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企業負擔與穩就業*

蘇春紅 耿嫚嫚 李曉曉

一、引言

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是提高稅費治理效能，實現稅費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舉措。上世紀90 年代我國社保制度建立以來，企業社保繳費不實問題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一方面，上位法后盾的缺失，使得企業并不必然遵守社保繳費政策，通過各種方式逃避社保繳費（宋弘等，2021）。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體現本地經濟優勢競相展開征管的“逐底競爭”，降低社保實際費率和征管強度成為各地區招商引資的重要“籌碼”，導致社保費存在較大的“征管空間”（彭浩然等，2018）。根據鄭秉文（2018）估算，2017 年我國社保費少收1.7 萬億元，約占繳費收入的三分之一。較低的征管效率和差異化的征繳行為擾亂了市場主體間競爭的公平性，對社?；鸬目沙掷m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如何提升社保資金征管效率、規范社保費征繳行為，成為當前社保制度改革實踐中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為加強社保費的征收管理，推動社?；鸶哔|量運行，2018 年7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提出，劃轉社會保險費征管職責，構建優化高效統一的稅收征管體系，決定從2019 年1 月1 日起，統一社保費征管服務標準，接收社保費征管職責，合理確定社保費征管職責劃轉到稅務機關的范圍①事實上，直到2020 年10 月30 日，多省市的人社、稅務、財政部門相繼發布公告，自2020 年11 月1 日起，企業職工、靈活就業人員各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對于提高基金收入，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保險收支缺口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容忽視的是，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后，稅務機關征收社保費是否會對企業用工成本產生“沖擊”，進而引發企業裁員并對就業造成壓力，備受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為此，中央及時對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進程做出戰略部署，強調在社保費征管機構改革到位前，各地保持現有征收政策不變，同時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確?？傮w上不增加企業負擔②李克強：《各地一律保持現有社保政策不變》，http://www.gov.cn/xinwen/2018-09/18/content_5323159.htm。?？梢?，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確有增加企業繳費負擔的可能，并會進一步影響到企業的雇傭決策。因此，就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研究征管強度提高與企業勞動力需求的關系成為學界和政策制定者關注的重點問題。

目前，學界對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的研究側重于企業繳費負擔的探討，比較一致的結論是“社保稅征”規范了企業繳費行為，增加了企業繳費負擔。一些研究認為地方政府為體現經濟競爭優勢，對社保繳費執行乏力，導致社保費征繳率較低（Enoff and Mckinnon，2011）。而“社保稅征”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增加企業避稅成本，從而降低了企業避稅程度，最終提升了企業繳費透明度及繳費遵從度，有效規范了企業繳費行為（許紅梅和李春濤，2020）。同時社保繳費作為企業一項重要的生產經營成本，稅務機關較強的征收能力提升了企業參保率和實際繳費率，直接加大了企業用工成本（唐玨和封進，2019）。過高的繳費負擔不僅影響企業投資，也會對企業價值造成負面沖擊（沈永建等，2020）。已有文獻從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與企業繳費及相關行為方面進行了豐富的討論，但鮮有文獻探究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對企業勞動力雇傭變化的直接影響。

勞動力雇傭作為社會保障領域被長期關注的經典話題，現有文獻多聚焦于社保繳費對勞動力雇傭及工資的影響效應研究，但尚未取得一致結論。就社保繳費與勞動力雇傭、工資的關系而言，一些學者的研究發現，社保費增加可能會使企業降低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減少勞動力雇傭數量（王賢彬和黃禎祥，2022）。馬雙等（2014）通過實證研究也印證了社保繳費的增加對員工工資和就業的確存在顯著的擠出效應。相反的觀點則認為，社保繳費的增加對企業雇傭規模的影響并不顯著（鄢偉波和安磊，2021），但存在將繳費負擔通過工資轉嫁給勞動力的現象（Bennmarker et al.，2009）。不過由于勞動力市場供求的結構性矛盾，企業轉嫁繳費的能力是不確定的。此外，一些文獻研究了社保繳費影響企業勞動力雇傭的經濟后果，認為社保繳費增加會對企業造成流動性約束，使得企業勞動力雇傭數量下降，在短期內可能會影響企業經營績效，但長期內又存在創新激勵效應（劉貫春等，2021）。由此可見，現有文獻就社保繳費對員工工資影響的研究較為一致，但關于勞動力雇傭的研究結果卻有不同，社保繳費與勞動力雇傭及經濟后果的關系還需進一步探討。

綜上，盡管大量文獻討論了社保費征管改革對企業繳費負擔的影響、社保繳費負擔如何影響企業勞動力雇傭及帶來的相關經濟后果，但因數據、方法及國別的差異，尚未取得一致結論。而且，鮮有文獻將社保費征管、企業負擔與勞動力雇傭納入同一分析框架，并缺少對社保費征管、社保繳費率、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三項改革間內在邏輯的深入探討。我國正處于規范社保費征管的關鍵期，征管加強如何影響企業雇傭行為？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是否與我國“穩就業”的目標沖突？如何理順征管強度提升、社保繳費率下調與基本養老保險統籌的改革邏輯？本文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基于此，本文將我國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視為準自然實驗，以國有企業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深入考察社保費征管強度變化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影響，并揭示企業社保繳費負擔作為傳導機制的作用。本文的邊際貢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研究視角上，不同于以往從社保參與度、社保繳費率提高及養老保險制度統一等方面研究社會保險制度對勞動力雇傭和就業的影響，本文從征管體制改革入手，重點關注征管強度提升對企業雇傭行為的影響，拓展了勞動力雇傭影響因素領域的研究視角，也有助于深化對稅費征管治理與勞動力市場關系的認識與理解。其二，異質性分析方面，本文在對征管模式和企業特征層面進行多維度分析的基礎上，創新性地以統籌層次為分類特征，討論征繳體制改革對不同統籌層次地區企業勞動力雇傭的異質性，梳理了征管強度提高、社保費率下調與養老保險統籌改革間的內在邏輯，為加快實現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提供了思路。其三，從政策含義看，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是我國實現稅費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舉措，征管強度提升可能會加重企業的繳費負擔進而影響企業雇傭，社保費征管加強與“穩就業”目標似有沖突，本文通過將社保費征管、企業負擔與勞動力雇傭三者納入同一分析框架，提出進一步降低法定繳費率，“對沖”征管加強后增加的繳費負擔，為實現“嚴征管”與“穩就業”的協同提供了重要啟示。

二、制度背景與理論分析

（一）制度背景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為了提高社會保險征繳效率，實現社?；鹗罩胶?，部分省份開始探索將社會保險費改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1998 年，財政部、勞動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暫行規定》（財社字〔1998〕6 號），明確了社會保險費可以由社保經辦機構或稅務部門代征兩種征收方式。1999 年，國務院頒布《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國務院令第259 號），對各省份的社保費征繳管理、監督檢查等工作進一步細化，并允許各省級單位可自主選擇本地的征管機構。隨后，有近三分之二的省份開啟了社保費征管機構改革。由此，稅務機關和社保經辦機構并存的“二元征管”格局正式確立，并形成了社保經辦機構、稅務機關代征以及稅務機關全責征收社保費三種征管方式。然而，征管主體的不一致及征管模式的多樣化也影響了改革的步伐。隨著2018 年深化征管體制改革、2019 年降費政策的實施，2020 年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才得以基本完成?？梢园l現，20 世紀末所形成的“二元征管”格局存續時間長，其征管方式的不同及由此帶來的征管強度的差異為本文提供了一項難得的準自然實驗。因此，本文借助于各省進行社保費征管改革這一外生政策沖擊，考察征管強度提升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

稅務機關作為高度專業化的稅費征收機構，具有豐富的征管實踐經驗，在企業財務數據的掌握方面擁有絕對優勢。稅務部門征管改革對企業勞動力雇傭決策的影響，存在有待驗證的內在邏輯。

從征管治理的角度來看，社保費作為社?；鸬闹饕獊碓?，征收機構的強制征管、企業和員工的足額繳納，使其具有了“準稅收”的性質。稅務機關基于嚴格執法和信息稽查的優勢，集中征繳力量確保應收盡收，夯實了社保繳費基數，形成了規范的征管治理體系，促進了社?；鹗杖氲目沙掷m性（鄭秉文，2018）。與此同時，隨著稅務部門征管體制改革的推進，征管強度的提升對企業繳費形成了較強的約束，無疑直接增加了企業的繳費負擔。當面臨較強的征管壓力時，企業可能會產生將這部分負擔直接轉嫁給員工的動機。根據經典稅收轉嫁理論，企業能否將繳費負擔進行轉嫁取決于職工對社會保險福利的權衡以及勞動供需相對彈性。如果職工對社保未來收益預期較高，企業繳費負擔則會以降低工資的形式完全轉嫁給職工。但由于工資剛性、效率工資假說、繳費與福利關聯程度的約束，企業只能將部分負擔轉嫁給員工，這就意味著企業還可能會采取調整用工靈活度的方式來降低對勞動力的依賴。

從成本擠出的角度來看，稅務部門征管改革使得企業通過少報漏報繳費基數、調整工資結構來減輕繳費水平的空間被壓縮，導致實際繳費率提高，勞動力雇傭成本上升。成本收益理論強調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這為分析企業在經營活動中的雇傭決策提供了支持。當勞動力雇傭的邊際成本大于邊際收益時，企業可能會傾向于降低勞動雇傭規模。全國稅收調查數據的實證檢驗證明，隨著費率的增加，企業就業凈增長會顯著下降（袁璐璐和羅楚亮，2023）。反之，費率的下降則意味著勞動力雇傭成本降低，企業的勞動力需求則會增加（吳曉瑜和薛靖茹，2023）?？梢?，面對沉重的繳費負擔，減少勞動力雇傭成為企業應對制度性成本增加的一個重要選擇（劉貫春等，2021）。因此，由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對企業帶來的勞動力成本壓力，最終可能會擠出企業的勞動力雇傭。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待驗證假說：

假設1：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導致企業勞動力雇傭水平下降。

假設2：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增加了企業社保實際繳費負擔，進而減少了企業勞動力雇傭。

三、研究設計

（一）實證模型

本文利用不同省份在社保費征管改革時間點上的差異，采用多期DID 的策略識別征管機構變動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影響。具體模型構建如下：

其中，下標i、p、t代表企業、省份和年份。lnlaborip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p省i企業在t年度的勞動力雇傭。Xpt為核心解釋變量，其系數反映了社保費征管機構變更后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影響。若α1顯著為負，則說明社保費征管改革顯著減少了企業的勞動力雇傭，即假設1 得到實證支持。Controlipt表示企業層面和省級層面的控制變量。μ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τ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ipt表示隨機擾動項。由于不同省份被解釋變量的變動趨勢可能存在不同，本文控制了省份時間趨勢項Ptrend。

為驗證“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實施——企業社會保險實際繳費率上升，繳費負擔加重——企業勞動力雇傭減少”這一可能的作用機制，本文在模型（1）的基礎上，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Rateit代表企業社保實際繳費負擔，對其進行了標準化處理。交互項系數β2度量了社保實際繳費負擔對進行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企業的勞動力雇傭的影響。如果β2顯著為負，則說明社保實際繳費負擔是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影響企業勞動力雇傭的作用機制。其余變量的定義與模型（1）一致。

（二）變量定義

1.勞動力雇傭（lnlabor）是被解釋變量。借鑒馬雙等（2014）的做法，本文使用“全部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對數值作為企業當期雇傭的員工數，其值越大說明企業對勞動力的實際雇傭量越多。

2.征管機構改革（X）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若該省當年進行了社保費征管改革，那么X定義為1，否則為0。據此，樣本處理組為2000 年進行征管改革的廣東、甘肅、陜西、遼寧、黑龍江、海南，2001 年進行征管改革的青海、福建、湖南，以及2002 年實行征管改革的河北，共10 個省份①樣本對照組為：寧夏、河南、上海、北京、天津、西藏、新疆、山東、四川、廣西、江西、山西、貴州、吉林14 個?。ㄓ捎趯幭暮秃幽显跇颖酒趦任醋兏鞴軝C構，因此歸為對照組）。。其中，遼寧、海南、福建、湖南是直接由社保部門征收變更為稅務機關全責征收，其余6 省份為稅務代征模式。

3.企業社保實際繳費負擔（Rate）是機制變量。具體而言，以企業當期社保費用與當期薪酬總額的比值來衡量，該比值越大說明企業實際承擔的社保繳費負擔越重。其中，企業當期社保費用由勞動待業保險費、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費等指標整合構造而成，薪酬總額采用“應付工資（薪酬）總額”指標。

4.控制變量。本文選擇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年齡（lnage）、企業規模（Scale）、企業現金流（Cash）、資產負債率（Lev）、利潤率（RP）、融資成本（Finc）、所有制（State）。同時，為了捕捉地區經濟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文還控制了省級層面的經濟發展水平（lnpgdp）、地區產業結構（Industry）。

表1 報告了本文主要變量的具體定義及描述性統計。

表1 變量定義與描述性統計

（三）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1998——2005 年國有企業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企業微觀數據來自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地區宏觀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為確保研究的可靠性，本文對數據進行如下處理：刪除（1）總資產小于流動資產；（2）總資產小于固定資產；（3）累計折舊小于本年計提折舊；（4）本年折舊小于0；（5）實收資本小于或等于0；（6）負債總額小于長期負債；（7）雇傭人數小于10；（8）主要指標缺失樣本。最終共獲得705351 個有效樣本觀測值。同時，為避免異常值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本文對連續變量進行1%的雙邊縮尾處理。

四、實證結果分析與穩健性檢驗

（一）基準回歸分析

為驗證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影響，本文對基準模型（1）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2。第（1）列僅加入是否實施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這一政策虛擬變量，并控制了個體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以及省趨勢項，從中可以看出，回歸系數顯著為負。第（2）（3）列依次加入可能影響勞動力雇傭的企業層面和省級特征變量，回歸系數仍顯著為負①限于篇幅，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未報告，作者留存備索。。以第（3）列為例，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使企業員工人數減少1.6%，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因此，假設1 得到驗證，即實施企業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后，社保費征管機構由社保經辦機構轉為稅務機關，整體上會減少企業勞動力雇傭。

表2 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與企業勞動力雇傭

（二）穩健性檢驗② 限于篇幅，穩健性檢驗結果未展示在正文，作者留存備索。

1.平行趨勢檢驗。為了檢驗處理組在政策實施前后的勞動力雇傭變化是由政策實施引起的，而不是純粹的時間效應，本文根據樣本區間定義時間虛擬變量d_3、d_2、d_1 進行平行趨勢檢驗。結果顯示，無論是政策實施前一年、兩年還是三年，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均不顯著。由此可證明，本文滿足平行趨勢假定。

2.替換因變量?？紤]到不同的指標衡量方法可能會對研究結論產生干擾，本文采用“企業員工雇傭數量增長率”作為勞動力雇傭（lnlabor）的替換指標。更改因變量度量方式后，本文的研究結論依然穩健。

3.排除競爭性解釋。企業勞動力雇傭與工資水平有著緊密聯系，據此推測本文結論或許是由工資水平的變化帶來的。為防止遺漏變量導致的偏誤，本文將“應付職工薪酬總額/從業人員數”對數值作為員工工資水平（lnwage）的衡量指標，在模型（1）中加入員工工資水平（lnwage）作為控制變量，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負。此外，考慮到2004 年1 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公布《最低工資規定》（勞動保障部令第21 號）的實施可能會對企業勞動力雇傭帶來潛在影響，為了排除這一競爭性政策干擾，本文選擇1998——2003 年樣本進行回歸，前文結論依然成立。

4.調整樣本大小。為進一步提升研究結論的嚴謹性，本文還進行了樣本剔除和平衡面板分析。首先，經統計研究樣本，發現有14.13%的企業在樣本時間內只出現了一次，本文選擇將這些樣本剔除后重新回歸，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負。其次，為保證研究樣本的可比性，本文采用平衡面板進行驗證，結果依然穩健。

5.控制省份固定效應、省份年份固定效應的交互項。為了更好地控制各省份企業勞動力雇傭原有的變化趨勢，以及控制樣本時間內影響各省份企業勞動力雇傭的其他因素，本文選擇將基準回歸中的省趨勢項替換為控制省份固定效應、省份年份固定效應的交互項，結果未發生實質性變化。

五、機制檢驗與異質性分析

（一）作用機制檢驗

根據前文理論分析，企業實際繳費負擔是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影響企業勞動力雇傭的作用機制，為驗證這一機制，本文重點關注核心解釋變量（X）和企業實際繳費負擔（Rate）交互項的系數。由表3 可以看出，交互項系數均顯著為負，回歸結果均為-0.3%，且在1%水平上顯著。這說明企業的實際繳費負擔越重，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的實施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負面效應越強，驗證了假設2。因此，在征管強度提升的基礎上，通過適當的降低社保法定繳費率能夠有效緩解企業面臨的征管約束和成本擠出壓力，“中和”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負向影響。

表3 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企業繳費負擔與企業勞動力雇傭

（二）異質性分析① 限于篇幅，異質性分析結果未展示在正文，作者留存備索。

1.征管模式異質性

不同征管方式所帶來的征管效率和征管強度不同，從而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影響也會存在差異，本文考察了稅務機關全責征收、稅務機關代征和社保部門征收三種模式下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異質性。結果顯示，采用稅務機關全責征收后，企業的勞動力雇傭顯著減少了1.3%。原因可能在于稅務全征的征收力度和效率更高，會更大程度上對企業繳費帶來沖擊，從而影響企業勞動力雇傭決策。這一結果說明，在將社保費劃轉稅務部門全責征收后，同時需要充分考慮繳費率對企業負擔的影響，進一步落實降費率政策有助于更好地穩定市場主體活力以帶動更多就業。

2.統籌層次異質性

統籌層次與地方政府的征管激勵、企業實際繳費率有著緊密聯系，統籌程度越高，繳費率下降越明顯（趙仁杰和范子英，2020），這可能會直接影響到企業的雇傭決策。因此，本文根據統籌層次的不同分為高統籌層次和低統籌層次兩組樣本①高統籌層次組為實行省級統籌的省市，包含省級完全統籌和省級部分統籌，如北京、天津、上海、陜西、新疆等省市；低統籌層次組為進行市縣統籌的省市。。結果表明，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負向效應主要作用于低統籌層次地區?？赡艿脑蛟谟诘徒y籌層次地區社保支出責任直接由市縣政府承擔，其放松征管彈性的空間相對有限，導致企業承擔了更多的繳費負擔。這一結論為規范社保費征繳、實現養老保險統籌與降費率的政策聯動提供了重要啟示。在加強征繳管理、做實繳費基數的基礎上，穩步提高養老保險統籌層次，不僅能夠保障統籌賬戶基金的收支平衡，同時也可為繼續降低企業法定繳費率提供空間。

3.企業特征層面異質性

企業所有制差異。不同性質的企業對征管加強政策的反應可能存在系統性差異，為驗證征管強度提升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影響在企業所有制中的差異，本文根據實收資本的國有控股比例將樣本劃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組別。結果顯示，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后，非國有企業的勞動力雇傭顯著下降了1%，而國有企業的回歸系數不顯著。這表明變更社保費征管機構帶來的企業勞動力雇傭減少，主要影響的是非國有企業。

企業規模差異。社保費征管強度提升導致企業繳費負擔增加，進而由勞動力成本攀升所引起的勞動雇傭減少的效應，可能會隨企業規模不同而存在差異。為驗證這一差異，本文借鑒宋弘等（2021）的做法，將職工人數不到200 人的企業定義為中小規模企業，職工人數超過200 人的企業定義為較大規模企業。由回歸結果可看出，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顯著減少了中小規模企業的勞動力雇傭。這說明，關注中小規模企業對于“穩就業”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勞動密集度差異。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后，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企業其勞動雇傭行為可能也會存在差異（王賢彬和黃禎祥，2022）。為驗證這一推論，本文使用人均總資產度量勞動密集度，以人均總資產為依據將企業分成10 等份，其中將人均總資產最低的3 等份視為高勞動密集度企業，最高3 等份為低勞動密集度企業。從回歸結果可看出，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所導致勞動力減少的結果主要是由高勞動密集度企業所驅動的。

六、進一步分析

前文已證實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會顯著降低企業的勞動力雇傭，那么，企業改變雇傭決策后，為保持生產經營和市場競爭力，是否會進一步增加投資，即是否存在資本代替勞動現象？同時，企業勞動力雇傭數量的減少又會對員工薪酬帶來怎樣的影響？本文就此展開進一步分析。

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增加了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導致其購買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的相對價格下降，企業則有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的可能，即企業有用更多的資本對勞動力進行替代的動機。為了驗證這一“替代效應”，本文構建企業的投資變量替換模型（1）中的被解釋變量①企業投資=Ln（固定資產/全部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其數值越大代表企業進行的投資越多，即“替代效應”就越大。表4 第（1）列結果顯示，稅務機關征收社保費后，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會增加1.2%，結合基準回歸結果，勞動力雇傭會下降1.6%。這說明社保費征管加強提高了勞動力成本，使資本相對價格下降，企業則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對勞動力進行替代，進而導致投資增加，即存在“替代效應”。更進一步地，本文以員工薪資水平作為被解釋變量代入模型（1）進行回歸②。表4 第（2）列結果表明，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會使員工的平均薪酬顯著上升，這意味著企業更有可能使用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替代低技能勞動者。而隨著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與降費政策的持續深化，對這一問題的延伸討論，未來值得展開更為豐富的挖掘和檢驗。

七、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1998——2005 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實證檢驗了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與企業勞動力雇傭的關系。研究發現，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顯著減少了企業的勞動力雇傭，其作用機制在于，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增加了企業的實際繳費負擔，致使企業有動機通過削減勞動力雇傭“對沖”社保費征管加強給企業帶來的成本壓力。異質性分析表明，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對企業勞動力雇傭的負向影響在稅務全征模式下、低統籌層次地區的企業中更為顯著，且該負向效應更多作用于非國有企業、中小規模企業和高勞動密集度企業。進一步地，社保費征管體制改革倒逼企業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實現對勞動力的替代，但最終資本更多替代的是低技能勞動者。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三點建議：第一，正確處理強征管、降費率與穩就業的關系，進一步降低社保法定費率。在“穩就業”的重要背景下，政府部門在加強企業社保費征管和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同時，合理降低社保法定費率依舊是推進減稅降費的重要路徑選擇。由于社保費征管加強增加了社?；鹗杖?，在一定程度上也為法定繳費率的降低提供了潛在的空間。通過強征管與降費率雙管齊下，穩定企業的長期預期，激發企業自身活力，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第二，充分發揮嚴征管、養老保險統籌與降費率政策間的疊加效應。在加快推進稅務機關全責征收，夯實企業實際繳費基數，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的基礎上，積極穩妥推進養老保險全國統籌，通過在全國層面調劑基金以彌補費率下調導致的基金收支缺口，促進社會統籌賬戶基金的長期平衡，從而為進一步降低養老保險法定繳費率、減輕企業負擔創造空間，形成“高征繳率——高統籌層次——低繳費率”的良性循環。第三，精準施策全力確?！胺€市場主體”“穩就業”有效落地。積極探索差異化的征管體制，增強企業社保繳費的靈活度，如根據企業特征與當地平均工資水平，實行差異費率，給予非國有企業、中小企業以及勞動密集型企業更多關注，以減緩征管加強對其社保繳費負擔的影響；加快推進普惠性人力資本提升，加大對低技能勞動者的職業技術培訓，提升其自身技能和市場競爭力；同時，激勵企業合理配置資本和勞動要素資源，平衡企業成本負擔與低技能人力資本升級的關系，真正實現“穩就業”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