企業專利根據內容可分為發明、實用新型以及外觀設計共三種類型。為此，參考何瑛等(2019)、郭蕾等(2019)以及閆昊生和孫久文(2020)的做法，本文采用上市公司三類專利的已申請總數加1之后的自然對數度量，記為lnzzl。此外，借鑒白俊等(2018)的做法，將發明、實用新型以及外觀設計三種專利類型分別按50%，30%，20%的權重重新計算企業的創新產出水平，記為lncx，作為本文企業創新產出水平的另一度量指標。同時，考慮到企業的創新產出存在滯后性，對上述變量均采用滯后一期處理。

2.戰略差異。企業戰略差異衡量了企業實施的戰略偏離行業傳統常規戰略的程度。借鑒Tangetal.(2011)、葉康濤等(2014)、王化成等(2019)的做法，分為三個步驟構建企業戰略差異的代理指標。首先，構建以下六個維度的指標：(1)廣告支出強度，為廣告費用與營業收入的比值；(2)研發支出強度，為研發支出和營業收入的比值；(3)資本密集度，為固定資產凈值與員工人數的比值；(4)固定資產更新程度，為固定資產凈值和固定資產原值的比值；(5)管理費用率，為管理費用和營業收入的比值；(6)財務杠桿，為短期借款、長期借款與應付債券三者之和與所有者權益的比值。上述指標中，由于無法可靠獲取企業的廣告費用、研發支出數據，故與葉康濤等(2015)、王化成等(2019)的做法一致，分別采用銷售費用和無形資產凈值進行替代。其次，計算出每一樣本觀測值上述六個維度指標每一年度的值，并將所計算出的六個指標進行標準化，即將每一維度指標減去該指標當年同行業的行業均值并除以該指標當年同行業的標準差；再將所獲得的標準化后數據取絕對值，即可得到各個企業六個戰略維度偏離當年同行業平均水平的程度。最后，以上述取絕對值后六個維度指標的算術平均作為企業當年戰略差異程度的代理變量，記為stra。該值越大，表明企業戰略與行業常規戰略的偏離程度越大。

3.企業生命周期。我們參考Dickinson(2011)和陳紅等(2019)基于現金流劃分企業生命周期的方法，并設置虛擬變量zq，0表示處于成長期，1表示處于成熟期，其中成長期和成熟期的具體現金流組合類型見表1。

表1 成長期和成熟期的現金流組合

(4)控制變量。為控制遺漏變量偏誤，在借鑒翟勝寶(2018)、李春濤等(2020)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本文研究問題還在回歸模型中控制了其他可能影響企業創新產出的因素，包括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資產收益率、現金水平、獨立董事比例、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兼任、股權集中度、高管薪酬、企業上市年限、成長性。此外，還控制了年度和行業固定效應。詳見表2。

(三)模型設計

為檢驗H1企業戰略差異程度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參考孟慶斌等(2018)、王化成等(2017，2019)、袁蓉麗等(2019，2020)，構建如下回歸模型(1)：

Innoi，t+1=α0+α1strai，t+α2sizeit+α3levi，t

+α4dbbli.t+α5duali，t+α6ggxci，t

+α7cri，t+α8cashi，t+α9roai，t

+α10lnagei，t+α11growi，t+∑Year

+∑Industry+εi，t

(1)

其中，Inno為被解釋變量，代表企業的創新產出水平，分別是未經調整的創新產出水平lnzzl和經權重調整的創新產出水平lncx。式(1)的系數α1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反映了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水平的影響，根據假設H1，預期α1顯著為負，即企業實施的戰略與行業常規戰略的偏離程度越大，企業整體的創新產出水平下降的可能性越大。

表2 變量定義表

為檢驗H2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在企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差異，我們根據企業是否處于成熟期進行分組，并根據分組后的樣本重新按模型(1)進行回歸，并對關鍵解釋變量(stra)的系數進行組間系數差異檢驗，以驗證戰略差異在不同生命周期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3報告了樣本企業的基本統計特征。滯后一期的企業專利申請總數(lnzzl)的均值及中位數分別為1.697件和1.609，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和8.959，標準差為1.645，說明我國上市公司之間的創新能力差異比較大，總體的創新產出水平不容樂觀。而經權重調整后的企業創新水平(lncx)，其滯后一期的均值下降為1.193，與白俊等(2018)的研究結果相近。戰略差異(stra)的均值為0.521，標準差為0.286，說明樣本企業的戰略選擇與行業常規的戰略模式偏離的程度較高，與王化成等(2017)的研究結果相一致。表3還報告了樣本企業滯后一期的實用新型(lnsy)、外觀設計(lnwg)和發明(lnfm)三種專利明細類型的均值，分別為1.045，0.417和1.180，說明發明專利是樣本企業專利申請的主要類型，與周冬華等(2019)的研究結果相一致。

(三)單變量分析

為更直觀地分析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以企業戰略差異的中位數為臨界點將樣本分成兩組，對兩組樣本的創新產出水平進行對比分析。主要變量相關系數見表4，單變量分析結果見表5。從均值和中位數差異來看，在戰略差異小的樣本組中，滯后一期的企業專利申請總數以及經權重調整后的專利申請總數的均值分別為1.761和1.237，中位數分別為1.792和1.030；而戰略差異大的樣本組中二者的均值分別為1.663和1.149，中位數分別為1.386和0.742，并且兩組的均值差異和中位數差異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從均值和中位數的差異性檢驗結果可知，相對于戰略差異小的企業，戰略差異大的企業其創新產出水平顯著較低，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設，后文還將進一步通過多變量回歸分析進行驗證。

表3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相關性分析

本文還進一步對企業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水平進行了Pearson和Spearman相關性分析。在表4列示的主要變量相關系數檢驗結果中，企業戰略差異程度與企業創新產出的指標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企業戰略與行業常規戰略的偏離程度越高會導致企業創新產出水平的下降，初步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1。其他主要控制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相對較小，均在合理范圍之內，而進一步的方差膨脹因子檢驗顯示VIF值為1.69，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表4 主要變量的相關系數

表5 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影響的單變量分析

(四)回歸結果分析

1.企業戰略差異與創新產出。

表6報告了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水平的回歸結果。具體而言，列(1)和列(2)報告了在不加入其他控制變量只控制行業和年份固定效應時，企業戰略差異與企業已申請專利總數的自然對數(lnzzl)以及經權重調整后的專利申請總數的自然對數(lncx)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79，-0.176，且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列(3)和列(4)在列(1)和列(2)的基礎上進一步控制了其他控制變量對創新產出的影響，結果顯示，企業戰略差異與企業已申請專利總數的自然對數(lnzzl)以及經權重調整后的專利申請總數的自然對數(lncx)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負，分別為-0.354，-0.246，說明企業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顯著負相關，意味著企業實施與行業常規戰略模式差異程度高的戰略模式對企業的創新產出具有抑制作用，假設1得到支持。

表7報告了企業生命周期調節效應的結果。其中，在成長期，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之間的關系依然顯著為負，而在成熟期，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組間的系數差異在1%的水平上顯著，當被解釋變量為經權重調整的創新產出水平(lncx)時，組間的系數差異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在企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在企業融資約束程度最大的成長期，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抑制效應更明顯。

表6 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

六、進一步討論

由上述分析可知，戰略差異大的企業，不僅承受的經營風險較高，研發成果的確定性下降，而且信息不對稱程度也進一步增加，導致投資者更難準確判斷企業的戰略意圖，使得企業的融資能力受限，即企業戰略差異會影響企業的融資能力，而資金保障和融資能力是企業開展投資活動以及提升創新產出的重要保障(宋建波等，2019)?；诖?，本文認為“戰略差異-融資約束-創新產出”的影響路徑是存在的。換言之，融資約束可以成為考察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二者之間關系的有效媒介，將其作為中介機制能更好地打開二者之間關系的黑匣子?；诖?，基于Sobel(1982)中介效應檢驗，我們在模型(1)基礎上進一步構建如下回歸模型，以檢驗融資約束是否為戰略差異影響企業創新產出的中介機制：

表7 不同生命周期階段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

KZi，t=α0+α1strai，t+α2sizeit+α3levi，t

+α4dbbli.t+α5dsrsi，t+α6ggxci，t

+α7cri，t+α8cashi，t+α9roai，t+∑Year

+∑Industry+εi，t

(2)

Innoi，t+1=β0+β1strai，t+β2KZi，t+β3sizeit

+β4levi，t+β5dbbli.t+β6dsrsi，t

+β7ggxci，t+β8cri，t+β9cashi，t

+β10roai，t+∑Year

+∑Industry+εi，t

(3)

式(2)檢驗企業戰略差異對融資約束的影響，式(3)檢驗在控制融資約束情況下，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若式(2)和式(3)中的回歸系數α1×β2顯著異于0，則說明存在中介效應。

其中，KZ為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我們參考Kaplan & Zingales(1997)、魏志華等(2014)的做法，通過構建綜合指數(KZ)的方法度量樣本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具體構建步驟如下：(1)構建表征企業融資約束狀態的五個變量：經營性現金凈流量(CFit)、股利支付水平(Divit)、現金持有量(Cashit)、負債水平(Levit)以及企業成長性(Tobinit)，并采用期初總資產(TAit-1)進行標準化；(2)根據上述五個變量將全樣本按年度進行分類，若CFit/TAit-1，Divit/TAit-1，Cashit/TAit-1小于中位數取1，反之取0，并分別記為kz1，kz2，kz3，若Levit，Tobinit大于中位數取1，反之取0，并分別記為kz4，kz5；(3)計算KZ指數，KZ=kz1+kz2+kz3+kz4+kz5；(4)以KZ指數為被解釋變量，CFit/TAit-1，Divit/TAit-1，Cashit/TAit-1，Levit，Tobinit為解釋變量，運用排序邏輯回歸估計各變量的回歸系數；(5)根據步驟(4)的估計結果估計每一家上市公司的KZ指數，KZ指數越大，表明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越高。

表8列示了式(2)和式(3)的回歸結果。第(1)列是戰略差異對融資約束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響之后，戰略差異的系數為0.160，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戰略差異越大的企業受的融資約束程度越高。列(2)、列(3)是在控制融資約束情況下，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戰略差異以及融資約束的回歸系數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并且根據Sobel(1982)檢驗計算公式得出的融資約束(KZ)的Z統計量分別為-2.406和-2.277，P值分別為0.016 1和0.022 8，說明戰略差異、融資約束和企業創新產出之間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應，即融資約束是戰略差異抑制企業創新產出水平的渠道，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H3。

七、穩健性檢驗

(一)改變企業戰略差異的計量方式

由于使用銷售費用以及無形資產凈額作為企業廣告宣傳費用和研發費用的代理變量存在一定的誤差，因而我們參考Tangetal.(2011)、葉康濤等(2015)、王化成等(2019)的做法，將廣告支出強度和研發支出強度兩個維度指標剔除，利用剩余的四個維度指標重新計算企業戰略差異指標，記為stra2。由表9可知，無論是在戰略差異(stra2)對企業已申請專利總數的自然對數(lnzzl)以及經權重調整后的專利申請總數的自然對數(lncx)的主回歸中，還是在考慮企業生命周期調節作用的回歸中以及融資約束中介作用的回歸中，戰略差異(stra2)的回歸系數與前文一致，而且普遍有所提高，表明戰略差異度量方法的改變并未影響本文的研究結論。

表8 戰略差異、融資約束與企業創新產出

(二)改變創新產出的度量方式

盡管不少研究認為本文正文中所采用的專利申請數比專利授權數更能反映企業的真實創新水平(郭蕾等，2019；許榮和李從剛，2019)，但也有研究表示由于我國存在對企業的創新專利采取財政補貼的現象，而這可能導致現實中企業專利申請活動的扭曲，從而認為專利授權數更適合用以反映我國企業的創新水平(張杰等，2017；黃志雄，2018)。因此，為得到更加穩健的研究結論，我們進一步在穩健性檢驗中采用專利授權數對主要結果進行檢驗，并參考前文中對創新產出水平變量的處理，分別設置企業專利授權總數的自然對數(lnzlhp)以及經權重調整的專利授權數(lncxhp)，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由表10可知，無論是在戰略差異度與企業創新水平關系的主檢驗，還是基于企業生命周期做的調節檢驗以及基于融資約束做的中介效應檢驗中，戰略差異度與企業創新產出間的負相關關系依然穩健，調節效應的組間系數差異和中介效應也依舊顯著，表明采用專利授權數衡量的企業創新產出水平并未影響論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表9 企業戰略差異的敏感性測試

表10 改變創新產出度量方式的回歸結果

(三)改變樣本期間和控制變量

如前文所述，由于考慮到新冠疫情對經濟體的沖擊，主體檢驗的樣本期間并未考慮2020年的相關數據，為避免數據選擇偏差以及增強研究結論可靠性的考慮，在穩健性檢驗中我們進一步將實際樣本期間拓展到2013—2020年。同時，考慮到論文在構建戰略差異度指標時，囿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完整性，偏向于使用會計指標作為戰略差異度的六個維度的替代變量，也未考慮研發活動中最為核心的人力資源的影響，這可能會導致研究結論的偏頗。為此，我們通過在模型(1)的基礎上逐步增加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rdeapoinr)以及研發人員比重(rdpr)的方式以緩解可能的遺漏變量偏差。表11中的第(1)列和第(2)列表明拓展樣本期間并未改變前文的研究結果，第(3)列至第(8)列的結果亦表明無論是單獨增加企業研發投入占比變量或是增加研發人員比重變量，還是同時控制這兩個變量，戰略差異度對企業創新產出的抑制作用均得到了驗證。而企業生命周期的調節作用和融資約束的中介作用也得到與表7和表8一致的結果，在此不再贅述。

表11 改變樣本期間和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

八、內生性檢驗

(一)固定效應回歸

為了避免個體差異產生的影響，我們進一步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對模型(1)重新估計。表12報告了固定效應的回歸結果，列(1)、列(2)分別列示了可知年份、行業、其他控制變量后的固定效應結果。從表中可知，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水平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與表6的回歸結果相一致。

表12 固定效應回歸結果

(二)內生性檢驗：工具變量法

本文的估計結果表明企業戰略差異會影響企業的創新產出，但企業的戰略制定亦受企業行為以及環境的影響，因而企業的創新活動也可能會對企業的戰略制定產生影響，即戰略差異可能是內生變量。因此，為增強本文估計結果的可靠性，我們參考王化成等(2019)、孟慶斌等(2018)的研究，使用年度-行業戰略差異均值(mstra)和經濟版圖(market)作為工具變量，運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模型(1)進行重新估計。

表13報告了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在第一階段回歸中，戰略差異(stra)與經濟版圖(market)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戰略差異(stra)與年度-行業戰略差異均值(mstra)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第二階段回歸中，內生變量戰略差異的回歸系數分別為-1.242和-0.960，且在1% 的水平上顯著，與表6模型(1)的回歸結果一致，表明在考慮內生性問題后，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抑制效應以及企業生命周期的調節作用、融資約束的中介渠道在統計意義上仍顯著，與前文的結論一致，表明本文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本文還進行了弱工具變量檢驗，結果顯示F值為62.205，大于10，且P值為0.00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此外，還進行了異方差穩健的DWH檢驗，當被解釋變量為未經調整的創新產出水平(lnzzl)時，Durbin 和Wu-Hausman檢驗的P值分別為0.047和0.048，當被解釋變量為經權重調整的創新產出水平lncx時，Durbin 和Wu-Hausman檢驗的P值分別為0.043和0.043，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拒絕了企業戰略差異是外生的原假設，表明統計上確實存在本文推測的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

表13 內生性檢驗的工具變量回歸結果

(三)內生性檢驗：傾向匹配得分回歸

為解決樣本選擇偏誤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進一步采用傾向匹配得分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步驟如下：(1)以戰略差異的年度-行業中位數劃分測試組和控制組，企業規模、負債水平、盈利能力、企業年齡、現金水平、成長性、股權集中度、獨立董事比例以及年份、行業虛擬變量為特征變量進行Logit回歸，并計算傾向得分值；(2)根據傾向得分值，運用最近鄰匹配原則(1:1)配對；(3)使用匹配后樣本重新估計模型(1)、模型(2)以及融資約束的中介渠道。結果顯示匹配效果良好，具體結果如表14所示。除成熟期之外，企業戰略差異的系數顯著為負，與前文的結果相一致。綜上所述，本文的結論具有穩定性。

表14 內生性檢驗的傾向得分匹配回歸

九、研究結論與展望

本文以我國2013—2018年間A股上市公司為對象，實證檢驗了企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中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結果表明：(1)企業戰略差異程度與企業創新產出顯著負相關，即企業戰略與行業常規戰略的偏離程度越大，企業創新產出水平下降的可能性越大；(2)對調節效應的研究表明，處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企業，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抑制效應的確存在顯著差異，相較于成熟期，戰略差異對企業創新產出的抑制效應在成長期更為突出；(3)進一步的中介效應研究表明，融資約束是戰略差異影響企業創新產出的渠道，戰略差異程度越大，企業的融資能力越容易受限。

本研究從戰略維度將企業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績效相結合，發現企業戰略與行業常規戰略的偏離程度越大，企業的創新產出水平越低，且二者關系存在顯著的生命周期特征，并發現融資約束是其可能的影響渠道。研究結果不僅從理論上豐富了企業戰略差異經濟后果和企業創新產出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成果，并通過將企業生命周期、企業戰略以及企業創新這三者納入統一研究框架的方式也進一步拓展了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的研究框架，為探究企業戰略差異與企業創新產出二者間的關系在企業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差異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也從實踐上為指導企業在不同階段制定合適的戰略和融資策略、投資者的投資決策以及相關部門的監管提供了參考。對于企業而言，企業戰略定位對企業融資能力以及資源配置具有重要影響，企業應根據自身發展階段和實際情況，選擇恰當的戰略定位，以更好地支持企業的持續發展和擴張。尤其是在當前受疫情沖擊，國內經濟修復放緩，國際形勢不穩定性又加劇的大背景下，企業在進行戰略定位時更應科學謹慎，根據企業自身發展階段，結合大數據以及波特五力模型等工具深入剖析自身的競爭優勢，明確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與獨特性，促進企業創新，實現自身的高質量發展。對于投資者而言，理解企業戰略和企業創新產出之間的聯系，有助于投資者理解企業的發展階段和發展前景，對企業價值做出科學評估，規避投資風險，優化投資決策。因此，投資者要通過不斷學習提高自身認知水平，提高信息搜索和獲取能力，在對企業有足夠認知的基礎上做投資決策。最后，對于政府部門而言，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提高企業核心技術的研發能力和創新水平，以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往往是政府部門出臺支持企業創新和企業發展系列政策的初衷和目的。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出臺政策時，應對不同類型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給予關注并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同時還要注重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做到有的放矢地監管，這樣才更有利于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最后，雖然我們盡可能地通過科學的研究方法、規范研究設計、多維度進行穩健性和內生性檢驗以增強研究結論的可靠性，但仍可能存在不足之處，如在企業戰略差異度的度量方面可能不夠全面，對戰略差異度與創新產出其他可能的影響渠道尚未討論，這也是未來的進一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