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意蘊·政治情愫·域外流播
——朱熹《感春賦》新論

陳燦彬

(南京曉莊學院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1171)

朱熹雖是理學家,卻有著極高的文學素養和成就。就辭賦而言,學界不僅關注其辭賦批評,且對其辭賦創作有著豐富的研究,不過大多探析其辭賦作品中所體現的理學思想,或是理學思想對其作品的形塑,旨在對文學創作與學術思潮的關系進行整體觀照。(1)劉培《南宋中期的理學思潮與辭賦創作》,《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王仕強《典范的意義——朱熹的辭賦創作》,《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郝永《朱熹辭賦通論》,《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劉培《理學對人生的塑造與規范——以朱熹辭賦為中心》,《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在單篇的解讀上仍有許多不足之處,不僅缺乏對文本中的理學意蘊的深入把握,甚至忽視文本中最具表現力的個人情志?！陡写嘿x》就是鮮明的例子,其理學意蘊雖有人言及,但仍有欠缺和偏頗,而其作品主旨,歷來更是語焉不詳,實有待發之覆。

此外,朱熹辭賦在朝鮮的流傳也是學界早已注意的現象。據筆者統計,現存朝鮮《感春賦》的擬次賦共有33篇。(2)曹虹《略論中國賦的感春傳統及其在朝鮮的流衍——以朱子〈感春賦〉與宋尤庵〈次感春賦〉為中心》,《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楊昊《古代朝鮮文人擬次唐宋辭賦研究》,延邊大學2015年碩士論文。前者著眼于感春傳統的接受;后者則統計有誤,論述不足。筆者依據的是《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及其續編(景仁文化社、韓國古典翻譯院1993—2009年版)和《韓國歷代文集叢書》(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此為存世篇目之統計,朝鮮歷史上的擬作數量可能遠多于此,如李之濂《恥庵集》卷二《上尹美村》云:“前者得見金沙次朱子《感春賦》之什,病間無事,敬步其韻,略寓鄙抱,且寄仰慕之情。敢呈納案下,伏乞痛加繩削。又賜昌言,則豈非幸也?！?《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續》第38冊,第330頁)又如宋時烈《答金起之》所云:“所和《感春賦》,極令人滌魂也。讀至白云一句,不覺血淚交頤。此孰使之然哉?！?《尤庵先生文集》卷四十四,《韓國歷代文集叢書》第1536冊,第179頁)可見李之濂、金壽興兩人均有次韻之作,然而今存集子并不見載。今存最早擬次《感春賦》的是俞好仁(1445—1494)《感春賦》,最晚則是金澤述(1884—1954)創作于庚辰(1940)年的《次感春賦》,時間從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跨度將近五百年,足見朱熹《感春賦》的影響力。朱子的其他辭賦,如《白鹿洞賦》《空同賦》,在朝鮮的次韻之作分別為7篇和6篇。相比之下,《感春賦》的擬次之作是最多的,這30多篇作品很多是他們文集中的唯一之賦,其特殊性不言而喻。

因此,本文將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抉發賦中的理學意蘊,并通過賦史互證闡述賦作主旨以及朱熹用意,再以《感春賦》的擬次賦為中心,剖析其在朝鮮的流傳與接受,打開朱熹辭賦在域外經典化的新視角。

一 “道學家分內事”:《感春賦》的理學意蘊

時令是文學書寫的重要質素,也是文人抒情的重要媒介,所謂“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1](P76)。自《詩經》《楚辭》以來,不僅產生了豐富的節候書寫,而且奠定了時令的一些情感基調,形成了中國文學中“傷春悲秋”的傳統。到了宋代,“春”更成了理學家的話頭,既是理學論述的常見修辭,也是文學書寫的重要素材,正如錢鍾書所說:“感春亦道學家分內事也?！盵2](P657)

在理學家眼中,春天的擬喻是有著哲學本體的意味,與禪宗修辭中的月亮一樣,即“如月照眾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跡”[3](P296)。理一分殊,萬物各具一理,而又同出一源。錢鍾書對此曾有概括,曰:“宋儒論道,最重活潑潑生機,所謂乾也、仁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也,皆指此而言。春即其運行流露也?！盵2](P656)回到朱熹的具體論述中,則如“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于春”[4](P109),又曰:“只如四時:春為仁,有個生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盵4](P105)可見,春天是道體的象征,是天地生意的顯露。朱熹之感春,不僅是對春天形而下的感性觀照,也包括對萬物的根源以及宇宙永恒之理的證悟。這是《感春賦》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朱子的文學世界里,尋春、感春是重要的主題,如“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臨”[5](P178)、 “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卻去尋春”[5](P796)、“悵望君家嶺上云,便攜佳友去尋春”[5](P886)等等。而在《感春賦》中,朱子對春日之樂的描寫主要在其次章:

自余之既還歸兮,畢藏英而發春。潛林廬以靜處兮,闃蓬戶其無人。披塵編以三復兮,悟往哲之明訓。嗒掩卷以忘言兮,納遐情于方寸。朝吾屣履而歌商兮,夕又賡之以清琴。夫何千載之遙遙兮,乃獨有會于余心。忽嚶鳴其悅豫兮,仰庭柯之蔥蒨。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見。[6](20冊,P222)

與出門尋春不同的是,賦中所寫乃閑居讀書之樂。如果說前者體現的是沂水舞雩的證道之趣,那么后者傳達的則是對圣賢道理、生命意義的體認之樂。這在朱子詩中也頗為常見,如《春日即事》“閑棲眾累遠”“悟悅心自遣”[5](P57),以及《春日言懷》“茲晨與心會,覽物徧芳菲”“端居適自慰,世事復有期”[5](P58),都可作為《感春賦》的互文文本。要之,無論尋春,還是感春,春天都給作者提供了契機,讓其得以感悟。

歷來對此段的解讀頗多,但似乎都沒有點出這段描寫生動地展現了朱熹對“為學之道”的思考,是其“居敬—致知—觀物”三過程的文學表述。他說:“為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盵6](20冊,P668)此即朱熹所強調的“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的為學宗旨,這種順序恰好可以與《感春賦》的描寫一一對應。

首先,蓬戶無人、林廬靜處正是主敬之說的體現。朱熹說:“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為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墮,庶幾心定理明耳?！质氐枚?而不馳騖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盵6](23冊,P2820)居敬是窮理致知的主體條件,不僅是為學的前提,而且需要貫穿始終。不得已的隱退恰恰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這對內圣修養的提高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其次,反復披覽塵編而對圣賢遺訓有所體悟則是進入窮理致知的階段。這種狀態正如朱熹所說:“圣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于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已,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盵6](23冊,P2554-2555)能夠明悟“理之所在”的往哲明訓,自然可“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發之不盡”,最終由此“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6](23冊,P2974)在此“虛明洞徹”的心中,充盈著一股從容灑脫的高遠情懷,所謂“納遐情于方寸”?！案枭獭薄扒迩佟蹦耸前涤迷瓚椄琛渡添灐泛涂鬃訉W鼓琴事,[7](P60-82)既表達作者超然世外的胸懷,也傳遞了如孔子學琴般循次而進的體悟。因而就有下句千載之后,有會于心的感嘆。

最后,由居敬持志、窮理致知走向觀物感春?！昂鰢馒Q其悅豫兮,仰庭柯之蔥蒨”是作者在“求道”的基礎上,以“觀物”的方式“觀天地生生不已”,把直觀體驗和理性認知融合起來,進入物我合一的境界。這是辭賦中感春傳統的一大突破。需要指出的是,“忽”“仰”強調了偶然性,即所謂的“目擊道存”?？梢韵胍?久坐書齋之人舉目窺園所帶來的那一瞬間的觸悟。事實上,這是理學家津津樂道的話題。最著名的如周敦頤不除去窗前草,有人問之而周答曰:“與自家意思一般?！敝祆涞膶W生曾就此問題向他請教。學生懷疑周子是取“生生自得之意”,或意在從“生物中觀天理流行處”。朱熹卻認為不能這樣理解,因為“得那田地,自理會得”“須是自家到那地位,方看得”,又說“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4](P2477-2478)換言之,只有經過居敬、窮理這一系列修養之后,實踐主體才能理解萬物的本體,進而“觸目道在”,通過所看到的“天地生物氣象”來表達這種認知。這才是為學之正軌。如若只管去看生物氣象,即純粹地“觀物”“感春”,那就舍本逐末了。賦中之所以描寫“居敬—致知—觀物”三過程所表現的循序漸進以及使用“忽”字,其深意即在于此。

二 “吾心之永傷”:《感春賦》的政治情愫

《感春賦》作于淳熙十年(1183)春,賦中“世涂之幽險”“埋輪而縶馬”乃指朱熹浙東提刑任上奏劾貪官污吏(以唐仲友為主)而反被論訴一事。淳熙九年(1182),朱熹任浙東提舉,正月間就依次奏參了紹興府、衢州守、衢州監酒庫、龍游縣丞。[8](P721-725)雖因此慘遭中傷而有“乞賜鐫削”之意,但并沒有受到太大打擊。[6](20冊,P776)直至檢舉唐仲友贓濫不法,朱熹才碰到硬釘子,反被其奏劾。當時宰相王淮之妹是唐仲友的弟媳,兩家有同里姻親的關系。朱熹稱:“仲友弟婦王氏門族貴盛,正仲友所恃以為奸者?！盵6](20冊,P860)雖然朱熹六上奏狀,但唐仲友只是被罷了“江西提刑”的新任命,并無其他罷黜。這與王淮的地位和營救有著極大的關系。[8](P735-736)賦中“埋輪”之典出自《后漢書》,張綱上書彈劾梁冀,京師震竦,但由于梁冀之妹是皇后,深受寵愛,皇帝并未用張綱之言。[9](P1817)可謂深切朱熹奏劾唐仲友之情事。朱熹稱其“所劾贓吏黨與眾多,棋布星羅,并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斡旋于上,小者馳騖經營于下……若其加害于臣,不遺余力,則遠而至于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抵排”[6](21冊,P1001)。世途幽險,臨路徘徊,由此便有歸隱故山之意,這是此賦的創作背景。但作者還想表達什么呢?

宋代黃震評曰:“(《感春賦》《空同賦》)皆用騷體,而無其愁思,寄興悠遠矣?！盵10](P931)黃氏肯定《感春賦》無騷體賦之愁思,大概是因次章有大段賦閑隱居之樂的描寫,而“寄興悠遠”之“興”則未見明言。清人洪嘉植則稱:“憂世之意未嘗忘也,作《感春賦》以見其意?！盵8](P759)所見甚確,然而也沒有具體分析朱熹之“意”。甚至連朝鮮文人李惟泰在閱讀之后也充滿疑惑,他說:“偶讀朱文公《感春賦》,有曰‘樂吾之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未嘗不三復而興嘆。余亦不自知其何心也?！盵11](P423)李氏雖然不知朱子用意就能在吟誦之間興嘆不已,但我們必須追問朱熹有何用心。

歷來學者對“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見”中“芳月”“美人”的隱喻頗有分歧,但這句卻是理解《感春賦》的關鍵所在。傳統觀點認為“靈修美人以媲于君”,故而“芳月”“美人”譬喻君主;有學者則指出所思之“美人”乃古圣先賢,而非君王。據賦中所言,三復塵編,往哲明訓,千載有會于心?！皣馒Q”暗含“求其友聲”之意,這里無疑是指尚友古人?！八济廊恕苯永m上句而來,所思應是古之圣人。不過,我們仍要追問,朱熹想到的是哪些古人或哪一位古人?

卒章言:“彼美人之修嫭兮,超獨處乎明光?！笔紫?“超獨處”出自宋玉《對楚王問》:“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盵12](P628)此又可證“美人”指古之圣賢。其次,“明光”出自《尚書·洛誥》:“惟(周)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薄稌瘋鳌纷⒃?“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w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盵13](P193)朱熹早年有《仰思二首》,其一云:“公德明光萬世師,從容酬酢更何疑。當年不合知何事,清夜端居獨仰思?！盵5](P171)所詠乃周公之事,化用《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盵14](P294)可見,“明光”一詞既有經典可以援據,又有朱熹運用的范例。賦中之“彼美人”當指周公,而且也有很強的自喻意味。

周公有退休之志而成王留之,這也貼合朱熹情事?；实燮鸪醪⒉煌庵祆淦蛲?此即朱熹所謂“獨蒙陛下圣明,察其孤忠,委曲覆護,非唯不加誅殛,又使得以進職遷官為名而去”[6](21冊,P997)。此后朝廷接連有江西提刑、江東提刑、直徽猷閣等遷官進職之舉,然而朱熹去意已決,一辭再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朝廷只撤銷唐仲友之新任,而未進一步差官查究。[6](21冊,P1000)賦中首章所言“皇鑒之昭明兮,眷余衷其猶未替”就是指皇帝挽留之意?？梢?卒章所用周公之典實有呼應前文的作用,而朱熹以周公自任之意也呼之欲出。

再看賦中慨嘆佳辰不再,懷念德音莫違,即“悵佳辰之不可再兮,懷德音之不可忘”,實際也是接續周公之事而來?！暗乱簟钡涑觥对娊洝す蕊L》:“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敝祆渥⒃?“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蕿榉驄D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于有怒?！鐬榉驄D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盵15](P32)夫婦喻君臣,朱熹慨嘆的是成王周公相輔相成之不在,所懷念的也正是這種君臣相得的美政?！皹肺嶂畼焚?誠不可以終極” 指次章所寫的讀書之樂,這種快樂無窮無盡,黃震所謂“無其愁思”,但“憂子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卻是轉進一層,卒章顯志。這里的“憂”并非通常所解之憂君,如范仲淹“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之憂,而應是憂周公之憂。質言之,“子”仍指周公,其憂即上面所引夜以繼日,仰而思之的“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三王即三代之王,四事即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趙岐曰:“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盵16](P572)朱熹詩中雖云“王事兼施吾豈敢”,但仍然勉勵自己“儻容思勉議成功”。[5](P171)可知朱熹雖有歸隱之樂,但絕非忘情世事,而是要像周公一樣輔佐成王致太平之治,所以,賦中“吾心之永傷”應是一種暫時不能“得君行道”的痛苦。早在去年的辭免狀上,朱熹就稱:“或者未填溝壑間,得見陛下重振綱維,一新治化,而達聰明目,未忘孤忠,別有遠外重難驅使,則臣雖衰拙,尚庶幾效其尺寸,將惟陛下所以命之,不敢復有辭矣?！盵6](21冊,P999)朱熹辭官不過是擔心如果奉公守法,如前所為,則又要得罪他人。一方面,這是勢不可為,不得不辭;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將來得到任用,用世之心尚未泯滅。因此,辭退賦閑只是暫時的,朱熹等待的其實是一個復出的時機?！陡写嘿x》卒章所顯的正是這種幽微而又強烈的政治情感。

三 域外流播:朝鮮文人對《感春賦》的閱讀和次韻

清代理學家李光地認為六朝無可錄之賦,而韓愈《閔己賦》《別知賦》和朱熹《感春賦》則應當入選。[17](P883)這似乎很好地反映出大多數賦學總集鐘情六朝之賦,而不選《感春賦》的事實。事實上,作為一種閱讀和認同的形式,中國文人對《感春賦》的擬次之作寥寥無幾,但在朝鮮卻是另一番熱鬧的景象。

朱熹的著述最早是由安珦(1243—1306)帶入朝鮮,此后朱子學逐漸盛行,變成了朝鮮李朝的官方統治思想。由于政治和學術的關系,朱子著作成了朝鮮學者的必讀之書。(3)可參見[韓]金文植《朝鮮本朱子大全的特征》,載張品端編《東亞朱子學新論》,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80—384頁。方彥壽《安珦與朱子學文獻在高麗的傳播與刊行》,載朱人求、樂愛國編《百年東亞朱子學》,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63—74頁。學者閱讀其理學著作,推崇其理學成就,愛屋及烏,對其詩文也極其關注,正如上述李光地以理學家的身份推崇《感春賦》一樣。這種心理,中國、朝鮮是相通的。實際上,朝鮮的“朱熹崇拜”是全方位的,從學術到文藝,無一不是他們的學習范圍。(4)近來朱熹詩歌在域外流傳亦得到學者關注,如衣若芬關于朱熹《武夷悼歌》在朝鮮的一系列研究;卞東波《朱子〈齋居感興二十首〉在東亞社會的流傳與影響》,載于《域外漢籍與宋代文學研究》,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275—333頁。與中國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朝鮮文人熱衷于擬次朱熹的文學作品。就辭賦而言,《感春賦》的擬次數量以及跨越時間之大都遠遠超過朱熹的其他賦作。如果說其他賦作的擬次只是朱子學傳播的必然結果,那么如此大量地選擇《感春賦》則意味著它具有某種獨特之處而能契合朝鮮文人的心理。

這從朝鮮文人對《感春賦》的閱讀就可見一斑。趙顯命《羅汝仁墓志銘》曰:“翌年秋,余罷官將敀,與君夜飲如水閣。時風霜凄慘,星月散落。余醉誦朱夫子《感春賦》。君亦擊節,慷慨流涕也?！盵18](P572)通過上文分析可知,《感春賦》可稱悲壯慷慨之處在首尾兩章,因此趙顯命醉酒吟誦,能讓一旁的羅汝仁擊節流涕。這就是張華植《讀感春賦有感》所說的“春賦一篇不勝悲”。[19](P58)又如樸寅燮《慨然詠感春賦》:“萬事傷心忽感春,路多幽險且逡巡。遙遙異代思先哲,渺渺遐方憶美人。耕野彷徨違素志,眄柯蔥蒨悵佳辰。悠悠此世吾何適,獨抱清琴發興新?！盵20](P58-59)此詩是對朱賦的檃栝,作者所截取的“路多幽險”“吾何適”“彷徨違素志”“悵佳辰”都是對應首尾兩章的內容。再看上文所述李惟泰吟誦此賦最后一句而一唱三嘆的情景,足見賦中所寫之“憂”最易引起海東文人閱讀的情感共鳴,即使在他們沒有弄清憂之何在的情況下。

再者,朝鮮文人通過次韻的形式抒發自己的懷抱或者表達對朱子的仰慕之情?！陡写嘿x》的擬次作品中,只有5篇是同題擬作,其他均是次韻之作。次韻雖然受限于韻腳,但對作家來說卻是有規可循,較易成章。李之濂就稱其步韻的目的是為了“略寓鄙抱,且寄仰慕之情”。[21](P330)可見,次韻言志是非常普遍。尹鐫辛卯晚歲(1651年)邂逅宋時烈,撫時感事,談及《感春賦》,曰:“余屬英甫:‘時所遭有古今。子之志,即古人之心也,盍步其韻示余哉!’英甫曰:‘烏乎敢?奏韶揄英,和者固難矣?！嘀^之固也,何傷乎?亦各言志也已?！盵22](P67-68)遭際雖有古今之分,但“子之志,即古人之心”,和韻不過是“各言爾志”而已。宋時烈次韻之后,其弟子如李翔、李箕洪、金昌協等人均加效仿,逐漸形成了次韻《感春賦》的風氣。由于宋時烈在朝鮮儒學史僅次于退溪李滉、栗谷李珥的崇高地位,其次韻行為對后世的影響很大。朝鮮學者熱衷此事,與尹、宋有很大的關系。而尹鐫提點宋時烈所說的“各言爾志”正是朝鮮次韻之作的最大特點。

綜觀朝鮮擬次之作,其所言之志大抵有三:懷才不遇、思君戀闕、隱逸遁世。茲舉三例以概之。安壽祿《次感春賦》序稱其于科舉,業未精而志未篤,接連的偃蹇挫敗,讓他絕意榮道,因此“聊次晦翁夫子《感春賦》一篇以見其志”。[23](P22)申正?！陡写嘿x》“撫疇曩之雅志”則是因其貶謫而有所感興,據其年譜所載:“(1729年)五月。特令放釋。本以三年徒罰,而未及周年而全釋?！盵24](P380)其賦作于三月,其中“遭紛亂而遷謫兮,世知我者何人”“非珪組之是戀兮,寔忠愛之難忘”都是因為貶謫而無法實現囊昔雅志的悲歌。[24](P37-38)金昌協則因奔走世俗之事而感到心力交瘁,作于1680年的《敬次晦翁感春賦和寄俞寧叔得一》即表達了“勛華邈以不可慕兮,寧隱約而守志”“吾將抱耿介以終年兮,茍處幽獨其何傷”的棲隱之心。[25](P56)

次韻的內容層面簡述如上,但在此過程中,朝鮮文人對于朱子的用韻卻有一些爭論和分歧。朱賦兩句一轉韻,平轉仄,仄轉平,卒章四句一韻,“光”“珰”“忘”“傷”都屬于平聲陽韻,但賦中“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極”字則不入韻,因此“樂吾之樂”句宜與“憂子之憂”句當作一句看。然而,朝鮮文人次韻卻意見不一。概言之,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用“極”字,共有十三篇;一是不用“極”字,共有十五篇。具體而言,用“極”字之作家:宋時烈、尹鐫、李箕洪、韓元震、趙宜陽、安仁一、洪直弼、安壽祿、李烋、樸宗永、任憲晦、金漢燮、鄭世永。不用“極”字之作家:俞好仁、申光漢、尹鐫、李翔、金昌協、申正模、趙觀彬、權炳、黃胤錫、樸燦瑛、崔慎之、姜獻奎、權命奎、姜時馨、金澤述。兩者可謂旗鼓相當。

尹鐫《再贈宋英甫》自注云:“本韻‘極’字,不葉韻。前篇易以‘窮’字。英甫責我以擅易古人文字。遂因元韻?！盵22](P69)尹鐫前篇《感春賦》卒章云:“惟輿衛之在閑兮,豈皇路之終窮。極四載以周流兮,雖勞悴其固何傷?！薄皹O”改成“窮”,以求葉韻。此舉遭到宋時烈的反對,故而再賦一篇時重用“極”字。需要指出的是,改字在尹鐫之前既已有之,并非新鮮事,如俞好仁改“極”為“方”。[26](P199)在此之后,改字亦曾出現,如崔慎之改“極”為“疆”。[27](P294)方、疆都是平聲陽韻,故而俞、崔改之以葉韻。

不用“極”字的朝鮮文人,除了改字之外,大部分都是直接拔掉此韻。樸燦瑛云:“朱子作《感春賦》。尤翁嘗次其韻。昔在渼上與黃永叟說及之。永叟曰:尤翁之以‘極’字葉韻,恐誤也。蓋朱子之作章句甚長。故尤翁以‘極’字為一句看也。吾則嘗和之而拔去‘極’字焉。余思之似然矣。閑居無事,偶有所感,敢率爾和之。用永叟之例云爾?！盵28](P152)黃永叟即黃胤錫(1729—1791),其《感秋賦》雖名為感秋,卻是次《感春賦》韻。他直接忽略“極”字也影響了樸燦瑛。事實上,大多數不依“極”字的文人都是采用了這種做法。較特殊的是,不用“極”字卻保存了朱熹“5/6/5/7”句式,如姜獻奎:“守吾之玄兮,有余師于歸求;惟時之懋兮,何必覽物而永傷?！盵29](P35)不過僅此一例。

以上是關于朱熹卒章用韻的分歧,然而尚有人對首章用韻也有疑問的。以平水韻的標準來看,“之”“期”是平聲支韻;“替”屬去聲霽韻,“志”則屬去聲置韻。因此,李烋自注稱:“謹步朱夫子原韻,而第三句‘替’字與‘志’字不葉。故隨措以“置”字,恐涉僭易?！盵30](P115)“置”屬于去聲置韻,李烋改用是為了與“志”字葉韻。然而,朱熹并非按照平水韻的標準,而是較寬的韻部,李烋所改實屬多余。

綜上而言,如以兩句一韻的程式來衡量,《感春賦》中“極”字的出韻確實比較特殊。朝鮮文人也各有各的理解。事實上,這很可能是朱熹不想以辭害意而有意為之,但讀者如果沒有再三吟詠,一般都只注意其中的內容,而忽略了文學的形式。朝鮮文人的討論實際有助于我們深化對作品的理解。文人次韻是朝鮮文壇接受朱熹文學的一種重要方式,這也決定他們會比通常的讀者更加屬意作品的形式,而接受之中的理解、誤讀不僅是剖析作品的流傳和經典化的重要切入點,而且也可由此窺探朝鮮文人對中國文學的認識程度。

四 結語

總括上文,首先,《感春賦》中的理學意蘊恐怕不是今人所說的道統承繼、君子人格、圣賢氣象,而是用文學修辭再現“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的為學主張。感春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才得以成立的。朱子特別強調“觀物”過程中的不經意,正是因為如果能夠踐行“主敬窮理”的為學之訓,那么,因春色而有所感悟將是水到渠成之事?！陡写嘿x》正是把“主敬—致知—觀物”的過程生動地展現出來,可以說是朱熹理學思考的詩性再現。

其次,賦中雖有大段春日隱居之樂的描述,但同時也寄托了朱熹的憂世之意和用世之心。后世學者要么對其“憂”語焉不詳,要么過于關注“樂”的內容,而忽視了“憂”的用意。從其卒章所用周公之典切入,結合其具體行事,賦史互證,可以窺覘朱熹用心及其與政治生活的關系。余英時曾言南宋理學家有一個顯著的政治特色,就是對王安石“得君行道”的際遇非常向往。[31](P314)余氏是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加以論證的,而《感春賦》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文學的視窗,透視理學家在文學文本中的政治情愫。進而言之,南宋理學家向往的不僅是王安石的得君行道,還應包括“有德有位”的周公事業。事實上,次章所寫之樂是屬于“內圣”層面,卒章所寫之憂則是“外王”層面。朱熹想要追求的理想狀態是始于內圣,終于外王,但此番隱退,暫時無法推明治道,故而有“吾心之永傷”?？梢哉f,《感春賦》是一篇承載朱熹內圣外王之學的文學文本。

最后,朱熹辭賦在朝鮮的流傳頗為廣泛,《感春賦》更是深受歡迎和喜愛,并成為文人擬次的焦點。朝鮮文人閱讀《感春賦》所引起的共鳴,既是作品文學感染力的體現,也是對朱子之“憂”有深切同情的結果。次韻之作之所以大量產生,一是因為尹鐫、宋時烈等名家的揄揚而產生了連鎖反應;二是因為《感春賦》的用韻特點適合各言爾志。因此,文人學者多用次韻的形式來發抒懷抱,寄托對以朱子為代表的理學家及其思想的追隨仰慕之情。在次韻過程中,朝鮮文人不僅關注原賦的內容,而且對其用韻也十分著意,并且產生了熱烈的討論。這是中國文壇所未曾出現的現象,而域外的介入對我們重審朱熹原作實有莫大的幫助。朱熹辭賦見載于《朱子文集》,尚有《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白鹿洞賦》《空同賦》,這些作品雖不及《感春賦》影響廣泛,但也并非無人問津,由其次韻之作就可看出端倪。事實上,“朱熹崇拜”是朝鮮文壇一個普遍的現象,對其詩賦的追和,可以說遍布各種文集之中。最極端的例子是趙宜陽(1719—1808)《梧竹齋文集》就逐章步韻朱熹詩賦,和遍《朱子文集》的詩賦。換言之,朱熹文學在朝鮮的流傳和影響仍然值得進一步研究。

附表:朝鮮文人擬次《感春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