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筆丹華

谷卿

關鍵詞：謝磊明 方介堪 徐無聞 篆刻 印學

即使有意跳脫出『印章』的語境來審視『篆刻』，其歷史也已足夠悠久。從宋人『填篆有法』自矜為藝，到元人撰述立論奠基印學，從明人以石為介大展身手，再到清人復興古學滋養篆法，篆刻已然由『技』而進階為『藝』『學』乃至于『道』，既與其他傳統藝文形式構成互補與互益，也由此具備相當程度的獨立性。近代以來，時勢和社會主流觀念不斷變動，各種『舊文藝』的命運亦隨之沉浮，篆刻作為一種看似邊緣的藝術，實際上卻起到連接、承續種種古典式的學、藝及人情、風俗、名教的作用。以今日后見的眼光來看，二十世紀的篆刻藝術史足以稱得上燦爛輝煌、眾妙咸備，在彼時涌現的篆刻名家群體之中，謝磊明（一八八四—一九六三）、方介堪（一九0一—一九八七）、徐無聞（一九三一—一九九三）三位篆刻家無疑極具代表性，他們之間師弟授受、承先啟后，在深入汲取傳統養分的基礎上，對文人篆刻和篆書藝術進行了有益探索，他們的創作實踐不僅展現出古典文藝的豐富美感和獨特魅力，同時也重申了印學和書學的文化立場。

事實上，謝磊明、方介堪、徐無聞三人均帶有濃重的學者色彩。自宋室南渡，浙江永嘉一地才人輩出，至有『永嘉學派』之創生，尤重開物成務、義利并舉。元明以后，其學漸趨衰寂，融于地方文化傳統而成潛流，直至清代道咸間始得復興，永嘉學人也在當時以『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1]的優勢獨樹一幟。晚近時局劇變，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永嘉學風亦因其兼容并蓄、善執其中的特色得以存續轉化，最終迎來新的振興。如孫詒讓這樣的學者，正是近代永嘉學人的卓越代表，他既精研樸學，由小學而通經學，又倡言革新，積極興辦教育和各種實業，所謂『甄綜術藝，以應時需』[2]。同為永嘉人氏的謝磊明和方介堪，受所在地域風習熏沐，作為篆刻家的他們，也迥異于一般的雕蟲匠人。謝磊明出身富足之家，經營實業有年，資財優裕，他最大的愛好便是搜聚金石碑帖和印譜舊籍，所藏以明代《顧氏集古印譜》六冊全帙為冠，堪稱印林第一奇珍。此譜輯成于隆慶壬申年（一五七二），是最早之原鈐璽印匯錄，因僅鈐成二十部，在明末已屬稀見，謝氏藏本原為錢謙益弟子馮班收藏，后歸篆刻家吳廷康，其上有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張廷濟題跋。后謝藏六冊本《顧氏集古印譜》久存上海宣和印社，今未詳其下落。張魯庵也藏有四冊本《顧氏集古印譜》，雖不及謝氏藏本完整，亦極珍貴，他曾將褚德彝為謝氏藏本所作題跋過錄至自藏四冊本上，此本現收藏于杭州西泠印社。方介堪曾作《明孤本顧氏集古印譜考》，韓天衡對此譜亦有專文介紹。[3]

一九二六年，謝磊明將印譜托付方介堪攜至滬上，延請吳昌碩、鄭孝胥、羅振玉、王福庵、褚德彝、吳湖帆等二十余位名家題跋。僅據這部海內孤本，即可推知謝磊明收藏的品位和量級，但他絕非以之為玩好，而是借藏養學、以藏助藝。謝氏大量篆刻、書法、詩文作品，與其說是有意為之的藝術創造，不如認作他在研古、摹古過程中的自然留存之跡。他早年學徐三庚，得其婀娜飄逸之姿，后轉效吳熙載、趙之謙、鄧石如等，出入浙皖、寢饋八家、遠溯秦漢，最終形成樸厚雅正、平淡高華的風格特質。謝磊明還常?？s摹碑帖為印章邊款，皆為鴻篇巨制、蠅頭小字，每字點畫不失神采，得與印文交相輝映。方介堪早年曾在謝磊明家中助其為藏品編目、撰寫提要，每晚則瀏覽謝氏庋藏群書，遍觀碑版摩崖拓本、法書名畫，同時勤作札記，《璽印文綜》一書之材料搜集即自此始。據載，方介堪于一九二六年結束在謝家的工作，三月赴滬，一九二八年九月開始編纂《璽印文綜》等著作。實際上，方介堪大規模、系統性地搜集印學資料，主要還是在謝宅進行的，只是一九二八年后正式據以整理、編類和補苴。

[4]方介堪終其一生保持著學者的本色，今尚存世的《古玉璽印辨偽初稿》《說文碎金》《晉東甌窯青瓷系》《宋龍泉窯》等手稿，足見方氏為學沉潛、為藝不尚虛空的特質，而《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意見》《保護文物與搶救的問題及方法》《溫州古窯址分布情況報導》《溫州工藝美術史參考資料提綱》《當地文物情況報道》等文稿，也顯露出他務實致用、希望有裨于鄉邦文化建設的動機。至于徐無聞，則是活躍于當代學術界和教育界的新式學者，他長期執教于西南師范大學（現西南大學）中文系，兼作唐宋文學和書法兩個專業方向的研究生導師，培養后學無數，所撰《甲金篆隸大字典》《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及合編之《殷墟甲骨書法選》《書法教程》等，皆度人金針、嘉惠學林。事實上，徐無聞依然屬于傳統文人類疇，他的情懷、趣尚和綜融諸藝的才調，也對『西師流派』的形成產生巨大影響。

借由謝磊明、方介堪、徐無聞三人的關系，及以他們為核心的學人群體，正可明顯地看到篆刻藝術與學術的傳承遞嬗、琢磨切磋。清代晚期以至近世，溫州金石篆刻界出現了一些聞名鄉邑的印人，其中以葉墨卿為代表，他因地利之便自浙派汲養，追蹤西泠八家，所刻印作瘦硬蒼古而不失雅致，謝磊明或曾師事之；嗣后傾心上虞徐氏遒媚印風，又溯究古法，逐漸蛻變。與葉墨卿的以治印為業不同，謝磊明余事游藝，學篆、奏刀也沒有過多的門戶之囿，故而能在自娛之中自然進益，卓然成家。方介堪自幼喜好篆刻，早年師事任公衡等前輩，經父親好友介紹拜入謝磊明門下后，得以飽覽謝氏珍藏，隨之研習眾藝，并代其鉤摹宋元明清以來各派印文、編為專集，這段特殊的經歷為方介堪日后不凡的篆刻成就打下了堅實基礎。謝磊明可以算作給予方介堪諸多恩惠的啟蒙者，同時也是方介堪兩位堂弟、后來均成為其東床的方節庵、方去疾昆仲在印學之途的引路人，而徐無聞成為方介堪的弟子，很大程度上則屬于『帶藝投師』。徐氏幼承庭訓，十五六歲起問學于易均室、周菊吾等名師，三十二歲到上海向沈尹默、潘伯鷹等大家求教，因欽慕方介堪印藝，乃經易均室介紹，時時以書信向其恭謹問學。一九八一年，已過天命之年、名滿西南的徐無聞專程前往溫州方宅進謁，循舊儀向方介堪補行拜師之禮，一時傳為美談。不管是同方介堪半個世紀間屢有合作的張大千，還是最終列于方氏門墻的徐無聞，他們與方介堪藝術生命的精彩互動，某種程度上可以視作『蜀學』與『浙學』的交融和會通。

謝磊明、方介堪、徐無聞雖以書法篆刻名世，實則他們也都是兼綜諸藝的人杰，正由于『博通』而不至于『拘滯』，故尤能接受、親近、主動探求『新意』。謝磊明自幼飽誦詩書，喜好辭章，其篆書以『二李』為宗，溫文典雅、柔勁相成，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讀書作字之暇，他還常常擇取古典小說人物名、詞牌名、碑刻題名入印，亦將詩詞、經文、古代墓志刻為印章邊款，一些作品已全然脫離印章的附庸，成為獨立的書刻藝術品。其中還有以草書入印的試驗品，如《水滸印草》所收謝氏刻梁山英雄姓名印，皆雙面鐫字，一面篆書一面草書，兩相映對，饒富趣味；又如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刻《清平樂·六盤山》全詞草書邊款，印身可見墨書痕跡，是知謝氏此類作品多循先書后刻的次序。一九六四年，郭沫若在細閱方介堪印作之后留題：『自來刻印多用篆書，介堪于此道已達爐火純青之境，唯追求革命化與現代化刻印，如改用現行行草書，不知如何？』郭沫若當時大約尚未寓目謝磊明草書印作，假如方介堪持以示之，或向其介紹描述，他也許會為自己『懷此有年』的想法早就有所實踐而感到興奮。方介堪的藝術品格也是永嘉學人學風的至佳體現，他在書法上勤習諸體，所作甲骨鐘鼎文字以及秦篆漢隸等，一如其印，工穩勻凈且不乏古意，行楷欲紹述唐宋名賢，章草亦頗具個人特質，作書治印以外，還時染丹青，筆下山水大略脫胎于前人畫樣，松竹、水仙、墨梅往往近乎自況，博古、清供、花鳥無不寄寓著文人逸興，題畫詩文常見自作，由此可知方氏藝文修養相當全面。徐無聞在父親徐壽的指導下，以《說文》作為學問根基，精研小學，于金石文字、書法篆刻雅有妙詣，印風質樸典正，書法剛健淵雅，最為人稱道者，是其玉箸篆的非凡功力，更以擬中山王器銘文書法獨步字林，紙間淵穆之氣，鮮有媲美者，徐氏在詩詞、繪畫等領域也是深耕既久、多有創見，是故一向有『全能』之譽。

藝術生命需要源頭活水，謝磊明、方介堪、徐無聞都無一例外地重視新見文獻，尤其對鄉邦文物著意搜集整理和轉化。一九四〇年，位于溫州鹿城區海壇山支阜慈山南麓的南宋大儒葉適墓，出土了一方龍泉窯青瓷墓志，其上有『大宋吏部侍郎葉文定公之墓淳祐十年吉立』十八字篆文。葉適為溫州永嘉人氏，是『永嘉學派』的主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對后世影響深遠，這方青瓷墓志為海內僅見，也是十分珍罕的宋篆標本。謝磊明以特殊機緣收藏此志后，朝夕揣摩，以一扁方形印石摹刻了志銘篆字，還在印石背面以印款的形式刻記此志出土情形及護持經過，無形中留下了一份近于『考古報告』的史料。這方印石和葉適墓志后被謝磊明捐獻出來，如今并存于溫州博物館，堪為謝氏文物鑒藏與藝術創作的重要見證。方介堪以篆刻名世，同時也在考古和文物保護領域卓有建樹，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以極大的熱情投身于家鄉文化遺產保護和文化教育事業，曾參與籌建溫州文管會和溫州博物館，為搶救、保管、研究國家文物傾注大量心血，同時不遺余力豐富博物館館藏、合理利用文物的再生資源并推動文物『活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溫州蒼南縣云巖鄉鯨頭村出土了『朱曼妻薛氏買地券』，原石被當地士紳陳錫琛收藏，考為晉刻，由于傳世晉碑極少，該石自出土且經傳拓流布之后，即引起金石界的廣泛關注。方介堪在上海美專任教時，曾向美專學生、陳錫琛的后人陳德輝詢問此石，陳德輝乃以新拓相贈，方介堪始知此物尚在人間。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已出任溫州文管會副主任的方介堪親赴平陽尋訪這方買地券原石，最終該石于一九五六年在陳德輝的幫助下重現于世，并順利入藏文管會和博物館，方介堪還將此石傳拓多份加以題跋，與文博同仁交換藏品，有效地豐富了館藏品類。

與謝磊明、方介堪有著同樣的敏感，徐無聞也從新見璽印和金石古器中汲取了充沛的養料和靈感。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河北省平山縣發掘出戰國時期中山國重要遺址，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其中中山王鼎、中山王方壺、中山王圓壺合稱『中山三器』，銘文總計千余字，是研究中山國歷史的重要史料；三器銘文字體修長，流美勁挺，形態獨特，裝飾意味強烈，堪稱古代書法史上的精品奇葩。徐無聞知悉以后，立即搜求拓本研考，后又親往諦觀原件，他被中山王器銘文特殊的風格所吸引，遂以之為法，曾堅持十余年臨習不輟，最終寫出了修長健挺、自然流暢、極大程度傳達器銘神韻的『中山篆』，正可與吳昌碩多年浸淫『石鼓篆』相媲美。在徐無聞的篆刻中，也有吸收借鑒中山王器銘文之用字，所謂『印從書出』者。此外，徐氏遍取新見資源，摹寫、擬刻、意臨，援之以為己用，如摹甲骨文刻『云從龍』印，邊款謂：『《易》，卜筮書也，其原甚古。茲集殷卜辭字，刻《乾·文言》「云從龍」三字，或于理不?！?；擬燕國烙馬印刻『前身相馬九方皋』印，邊款謂：『「皋」字見《說文》，或謂擬古璽不當雜以小篆，但商鞅量、秦杜虎符已作小篆，皆戰國物也』，又如擇新莽嘉量字刻『龍集戊辰』印、仿徐州龜山漢墓新出西漢銀印『劉注』印、臨漢畫像孔子見老子刻『老子其猶龍邪』多面圖文款等，無不體現了徐無聞兼具學者之博識和藝術家之創造力的特點。

從謝磊明、方介堪、徐無聞這三代篆刻學人的身上，能夠看出一種一以貫之的思想、精神和風貌，那就是他們對古典精義、往昔典范的執著追尋，和對印外諸藝的廣涉博采，同時絕不排斥一切『新』的對象、內容和形式，最終達到『自萬以治一』和『一中見萬象』的高明境地。我們在矚目這樣的對象的同時，其實既完成了對過往的回顧，也開啟著向未來的瞻望。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