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居民的稅負感知探析：現狀、差異及政策啟示
——基于微觀調查數據的分析

王志剛 胡寧寧

一、引言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我國稅收的本質，把“人”的感受作為稅收治理的重要目標體現了人民財政觀。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個體是有限理性的，這種有限性體現為在對信息獲取的有限性、對信息處理和決策的有限性，以及人類特有的感情和道德觀等因素影響下，個體難以達到完全理性下的最優決策。在稅收理論中，稅負感知是由于個體對稅負的認識和理解所產生的主觀感知，表現為居民會對不同稅種稅負、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產生的直觀判斷和主觀感受，這些主觀感知會影響居民的行為選擇，也會影響政策執行的效果。稅負感知和公共服務有著緊密的聯系，如果社會的公共服務提供能夠增強公眾的滿意度，那么公眾對稅負的負面感知就會弱化，進而增強公眾與政府之間的信任關系，自然也提升公眾的納稅遵從程度，政府治理的基礎就更加牢固。因此，要優化財稅政策設計就不能忽視居民作為有限理性人的稅收感知。

隨著我國稅制改革加快以及居民收入的不斷提升，我國稅收的凸顯性和居民稅收關注與感知能力進一步提升，其對稅負的感知度也逐漸增強。以往的研究更多從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出發，忽略了人的有限理性，且多數研究是從總體上考察居民的稅負，相對忽略了微觀納稅個體差異性的稅負感知?；诖?，本文從行為經濟學的有限理性人視角出發，結合我國微觀調查數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對我國居民的稅收感知、稅負感知現狀及其差異進行系統分析，并進一步探討公共服務滿意度與居民稅負之間的關系，嘗試對我國當下稅收體系建設，優化稅收政策效果提供參考依據。

二、文獻綜述

（一）稅負感知的形成與定義

公共經濟學領域，稅收對居民的勞動供給、投資選擇和消費儲蓄等行為均有顯著影響。在開展稅收的經濟及社會行為研究過程中，均基于個體是完全理性人假設、信息獲取完整而進行的最優決策。稅負水平可以通過客觀計算得到，但稅負感知則更多取決于納稅人的主觀感受。隨著現代經濟學發展，開始有學者對“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了批判（Simon，1956），有限理性人的概念開始傳播，即人無法掌握全部信息，也無法具備完美的知識識別和處理能力、作出最完美的決策。同時，行為經濟學的發展以及“前景理論”的補充，均說明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和個人有限性，使得個體無法完全理性決策，其偏好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在稅收領域，即居民無法識別和獲取全部的稅負信息，其理解能力也受到自身和外部環境的影響，不能做出最優決策，會依靠主觀判斷和感知進行一定的行為選擇偏好（劉雯和馬萬里，2019）。

稅負感知是居民依靠自身獲取的稅負等相關信息進行的主觀感受和判斷，不僅與自身的稅款繳納情況和公平認知有關，也與其他群體的稅款繳納情況以及政府行為密切相關。在有限理性人背景下，居民的主觀稅負感知與現實客觀稅負之間是存在一定差異的（李文，2021）。與居民稅負感知密切相關的兩個概念是財政幻覺與稅收凸顯性，均是以有限理性人假設為前提。其中，財政幻覺指的是納稅人會因為稅制和公共預算的復雜性，低估稅收負擔和公共產品成本，從而支持更多的政府支出。財政幻覺本是公共選擇理論中用來解釋政府規模增長的理論之一（Mill，1848），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直接稅會強化納稅人對稅負的感覺，因此，人們使用公共支出時會更加節約。而“財政幻覺”一詞由意大利經濟學家Puviani（1897）首次正式提出，之后Buchanan（1960）進一步將財政幻覺概念拓展到民主財政制度的研究中去。財政幻覺的存在，使得納稅人對財政制度產生心理認知的偏差（Congdon et al.，2009），其稅負感受被增強或削弱。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納稅人個體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對稅收認知也十分有限，財政幻覺不可避免。結合我國目前的稅收制度以及學者研究結論看，常見的財政幻覺有：稅收和支出分離導致的財政幻覺、復雜的稅制和間接的支付結構導致的財政幻覺等。

在財政幻覺發展的基礎上，Chetty et al.（2009）等國外學者針對“稅收低估”問題提出的一個新的概念“稅收凸顯性”，以此表示稅收對納稅人或稅負承擔者的凸顯程度，是稅收學領域中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雖然此前眾多的經濟學家在研究稅收與納稅人的經濟行為之間的關系時，或多或少體現了其部分概念，但直到 2009 年這一概念才被正式提出，用以分析納稅人低估及誤解稅收的現象。人們在消費時，由于各種客觀因素（如外部環境等）或主觀因素（如個人認知等） 的影響，不能把稅收考慮進去，其選擇會偏離最優均衡狀態。消費者對于非顯著的稅收往往反應不足，也就是說稅收顯著性越低，他們作出錯誤的經濟決策的可能性越高（Chetty，2009）。

無論是財政幻覺還是稅收凸顯性，均是居民對稅收認知和判斷差異有限而造成行為決策偏離最優狀態的一種情況，也是產生稅負感知與實際稅負的重要原因。由此，我們可以認為稅負感知是由于個體認知差異對稅負的認識和理解也隨之產生差異的主觀感知，容易受到財政幻覺和稅收凸顯性的干擾，表現為居民會對其稅收繳納金額、不同稅種的稅負、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產生的不同的直觀判斷和主觀感受。

（二）稅負感知與稅負公平

稅收負擔的核心關鍵在于公平，原有稅負公平理論經歷了從絕對公平到相對公平、從受益原則到能力原則逐步融合的發展過程。受益原則根據納稅人從政府服務中享受到的福利來確定納稅數額；能力原則則是以納稅人的經濟條件和納稅能力來確定應繳稅款。無論是受益原則還是能力原則均是稅負公平的應有之義，缺一不可（Isensee，1977）。當下的稅負公平是指納稅人稅收負擔與其收入相適應，應包含兩個維度：橫向公平與縱向公平（郝如玉和曹靜韜，2008）。一方面，體現納稅人因其經濟條件或能力差異產生的納稅差異公平；另一方面，體現在納稅人獲得政府提供服務的價值與自身繳納稅款的價值公平。

任何主觀評價均基于特定的客觀事實，稅負感知也是如此。稅負感知不僅僅包含居民對稅負水平的感知，更多體現在對稅負公平的感知與判斷。部分學者立足稅負公平視角，提出稅負的指標測度。蔣勵佳（2021）認為稅負更多取決于納稅人的稅款繳納與公共服務關系，即實際付出繳納的稅收與期望所得（須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匹配程度。鄭方輝和費睿（2019）則認為稅負痛感是以凸顯財政績效評價的滿意度為導向的，指出稅負痛感可視為納稅人對納稅費預期與現實比較后的一種主觀感受，等同于納稅人的滿意度。

（三）稅負相關指標測度和影響因素研究

一種方式是以構建稅負感知指數開展的稅負影響研究，這類稅負指標與公共服務水平以及稅率密切相關。最為有名的稅負衡量方式是《福布斯》雜志統計的“稅負痛苦指數”，使用公司和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稅、財產稅、銷售稅、商品稅等六種稅種的最高稅率相加進行比較，數值越高，稅負痛苦越大。依照此算法，我國的居民稅負痛苦指數每次都位列前幾位，其過于簡化和一刀切的算法，引起了很多學者的質疑。為此，國內很多學者開始嘗試提出更為合適的“稅負痛苦指數”計算方式。如龐鳳喜和潘孝珍（2013）提出“稅負痛感指數”，使用公民的稅收負擔與合意性的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的比值來衡量，這類衡量方式得到很多學者的認可與應用（魯元平和楊芳，2017）。如閆偉和宮善棟（2018）結合該指標進行國際稅負感知比較，認為我國稅負痛感為0.94，低于發展中國家（均值為1.02），但高于發達國家（均值為0.91）。

另一種方式是采取問卷形式調查居民個人的稅負感知程度。學者基于問卷調查研究，認為其個體特征、教育水平、經濟收入等是影響其稅負感知的因素。如趙艾鳳等（2023）結合2019 年個人所得稅改革背景，直接詢問居民的稅負感知情況，收集了1167 份樣本問卷，結果顯示居民中有47.47%的人群并未感知到稅負下降，有52.53%的人群感知稅負下降。孫東升和杜漪（2015）采取問卷形式直接詢問居民的稅負感知情況，獲得926 份樣本數據，超過51.7%的城市居民認為當下的稅負過重，認為稅負合適的人群占比27%，且稅負感知與居民的文化程度、對稅收認知以及年齡呈現正相關。陳力朋等（2017）采用問卷方式，分析居民稅負感知與政府規模偏好的關系，最終獲取了1623 份有效問卷，其均值顯示當下居民的稅負承擔處于一般程度。陳力朋和鄭玉潔（2015）采用問卷方式分析居民稅收認知，指出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稅收本身均是影響居民稅負判斷的重要因素。

結合已有學者對稅負感知指標構建和研究現狀，本文嘗試從微觀視角出發，使用具有代表性的全國微觀調查數據對當下我國居民的稅負感知進行分析，并嘗試結合居民的個體特征、經濟和稅收制度等方面進一步分析稅負感知差異以及稅負感知與公共服務之間的關系。同時，考慮居民從事商業經營項目的情況，考察其商業經營項目的稅負感知以及對稅務機關納稅服務滿意度情況。為便于分析，本文明確后文統計分析中所涉及的稅負感知相關概念，具體的定義和感知程度解釋如表1 所示。

表1 本文相關的稅負感知定義

三、我國居民的稅負感知現狀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是具有全國代表性微觀調查數據庫——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CHFS）。該數據庫樣本覆蓋全國 29 個?。ㄗ灾螀^、直轄市），355 個區縣，1428 個村（居）委會，共有 40011 戶家庭數據。相比于個人以及其他社會團體的調查數據，該數據的樣本質量較高，且更加貼切我國現實情況。2017 年調查問卷中涉及很多關于稅收與政府評價的指標，為居民稅負感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支撐。

（二）居民的稅收認知現狀分析

1.居民的稅收認知現狀

根據微觀調查結果對居民的納稅情況進行統計分析，發現明確了解自身情況且直接或間接納稅的人群占比24.48%（9795 人），認為自己未繳納任何稅種的群體占比54.08%（21638 人），不知道是否繳納過的群體占比21.44%（8578 人）。整體看，我國居民認為自身未繳納任何稅種的群體占比超過一半，認為自身直接或間接繳稅的人群占比約為全體人群的四分之一，尚不清楚自身繳稅情況的群體超過群體樣本的五分之一。而現實生活中，許多居民雖未直接繳納稅款，但其消費商品中很多是以間接稅的形式繳納過稅款，可能尚未被大多數居民所察覺和注意?？梢?，我國居民對稅收和繳稅認識相對匱乏，稅收感知意識較為薄弱，能夠準確明晰自身直接或間接繳稅的人群不足樣本的四分之一。

2.居民繳納的稅種數量以及稅制結構

進一步對繳納稅款的居民群體進行分析，如圖1 所示，發現我國居民直接或間接繳納稅種數量差異也比較顯著，繳納單一稅種的人群最多，占繳稅群體的55.07%；繳納兩種稅款的人群占比23.98%，位居第二位；繳納三種稅款的人群占比10.34%，位居第三位；涉及4——6 種稅的人群占比為8.69%，涉及7 種以上稅收占比不足2%?？梢?，當下我國大多數居民直接或間接繳納的稅種數量主要分布在1——2 種，相對較為集中，稅種單一性比較突出，容易造成居民的稅收負擔過重判斷。

圖1：我國居民繳納稅種數量人群分布

從居民具體繳納的稅種種類來看，如圖2 所示，我國居民直接或間接繳納最多的稅種為個人所得稅，人群占比為12.06%；排在第二位的是消費稅，人群占比為10.54%；第三位是增值稅，占比為5.6%；第四位是車船稅，占比為4.63%；而車輛購置稅、房產稅、印花稅、企業所得稅則位列第二梯隊，占比在 1%——4%區間。其他稅種如契稅、關稅、資源稅、土地增值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等稅種人群占比不足1%。從稅種涉及人群看，個人所得稅、消費稅、增值稅是居民直接或間接繳納較多的稅種，是居民認知判斷中接觸最多的稅種。

圖2：我國居民繳納稅種類型人群分布

（三）居民的稅負感知現狀

本文結合2017 年調查問卷中對居民的稅負認知調查，從居民的稅負承受感知以及稅負公平感知兩個維度分析居民的稅收感知。問卷問題：您覺得目前個人直接與間接繳納的稅款是否可以接受？設置了“完全不能承受”“不能承受”“一般”“較能承受”“完全可以承受”五個回答選項。問卷問題：您目前認為各項稅負負擔的公平度如何？設置了“非常公平”“比較公平”“公平度一般”“不太公平”“非常不公平”“不清楚”六個回答選項。具體如下：

1.居民的稅負承受感知現狀

對繳納稅款的居民進行稅負感知分析，結果如圖3 左側所示，發現32.93%居民認為較能承受當下稅款繳納，27.27%人群認為完全可以承受稅款，30.52%群體持中間態度，認為自身對稅款的承受范圍屬于一般水平，有9.28%的群體認為自身不能承受或完全不能承受當下的稅款繳納。整體看，大約60%的居民認為當下繳納的稅款屬于較能承受或完全能夠承受，居民的稅負承受感知傾向于能夠承受范圍內，但仍有大約9.28%的人群主觀不能承受當下的稅款繳納壓力。

圖3：我國居民的稅負感知

2.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現狀

對繳納稅款的居民稅負公平感知進行分析，結果如圖3 中右圖所示，發現31.92%的居民認為當下稅負偏向公平（非常公平、比較公平），28.03%居民認為當下的居民稅負公平度一般，21.32%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偏向不公平，還有18.73%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處于模糊狀態。即當下居民對稅負公平的判斷更傾向于不公平，且相比較居民的稅負承受感知，居民稅負公平感知相對較低，仍存在較大改善空間。

四、我國居民稅負感知的差異分析

影響居民稅負感知因素較多，對稅負感知的分析不僅需要考慮稅收因素，也要考慮個體和環境差異。一方面，稅負感知會受到居民個人認知、教育和理解能力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會因其經濟水平、地域因素等產生一定的差異。為此，從人口統計特征、城鄉以及經濟因素對居民稅負感知的結構差異進行分析。

（一）稅收視角下的稅負感知差異

合理的稅種結構和數量設計是影響居民稅負感知的一個重要因素。結合當下居民繳稅稅種數量和結構分析居民的稅負感知差異，分析結果如表2 所示。表中展示的是各類居民對稅負承受和公平感知的均值，數值得分越高，代表其主觀稅負承受感知和稅負公平感知越強。具體而言，3 分代表居民對稅負承受和公平感知處于一般評價，高于3 分代表居民的稅負承受力強、稅負公平感強；低于3 分則代表居民的稅負承受力弱、稅負公平感弱。

表2 稅種數量和結構下的居民稅負感知得分

區分繳納稅種數量，從居民的稅負承受感知來看，居民對稅負的主觀承受能力均在3 分（一般承受）以上，繳納稅種數量小于6 種的居民稅收承受感知相對較高，高于6 種的稅種繳納增加了居民的主觀稅收承受壓力；從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來看，繳納稅種在1——5 種之間的居民稅負公平感知相對較高，高于6 種的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較低?？梢?，合理的稅種數量設計有助于改善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過少的稅種數量會增加居民的稅收集中壓力和稅負重感，降低居民稅收公平感；而過多的稅種設計增加了稅收的復雜度，增大居民的稅收認知難度，容易造成稅收誤區，降低其公平感知。

區分繳納稅種類型，從居民稅負承受感知來看，居民認為個人所得稅和車船稅的稅負承受感知得分為3.75，高于3 分，稅負處于可接受范圍；其他稅種的稅負承受感知得分也在3 分以上，屬于可承受范圍內。從居民稅負公平感知來看，消費稅的稅負公平感知得分為2.41，個人所得稅的稅負公平感知得分為2.67，即說明繳納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的居民的稅負公平感低；而印花稅的稅負公平感知得分為3.52，說明繳納印花稅的居民稅負公平感較高。即相比于居民稅負承受感知，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相對較差。

（二）人口統計特征視角下的稅負感知差異分析

人口特征視角下的稅負感知差異如表3 所示。從居民的稅負承受感知看，男性中62.69%的居民認為當下的稅負在承受范圍內，女性有56.81%比例認為稅負在承受范圍內，男性的稅負承受得分高于女性，即男性的稅負承受感知高于女性；隨著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其稅負承受人群占比提升，不能承受比例人群從11.25%下降至8.92%，稅負承受感知得分均在可承受范圍內；從城鄉異質性看，城鎮居民認為稅負屬于一般承受的占比30.9%，其能夠承受稅負和不能承受稅負的人群占比均小于農村居民，且農村居民稅負承受感知得分高于城鎮居民。參保行為提升了居民的稅負承受能力，降低了居民的主觀稅負壓力。

表3 人口統計特征下的稅負感知結構差異及稅負感知得分

從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看，男性群體的稅負公平感高于女性，且對稅負感知和了解也高于女性；隨著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對稅負公平認知不清晰的人群占比明顯降低；從城鄉異質性看，城鎮居民認為稅負公平屬于一般的人群占比為29.09%，認為稅負相對公平人群占比小于農村居民，即農村居民對稅負公平的態度更為積極，但要注意的是，農村居民有較大比例人群處于不納稅狀態。參保行為提升了居民的公平感知得分，居民通過繳納社會保險費用來享受以后的社會保險福利支出，同樣體現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點。

（三）經濟因素視角下的稅負感知結構差異

經濟因素視角下的稅負感知差異如表4 所示。從居民的稅負承受感知看，隨著居民工資收入提升，認為當下稅負能夠承受的人群占比逐漸提升，由56.99%提升至60.79%后小幅波動至59.97%，不能承受稅負人群占比呈現下降趨勢，稅負承受感知得分隨著工資收入提升而增大；居民所在家庭收入水平也表現出與居民工資收入一樣的變化趨勢，即隨著家庭收入的提升，主觀稅負承受逐漸提升，不能承受人群相對降低，主觀稅負承受得分增高。

表4 經濟因素視角下的稅負感知結構差異及稅負感知結構得分

從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看，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認為稅負公平的人群比例明顯降低，收入在2 萬元以下人群的公平感認知較強，約有38.09%，隨收入提升公平認知比例人群降低至28.57%；認為稅負不公平的比例逐漸提升，由7.83%提升到28.08%；對稅負公平模糊認知的人群比例隨著收入提升而降低，即能夠清晰表達對稅負公平認知的居民比例提升；居民工資收入與稅負公平感知得分呈現U型變化趨勢，2——5 萬元工資收入居民的稅負公平感最低。家庭收入對稅負公平感知變化與工資收入變化趨勢較為一致。家庭收入提升，居民對稅負公平感知的認識逐漸清晰，模糊人群占比明顯下降；居民的稅負感知得分也相應提升，整體稅負公平感知增強。

（四）我國居民的稅負感知與公共服務滿意度

新公共經濟學視角下，政府是公共品或公共服務的供給者，公民是享受政府公共品或公共服務的“顧客”，而稅收是居民獲得政府公共品或公共服務供給的成本，如果居民向政府繳納的稅款獲得了合意的公共品或公共服務供給，則其不會給公民帶來“稅負”過重或不公平的感受，但當公共品或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較差，不能帶給公民較好的公共品或公共服務時，則會加重公民的稅負痛感，使其產生稅負重、稅負不公平的感知，進而破壞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任關系?？紤]到我國存在城鄉公共服務差異的客觀事實，本文繼續結合城鄉視角對我國居民稅負感知與公共服務滿意度進行分析。

1.居民的稅負承受感知和公共服務滿意度

對我國城鄉居民稅負承受感知與公共服務滿意度進行分析，結果如圖4 所示。橫軸表示居民公共服務滿意度，分值越高，代表居民的公共服務滿意度越高?？v軸表示居民稅負承受感知評價，分值越高，代表居民的主觀稅負承受力越強?？梢钥闯?，無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其稅負承受感知都會隨著對公共服務滿意度的提升而增強。對城鎮居民而言，隨著公共服務滿意度提升，其稅負承受感知得分從最低的3.19 可以提升最高值到4.05；對農村居民而言，隨著公共服務滿意度提升，其稅負承受感知得分從最低的3.21 可以提升最高值至4.16?？梢哉J為，居民的稅負承受感知和公共服務滿意度密切相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有效降低居民的稅負感知，改善其主觀感受。

圖4：我國居民稅負承受感知與公共服務滿意度

2.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和公共服務滿意度

對我國城鄉居民稅負公平感知與公共服務滿意度進行分析，結果如圖5 所示?？梢钥闯?，隨著公共服務滿意度提升，城鎮和農村的居民稅負公平感知整體提升。從均值得分看，稅負公平感知得分大部分處于2——3 區間，明顯低于一般標準線（3分），即我國居民認為稅負處于相對不公平狀態。且除公共服務評分在1 和5 的群體外，其他評分群體中均是農村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度高于城鎮人群，即隨著公共服務滿意度的提升，農村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會得到明顯提升。整體看，公共服務滿意度的提升能夠有效提升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政府加大公共服務領域的改革，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助于居民形成良好的稅負公平感知。

圖5：我國居民稅負公平感知與公共服務滿意度

（五）參與商業經營項目的居民的稅負感知① 參與商業經營項目的居民稅負感知主要指稅負重感，與前文全體居民的稅負感知（承受與公平）維度有出入，下同。與納稅服務滿意度

1.參與商業經營項目的居民的稅負感知

居民作為市場主體，也會以個體戶、租賃、運輸以及網店、開辦企業等方式參與商業經營項目。對參與商業經營項目居民的稅負分析也是居民稅負感知的重要組成部分。接下來，我們聚焦參與商業經營居民視角，對其稅負感知進行分析。整體來看，居民認為商業經營繳納的稅費過重。具體而言，認為商業經營項目繳納稅費負擔較重的人群占比32.44%，負擔較輕的居民占比約16.21%，認為稅負一般的占比39.11%，不清楚稅負輕重的人群占比12.24%。即接近三分之一的人群認為商業經營的稅費過重，當下參與商業經營活動的居民稅負感知較重。

2.主管稅務機關的納稅服務滿意度

對參與商業經營項目的居民的納稅滿意度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參與商業經營項目的居民對主管稅務機關的納稅服務滿意度較高。具體而言，大約46.73%的人群對納稅服務表示滿意，35.54%人群認為納稅服務一般，13.06%人群表示對納稅服務不滿意，4.67%表示主管稅務機關未提供相應的納稅服務。主管稅務機關的納稅服務得到大多數居民認可，但仍有13.06%的人群不滿意當下的納稅服務，部分商業項目納稅人未享受到相應的納稅服務。

3.參與商業經營項目的居民的稅負感知與納稅服務滿意度

對參與商業經營項目的居民稅負感知與納稅滿意度關系進行分析，如圖6 所示。橫軸表示居民的納稅服務滿意度，縱軸表示居民的稅負感知得分?？梢钥闯?，稅負感知隨著納稅服務滿意度提升而明顯降低。隨著納稅服務滿意度的提升，參與商業經營項目的居民的稅負感知得分逐漸降低，即居民的稅負重感得到緩解。從對稅務機關服務“非常不滿意”群體的4.36 得分，逐漸下降至“非常滿意”群體的2.63，居民的稅負重感下降39.68%?？梢哉J為，隨著納稅服務滿意度提升，能夠有效減輕參與商業經營項目的居民稅負重感。

圖6：居民參與商業項目的稅負感知與納稅服務滿意度關系

五、結論與建議

居民的稅負感知是基于有限理性人假設下形成的多因素結果，不僅反映了居民的稅負主觀評價，也體現了居民對稅收的認知現狀。本文使用微觀調查數據對我國居民的稅負感知進行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一是我國居民的稅收認知水平有待完善，在涉及自身相關稅種中，仍有超過五分之一的群體不了解自身的稅負情況，無法判斷自身是否繳納過稅款。且我國居民繳納稅種的數量相對集中，大多數處于1——2 種之間，繳納人數最多的稅種分別是個人所得稅、消費稅、增值稅、車船稅。

二是我國居民的稅負承受感知整體處于能夠承受范圍內，稅負公平感知則相對較低。繳納稅種數量越多，其稅負承受感知越低、稅負公平感知越差。從稅種來看，居民對個人所得稅、車船稅的稅負承受感知較高，對城鎮土地使用稅的稅負承受感知最低；對消費稅、個人所得稅的稅負公平感知較弱，對印花稅的稅負公平感知較好。

三是我國居民的稅負公平感知與承受感知因其人口特征、學歷、城鄉以及經濟因素呈現差異性。具體而言，男性的稅負感知強于女性；學歷越高，稅負承受感知越強，稅負公平感知越弱；農村居民的稅負承受和公平感知強于城鎮居民；參保行為提升了居民的稅負承受感知和公平感知。

四是居民的稅負感知與公共服務提供存在密切關系。居民的稅負感知會隨著公共服務滿意度提升得到改善，良好的公共服務供給及滿意度提升能夠降低居民的主觀稅負壓力、提升其稅負公平感，營造良好的稅收環境。

五是參與商業經營項目的居民稅負感較重，認為當下商業項目的稅負較重，而在對納稅機關服務滿意度上則傾向于比較滿意。從兩者關系看，良好的納稅機關服務能夠減輕居民經營商業項目的稅負重感，提升居民對稅務機關和稅款繳納的正向評價。

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政府及稅務機關應加強對稅收相關知識宣傳，向納稅人普及更多的稅收知識，提升納稅人的稅收素養。同時，簡化稅收治理過程中過于專業的語言表述，降低稅收計算復雜度、注意稅收征管與納稅宣傳語言使用。政策宣傳時，突出稅收政策明顯特征，特別是“減稅降費”政策的宣傳和普及，采取突出重點的表述更利于納稅人形成良好的直觀感受，捕捉到重要的稅收信息，進而提高納稅人稅法遵從度。

二是關注納稅人的稅負感知，完善稅收制度與稅種設計，降低居民的稅負壓力。復雜的稅種設計以及稅負相對集中都會帶給納稅人更多的主觀誤判，合理的稅種結構、征稅方式以及稅款額度是影響居民稅負感知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個人所得稅作為直接稅，其凸顯性較強，微小變動也會引發居民稅負感知的變動，應多關注個人所得稅改革帶來的居民稅負感知變化。

三是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增加居民福利獲得感來降低稅負帶來的消極影響。居民繳納稅款所獲得合意公共服務是影響其主觀感受的重要因素。若稅負增加伴隨著居民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其稅負承受感知會相對增強，稅負公平感知也會得到一定改善，利于構建良好納稅環境，營造良好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氛圍。

四是進一步推行政府稅務公開工作，提升財政透明度。居民的稅收感知與實際偏差主要受限于其稅收和財政支出信息獲取有限，財政透明度提升以及稅務公開有助于居民了解更多的財政收支情況，接觸到更多的稅收政策和納稅信息，利于降低居民主觀認知造成的偏差，減少各類財稅幻覺。當下政府可以借助更多數字技術以及網絡平臺，進行稅務服務以及信息公開，推行稅務機關工作的透明、公開，搭建居民對稅務信息的了解渠道以及對稅務機關的信任，提升納稅服務滿意度、樹立良好政府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