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營商環境發展水平測度及障礙因素研究

蔡 璐

(1.常州機電職業技術學院,江蘇 常州 213164;2.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江蘇 常州 213100)

一、引言

2020年,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我國首次提出了“數字營商環境”?！丁笆奈濉睌底纸洕l展規劃》提出要進一步優化數字營商環境。2021年,我國數字營商環境在G20經濟體排名第九,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躋身世界前列。數字經濟的發展規律與傳統產業不同,數字化轉型需要配套的數字營商環境作為保障。數字經濟賦能傳統營商環境,能更好地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釋放數字經濟潛力,對構建我國經濟雙循環發展新格局和統一全國大市場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國內數字經濟與數字社會的發展構建了數字營商環境的需求語境,因此,數字政府的實踐構建了數字營商環境的應用語境。因此要加快構建適合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特色的數字營商環境評價體系,為實現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夯實根基。

國內文獻多集中于從數字政府轉型(孫源等,2021)、數字經濟(馬俊等,2020;馬源和高太山,2020;馬曉瑞和暢紅琴,2021)角度出發,以定性的方法進行研究,缺少數據支撐。國外觀點主要以打補丁的形式提出了數字營商指標,割裂了傳統商事活動與數字經濟之間的互動,也忽略了數據作為市場要素與治理供給的二元屬性。本文思考數字空間泛在化趨勢下的數字營商環境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構,將數據的二元屬性納入數字營商環境評價體系,通過收集“全樣本”省級數據,定量分析測算我國數字營商環境的整體發展、區域差異與動態演進,為客觀認識我國數字營商環境發展現狀與優化完善提供參考借鑒。

二、研究設計

(一)評價體系構建

數字營商環境既包括利用數字技術對傳統營商環境的提升,也包括面向數字經濟市場主體提供完整生命周期中所需的新型營商環境。數字營商環境具備天然的“數智化”優勢,能有效助力營造高效、公平、透明的政務商務服務體系。本文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國情,參考《2021G20數字營商環境評價報告》《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相關指標進行設計。本文指標設計既重視傳統商事活動與數字經濟之間的互動,又考慮數據作為市場要素與治理供給的二元屬性,選擇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市場環境、數字政務服務、數字法治規則、數字創新環境5個維度,構建我國數字營商環境評價體系的理論框架,見圖1。

圖1 數字營商環境評價體系的理論框架

數字營商環境評價體系具體包括5個一級指標,13個二級指標,23個三級指標,見表1。

表1 數字營商環境評價體系

(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1—2020年30省份數據,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國研網、EPS數據庫、《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政府績效評估報告》和《中國司法文明指數報告》。缺少數值用插值法補足。

(三)評價方法

1.改進熵值法。為了較好地消除主觀因素的影響,本文采用客觀的熵值法確定數字營商環境中各指標的權重。有m個省份、n個指標、r年,Xtij表示第t個年第i省第j項指標的原始數據?？紤]到傳統熵值法無法適用于面板數據,參考蔡璐(2020)選擇改進的熵值法進行計算。

第一步,為了去除評價指標不同量綱的影響,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第二步,計算各指標比重。

第三步,計算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值。

第四步,計算第j項指標的權重。

第五步,計算各對象數字營商環境綜合指數。

2.核密度估計。核密度估計是一種非參數估計方法,可直觀地理解為“光滑”的概率密度直方圖,用連續的密度曲線描述地區數字營商環境水平的分布特征?？v向對比區域內多期樣本的核密度曲線形態,可以識別區域內數字營商環境分布的動態演進特征。橫向對比不同區域的核密度曲線形態,能夠捕捉數字營商環境分布軌跡變化的差異。計算j區域數字營商環境水平的密度函數。

其中:n為觀測值數量;Xi為樣本值;x為均值;h為帶寬;K(·)為密度函數,選擇高斯核密度函數。

3.障礙度模型。在數字營商環境評價之后,為進一步分析診斷其發展建設中存在的主要障礙和改進方向,常采用障礙度模型。

第一步,計算指標偏離度。

Ptj=1-Ytj

第二步,計算指標層障礙度。

第三步,計算準則層障礙度。

其中:因子貢獻度用單項指標的權重wj表示;偏離度Ptj表示單項指標與理想值的差距;指標層障礙度mtj表示單項指標對數字營商環境的影響程度;準測層障礙度Mtj為指標層障礙度之和;Ytj為各指標的標準化數值。

三、數字營商環境的典型化事實

(一)全國整體分析

本文利用改進的熵值法計算得到2011—2020年30個省份數字營商環境評價體系的指標權重,見表1。2011—2020年全國數字營商環境及各維度水平變化趨勢見圖2。從圖2可以看出,全國數字營商環境水平逐年上升,從2011年0.215增長到2020年0.392,十年間增長了81.95%,但整體水平仍較低。2015年的增長率為10.17%,為十年間增長率最高的一年。

圖2 2011—2020年全國數字營商環境及各維度水平變化

五大維度在觀測期均保持增長狀態,數字基礎設施是用數據表達新型生產力結構和生產關系,并用以支撐數字營商環境建設的底層架構和技術基礎,表現出數據作為市場要素的經濟屬性,對數字營商環境的貢獻最大,為0.309。數字市場環境為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性條件,與傳統經濟的融合聯接加快了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激發了市場活力,對數字營商環境的貢獻為0.261。數字政務服務對數字營商環境的貢獻為0.125。數字創新環境對數字營商環境的貢獻為0.217。數字法治規則的貢獻最小,為0.088。

具體來看,“十三五”時期我國持續推進5G、IPV6、區塊鏈、工業互聯網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夯實數字營商“硬環境”?！度珖罨胺殴芊备母飪灮癄I商環境電視電話會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案》提出放寬數字經濟領域市場準入的多項舉措。2019年,我國首次提出數字政府戰略,極大提升了監管準確度與服務便利度,加速實現政府監管與服務的數字化轉型,數據的治理供給屬性逐漸凸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與科技革命的變革,形成了協同數字治理新格局、建設數智化監管體系的智慧化服務型政府?！短嵘駭底炙仞B與技能行動綱要(2021—2035年)》提出:到2025年全民數字素養與數字技能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到2035年基本建成數字人才強國,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等能力達到更高水平。提高全民數字素養為創業活動提供了基本技能與發展潛力。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相繼頒布。目前浙江、廣東等省份發布了數字市場地方性法規,探索數據權益保護和數據流通利用規則。但地方數字市場的立法仍較保守和謹慎,創新性制度規則較少,可能與其貢獻度較低有關。

(二)地區差異分析

2011—2020年全國及東、中、西部數字營商環境水平的變化趨勢見圖3。從圖3可以看出,觀測期內東部地區評價指數處于絕對領先地位,中、西部地區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傮w來看,三大區域均保持上升態勢,保持較高的增速。觀測期內全國及東、中、西部年增長率分別為6.88%、7.15%、7.06%和6.31%。東部表現為增速發展態勢,中部凸顯趕超全國的趨勢,而西部與其他區域差距逐漸擴大。

圖3 2011—2020年全國及東、中、西部數字營商環境水平變化

東部地區的數字政府改革領跑全國,對新業態、新模式選擇“一指減負”“親情在線”等惠企場景,夯實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地位。東部地理與交通條件便利,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更加完善,“寬帶中國”試點進一步提升了東部網絡覆蓋率,互聯網3.0時代給予社會大眾去中心化的網絡。東部城市在“搶人大戰”、創新要素聚集等方面更具優勢,加速實現了數字普惠金融、數字經濟新業態成果的轉化。

中部地區在開創“中部崛起”的新局面下,數字營商環境水平的增速表現出對全國平均水平的追趕趨勢。中部地區人口眾多,具備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突出優勢,有助于實現大數據產業價值鏈升級?！爸胁拷鹑恰背鞘腥Πl展加快了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構建縱向貫通、橫線協同的新業態發展體系,推行跨省覆蓋的“數字政府”服務。

西部地區受限于地理和交通條件,數字基礎設施難以全域推廣。西部地區數字經濟新業態發展滯后,人才引進能力不足?？紤]到城市規模的異質性,西部地區擁有更多的三線以下城市,這些城市缺乏充分的數字資源與基礎條件,抑制了數字基礎設施、數字人口素養、數字創新文化的提升。這些因素導致西部數字營商環境水平與其他地區差距逐漸擴大。

四、數字營商環境的分布動態演進

(一)全國整體的動態演進趨勢

為了更細致地捕捉數字營商環境水平絕對差異的動態信息,采用核密度估計探析全國數字營商環境建設水平的分布、態勢、極化、延展性的動態特征,見圖4。首先,觀測期內核密度曲線中心向右移動,說明全國數字營商環境水平明顯上升,集中在0.1～0.4,整體水平不高。其次,峰值逐漸下降且曲線寬度增加,說明各省份數字營商環境水平集中程度下降,且存在明顯差異性。再次,右拖尾逐年拉長,分布延展性逐漸拓寬,說明存在某一地區數字營商環境水平明顯高于其他省份的現象。最后,從極化現象看,2017年表現出雙峰向單峰的轉變,說明兩級分化現象減弱,十年間數字營商環境低水平省份逐漸向高水平省份追趕,加速了整體水平的提高。

圖4 全國數字營商環境水平的分布動態

研究結果表明,2015年我國全面實施的“互聯網+”戰略,積極鼓勵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同時,“互聯網+”政務服務的提出促進了“在線服務2.0”的轉變,推動了數字營商環境水平的提高。2019年底,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影響下,數字經濟對緩解社會經濟沖擊發揮了巨大作用?？萍歼M步與放松過度的市場準入促進數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新業態、新模式的產生倒逼數字治理模式不斷創新與發展,促進了2020年數字營商環境水平進一步提升。

(二)區域層面的動態演進差異

圖5、圖6、圖7展示了代表年份東、中、西部數字營商環境建設水平的分布、態勢、極化、延展性的動態特征。首先,東、中、西部曲線中心右移明顯,三大區域的數字營商環境水平均表現出上升趨勢,且東、中、西水平遞減。這與典型事實的描述保持一致。不難理解,由于各區域經濟發展、資源稟賦、政策制度等存在差異,數字營商環境建設取得階段性成果表現為東、中、西遞減,解釋了2017年后數字營商環境高水平省份與其他省份差距持續拉大的原因。其次,三大區域存在的“雙峰”現象逐年減弱,在觀測期均轉為單峰。三大區域在2017年后曲線趨于平緩,說明兩級分化現象逐漸減弱。最后,三大區域核密度曲線主峰高度下降,曲線寬度拓寬,2017年后出現右拖尾且逐年增強,說明區域內離散程度逐漸提高,離散程度表現為:東部>西部>中部。區域內數字營商環境水平較高的省份逐漸增加,并與低水平省份不斷拉開距離。

圖5 東部數字營商環境水平的分布動態

圖7 西部數字營商環境水平的分布動態

東部數字營商環境水平的離散程度最高,說明在缺乏歷史經驗借鑒的背景下,東部各省份數字營商環境建設水平有差異。同時,區域內部極端值與平均值差距增大,如廣東省數字營商環境水平顯著高于其他省份,且不存在收斂。中部地區數字營商環境水平集中程度下降最多,“中部崛起”的新局面帶領區域內省份數字營商環境建設各異。區域內建設水平差異性增強,但相比于東、西部而言,差異程度最小?！爸胁拷鹑恰背鞘腥?縱向貫通、橫線協同的新業態發展體系產生的溢出效應縮小了區域內數字營商環境建設的差異水平。西部地區受限于地理和交通條件、人才引進能力、城市規模的異質性等因素,導致西部數字營商環境水平與東、中部差距逐漸擴大。但2014年后,區域內的兩級分化現象逐漸轉弱,西部省份數字營商環境水平在提高的同時,差異度也在降低。

五、數字營商環境的障礙因子診斷

根據前文分析,全國和區域數字營商環境各子系統呈現上升發展趨勢,同時演化進程也存在差別。為了進一步探究阻礙數字營商環境發展建設的因素,本文利用障礙度模型對數字營商環境準則層和指標層障礙因子進行診斷分析。

(一)準則層障礙度診斷

準則層作為數字營商環境指標體系中的一級指標,比指標層更具有概括性。表2展示了2011—2020年影響全國數字營商環境發展排名前三位的障礙。2011—2013年的障礙度排序為: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市場環境>數字創新環境。2014—2016年,數字創新環境升級為第二位障礙因子,數字市場環境障礙度相對下降。2017年,數字創新環境障礙度再次升級為第一位障礙因子,但三者之間差距逐漸縮小。2018—2019年,數字市場環境回歸首位障礙因子,數字法治規則首次出現在核心障礙中,而數字基礎設施退出前三位障礙。2020年,數字市場環境以59.95%的障礙度保持在首位障礙因子,障礙度劇增;數字政務服務以10.88%的障礙度位于第三位障礙因子,成為阻礙數字營商環境建設的次要障礙因子。從時間維度來看,數字基礎設施障礙度有明顯的下降趨勢,基本保持大于20%,表明數字營商“硬環境”始終是制約發展的核心障礙之一。市場環境作為數字營商“軟環境”,其障礙度在2017年加速上升,說明破除“軟環境”障礙是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突破口。數字創新環境的障礙度在2018年后開始下降,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居家辦公、線上消費等新模式的產生使全社會對數字創新環境高度重視,加速了數字營商環境的發展。

表2 2011—2020年全國數字營商環境準則層障礙診斷

(二)指標層障礙度診斷

準則層障礙度會掩蓋指標層障礙度的差異,本文按區域劃分,篩選出2020年制約30省數字營商環境二級指標中前六位障礙因子,見表3。東部地區首位障礙因子集中在經濟發展(6省)與互聯網應用(3省),第二位障礙因子集中于人口數字素養(5省)。東部地區覆蓋了我國主要經濟強省,具備優越的互聯網資源與豐富的高等教育資源,培養了更多數字技能人才。但與數字經濟發展需求相比,經濟發展與互聯網應用在規模、結構、路徑等方面還具備提升的空間。信息網絡設施、物流交通、創業文化、法治建設等因素散見于第二至六名,說明東部地區在發展數字營商環境的實踐中考慮到對多種障礙因子的破除。中部地區全部省份的首位障礙因子為經濟發展,障礙度大于15%,說明數字經濟離不開經濟發展的有利支撐?；ヂ摼W應用(6省)障礙度排名第二,是制約中部數字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優先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是加快中部數字經濟建設的關鍵因素。人口數字素養、創業文化障礙度分別排名第三、第四,作為次要障礙因子制約了中部數字營商環境的發展。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9省)成為制約數字經濟的首要障礙因子,障礙度在15%左右。西部地方經濟難以支撐高效的數字經濟建設,是制約數字經濟建設的主要因素。與東部相比,物流交通的障礙度排名相對靠后,作為次要障礙因素,是西部地區在未來破除數字營商環境發展障礙需要思考的方向。

表3 2020年30省數字營商環境指標層障礙診斷

六、結論

本文重視傳統商事活動與數字經濟之間的互動,考慮數據作為市場要素與治理供給的二元屬性,構建我國數字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然后運用改進的熵值法、核密度分析、障礙度模型,對數字營商環境及子系統進行測度,進一步刻畫全國與東、中、西部數字營商環境的整體特征、維度特征、地區差異與動態演進,從而得到以下結論。

全國數字營商環境水平在不斷提高。從2011年0.215增長到2020年0.392,十年間增長了81.95%,但整體上仍處于較低水平,說明我國數字營商環境的發展存在機會與挑戰,這與部分學者的研究保持一致。2015年,全面實施的“互聯網+”戰略,促進了數字經濟發展與數字政府實踐,推動了數字營商環境水平的提高。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科技進步與放松過度的市場準入促進數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新業態、新模式的產生倒逼數字治理模式不斷發展與創新,進一步提高了數字營商環境水平。

數字營商環境五大維度均保持增長趨勢,數字基礎設施的貢獻最大,得分最高,數字法治規則的貢獻最小,得分最低。2015年“互聯網+”戰略及“十三五”時期持續推進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增強了傳統商事活動與數字經濟的融合與聯接,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放寬數字市場準入,為各類數字經濟市場主體提供了政策支撐。2019年,數字政府戰略與疫情常態化,加速形成了多元協同、數智化的服務型政府治理,充分發揮了數據的治理供給屬性。人口數字素養與新業態、新模式創業文化,從供給側角度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要素支持。少數地區雖然頒布了地方性數字市場法規,但較為保守和謹慎,這可能是數字法治規則貢獻度較低的原因。

從典型事實來看,東部地區數字營商環境水平遙遙領先,中、西部地區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呈現東、中、西階梯性發展格局,與趙紅梅和王文華(2022)的研究結論一致。在增長率方面,東部表現出加速發展趨勢,中部凸顯趕超全國平均水平的趨勢,而西部與其他區域的差距逐漸擴大。從動態分布來看,各地區數字營商環境發展水平集中程度降低,地區間差距擴大。2020年,東部離散程度最高,發展差異性最大。區域內兩級分化現象逐漸好轉,區域內省份增長水平存在追趕態勢,西部于2014年最早消除了兩級分化。2017年后,三大區域內部極端值與平均值差距增大,如廣東、四川、湖北表現出點狀領先優勢。從發展障礙來看,數字市場“軟環境”障礙度提升與數字基礎設施“硬環境”障礙度下降并存。經濟發展、互聯網應用、人才數字素養等多障礙因素制約了東部數字營商環境發展,而經濟發展的障礙因素對中、西部的阻礙更大。